小說家
最偉大的悲劇大師
哈代望向倒塌的村莊，背對人群離開。
世人惋惜短壽的詩人，但哈代活到近九十歲，經歷世紀更迭，在那個年代是高壽，可他的痛苦也源於此。他親眼目睹了兩次工業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生橫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黎明與黃昏，他是英國鄉村的守夜人，卻在晚年成為落後作家的象徵，哈代命定要看到先輩信念與遺產的灰飛煙滅，而他無論多麼努力，也終究趕不上歷史的車輪。
身處如此紛繁複雜的時代，哈代卻把一半的生命留給鄉村。六十年代，他曾闖蕩倫敦，但五年過後，他又回到故鄉，並在那裡開始自己的長篇創作，於1871年寫出第一部長篇《計出無奈》。哈代筆耕不輟，在小說領域大步向前，直到1896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轉型——從小說家到詩人。他書寫著宗法制社會的失落、農村田園的悲歌，卻把自己留在落寞之地，這種矛盾貫穿他的人生，也映照他的寫作。而一切的源頭都可以從多塞特郡尋覓。
多塞特郡位於英格蘭西南部海岸，該郡是農業郡，毗鄰大荒原。哈代出生於這裡的多切斯特縣博克漢普頓村一個石匠家庭，他的父親是石匠，母親則是頗有涵養的家庭主婦。如今，在坐落於多切斯特市中心高街的博物館裡，還存放著許多哈代的文學手稿和生活用品。多塞特郡是哈代的寫作素材來源，故鄉的一草一木被他銘記於心、刻在小說，於是才有了《德伯家的苔絲》這段清新潔淨的文字：“在他身後，重山莽莽，Sunny燦爛地照射在廣闊的田野上，使整個景物毫無遮掩的呈現在眼前，一條條小路白晃晃的，一排排樹籬低矮地盤結著，大氣清澈無色。”
哈代的詩歌在英國文壇頗有讚譽，但助他揚名於世的還是小說。哈代認為自己的小說有三大類：“傳奇和幻想作品”、“機巧和實驗小說”、“性格和環境小說”，他最拿手的是第三類，出的傑作也最多，如《綠林蔭下》《遠離塵囂》《還鄉》《卡斯特橋市長》《無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絲》。
潛意識中，哈代感到“性格即命運”，他筆下的人物追隨這個設定來行動。《德伯家的苔絲》裡，苔絲的悲劇源於其性格的坦誠與殉難式的熱忱；《卡斯特橋市長》裡，邁克爾·亨察爾倔強偏執、好狠好鬥，最終一無所有、葬身荒原；而《遠離塵囂》的特羅與加布裡埃爾，他們一個是信奉利己主義的資本家，一個是抱定小農思想的農村守護者，他們的命運也由此而成。
在一樁樁悲劇中，資本與機器的闖入成為導火索，舊的宗法制社會模式土崩瓦解，英國鄉村出現了一批“夾在時代裂口”的人，他們往往是悲劇的承擔者。而在哈代看來，那些種下悲劇的人，表面上都源於道德敗壞，但如果追問這普遍的道德敗壞的起源，便與英國迅速變化的社會風尚有關。
活在維多利亞時代（1851年-1901年），如同中國的開元盛世，哈代感受著一個帝國的光榮與隱憂。經歷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維多利亞人信興高漲，浪漫華麗的樂章奏響科學進步的頌歌。當英國的領土達到了3600萬平方公里，經濟佔全球的70%，貿易出口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哈代卻看到了大工業時期農村社會的瓦解、階層的貧富分化和社會道德觀的鬆動與裂痕。
作為一位寫實派作家，他的小說不遺餘力地反映工業文明對鄉村體制的衝擊。《還鄉》中，愛敦荒原是農村宗法制社會的象徵，而新興的工業文明卻吸引了那裡的“叛逆男女”，結果，每一個逃離它的人都落入悲劇；《卡斯特橋市長》中，富有古羅馬氣息的卡斯特橋市被資本主義經濟衝擊，人與社會的關係和道德因此變化；《德伯家的苔絲》，苔絲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愛情，盼望改變自己的貧困處境，最後卻死於人民的噓聲。哈代不僅將時代寫入小說，還讓時代成為改變人物命運的符號。
他與發達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背道而馳，懷揣著勇氣追問弄潮兒的道德與社會責任。但他不是一個保守的道德分子，恰恰相反，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頗有微詞。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道德保守的時代，法官何帆在《淫書、黃片和法院》中說：“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連自慰都可以成為犯罪，性話題更是成為普遍禁忌。公然講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也被視為猥褻。如果你在英華人家裡做客，主人用一整隻雞待客。主人分菜時，絕對不能像今人說話那麼直接：“請問你要吃雞胸肉，還是雞腿呢？”而是要婉轉地問：“你要吃白肉呢，還是黑肉？” 這裡，白肉指的是雞胸，黑肉則是雞腿。”談話中不能公開說胸和大腿，甚至女性在公眾場合露出腳踝被視為不雅，可見時人的保守程度。
哈代的道德感在於對弱勢者的同情與偽善的揭露，以及對父權社會的自覺反省。由此，他獲得勞倫斯與伍爾夫的讚頌。勞倫斯是典型的“文學浪蕩兒”，《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就是他的作品，而伍爾夫不僅僅是意識流的大家，也是著名的女權運動捍衛者，眼光十分前衛。勞倫斯認為“（哈代的小說）將人類的意識所把握和構建的小道德體系置於大自然或生活本身那龐大、難以理解並且是不可理喻的道德體系之中，它超越了人的意識”，而伍爾夫說：“托馬斯·哈代是“英國小說中最偉大的悲劇大師”。”這絕對是很高的評價。哈代具有思想上的自覺，他不但反叛了自己青年時期信奉的“上帝”，也在為追求自由的女性施以援手。
守夜人
絕不單純唱輓歌
支撐哈代的是進化論。青年時代，他就關心進化學說，成為《物種起源》的熱情擁躉。休閒時間，他積極閱讀達爾文、赫胥黎、休莫、斯賓塞、穆勒等人的著作。分別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列出了對他影響深遠的人物，其中就有上述幾人。他曾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安排苔絲吸收赫胥黎的思想，也曾在《列王》裡引用斯賓塞的“第一原則”問題，在1922年《新舊抒情詩集》的序言中，他再一次承認自己對進化論的欣賞，他引用《在黑暗中》的一句詩:“假如有路通往善，就急需要考察惡。”進而表達自己的“進化的社會向善論”。
然而，哈代不認為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他認為這必然中還有偶然的成分。勃朗寧說：“只少了一點點，就有無窮的不同。”哈代曾在小說中引用了這首詩，在他眼裡，人的命運乃至宇宙的活動都由千千萬萬的偶然織成，這些偶然統攝於一個大的必然關係裡，又在其中影響著事物的微妙聯絡，哈代小說的悲劇是由大的必然與小的偶然融合的結果，但小的偶然卻在一瞬間產生關鍵作用，如《德伯家的苔絲》中克萊的迴歸。
也是進化論，左右哈代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判斷。生於那個時代，大都市的巨大震顫令哈代印象深刻，與倫敦、曼徹斯特相比，多塞特郡彷彿一個“失落的世界”，哈代不無憂慮地感到——生產力落後的農業文明註定被工業文明所取代，似多塞特郡這般鄉村世界正走向消亡。他當然意識到鄉村世界裡觀念保守、封閉的一面，但他對故鄉清新潔淨的風光和自然所浸潤的淳樸生靈念念不忘，一些神聖的東西正在鉅變中消亡，而哈代只能是河流的旁觀者，他不會也不能改變河的流向。
他絕不是一個單純唱輓歌的人，他對古樸鄉村懷著一份複雜的感情，那裡不只有善，還潛藏著人性深深的惡。童年時期，哈代就感受到了鄉村的貧窮與狹隘，那裡多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親戚，教育的缺席讓當地人文化素養堪憂，而普遍的低收入折磨著辛勤的勞動群體，一些人為求生計，早已離家出走。謝天謝地，哈代的母親開明大度，早早為自己的兒子爭取珍貴的受教育機會，新創辦的鄉村小學讓他第一次感受到知識的曙光。
於是在哈代的筆下，既有小橋流水人家式的自然風光（《苔絲》），也有保守落後、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愛敦荒原（《還鄉》）。生活於此的人渴望擁抱現代生活，從鄉村到城市成為他們奮鬥的路徑。比如《還鄉》裡的遊苔莎，她“想享受到所謂的人生——音樂、詩歌、熱情、戰爭和世界的大動脈裡一切的搏動和跳躍”，她恨愛敦荒原，“這片荒原就是我的苦難，就是我的冤孽，將來還要是我的追命鬼。”為此她必須逃離到愛敦荒原外的世界。無獨有偶，《還鄉》的另一主人公克林不滿於愛敦荒原的封閉落後，也有意透過建立學校、發展教育改變它。
但是，哈代對這種改變卻持一種悲觀的態度。遊苔莎被毀滅了，克林失敗了，古老的愛敦荒原依然古老，和誰都不爭的文恩反而收穫幸福。哈代看到了個體面對大環境的無力，卻也給不出更好的解決路徑，而那些渴望衝破環境的青年男女，最後不是走向幻滅，就是皈依宗教。
宗教是拯救小說人物的重要方式，這與哈代的經歷有關。多切斯特縣有一處教區教堂，由於父親和祖父皆為教堂裡唱詩班的成員，哈代耳濡目染，積累了豐富的宗教知識和對耶穌基督的虔誠，那處教堂也成為了他的內心“最神聖的地方”。
但哈代對基督教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青年時期，他是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早期作品《綠蔭下》中，他以故鄉的教堂為藍本展現出教堂優美恬靜的氛圍，他還曾對朋友說:“在鄉村，假如沒有教堂，就沒有一切生活。”這時候，哈代讚頌基督徒的博愛、真誠和犧牲精神。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對上帝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產生了懷疑，進化論對基督神學的直接挑戰更讓他左右為難、無法迴避。於是，在《遠離塵囂》《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中，哈代淡化了自己對基督神學的尊崇，轉而謳歌人文精神，為爭取自由、追求個性甚至反叛基督教道德觀的女性唱讚歌。到後來，哈代說:“我對上帝的尋找已經有五十年了。如果他存在，我早該找到他了。”他對上帝已經懷疑。但是，晚年的哈代又在追憶基督教的神聖傳統，也為自己失去舊日信仰而彷徨。1908年，他寫了一首《上帝的葬禮》，流露出自己對信仰失去的傷感與落寞。哈代試圖尋找一個新上帝，到頭來，他的答案是“造物主”，但這具體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詩人
傷痕穿透我的心
哈代渴望瞭解未知事物，包括古老的東方世界。但對於中國，他知之甚少。他很少談到中國，當徐志摩於1925年7月訪問他時，他問徐志摩:“你們的詩用韻不？......但是你們的文字是怎麼一回事？難極了不是？為什麼你們不丟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哈代曾被教士莫爾德邀請來華，但他感到不便，沒有前去，終其後半生，他都留在自己的母國。不過，哈代對東方的宗教頗有敬畏，他認為:“在宗教方面，東方的民族似乎比我們西方要古老得多。他們對待我們的說教，定是懷著一種欣悅的詫異，猶如大人對待孩童的新聞和說理。”
徐志摩對哈代在中國的推廣功不可沒。在1923年11月10日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1號上，他翻譯了哈代的詩歌《她的名字》和《窺鏡》，“哈代”這個譯名就出自他的手筆。同年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2號，他又翻譯了《傷痕》和《分離》。徐志摩對哈代推崇倍至，甚至認為“哈代是現存作家中最偉大的一個”。也是他，將哈代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相提並論。
在中國，哈代最有名的小說是《德伯家的苔絲》，這還要感謝一位譯者——英國古典文學專家張谷若先生，他是哈代和狄更斯的“東方知音”。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所翻譯的《德伯家的苔絲》，銷售一空。八十年過去了，這個譯本依然鮮活，即便是對哈代一無所知的讀者，也會被它深邃的美感所折服。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絲》裡塑造了經典的女性人物苔絲，這也是其“性格小說”中的典型女性。和遊苔莎一樣，苔絲出身於一個與世無爭的鄉村，卻又對外面的世界心嚮往之。她渴望一份真摯的愛情，敢於挑戰陳規陋俗，命運卻一次次辜負和玩弄她的勇氣。先是被紈絝子弟亞歷克·德伯強姦，又是在工業社會中受挫，好不容易擁抱愛人克萊，可在新婚之夜，自己的坦誠卻讓克萊蒙羞，二人從此分居，克萊遠赴巴西，苔絲陷入困窘，面對亞歷克·德伯的二度糾纏，她選擇寄居籬下，但是，當克萊懷揣著懺悔歸來，他卻又面臨了新的思想鬥爭。最終，崩潰的苔絲殺死亞力克，自己被處以絞刑。在這篇小說中，哈代用一個副標題表現自己的態度，他認為苔絲是“一個純潔的女性”，這在維多利亞時代是很激進的事，因為苔絲不但失去了貞潔，還犯下了殺人大罪，可哈代卻公然為其辯論，她的肉身被汙濁，道德卻比大多光鮮男子更純潔。
哈代守護著一個失落的過去，卻又積極擁抱新銳思想，這種觀念上的矛盾直接影響他對角色的處置。無論是苔絲還是遊苔莎，追求自由、反抗舊俗的女性都被哈代賦予光澤，從她們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可等待她們的卻都是悲劇收尾，哈代激賞他們的勇氣，卻不看好他們的反抗。“反抗而無用”熔鍊出哈代小說的悲劇底色。這就難怪女權主義者伍爾夫肯定哈代，卻不欣賞他對反抗的女性的“處死”。
伍爾夫也不欣賞哈代的性別觀念。儘管哈代表面上謳歌新女性，但他仍無法擺脫傳統的男女性別氣質的建構，他對女性的看法仍有典型的父權社會色彩。所以“不論芭斯希芭多麼嫵媚動人，她還是個弱者，不論亨察爾如何頑固不化，誤入歧途，他仍是個強者。”
小說引起的真大爭議一度讓哈代疲憊，《無名的裘德》後，他轉投詩歌。20世紀前，哈代是一位小說家。20世紀後，哈代是一位詩人。他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詩歌，發表了《威塞克斯詩集》《今昔詩篇》等8個詩集，在詩歌上，哈代的詩結構工整、格律講究，融建築美學於詩，每節起句與末句高度呼應，形成一種迴旋式的音樂美。哈代的詩歌中，短詩《傷痕》尤為知名：
I climbed to the crest,
我爬上了山頂，
And, fog-festooned,
回望西天的光影，
The sun lay west
夕陽在雲彩裡，
Like a crimson wound:
如一個血紅的傷痕
Like that wound of mine
好似我自己的傷痕
Of which none knew,
無人知曉，
For I’d given no sign
因為我不曾袒露
That it pierced me through.
誰知這傷痕傷透我的心。
這首詩工整質樸、融情於景，意象新奇而凝重，既是哈代面對夕陽的一時心境，也如同他這一生的寫照。他總是在賣力地跟上時代又眷戀地回頭，親眼目睹嚮往的東西被打破，也感受著激情退卻後的落寞。他是一位小說巨匠，卻也是一位矛盾的詩人，詠歎著自己的無助與悲傷。
此時，哈代還創作了英語文學史上最宏偉、最浩瀚的史詩劇《列王》。詩劇共分3部、19章、133場，分別發表於1903年、1906年和1908年，運用了散文、無韻詩和有韻詩。哈代在史實基礎上訴說威塞克斯人對戰爭的態度，並藉助神明的啟示，傳達自己的價值理念。哈代認為：宇宙被一種不知善惡、冷酷無情、沒有知覺的“內在意志”所支配，它隨時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個人在它面前如此渺小。顯然，《列王》再一次體現了哈代的宿命論。
哈代的史詩令他達到又一個頂峰，但新潮詩人決定數落他。在那個現代派崛起的年代，哈代被艾略特等人列為過時的象徵。時間給予公正的評判，到如今，哈代的詩歌仍煜煜生光，感染著一代又一代讀者。
唱時代的反調，倔強如斯。當維多利亞時代落幕，哈代在反思；當一戰的炮火打響，哈代在反思；當帝國沉浸在勝利的歌聲，哈代仍在反思。但他終有停止思考的一天，一如偉大的的帝國終會倒塌。1928年1月11日，哈代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市去世。按照遺囑，他的骨灰留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心臟則安葬於故鄉的斯廷斯福德教堂墓地。葬禮過後，歷史的車輪繼續轉動，只是少了一位背道而馳的記錄者。
小說家
最偉大的悲劇大師
哈代望向倒塌的村莊，背對人群離開。
世人惋惜短壽的詩人，但哈代活到近九十歲，經歷世紀更迭，在那個年代是高壽，可他的痛苦也源於此。他親眼目睹了兩次工業革命、二月革命、普法戰爭、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生橫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黎明與黃昏，他是英國鄉村的守夜人，卻在晚年成為落後作家的象徵，哈代命定要看到先輩信念與遺產的灰飛煙滅，而他無論多麼努力，也終究趕不上歷史的車輪。
身處如此紛繁複雜的時代，哈代卻把一半的生命留給鄉村。六十年代，他曾闖蕩倫敦，但五年過後，他又回到故鄉，並在那裡開始自己的長篇創作，於1871年寫出第一部長篇《計出無奈》。哈代筆耕不輟，在小說領域大步向前，直到1896年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轉型——從小說家到詩人。他書寫著宗法制社會的失落、農村田園的悲歌，卻把自己留在落寞之地，這種矛盾貫穿他的人生，也映照他的寫作。而一切的源頭都可以從多塞特郡尋覓。
多塞特郡位於英格蘭西南部海岸，該郡是農業郡，毗鄰大荒原。哈代出生於這裡的多切斯特縣博克漢普頓村一個石匠家庭，他的父親是石匠，母親則是頗有涵養的家庭主婦。如今，在坐落於多切斯特市中心高街的博物館裡，還存放著許多哈代的文學手稿和生活用品。多塞特郡是哈代的寫作素材來源，故鄉的一草一木被他銘記於心、刻在小說，於是才有了《德伯家的苔絲》這段清新潔淨的文字：“在他身後，重山莽莽，Sunny燦爛地照射在廣闊的田野上，使整個景物毫無遮掩的呈現在眼前，一條條小路白晃晃的，一排排樹籬低矮地盤結著，大氣清澈無色。”
哈代的詩歌在英國文壇頗有讚譽，但助他揚名於世的還是小說。哈代認為自己的小說有三大類：“傳奇和幻想作品”、“機巧和實驗小說”、“性格和環境小說”，他最拿手的是第三類，出的傑作也最多，如《綠林蔭下》《遠離塵囂》《還鄉》《卡斯特橋市長》《無名的裘德》《德伯家的苔絲》。
潛意識中，哈代感到“性格即命運”，他筆下的人物追隨這個設定來行動。《德伯家的苔絲》裡，苔絲的悲劇源於其性格的坦誠與殉難式的熱忱；《卡斯特橋市長》裡，邁克爾·亨察爾倔強偏執、好狠好鬥，最終一無所有、葬身荒原；而《遠離塵囂》的特羅與加布裡埃爾，他們一個是信奉利己主義的資本家，一個是抱定小農思想的農村守護者，他們的命運也由此而成。
在一樁樁悲劇中，資本與機器的闖入成為導火索，舊的宗法制社會模式土崩瓦解，英國鄉村出現了一批“夾在時代裂口”的人，他們往往是悲劇的承擔者。而在哈代看來，那些種下悲劇的人，表面上都源於道德敗壞，但如果追問這普遍的道德敗壞的起源，便與英國迅速變化的社會風尚有關。
活在維多利亞時代（1851年-1901年），如同中國的開元盛世，哈代感受著一個帝國的光榮與隱憂。經歷工業革命與殖民擴張，維多利亞人信興高漲，浪漫華麗的樂章奏響科學進步的頌歌。當英國的領土達到了3600萬平方公里，經濟佔全球的70%，貿易出口超過全世界其他國家總和，哈代卻看到了大工業時期農村社會的瓦解、階層的貧富分化和社會道德觀的鬆動與裂痕。
作為一位寫實派作家，他的小說不遺餘力地反映工業文明對鄉村體制的衝擊。《還鄉》中，愛敦荒原是農村宗法制社會的象徵，而新興的工業文明卻吸引了那裡的“叛逆男女”，結果，每一個逃離它的人都落入悲劇；《卡斯特橋市長》中，富有古羅馬氣息的卡斯特橋市被資本主義經濟衝擊，人與社會的關係和道德因此變化；《德伯家的苔絲》，苔絲追求自由與平等的愛情，盼望改變自己的貧困處境，最後卻死於人民的噓聲。哈代不僅將時代寫入小說，還讓時代成為改變人物命運的符號。
他與發達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背道而馳，懷揣著勇氣追問弄潮兒的道德與社會責任。但他不是一個保守的道德分子，恰恰相反，他對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觀頗有微詞。維多利亞時代是一個道德保守的時代，法官何帆在《淫書、黃片和法院》中說：“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連自慰都可以成為犯罪，性話題更是成為普遍禁忌。公然講出“胸脯”、“大腿”等字眼，也被視為猥褻。如果你在英華人家裡做客，主人用一整隻雞待客。主人分菜時，絕對不能像今人說話那麼直接：“請問你要吃雞胸肉，還是雞腿呢？”而是要婉轉地問：“你要吃白肉呢，還是黑肉？” 這裡，白肉指的是雞胸，黑肉則是雞腿。”談話中不能公開說胸和大腿，甚至女性在公眾場合露出腳踝被視為不雅，可見時人的保守程度。
哈代的道德感在於對弱勢者的同情與偽善的揭露，以及對父權社會的自覺反省。由此，他獲得勞倫斯與伍爾夫的讚頌。勞倫斯是典型的“文學浪蕩兒”，《查泰來夫人的情人》就是他的作品，而伍爾夫不僅僅是意識流的大家，也是著名的女權運動捍衛者，眼光十分前衛。勞倫斯認為“（哈代的小說）將人類的意識所把握和構建的小道德體系置於大自然或生活本身那龐大、難以理解並且是不可理喻的道德體系之中，它超越了人的意識”，而伍爾夫說：“托馬斯·哈代是“英國小說中最偉大的悲劇大師”。”這絕對是很高的評價。哈代具有思想上的自覺，他不但反叛了自己青年時期信奉的“上帝”，也在為追求自由的女性施以援手。
守夜人
絕不單純唱輓歌
支撐哈代的是進化論。青年時代，他就關心進化學說，成為《物種起源》的熱情擁躉。休閒時間，他積極閱讀達爾文、赫胥黎、休莫、斯賓塞、穆勒等人的著作。分別在1911年和1924年，哈代列出了對他影響深遠的人物，其中就有上述幾人。他曾在《德伯家的苔絲》中安排苔絲吸收赫胥黎的思想，也曾在《列王》裡引用斯賓塞的“第一原則”問題，在1922年《新舊抒情詩集》的序言中，他再一次承認自己對進化論的欣賞，他引用《在黑暗中》的一句詩:“假如有路通往善，就急需要考察惡。”進而表達自己的“進化的社會向善論”。
然而，哈代不認為一切都是“歷史的必然”，他認為這必然中還有偶然的成分。勃朗寧說：“只少了一點點，就有無窮的不同。”哈代曾在小說中引用了這首詩，在他眼裡，人的命運乃至宇宙的活動都由千千萬萬的偶然織成，這些偶然統攝於一個大的必然關係裡，又在其中影響著事物的微妙聯絡，哈代小說的悲劇是由大的必然與小的偶然融合的結果，但小的偶然卻在一瞬間產生關鍵作用，如《德伯家的苔絲》中克萊的迴歸。
也是進化論，左右哈代對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判斷。生於那個時代，大都市的巨大震顫令哈代印象深刻，與倫敦、曼徹斯特相比，多塞特郡彷彿一個“失落的世界”，哈代不無憂慮地感到——生產力落後的農業文明註定被工業文明所取代，似多塞特郡這般鄉村世界正走向消亡。他當然意識到鄉村世界裡觀念保守、封閉的一面，但他對故鄉清新潔淨的風光和自然所浸潤的淳樸生靈念念不忘，一些神聖的東西正在鉅變中消亡，而哈代只能是河流的旁觀者，他不會也不能改變河的流向。
他絕不是一個單純唱輓歌的人，他對古樸鄉村懷著一份複雜的感情，那裡不只有善，還潛藏著人性深深的惡。童年時期，哈代就感受到了鄉村的貧窮與狹隘，那裡多是大字不識一個的親戚，教育的缺席讓當地人文化素養堪憂，而普遍的低收入折磨著辛勤的勞動群體，一些人為求生計，早已離家出走。謝天謝地，哈代的母親開明大度，早早為自己的兒子爭取珍貴的受教育機會，新創辦的鄉村小學讓他第一次感受到知識的曙光。
於是在哈代的筆下，既有小橋流水人家式的自然風光（《苔絲》），也有保守落後、與現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愛敦荒原（《還鄉》）。生活於此的人渴望擁抱現代生活，從鄉村到城市成為他們奮鬥的路徑。比如《還鄉》裡的遊苔莎，她“想享受到所謂的人生——音樂、詩歌、熱情、戰爭和世界的大動脈裡一切的搏動和跳躍”，她恨愛敦荒原，“這片荒原就是我的苦難，就是我的冤孽，將來還要是我的追命鬼。”為此她必須逃離到愛敦荒原外的世界。無獨有偶，《還鄉》的另一主人公克林不滿於愛敦荒原的封閉落後，也有意透過建立學校、發展教育改變它。
但是，哈代對這種改變卻持一種悲觀的態度。遊苔莎被毀滅了，克林失敗了，古老的愛敦荒原依然古老，和誰都不爭的文恩反而收穫幸福。哈代看到了個體面對大環境的無力，卻也給不出更好的解決路徑，而那些渴望衝破環境的青年男女，最後不是走向幻滅，就是皈依宗教。
宗教是拯救小說人物的重要方式，這與哈代的經歷有關。多切斯特縣有一處教區教堂，由於父親和祖父皆為教堂裡唱詩班的成員，哈代耳濡目染，積累了豐富的宗教知識和對耶穌基督的虔誠，那處教堂也成為了他的內心“最神聖的地方”。
但哈代對基督教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青年時期，他是虔誠的福音派基督徒，在早期作品《綠蔭下》中，他以故鄉的教堂為藍本展現出教堂優美恬靜的氛圍，他還曾對朋友說:“在鄉村，假如沒有教堂，就沒有一切生活。”這時候，哈代讚頌基督徒的博愛、真誠和犧牲精神。從六十年代開始，他對上帝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產生了懷疑，進化論對基督神學的直接挑戰更讓他左右為難、無法迴避。於是，在《遠離塵囂》《德伯家的苔絲》《無名的裘德》中，哈代淡化了自己對基督神學的尊崇，轉而謳歌人文精神，為爭取自由、追求個性甚至反叛基督教道德觀的女性唱讚歌。到後來，哈代說:“我對上帝的尋找已經有五十年了。如果他存在，我早該找到他了。”他對上帝已經懷疑。但是，晚年的哈代又在追憶基督教的神聖傳統，也為自己失去舊日信仰而彷徨。1908年，他寫了一首《上帝的葬禮》，流露出自己對信仰失去的傷感與落寞。哈代試圖尋找一個新上帝，到頭來，他的答案是“造物主”，但這具體是什麼，他也不知道。
詩人
傷痕穿透我的心
哈代渴望瞭解未知事物，包括古老的東方世界。但對於中國，他知之甚少。他很少談到中國，當徐志摩於1925年7月訪問他時，他問徐志摩:“你們的詩用韻不？......但是你們的文字是怎麼一回事？難極了不是？為什麼你們不丟了它，改用英文或法文，不方便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哈代曾被教士莫爾德邀請來華，但他感到不便，沒有前去，終其後半生，他都留在自己的母國。不過，哈代對東方的宗教頗有敬畏，他認為:“在宗教方面，東方的民族似乎比我們西方要古老得多。他們對待我們的說教，定是懷著一種欣悅的詫異，猶如大人對待孩童的新聞和說理。”
徐志摩對哈代在中國的推廣功不可沒。在1923年11月10日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1號上，他翻譯了哈代的詩歌《她的名字》和《窺鏡》，“哈代”這個譯名就出自他的手筆。同年的《小說月報》第14卷第12號，他又翻譯了《傷痕》和《分離》。徐志摩對哈代推崇倍至，甚至認為“哈代是現存作家中最偉大的一個”。也是他，將哈代與莎士比亞、巴爾扎克相提並論。
在中國，哈代最有名的小說是《德伯家的苔絲》，這還要感謝一位譯者——英國古典文學專家張谷若先生，他是哈代和狄更斯的“東方知音”。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所翻譯的《德伯家的苔絲》，銷售一空。八十年過去了，這個譯本依然鮮活，即便是對哈代一無所知的讀者，也會被它深邃的美感所折服。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絲》裡塑造了經典的女性人物苔絲，這也是其“性格小說”中的典型女性。和遊苔莎一樣，苔絲出身於一個與世無爭的鄉村，卻又對外面的世界心嚮往之。她渴望一份真摯的愛情，敢於挑戰陳規陋俗，命運卻一次次辜負和玩弄她的勇氣。先是被紈絝子弟亞歷克·德伯強姦，又是在工業社會中受挫，好不容易擁抱愛人克萊，可在新婚之夜，自己的坦誠卻讓克萊蒙羞，二人從此分居，克萊遠赴巴西，苔絲陷入困窘，面對亞歷克·德伯的二度糾纏，她選擇寄居籬下，但是，當克萊懷揣著懺悔歸來，他卻又面臨了新的思想鬥爭。最終，崩潰的苔絲殺死亞力克，自己被處以絞刑。在這篇小說中，哈代用一個副標題表現自己的態度，他認為苔絲是“一個純潔的女性”，這在維多利亞時代是很激進的事，因為苔絲不但失去了貞潔，還犯下了殺人大罪，可哈代卻公然為其辯論，她的肉身被汙濁，道德卻比大多光鮮男子更純潔。
哈代守護著一個失落的過去，卻又積極擁抱新銳思想，這種觀念上的矛盾直接影響他對角色的處置。無論是苔絲還是遊苔莎，追求自由、反抗舊俗的女性都被哈代賦予光澤，從她們的身上我們都能感受到人性的光輝，可等待她們的卻都是悲劇收尾，哈代激賞他們的勇氣，卻不看好他們的反抗。“反抗而無用”熔鍊出哈代小說的悲劇底色。這就難怪女權主義者伍爾夫肯定哈代，卻不欣賞他對反抗的女性的“處死”。
伍爾夫也不欣賞哈代的性別觀念。儘管哈代表面上謳歌新女性，但他仍無法擺脫傳統的男女性別氣質的建構，他對女性的看法仍有典型的父權社會色彩。所以“不論芭斯希芭多麼嫵媚動人，她還是個弱者，不論亨察爾如何頑固不化，誤入歧途，他仍是個強者。”
小說引起的真大爭議一度讓哈代疲憊，《無名的裘德》後，他轉投詩歌。20世紀前，哈代是一位小說家。20世紀後，哈代是一位詩人。他一生留下了一千多首詩歌，發表了《威塞克斯詩集》《今昔詩篇》等8個詩集，在詩歌上，哈代的詩結構工整、格律講究，融建築美學於詩，每節起句與末句高度呼應，形成一種迴旋式的音樂美。哈代的詩歌中，短詩《傷痕》尤為知名：
I climbed to the crest,
我爬上了山頂，
And, fog-festooned,
回望西天的光影，
The sun lay west
夕陽在雲彩裡，
Like a crimson wound:
如一個血紅的傷痕
Like that wound of mine
好似我自己的傷痕
Of which none knew,
無人知曉，
For I’d given no sign
因為我不曾袒露
That it pierced me through.
誰知這傷痕傷透我的心。
這首詩工整質樸、融情於景，意象新奇而凝重，既是哈代面對夕陽的一時心境，也如同他這一生的寫照。他總是在賣力地跟上時代又眷戀地回頭，親眼目睹嚮往的東西被打破，也感受著激情退卻後的落寞。他是一位小說巨匠，卻也是一位矛盾的詩人，詠歎著自己的無助與悲傷。
此時，哈代還創作了英語文學史上最宏偉、最浩瀚的史詩劇《列王》。詩劇共分3部、19章、133場，分別發表於1903年、1906年和1908年，運用了散文、無韻詩和有韻詩。哈代在史實基礎上訴說威塞克斯人對戰爭的態度，並藉助神明的啟示，傳達自己的價值理念。哈代認為：宇宙被一種不知善惡、冷酷無情、沒有知覺的“內在意志”所支配，它隨時有摧枯拉朽的力量，而個人在它面前如此渺小。顯然，《列王》再一次體現了哈代的宿命論。
哈代的史詩令他達到又一個頂峰，但新潮詩人決定數落他。在那個現代派崛起的年代，哈代被艾略特等人列為過時的象徵。時間給予公正的評判，到如今，哈代的詩歌仍煜煜生光，感染著一代又一代讀者。
唱時代的反調，倔強如斯。當維多利亞時代落幕，哈代在反思；當一戰的炮火打響，哈代在反思；當帝國沉浸在勝利的歌聲，哈代仍在反思。但他終有停止思考的一天，一如偉大的的帝國終會倒塌。1928年1月11日，哈代在多塞特郡多切斯特市去世。按照遺囑，他的骨灰留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心臟則安葬於故鄉的斯廷斯福德教堂墓地。葬禮過後，歷史的車輪繼續轉動，只是少了一位背道而馳的記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