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有所論述，可作為這一問題的參考答案。

我的論述，不僅限於“孝”，還提及了“忠”。

這裡一併列出，請各批評指正。

關於華人的道德規範問題，在多次批判及革命之後，逐漸讓人無法定義其中的對錯。比如說“忠”與“孝”。很多人認為，“忠”與“孝”是封建的糟粕，不值得提倡。還有人，為了模糊視聽，把一切自己所不認同的“忠”與“孝”，一律都貼上“愚忠”與“愚孝”的標籤，然後大加撻伐，從而達到自己無法向外人言說的目的。雖然我對儒家的學說深懷敬仰之情，但是，在談論關係到儒家的事體時，我還是盡力保持中正的態度和客觀的標準，這既是我為文的本意與做人的準繩，也是對我所敬仰的儒學之道的一種現實踐行。

首先說說我對“忠”與“孝”的粗淺認知。從人性本善的源頭來說，確立“忠”與“孝”的出發點，一定是善意的，是美好的。“忠”與“孝”是正面的道德標準，它們的作用，在我看來，說白了，其實就是一條：

維護和諧的社會生活秩序與和美的家庭倫理關係。

“忠”可以延展到很多方面，但是，就大的方面來講，就是忠於國家、忠於朝廷。這無論是在帝制以前還是民國以後，無論是在東方之東還是在西方之西，古今中外，或許使用的名詞不同，但對其實質的認可是一致的，是沒有中斷的。在可預見的未來，“忠”還是會作為一種美德，繼續被宣揚、被傳承。“忠”本身沒有錯。之所以屢屢被攻擊，原因就是所“忠”的物件的變換與鬥爭。

“孝”基本上只限於家庭內部，是晚輩對長輩的一種倫理上的美德與行為。為什麼要宣揚“孝”？其中有感恩的成分、有和諧的因素。先說感恩。華人是重情的，特別是在家庭體系當中。西方人，或許可以把家庭中的一些事情僅僅作為義務來處理。對於大多數的華人來說，在以前的社會，如果在家庭中只有義務，沒有人情、或者人情欠缺，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孝”裡面，義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情佔了很大的分量，這情，包含了愛、敬等多種因子。孔子早就認識到，有人可能會把“孝”簡化到只剩下義務，所以，他在《論語·為政》之中就已經毫不客氣地做了論述：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子講得很清楚，那就是，對父母長輩盡孝道，不能僅僅停留在物質層面，不能僅僅限於吃飽穿暖。雖然孔子在這裡只提出了一個“敬”字，但是，這也明白地對“孝”進行了定義，那就是，行孝的人，要從精神上對長輩進行關懷，這種精神的關懷，傳遞到長輩那裡，也是對長輩精神的一種安慰與滿足。說白了就是，物質的滿足，在“孝”之中是非常低層次的，是最起碼要做到的，精神的愉悅，在“孝”之中，才是高層次的，才是要努力的方向。

那麼，為什麼要孝呢？這才是最現實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了，是為了社會的和諧、家庭的和美，愉悅的生活環境，融洽的倫理關係。以長為尊，這大概是人類社會共同的認知，不惟中國一家。既然以長為尊，那麼，在家庭生活中，必須有所妥協時，只能是少讓長。從人生悲劇的角度來看，一般情況下、都是長者歷事多、受苦多、付出多、而在世之日相對會少，所以，也應該是少讓長。家庭是社會肌體的微小組織，只有家和，社會才能和。從社會的大角度來看，要求家必須和樂平穩。家的和樂平穩的主要決定因素，是作為家庭的成員每一個人，作為個體的每一個人，又各有各的脾氣和性格，也會因此而起重重矛盾，矛盾發生時，必須有人謙讓才能達成妥協。這就需要孝。當然除了孝，還有慈、友、悌等道德規範。孝是這些規範中的首要因素。

“忠”與“孝”，在儒家居於主流之後的長期的中國社會中，是判斷一個人人格的重要標準，既是君子人等必須具備的道德品質，也是對一般民眾為人處世的基本要求。

皇帝最重視的是自己的天下如何“萬歲”，所以最希望天下百姓恭順自己；孝，是人類本源之中，天性的，又關乎自身的良善；用孝治天下，最省力，也最省話，並且還最直接弄得懂的事。人有孝心，必有忠心，再弄出個忠孝不能兩全，君為天，國為大，於是世上百姓自然以君為第一。

首先我們講孝是什麼？孝是對血緣父母——尤其是父親——的幾乎無條件順從。 在最早的時候，是不強調無條件的，但是統治者後來越來越強調無條件的順從。

為什麼呢？

因為血緣是人類的天然屬性，一個人再無法無天， 也不會無父無母（跟喪父喪母是兩回事）。所以宣揚孝，就是有了一個絕對的，涵蓋面幾乎覆蓋全人類的，永恆的“普世價值”—— 人必須對自己的父母順從。

有了這個基本的價值觀。 然後再輔以一個重要的理論，三綱五常。即: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簡單來說， 就是把“孝”的概念透過類比， 推廣了。

夫妻之間是什麼關係？ 現代人認為是平等的生活伴侶關係。 但是在儒家禮教裡面， 夫妻是不平等的，夫是跟父親一樣的主導角色，妻是跟子女一樣的附屬角色。同樣， 君臣是什麼關係？春秋時期，君是大貴族，臣是小貴族，大家是親戚關係。戰國時期，君是主公，臣是食客，大家是僱主跟員工的關係。這兩者關係統一的特點就是，大家其實有階層但是等級不森嚴。 親戚看你不順眼了，可以閃人，甚至可以取而代之。 員工看老闆不順眼，大可以一走了之，不伺候了。

這種情形下，當皇帝的自然不是很舒服。然後他們發現儒家的禮法裡面，強調的倫常關係，很有用啊。在儒家概念裡， 君臣不再是老闆和打工仔的關係， 而是父子關係。儒家告訴人們， 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執行在倫常裡的，倫常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家庭。家庭是什麼結構呢？ 就是父親作為頂樑柱，帶領我們辛勤勞作，保衛家園。而兒子順從父親，無怨無悔的付出。兄弟之間要友愛。母親和妻子，就是附屬的關係。這樣的家庭，是最完美的。

推而廣之，完美的社會制度是啥？ 就是皇帝像父親一樣領導我們。 我們做大臣的像兒子一樣侍奉順從皇帝。 至於小民，那就像孫子一樣，再小一輩兒。這樣一來， 社會上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同僚之間要像兄弟一樣友好，上下級之間要像父子一樣慈愛。多完美。

所以有了君父這個稱呼， 有了父母官這個說法。所以總的來說， 儒家就是建立了一套基於人類家庭血緣基礎上的社會制度： 皇帝=父親， 臣民=兒子。

所以， 皇權的合法性，追根溯源，變成了孝道價值觀的合法性。 要保證這個制度框架的邏輯正確， 就必須強調孝道。這樣的框架下，臣民無法像以前那樣指責皇帝， 因為你無法指責自己的父親。對統治階級是最有利的。所以統治階級必須反覆的強調孝道。

正所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一個孩子從小被教育不能違逆父母，自然會變得唯唯諾諾。而出了社會，發現皇帝和領導變成了父母的同級替代品， 自然會習慣性的去順從，這樣就可以金甌永固。

古代封建社會提倡孝道，主要是統治者看準了其對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對維護國家政權的統一性和延續性非常有利。

首先，提倡孝道，對父母盡孝是人的本能慾望之一。就像烏鴉反哺一樣，孝道也是人之為人的本能。作為子女對父母的養育之恩都是有基本的感恩回報需求的，而提倡孝道正好彌補了人的潛在本能需求。這種自身需求的滿足會減少人的焦慮和對周圍環境的反抗情緒，有利於人理性的看待和處理問題，從而減少社會的不穩定性。

其次，提倡孝道非常有利於地方的穩定。帝王宣揚孝道將其作為社會的基本準則，一方面維護了父母年長者的基本利益，使其老有所依，消除了後顧之憂。年長者不僅閱歷豐富而且相對掌握了較多的社會資源，行事更加穩重理性，也更加有話語權。提倡孝道不僅能夠得到他們的積極支援，而且也可以充分發揮他們的做用來糾正後輩極端思想和錯誤行事方式。

另一方面，提倡孝道劃定了一條相對明確的社會標準，有利於後輩年輕人儘早形成成熟的價值觀和意識到其社會責任。這樣不僅有利於減少年輕人做出出格事情的機率，而且有利於社會和年長者對其的約束。任何朝代年輕人都是社會最具創新性的群體，也是最容易受誤導和煽動的群體。他們一旦被有特殊目的人或組織故意引導很容易造成社會動盪。而在封建社會大力提倡孝道可以作為一個很好的緩衝帶最大程度上減少這一情況的發生。

再次，提倡孝道有利於朝廷政局的穩定。“孝”的意義不僅包含我們普通理解的對父母孝順，還包括了“忠”的意義。這點對封建帝王維護其統治極其重要。而提倡孝道不僅能夠最大程度上保證朝臣對帝王政權的忠誠度，還能夠增加對朝臣監督的有效性，減少朝臣對政局穩定的不利影響。

另外，提倡孝道有利於國家政權和帝王權利的平穩交接。在歷朝歷代，掌握終極權利的“皇帝”之位永遠是各個繼位者的覬覦所在。為了這個至尊之位無所不用其極，大開殺戒的事情時有發生。而以孝治國，大力推崇孝道，可以最大程度上維護繼任者的合法性。帝國權利的繼任者不管立嫡立長還是選擇能者為之，不管是先代帝王指定還是後來大臣選擇，深入人心的孝道可以很大程度上減少皇室宗親和朝臣之間的分歧，這對維護政權穩定是極為有利的。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很大程度上減少狼子野心者透過政變獲取權利的可能性。

因此總得來說，不管是對普通百姓的管理還是對朝廷大臣的駕馭，不管是對皇帝當世權利的維護還是對後世權利的交接，提倡孝道，以孝治天下對百姓，百官和當朝統治者都是極為有利的。而不管是儒釋道也都是提倡孝道的，可以說孝道是幾千年中國社會最為大眾認同的基本道德。正因為孝道對華人如此重要，對各方利益如此有利，社會認同性如此之高，歷代皇帝推行以孝治天下也就不足為奇了。

老有所依，幼有所養，對孝文化的認同感使我們願意承擔起該我們承擔的責任。不管是在封建社會還是現在社會，這點在華人的血液裡從未改變過。也正因為華人的這份責任心我們國家才能歷經戰亂而不衰，正因為華人的自強不息我們幾千年的燦爛文化才能源遠流長直到今天。

“以孝治天下”，原則上是自漢武帝始，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後孔孟之道在朝廷乃至民間生根發芽 其中有著“以孝治天下”。自此之後的各朝各代都是以“忠孝治天下”。單純以孝治天下的就兩晉。

秦自商鞅變法後，面對七國兼併戰爭的政治形勢，為實現“富國強兵”的目標，推行了“異子之科”和“均出餘子之使令”，即以法律形式規定父子兄弟必須分家居住，財產分離。秦國希望透過強制百姓別籍異財的方式，增加國家的戶數與人口，增加政府的賦稅收入，擴大兵源。然而，法家這種崇尚功利，忽視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的做法雖然迅速實現了提高國家戰爭實力的目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會風氣與道德的敗壞。漢代的賈誼這樣描述“異子之科”造成的後果：商鞅拋棄了禮義和仁義恩惠，一心只想兼併天下；他的新法推行了兩年，秦國的風俗日益敗壞。所以秦國的人，家中富有的，兒子長大成人就與父母分家，家庭貧窮的，兒子長大以後就到富人家中當上門女婿；兒子借農具給父親，臉上就顯出給父親恩德的表情，婆母前來拿簸箕掃帚，兒媳立即口出惡言；兒媳抱著懷中吃奶的嬰兒，就與公爹姘居鬼混，媳婦和婆婆關係不好，就公開爭吵。他們只知道慈愛兒子，貪求財利，這與禽獸已經沒有多少差別了。社會的倫理道德，特別是父子家庭之間倫理關係的破壞，使當時的士人感到非常憂慮。

漢初承秦亡之敝，國家迫切需要重整社會秩序，提升社會道德。加上儒家思想的影響日益加深，尊崇孝道便自然成為重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自漢孝文帝以後，漢朝政府多次頒佈孝親養老相關的詔令，《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二年(前178年)在詔書中就說道，“老年人不穿帛制的衣服就不能保暖，不吃肉就不會飽，現在每年不派人慰問老人，又不賜予布帛酒食，如何幫助天下的子孫孝養他們的親人？”詔書要求地方官將尊老養老作為自己的施政方針，對老人要時常問候，賜予衣食。又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下詔表明對那些沒有勞動能力、無依無靠、缺乏衣食之人的憐憫之心，並要嘉獎孝悌力田之人，派遣謁者巡行天下，加以問候和賞賜。這些詔令雖然多為一些象徵性的做法，但卻體現出了政府的價值導向，對當時的社會主流價值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漢承秦制，為糾正秦法之弊，政府也頒佈了各種法令政策以鼓勵人民盡孝。在地方上，漢朝政府設定了孝悌、力田、三老等基層人員，以教化百姓，“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將恢復生產與孝道相結合，對鄉村社會秩序起到了穩定的作用。同時，國家也在財政和稅收上為行孝提供方便，建元元年（前140年）漢武帝下詔：“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闊焉。膚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漢朝政府多次透過提供補助，免除賦役等手段，幫助百姓能夠奉養老人，如建始三年（前30年），漢成帝下詔：“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國家還在法律上對老人實行優待，漢宣帝時就規定“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漢朝政府還設立了王杖制度，給年七十以上的老人賜予王杖，像朝廷所用的旌節一樣作為優待的憑信。獲賜王杖的老人，可以享受各種經濟法律上的優待，其地位比於六百石的官吏。隨著“以孝治天下”被確立為漢朝國家治理的指導思想，朝廷甚至透過法令，強制官員與父母同籍共財，以為表率，如漢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詔：“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這些手段對於國家引導養老孝親的社會輿論，提振社會上養老的風氣，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提倡“孝”是為了給提倡“忠”做鋪墊，中國素來提倡忠孝兩全。“孝”本就是家庭倫常上的規則，在中國傳統的家國一體觀念下，“孝”上升到政治倫理層面就成了“忠”，可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的準繩，在家裡兒子聽從老子，在地方老百姓又直接聽從於縣令“父母官”，再往上最終聽從於天子，而天子只需聽命於天。這樣就構成了中國封建等級綱常的基本框架，皇帝也自然得積極的提倡“孝”，因為它在封建統治秩序中本就起著地基的作用。

在先秦時代，忠還是表示盡心盡力替別人做事的意思，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人謀而不忠乎？”，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相對應，所以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到了後來這種盡心盡力辦事的物件就越來越多的成了皇帝，忠孝也越來越多的並列起來。

古代皇帝之所以以孝治天下，主要是以儒家的仁政、德政為理論基礎的，其實質是把倫理學和政治學統一起來，讓道德規範來為政治統治服務，同時也是貫徹儒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原則——“家國同構”，視國為家，以家為國。其根基是西周以來的血緣宗法制，將血緣宗法關係與政治體制緊密聯絡在一起。

同時，將倫理綱常和道德觀念與政治理念統一起來，倡導“忠孝”觀念，孝是孝敬長輩，而忠是忠於君王，當社會上所有人都能按忠孝倫理原則來行事時，社會就很有秩序，統治體制也會很穩定，統治者也就很輕鬆了。

所以，以孝治天下，以禮治國，強調德治，在古代政治體制中，其實是一種“軟控制”方式，這與法制、軍隊強力壓制等“硬控制”相呼應，相配合，維護皇權專制統治。

因而，孝、忠，“三綱五常”等，是儒家仁政體制的關鍵因素，是歷代皇帝所喜歡的。

當然，尊敬長輩，敬老愛幼也有值得提倡的方面，古代倫理傳統有優秀的成分，但不能無原則的愚忠愚孝，對於領導行善的，代表正義的，要遵從，對於長輩的善意，善舉和仁義的，要尊敬，尊奉，對長輩要孝順，但也要注意區分，倫理與政治畢竟是有區別的，不能綁架倫理原則去為政治服務。

心中有人民，尊重、敬重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家，敬老愛幼，這是應該的，優秀的道德傳統還是應該繼承和發揚的。

為什麼古代皇帝要以孝治天下？

這個問題應該是和儒家的倫理綱常聯絡在一起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儒家把人的關係，排列出一個遠近親疏尊卑的順序。本來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但最後淪為統治階級的工具。也是可悲。

但並不是說，孝順是不對的。

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天經地義的。但把對父母的孝順，向上延展為對君主的忠誠，就有些不妥。

古代的孝，也與現代的孝不同。古代的孝，不僅是對父母的孝順，還拓展開來包括對家族的忠誠，以至於對國家、皇權的忠。即忠君愛國的思想。

所以，孝是忠的基礎。為了維護忠，必須提倡孝。

很明顯的一個例子，皇權不下縣。古代的縣令，作為七品官。是官員品級中最低的。雖然也有所謂的八品、九品。但那些不算是官員，只能算是吏員。也就是現在的科員。

而縣級單位之下是誰來管理呢？就是靠地方宗族豪強。那宗族是靠什麼維繫呢？就是靠著對父母的孝。

古代一個父親告兒子，忤逆不孝。當時的刑罰是可以處死這個兒子的。雖然是站在人倫的角度，其實根本上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

而孝道作為一種統治工具，是伴隨中國的封建王朝相始終的。

作為中國第二個大一統的朝代，西漢。皇帝的諡號前面都是有一個孝字的。比如漢景帝、漢武帝，全稱是漢孝景帝、漢孝武帝。

皇帝提倡孝，就是要求百姓執行忠。孝是對於家庭的忠，也是對於皇權的忠的開始。

統治者提倡的就是維護統治的普世價值觀，孝是古代最重要的倫理道德體系的構成之一，這套封建倫理道德體系與儒家思想緊緊捆綁，極大地降低了統治成本和效率。

古代封建社會維護統治的四大要素，分別為政治權利結構的穩定，國家制度的直接保障，暴力機構為根本核心，思想文化上的高度統一。

規矩永遠是群體組織提高凝聚力和戰鬥力最重要的保障，下到三兩人，大到國家。而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就是封建社會最核心的規矩，這個規矩不光得到了普遍意義上的國家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更是要下到平民百姓，上到最高權利核心的背書，從而在長久時間裡，形成了華夏民族普遍意義上的價值觀。

那麼，以忠孝為核心的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到底給統治者，或者這個民族帶來了什麼好處？

一 以忠孝為核心的倫理道德體系和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思想的重要組成，它極大地增強了中國文化依附力和內聚力，進而提高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利於大一統和中央集權。這套倫理道德體系和中央集權是相互作用的，並且不斷的益向發展。

二 在古代科技落後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大背景下，如何提高國家政府的執行力，簡單來說就是如何把每一個人的力量聚集在一起，集中力量辦大事。封建倫理道德體系中重要的一環就是倫理等級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每個人向小核心聚集（子-父），而小核心再向大核心聚集（臣-君），這樣可以有效地匯聚人力，極大提高政府執行力。

三 極大地降低了統治成本，人心都是充滿慾望的，而人恰恰又是群體動物，人的價值要在群體社會中才能實現，但群體也無時無刻不在對個人產生影響，群體控制個人最有效地手段就是依靠無時無處不在的固定思維和價值取向。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就是古代封建社會的固定思維和價值取向，加強了思想上的束縛，給了每一個人普遍的行為規範， 極大地減少了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的內耗，進而降低了政府的統治成本。暴力不是萬能的，它往往具有兩面性，更多的它只是作為一種威懾的手段，而不是統治的手段。

最後，自古忠孝是不分家的，孝的另一面是忠，維護孝就是維護忠，進而鞏固和維護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權威。而對於皇帝來說，還有一個與生俱來的重大需求，就是維護萬世一系，維護家族血脈的統治，所以皇帝要不遺餘力的維護封建倫理道德體系。

維護孝，皇帝不得不做，不能不做！

當然，另一面忠孝也不斷的被統治階級加以利用和改造，不斷地被束縛，不斷地被愚化。

百善孝為先，對於一個家庭孝敬父母長輩，下和妻兒，一家和和睦睦，勁上一處使目標一致，這樣的家庭受到眾人的尊敬。對於一個目無尊長，道德淪喪，成天生活在雞飛狗跳的家庭，這樣的家庭受到眾人唾罵和排擠。

家庭平安了，國家也安穩了，古代君王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國家安定，也意識到只有家安才有國穩，特推行儒家思想以孝治國，用孝道教化國民，用孝道統治國民精魂，要孝忠皇帝孝忠國家。國家和家庭一樣，只有有法可依，人人遵守，社會才有序發展，國家才會強大，不會讓外夷欺負，孝道是治家治國之本。

社會要進步必須孝道為先，這一安定團結的道理，戰國時期的孔子周遊列國遊說和講學，宣揚孝道教育人們，西漢更是以孝道治國找到了根基，自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皇帝提倡孝道，如漢孝景帝，漢孝武帝等，諡號帶著孝字，可見西漢對孝道多麼重視和發展，自此以後的朝代都以孝治天下為大本，儒家著作《孝經》才受統治者所喜愛提倡，在家盡孝，為國盡忠，孔子才被統治者神化為“文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