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明朝皇權大。自朱元璋執政以來，加集中央集權制度，限制地方諸候的發展。一切的政治言論基本上以朱元璋為準，其餘的人的話可有可無；而清朝康熙為人寬容既實行中央集權又給地方政府以自由發揮的空間。在政治言論既有自己的主見又能聽從旁從的意見。所以二者比較明朝皇權大。

明朝的閣臣們票擬後由皇帝批准批紅，表面上沒有宰相皇帝權利很大但後期皇帝不上朝一度宦官當政.東林朋黨.國家藏富於紳.形成了士紳主導社會，兵弱.民窮的局面！明朝中後期皇權很衰弱從崇禎籌餉調兵勤王就充分體現！清朝的皇權透過八旗特權輻射社會滲透開始的剃髮易服重壓，後期的排漢抑漢都是為了鞏固八旗的核心政權皇權法統，入關後的皇帝從康熙到光緒每天五更上朝朝會接見內閣軍機大臣，親自決斷軍國大事，每天親自批閱各地官員的奏摺，以此將皇權統治輻射灌輸到各地！所以說明代趨於靠制度管理國家行使皇權。清代是皇帝親自管理國家行使皇權！

當然是清朝的皇權最大了，清朝的皇權，是中國曆朝歷代最大的。

眾所周知，明太祖廢除了丞相制度，這被視作是皇權的一次極大的加強。但是後來，內閣的權力逐漸加大，皇帝又不得不搬出宦官來制約。搞到最後，宦官和內閣之間相愛相殺，皇帝實際的權力相對來說就受到了削弱。

但是在清朝，就沒這回事了。清朝一朝，宦官都沒能怎麼幹政。而在明朝是最高決策機構的內閣，也迅速失去了其作用，其職能逐漸被南書房和軍機處取代。而當軍機處成為中樞的時候，裡面的人就已經基本沒有什麼自己的主張了，只能將意見擬定好給皇帝審批而已。而軍機大臣的撤換，也遠比之前換宰相要容易得多。

此外，還有一項最重要的權力，在明朝還有，清朝就沒了，那就是封駁權。

說起封駁權，是臣子對抗君權的最後的殺手鐧。明朝以前，宰相覺得皇帝的旨意不合法的時候，是有權力封駁皇帝的旨意的。明朝的時候，由於沒有了丞相，封駁權便轉移到了御史們的手裡。但不管怎麼說，至少還在。

到了清朝，就沒有聽說過封駁權這回事兒了。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你還敢封駁皇帝的旨意？更不要說滿洲大臣都是皇家的奴才，還敢封駁皇帝的旨意？反了你了！

明清兩代都是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達到頂峰的的時代，但相對來說，清朝的皇權遠大於明朝，我從以下三點進行對比：

古代有一句諺語“關起門來罵皇帝”，大臣罵得最歡樂的朝代當屬明朝。明朝大臣懟皇帝稱第二，無朝代敢稱第一。當然最出名的當數海瑞，一代清官。在明朝嘉靖年間，老糊塗的嘉靖帝信奉道教，聽盡道士讒言，勞民傷財大修土木，以備昇仙。海瑞知道後，上奏嘉靖帝，奏摺中怒罵嘉靖帝：正因為你這樣昏君所為，必遭天譴。過不久果然嘉靖帝就死了。還有在萬曆年間，朝中大臣經常痛罵萬曆皇帝，這也導致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一個重要原因！

反觀清朝，大臣無人敢抨擊皇帝，多數巴結皇帝還苦於無門。巴結皇帝最突出的代表非和珅莫屬，皇太后鈕鈷祿氏去世後，乾隆在太后寢宮長跪三天三夜，心痛不已，所有臣子都勸乾隆節哀順便，龍體要緊，只有和珅默默的陪伴乾隆跪了三天三夜，三天下來，面無顏色，形容枯槁。

在明朝初期，朱元璋設立內閣，內閣有披紅的權利，也是對上報的奏摺草擬出一份初步意見，這就等於內閣在大事中雖沒有決定權，但有參與權，好比奧運精神，重在參與！後來在內閣中出現一位權臣叫做張居正，張居正當時又有批紅權，又有決定權！可以看出內閣分擔了一部分皇權。隨後老朱又改組錦衣衛，監管地方。後來又出現東廠西廠這樣的特務機構。比較出名的大太監魏忠賢，號稱九千歲，在朝中也是一手遮天!在明朝的錦衣衛、內閣、西廠、東廠這些相對於有權利的部門間接的分割了皇權！

但在清朝直接閒置內閣，設立軍機處，軍機處的實質就是皇帝的顧問，皇帝專權獨斷，軍機處根本沒有草擬意見的權利，在太監機構方面，清明沒有設立特殊的太監機構，也沒有出現明朝魏忠賢這樣權傾朝野的太監，所以說清朝的封建專制程度遠甚於明朝。

明朝即使中央集權相對集中，但是老朱也保留了一些約束皇權性質的制度，比如設立事中，明朝皇帝詔書下送六科後，事中認為有違失或不當之處時，有權對之進行打回或者駁正。清朝雖然也設立事中，但對皇帝的旨意無權更不敢封駁和打回。

再比如，明朝實行“廷推”制度，意思是朝中重臣的選拔，必須要經過吏部尚書和其他大臣商議，草擬出一份候選人名單，再上報皇帝供其選擇。但清朝的大臣提名錄用和罷免，全是皇帝一人掌管，其他臣子不得干預！乾隆曾說：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

先秦時期，君主議事之前互相“作揖”，共坐議事，在宋以後，議事時變為皇上坐著大臣站著，以彰顯君臣之間地位分明。到元朝君臣議事，大臣必須向皇帝行跪拜之禮，跪奏政事。發展到明清滿朝文武在朝堂之上全部跪著。直至退朝。

綜合以上三點，清朝的皇權遠大於明朝，規律是從秦朝至清朝，皇權越來越大！

我的回答是：從制度設定上看，明朝皇權大；從實際效果上看，清朝皇權大。

隨著時間的變化，兩個朝代的皇帝都換了十幾位，制度也發生過變化，需要分別說明。

第一，明朝的皇帝，只有朱元璋時期才做到君權獨大。

朱元璋時期從胡惟庸謀反案、藍玉謀反案、空印案、郭桓貪汙案入手，殺掉數萬涉案人員，雖然其中必定有擴大化帶來的冤獄，但起因是朱元璋對整個官僚體系已經失去了信心。

元末明初由於朱元璋大後方較少受到戰亂波及，南方各地的本地勢力基本保持完好，很快滲透了整個官僚體系。而官僚體系對朱元璋的嚴格管理非常不滿，兩起謀反案事出有因。開國利益集團已經迫不及待的想要享受開國紅利，迫切需要一個趙匡胤（趙光義）一樣優待官吏的帝王滿足他們的要求。並非胡惟庸或者藍玉想當皇帝，而是想把朱元璋換成能夠滿足他們要求的朱元璋後代，比如太子朱標就是個很好的人選，讀書讀傻了。

於是，朱元璋設定：大明王朝軍權獨立，將領選拔任免獨立，軍隊後勤體系獨立，杜絕軍隊作亂可能；不設宰相，皇帝直接與各部尚書對話；兩套各自獨立的監察體系，錦衣衛和監察御史。應該說，明朝的制度建設是中國古代最科學、最先進的，但對皇帝的要求也最高。

好的制度需要有人監督執行，從朱棣開始，設立內閣，某種程度恢復了宰相制度，文官階層有了和帝王的緩衝，以及自身利益的代言人。宰相就成為對上矇蔽帝王、對下協調文官集團內部關係的重要環節。

也就是說，朱元璋靠自己的理想主義堅持對官僚集團的嚴格管理，朱棣之後的內閣代行了這個職責，而這些人一旦失去道德理想，屁股決定腦袋，就會成為官僚集團對抗皇權、架空皇權的帶頭人。

明朝二百餘年，都是處在這種皇帝努力想收權、內閣代表文官集團努力架空皇帝的過程。皇帝佔上風了，就是昏君、暴君，經常被暴斃；文官佔上風了，當時的皇帝就是千古明君、千古仁君，眾正盈朝。

也就是軍隊堅持皇帝領導，這才讓大明一直姓朱，否則早就改朝換代了。

所以，明朝只是朱元璋這個皇帝的地位與制度一致，之後的帝王都沒有做到。明朝確實在制度上把官員當成僕人，但僕人大多時候是壓在主人頭頂上的。

第二，清朝前期不懂什麼是制度，後期不懂什麼是管理。

清朝先是氏族社會軍事民主合議制度，一群鬍子吵吵嚷嚷的就把去哪裡搶劫決定下來了。之後的八王議政制度只是起了一個好名字而已，是一種原始的社會制度，是遊牧民族強人政治的延續。

努爾哈赤就是這麼個鬍子頭，靠自身實力才壓住其他部族；皇太極初期四大貝勒議政，根本談不上皇權，後期學了一些漢人的皮毛，才把更沒文化的其他貝勒壓制下去，還是強人政治；順治更不用說了，多爾袞死之前屁都不敢放一個，死後兩個月來勁兒了，挖墳暴屍；之後的康熙也是先受鰲拜等顧命大臣挾制，賭博般殺了鰲拜才掌握大權，當時鰲拜不死康熙必死。

清朝前期，不存在制度，一直是強人政治。

清朝中後期，已經基本上仿照了明朝中後期的制度，而這種制度是有先進性的，雖然同樣有軍機處等同於內閣。皇帝再無能，也能確保自己的統治地位，在民族壓迫這個雙保險作用下，皇權達到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又一個頂峰。

中國古代皇權兩個頂峰，一個是唐高宗李治消滅關隴軍事集團，一個就是清朝中後期。但結果也是相同的，唐朝出來一個女皇帝武則天，清朝出來一個不是皇帝的女皇慈禧。

陽極陰生，其中蘊含大道。

清朝最大的特點是負責國家行政事務管理的文官階層沒亂來過，明朝就是因此滅亡。但清朝並非有意識的做到這點，而是透過民族壓迫實現的，滿人有特權，漢人有天花板，而且是混凝土天花板，並非玻璃的。文官階層意識到身為被統治的多數民族，不敢對皇權有一絲一毫染指的意圖，更別說架空皇權了，只是在經濟上獲益，皇帝和文官一起分贓，造成了清末地方勢力膨脹。

因此，清朝把文官階層當奴隸看待，不懂如何管理國家，沒有發揮文官階層的正面作用，對時代發展沒有做出反應。但也避免了文官階層這個王朝覆滅的最大不穩定因素髮揮完全的負面作用，沒因此亡國。

（傳說中的血滴子）

皇權強大的兩個主要表現是穩定與效能。對帝王來說，各個勢力平衡，政令能及時傳達就是皇權強大的象徵。一旦權力失衡，就會有驕橫跋扈，有恣意妄為，甚至會有廢立之議。根據各時期朝堂各勢力平衡度不一樣，皇權效能也不一樣，所以各時期皇權強弱不一樣。這些差異歸根結底還是帝王與臣屬、近侍、後宮的權力的角逐。如果遇上英明勤勉的帝王，乾綱獨斷，他可以通個各種手段將權力收歸自身，朝臣可以獻策，決策的還是皇帝，臣子再聽命令執行。他可以維持朝堂平穩，並且能保證自己的治國政策令條能一級一級實施。如果皇帝年幼，或者憊懶懈怠，權力自然下放，大臣或者近侍就會暫時借用，形成定製後掌控權力。在這種權力的移交後就會有不平衡，不平衡會導致效能變化，效能不再是皇權的效能，而是掌權者的效能。能與皇權相爭的在明朝主要是內閣和司禮監，在清朝是主要是軍機處和內閣，其他的還八王議政，輔政大臣，垂簾聽政等等，名稱不同，手段相似。明朝的內閣在張居正時期達到頂峰，清朝的內閣就數袁世凱，司禮監大太監有王振、劉瑾、魏忠賢，軍機大臣有和珅，八王議政，輔政大臣有多爾袞，鰲拜，垂簾聽政有慈禧，都是一時權力的掌控者。著重說內閣、司禮監和軍機處。

先說內閣：

朱元璋是個強勢的人，本身有能力有魄力有見識，關鍵是他精力還旺盛，滅掉朝堂上各種各樣的山頭勢力，廢除宰相制度，親自掌管六部。然後設計設立閣、殿大學士，作為皇帝的顧問。都是五品文官，這時候的相當弱小。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廢丞相，罷中書省，設“四輔官”，不久又罷。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置華蓋殿、謹身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為皇帝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太子，品秩都是正五品。明成祖即位後，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稱為內閣。仁宗時，任用楊士奇、楊榮為華蓋殿、謹身殿大學士，權力加重。明世宗時，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權力也大大提高。但明代之內閣大學士既無宰相之名，也無宰相之權，更非百官之首，明朝內閣首輔大學士的品級為正五品，所以內閣大學士往往要兼任其他高品級的職位，或者加高品級的虛銜，而且內閣實際還受制內廷司禮監。清朝沿置了內閣，天聰年間，設內三院；順治年間改稱內閣，以大學士分兼殿、閣之銜。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訓，重建內閣體制。在康熙年間內閣大學士的品級升為正一品，成為百官之首。乾隆年間，規定三殿、三閣大學士之制。軍機處成立後，實權集中到軍機處，內閣徒有虛名，成為傳達皇帝諭旨、公佈文告的機關。但名義上仍為清代最高階之官署，內閣的意見在國家大事的決策過程中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具體事務仍由內閣辦理。清末仿行君主立憲制，設責任內閣，以舊內閣與軍機處合併為最高國務機關。北洋軍閥時期改稱國務院，習慣上仍稱內閣，其成員稱閣員。明末、清末時候皇帝或年不及弱冠，或旁系血統，總之是自身根基不足，多由勳臣輔政。這時候輔政大臣專橫者有，跋扈者有，恪盡職守也有，皇帝命運不在自己，更何況權力。

再說司禮監：

明朝建立之初，就開始設立了內廷宦官機構。朱元璋於吳元年（1367年）設定內使監，設監令、丞、奏御等官，其中即有紀事奏御的名目。洪武六年（1373年），明太祖改御用監為供奉司，又置紀事、內政二司。典禮紀察司的職掌：“司正、副正、掌內府一應禮儀，欽記御前一應文字；凡聖旨裁決機務，已未發放，須要紀錄親切，御前題奏；及糾劾內官內使非違不公等事；而造墨、表背匠亦屬焉”，當時典禮紀察司應是紀事司與典禮司合併而成的。

明太祖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其職官設定屢有更易變動，宦官員額不斷擴充增加，有關機構逐步膨脹增設。至洪武末年，明代宦官機構及職官設定已基本形成。洪武之後，仍有一些較重大的增置變易。明代宦官機構，以所謂“二十四衙門”（ 二十四衙門包括十二監、四司、八局）為基本主體。其中的司禮監，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門中的首席衙門，亦是整個宦官系統中的權勢地位最高者。司禮監不僅總管內廷宦官事務，而且職涉外廷朝政，即所謂“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

司禮監最早見於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司禮監，掌宮廷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當時它的職掌是：“掌宮廷禮儀。凡正旦、冬至等節，命婦朝賀等禮，則掌其班位儀注，及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這和原內正司與典禮紀察司的職掌是一脈相承的。可見，司禮監的前身就是典禮紀察司，至於原來典禮紀察司的紀錄御前文字的任務雖未於司禮監職掌中提及，當仍歸司禮監掌管。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對宦官機構作了第二次全面調整。司禮監職掌內容改為：“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並長隨當差內使等人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司供應諸筵宴之事。”從這次職掌變動可以看出：一、掌冠婚喪禮儀，是原來司禮監掌宮廷禮儀的具體化。原來的“糾察內官人員違犯禮法者”雖未提及，可以理解為糾察即包括在掌管職責之內。因此，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定司禮監的主要職掌還是保留下來了。二、增加了御前勘合，內使人等出門馬牌，賞賜筆墨書畫，催督光祿司供應筵宴等四項內容。其中前兩項職掌均屬機要工作，這當然增強了司禮監的地位。但總的說來，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調整後的司禮監，排列於內官監之後，仍然是宦官的一般衙門。明太祖對宦官管教嚴格。朱元璋曾表示過，司禮監的職責可以是一些生活中的瑣碎事項，其餘的政治性任務，不要過多的委託他們。還表示：司禮監作為宦官機構，大多是用心險惡的人，如果用為耳目，那麼一定會閉塞聖聽；如果把他們用作心腹，那麼必然生出禍患。如果想要駕馭他們，要制定一定的法規讓他們畏懼，而不能讓他們立功。制定法律能夠約束他們，但是讓他們有功則會生出驕縱之氣。並規定內侍不許讀書識字。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還鑄造鐵牌，懸置宮門，明令“內臣不得幹予政事，犯者斬”，並敕諸司不得與內官監有檔案章奏的往來。

永樂、洪熙時期，為了加強對全國的控制，皇帝把可靠的宦官派到軍事、政治等重要職位上去，宦官的權力因而大為擴張。然而這些掌管權力的宦官，許多人都不是司禮監的。也就是說，永樂、洪熙兩朝，司禮監在宦官機構中仍屬一般衙門，司禮監官員也不具有優越地位。各監的宦官憑藉皇帝的寵眷，都有機會出任要職，掌握大權。到了宣宗朝，司禮監的地位開始出現了變化。變化的端倪，見於明宣宗宣德元年（1425年）正式設立內書堂，並命翰林官專授小內使讀書。當然，由於皇帝對於宦官的任使日多，永樂時期就已經開始對小宦官進行培養和訓練，只不過並未正式化和制度化。對幼年宦官的培養，目的就是為皇儲準備能處理文字的秘書人才。比之洪武時能紀錄御前文字的記事奉御，要求是更高了。宣德時期，直接影響司禮監權位變化的關鍵事件，是宣宗令內閣條旨和伴隨而來的批紅。據史籍記載，永樂、洪熙二朝，一些涉及秘密的章奏，外臣一般不能得知，章奏的批改都出自皇帝一人之手，未嘗委託於他人。到了宣德時期開始令內閣楊士奇等人參與批閱章奏。中外章奏允許閣臣把批閱建議寫在紙上並貼在各奏疏的對面上以進呈，最後由皇帝親自御批，稱之為票擬。批閱奏章成為皇帝處理國政的主要途徑。然而，宣宗令內閣負責條旨，但是對這些條旨都要他親自批朱，事實證明批閱大量的奏章是一人難以辦到的，於是大部分須由其他閣臣或者宦官代為批紅，這樣，經過內書堂訓練，代替皇帝批紅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就應運而生了。於是每日是章奏文書，自御筆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遵照閣中票擬的字樣，用硃筆楷書進行批閱。明宣宗之後，明英宗幼衝，實際主政的太皇太后張太后不能與內閣面議取旨，遂專令內閣負責票擬， 從此內閣就擁有了票擬權。 同時，批紅遂成了司禮太監的主要職掌。司禮太監參與批紅，成為皇帝處理機務最貼近最可靠的助手。司禮監作為宦官機構第一署的地位得以確立，同時也就為他逐步集中與擴充權力奠定了基礎。正統以後，司禮監自身的權力和結構也進一步高漲和嚴密。首先，司禮監將宦官各衙門的主要權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舉凡鎮守太監的調派、同三法司錄囚、提督京營，東廠等大權皆歸司禮監。其次，在組織形式上，司禮監已成為一個以掌印、秉筆太監為首腦的和內閣部院相對應的龐大官僚機構。《萬曆野獲編》載：“司禮今為十二監中第一署，其長與首揆對柄機要，瞼書、秉筆與管文書房，則職同次相。其僚佐及小內使，俱以內翰自命，若外之詞林。內官監視吏部，掌升造差遣之事。今雖稱清要，而其權俱為司禮矣。”劉若愚亦指出：“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其次隨堂，如眾輔焉。”可見，正統以後的司禮監，實質是內廷的另一內閣，司禮監掌印太監實際已成為與內閣首輔對柄機要的“內相”。 到明武宗時候，司禮監太監“遂專掌機密，凡進御章奏及降敕批疏，無有不經其出納者”。由於制度上的原因，即所謂“然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所導致的內閣與司禮監在地位上的政治差異，這種權力的不平衡，更經常地表現為司禮監勢壓內閣的局面。從而使司禮監無論從組織制度方面還是在實際操作方面都能夠對明代的中央決策進行最大程度的干預和影響。明中葉以後，皇帝多深居後宮，荒嬉享樂，不理國政，常常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大權，明朝往往認為宦官勢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權。“然內閣之擬票，不得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批紅”就其權力性質而言，屬於最高決策權，是實現皇權的一種方式。故司禮太監代皇帝“批紅”，是在代行皇權，而不是攫取了相權。由此可見明代皇帝授權司禮監代行“批紅”，與其說是要太監代為處理國政，還不如說是利用宦官勢力牽制內閣，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以確保皇權的利益不受損害和侵犯，並防止任何違背皇帝意圖的行為出現。至武宗時劉瑾、熹宗時魏忠賢，大權獨擅。明中葉以後，司禮監因負責掌管章奏文書，照內閣票批批朱，而與內閣形成直接的權力互動關係。皇帝、內閣、司禮監組成了一個不等邊三角形，其中皇帝高踞於頂端，內閣和司禮監位於底邊的兩端，孰長孰短，孰強孰弱，完全視皇帝與其關係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內閣主要透過票擬加強皇權的統治效能，而司禮監則主要透過代皇帝批紅來監督和制約內閣的權力。值得一提的是，明中葉以後，皇帝多深居後宮，荒嬉享樂，不理國政，常常由司禮監秉筆太監代行批紅大權，明朝人往往認為宦官勢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權。然而內閣做出擬票，不得決定於內監的批紅，相應的相權便轉歸於宦官之手了。批紅就其權力性質而言，屬於最高決策權，是實現皇權的一種方式。故司禮太監代皇帝批紅，是在代行皇權，而不是攫取了相權。由此可見明代皇帝授權司禮監代行批紅，與其說是要太監代為處理國政，不如說是利用宦官勢力牽制內閣，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以確保皇權的利益不受損害和侵犯，並防止任何違背皇帝意圖的行為出現。因而司禮監的主要職能是保衛和鞏固專制主義皇權統治。內閣作為皇權和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中介，彌補了由於罷相而帶來的皇權統治效能下降這一缺陷，而司禮監又發揮了穩定和鞏固皇帝獨裁統治的重要作用。秉筆太監的制度及其有關限制，如果執行得當，皇帝可以成為文臣和太監之間的平衡者，左提右掣，手相互制約之效。皇權強大的兩個主要表現是穩定與效能，司禮監和內閣正是從這兩個方面予明代皇權以補充，從而使明統治者建立起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專制主義皇權權力體系。

然後再說軍機處：

清朝入關之後，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仍然非常大。同時在內閣大臣中，南方與北方士大夫的黨派之爭仍然延續，黨爭與滿洲貴族內部矛盾糾纏在一起。為了加強皇權，康熙帝於康熙十六年（1677年）設立南書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員中，“擇詞臣才品兼優者”入值，稱“南書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賦詩撰文，寫字作畫，有時還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詔令，“撰述諭旨”。由於南書房“非崇班貴檁、上所親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嚴密控制的一個核心機要機構，隨時承旨出詔行令，這使南書房“權勢日崇”。南書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權力，同時將外朝內閣的某些職能移歸內廷，實施高度集權的重要步驟。康熙帝親政以後，朝廷的權力一則受議政王大臣會議的限制，國家大事需經過議政王大臣會議，而這些滿洲王公貴族地位較高，有時與皇帝意見發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則內閣在名義上仍是國家最高政務機構，控制著外朝的權力，康熙帝為了把國家大權嚴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決定以南書房為核心，逐步形成權力中心。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準備對準噶爾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出兵。與此相配合，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張廷玉、戶部尚書蔣廷錫、大學士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沒有專門的官員。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根據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後，不經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給有關官員。雍正朝的軍機大臣，不過是傳旨辦事，對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雍正帝創立軍機處，把它和奏摺制度相結合，即以硃批諭旨答覆臣下奏摺，召見軍機大臣授以政事機宜，天下庶務總歸他一人處理。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駕崩，乾隆帝繼位，十月，罷軍機處，改設“總理事務處”。但不久又因實際需要而於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將軍機處重新恢復，並在原來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大了權力。軍機處重建之後，乾隆帝擴大了軍機大臣人數，任命鄂爾泰、張廷玉、訥親、海望、納延泰、班第等六人為軍機大臣，軍機章京也由原來的十人擴充至十六人，滿漢各半。此後，隨著其權力的加大和處理事務的增多，人數相應又有所增加。在對人員編制不斷充實的同時，軍機處處理事務也日益增多，權力愈加擴大，各項制度也不斷趨於健全。乾隆時期，軍機處擴大到“內而六部卿寺，暨九門提督，內務府太監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東北奉天、吉林、黑龍江將軍所屬，西南至伊犁、葉爾羌將軍、辦事大臣所屬，迄至四裔諸屬國，有事無不綜匯”。其職責幾乎無所不包。軍機處所承擔的職權，已使它超出內閣之上而成為全國政事的中樞。為保證其所負擔的各項職責能順利得到貫徹，乾隆帝還為它制定了各種具體的規章制度。乾隆十四年（1749年），規定印信平時由內奏事處的誇蘭達太監收存，用印時，由值班軍機章京以鐫有“軍機處”三字的金鍉將之請出，用畢立即交還。為嚴格保密，軍機處中的聽差皆揀選十五歲以下不識字的幼童充任，而在軍機處值廬，還有專派的御史往復稽查，不準任何人窺探。如有地方督撫官員透過各種方式向軍機章京刺探情況，必嚴加處理。儘管軍機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卻始終未設專官，未立衙署。其職權範圍雖廣，但不過是僅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的一個皇帝私人的秘書班子而已。軍機處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擔任領班時期。和珅掌權後，身兼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摺令具副本關會軍機處”。如此以來，在制度設計上，就令軍機處的地位大大提高，不僅參與決策，還實際掌控了資訊渠道，皇帝被操縱的風險大大增加。嘉慶帝在翦除和珅後，立即廢除此條。此外，嘉慶帝還多次刻意地挫壓朝臣中尊崇軍機處的風氣，並否決了一位官員提出的在奏摺內將軍機處抬寫以示尊重的建議。嘉慶帝對於軍機處的一連串打壓，主要是基於對和珅專權的撥亂反正，他本人對於軍機處的作用並不否定。在嘉慶時期，軍機處被提高到了“平章軍國重事”的宰輔地位。並且在制度的多方約束下，軍機處的確在成為一隻有力的臂膀的同時，並不傷及政權肌體。道光帝時期，各處發往軍機處的奏摺必須先經皇帝之手之後，軍機大臣才能閱覽。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豐帝繼承帝位後，奕訢被封為恭親王。不久他又進入軍機處，咸豐帝又命他在內廷行走。咸豐十一年（1861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後，軍機處之決策權漸移。咸豐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變後，奕訢被授予議政王，在軍機處擔任領班大臣，軍機處的權力大大提升。同時，自此直到裁撤軍機處，由親王擔任領班軍機大臣便成為慣例。所以慈禧太后與奕訢之間在權力上的矛盾、鬥爭日漸顯露出來。隨著太平天國的失敗，清廷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於是就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奕訢的權力。同治四年（1865年），她以奕訢“目無君上”、“暗使離間”等罪名，下詔革除其一切差事。後出於政治需要，採取先打後拉的手法，仍令奕訢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復他的領班軍機大臣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的稱號。從此，慈禧太后大權獨攬，軍機處和軍機大臣的權力被削弱。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失利，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論劾”。慈禧太后乘機將奕訢等軍機大臣全體罷黜，把他及其勢力從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全部清洗出去。更換了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慶親王奕劻等管理軍機處，史稱“甲申易樞”。奕劻、奕譞、世鐸的行政能力遠不如奕訢，但是對慈禧太后惟命是從。所以，“甲申易樞”後，慈禧太后的權勢進一步擴大，軍機處也變為慈禧太后統治的工具。宣統二年（1910年）九月，各省代表在資政院會議上提出要求頒佈憲法、組織內閣、開設議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第二年就召開國會，並認為軍機大臣責任不明，要求設立責任內閣。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八日，清政府在立憲派國會請願運動的壓力下，實行所謂“責任內閣制”。下令裁撤舊設內閣及軍機處，成立由十三名國務大臣組成的新內閣，自此實行了180餘年的軍機處被廢除。

皇權，最巔峰的皇權，朱元璋說一不二，康熙乾綱獨斷。這兩個時期，只要皇帝在，什麼也不能影響朝堂穩定，也沒有誰敢說聖旨出不了紫禁城之類的話，穩定和效能都得到保證，所以皇權差不多。

據看過的歷史劇來判斷的話，當然是清朝更專制了。!清代文字獄一個字兒可能誅三族殺多少人?而朱家呢?太監當權，黨爭嚴重，懶傢伙身為皇帝竟然是幾十年不開人大會議!官員生氣了寫奏摺罵他都懶得理你!綜合來看，大明朝還是比較"民主"些的。

在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一直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強化皇權，既要把權力分散出去，又要牢牢的控制在自己手裡。透過一朝一代不斷的細化權力，在清朝的時候，皇權達到了頂峰！

1、明代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對士大夫表現出極大的不尊重，廷臣被打屁股是常有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明代士大夫冒死進諫的勁頭非常強大）。清代打大臣屁股的事情少得幹了，但大臣在人格上更矮化，滿臣自稱奴才，漢臣則連稱奴才的資格也沒有，“多叩頭、少說法”，這是大清官場的流行風氣。明朝在肉體上羞辱士臣更厲害一些，清朝在精神上奴役士臣更高明一些。

2、明代廢宰相，設內閣，內閣只不過是皇帝的文秘與顧問班子，無決策、行政之權，非政府首腦，六部直屬於皇帝，舊制中“權歸人主，政出中書”的分權結構不復存在。清代閒置內閣，尊其位削其權，另設軍機處，軍機處的性質還是皇帝的文秘與顧問班子，人主乾綱獨斷。但明內閣猶有封還詔命之權，軍機大臣卻完全是皇帝的肉喇叭。在中樞權力設計上，清王朝的專制程度甚於明王朝。

3、明代的皇位繼承，需遵循禮法，朱棣奪侄兒皇位，命方孝孺草擬詔書，孝孺拒不草詔。朱棣認為他當皇帝是“朕家事耳”，但這一“家天下”的論調，明儒是不予承認的。萬曆帝想立他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皇子（非長子）為皇儲，為大臣所反對，皇帝與大臣抗爭多年而不能如願。清代皇帝卻發明了“秘密建儲制”，究其實質，這是將“國本”當成了皇室的私器，從此皇位的繼承既不受禮法約束，也不容士大夫置喙，全憑在位的帝王說了算，他說傳給誰就給誰

4、明代儘管皇權高度集中，畢竟還保留了若干具有約束皇權性質的制度，如六科給事中尚有“科參”、“封駁”之權，即皇帝詔書必下六科，給事中如果持反對意見，可以駁回；清代雖設給事中，但對朝廷詔旨已無權封駁。又如，明代尚有“廷推”之制，即高階官員的任用，須由吏部尚書會同其他大臣，經過協商提出若干候選人，提請皇帝擇用；而清代的用人大權，則全歸皇帝。用乾隆的話來說，這叫做，“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

5、明代之前，雖也有皇帝安排耳目刺探官僚隱情的特務動作，但明代則將特務作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設錦衣衛、東廠、西廠、內廠，為皇帝的耳目與爪牙，臣民稍有異動，即被廠衛獲悉、擒拿。特務政治的黑暗程度遠超前朝。除了傳說中的“血滴子”，清朝似乎沒有像明代錦衣衛那樣的特務組織。但清廷設立密摺制，給予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員相互告密的特權，又發明廷寄制，皇帝詔命不需要揚之王廷，而是秘密快遞給當事官員，皇帝與官員實現一對一的單線聯絡。密摺與寄廷制度比明代的廠衛制度少了血腥，但更陰險，權術略高明。

首先是海瑞海青天，嘉靖四十五年海瑞上書指著罵皇帝說他是昏君天天痴迷於道教做實驗（煉丹）不理朝政，這位善於玩弄權術朱厚熜同志一輩子可能都沒有碰到過這種人，於是做了個果斷決定用七連長的話說就是“把他給我拉出去斃了。”可是有人就提醒嘉靖了，聽說他把棺材都準備好了的。嘉靖想了一下“尼瑪！這就是碰瓷兒啊！我殺了他就真成昏君了，反而他還成為名臣了，這怎麼可以。”最後就把關起來，並沒有殺他。

乾隆十三年，孝賢純皇后去世，翰林院的翻譯在翻譯滿文至漢字的過程中，翻譯錯了一個詞，直接治罪。刑部（司法部）給了個絞監侯（死緩），但是乾隆心裡不爽，不但要殺這一個人還要把這個刑部的人全部革職治罪。後來發現給皇后做的冊書不好看，工部全部治罪。這可能有人要問了，這是皇后過世，本該嚴謹。那好咱們來個民間的，說有個哥們說《康熙字典》檢索目錄沒有自己的好非得要自己編撰一部，就這個康熙可把他給抓起來來了。但是地方官員覺得這個真不知道判，於是就上報。乾隆看到後就一個字殺，給的理由就是他在裡面提到了要小心避諱胤禛、弘曆、玄燁等字（也就是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所以該殺，可乾隆也不想一想他不提人家怎麼能知道呢？還有一個神經病說自己是孔子的後代，乾隆就把他抓起來但是這人身體不太好，乾隆就提前把他凌遲處死了，連他的親戚都是給了個死緩。

明朝皇帝殺臣民還得考慮自己名聲，清朝就是想殺就咔嚓，所以個人覺得清朝的皇權比明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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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皇權大，雍正設立軍機處后皇權達到了頂峰。康熙設立南書房以前清朝皇帝還要和八旗貴族一起議事（算是半奴隸半封建制）。不過最後三個皇帝都是傀儡，慈禧掌權近半個世紀，妥妥的後宮干政。明朝倒是沒有出現過傀儡皇帝，宦官再牛逼，皇帝也能殺了太監。只是土木堡事變後，文官組團掌握內閣。皇帝為了平衡局面，扶持宦官。明朝士大夫脾氣又大，經常懟罵皇帝，而皇帝又指望閣臣幹活，不得不妥協一步。皇帝、宦官、內閣處於一個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