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運動是由“拜上帝會”這個教派組織的，除主要領導讓洪秀全，馮雲山等外，幾乎都是底層農民。所以他們不可避免的犯下了農民階級的侷限性。

其一，不尊重知識分子，認為只有暴力才能解決一切。這必然引起當時中國處於中流砥柱計程車大夫階層的絕對反感，以致人才大量流失，政權不能有效得到知識分子的支援與助力。

其二，破壞綱理倫常，破壞原有的社會制度，破壞當時中國社會內在結構。這幾乎是與當時的官僚地主階級站在了對立面。(如果需要清洗，也是統一之後的事情，比如劉邦，朱元璋等人)

3，在取得區域性勝利之後，決策者利令智昏。(太平天國)雖然以人海戰術優勢能夠暫時取得區域性性的勝利，但是之後由於政治人才的斷流，以致在政權建設上昏招不斷，不能有效的鞏固已得到的成果。犯下盲目樂觀主義，導致不能有效的估計形式而制定戰略。在定都天京之後，曾以小股部隊去進行北伐，此就是盲目樂觀主義導致的失敗。如果反觀一樣在南方建立政權的朱元璋大家便能得出其中的優劣。

4，理想雖好，卻不能有效解決實際問題。《天朝田畝制度》雖然理想美好，但在當下是不能有效實行甚至頒佈的，等於是給底層農民畫了一張大大的燒餅。而後來的《資政新篇》雖然建議與設想更具現實。但連續不斷的戰亂也導致了此書的可行性為零。

5，本是教會組織，在永安建制之後，太平天國已經初具政權雛形，但是由於此建制與教義的衝突，便不可避免的導致了洪與楊之間的鬥爭，以致原骨幹被大肆屠殺，石達開領兵出走，因此天京事變便成了太平天國的失敗伏筆。

6，不能有效處理與洋人的關係，而導致國際上轉而同情清政府。其一，其教會雖然打著上帝的名義，但是與原上帝大相徑庭，是一個早已歪曲理念的教會組織，自然得不到基督，天主教國家的支援。其二，與洋人關係時好時壞，一邊允許通商，但又不承認他們之前的不平等利益，以致洋人轉投清政府，因為清政府至少滿足了他們的所有利益訴求。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運動在當時的環境下必然失敗。他們只是一群發動暴亂的農民，雖然組織者卻不是個農民，而是個走投無路文人，他們根本不具備建立政權的必要條件，所以他們只能被失敗。

曾就一奴才，鬥不過主子的，晚年被主子擺了一道，被湖南同鄉會開除湘籍了。另曾中進士已四十歲了，按規矩需去知縣四年，那還有什麼時間加前途，湖南舉人一大把，好吧，是沒中進士，年紀四十多的舉人一大把，糾集一起打太平天國有前途。。雖然，湘軍鼎勝時被太平打的潰不成軍，但遲早會敗的。你湘軍不弱，人家也不會內鬨了。

沒有曾李還有其他人，沒有哪朝的起義不依靠知識分子能成功的，無論劉邦還是朱元璋還是本朝，在達到一定規模後都要極力吸引知識分子的加入，吸納各界精英，不然起義軍短時間內壯大容易迷失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走了，沒有一個可行的戰略規劃。張角，黃巢，李自成都是如此。看看太平天國怎麼做的，反傳統，反祖宗，反人性，所到之處砸廟燒書，脅裹平民不從者死，上層妻妾成群，下層夫妻都得強制分居，這是人乾的事嗎？再說了洪秀全又沒有切實可行的自作主張能給廣大的老百姓帶來利益，除了少數當權者可以驕奢淫逸外，其他人呢？李自成好歹還有個均田免糧，別扯天朝田畝制度，那個沒執行。曾李這些人不想驅逐韃虜嗎？很多當時的知識分子是有意加入太平天國的，可是一看，尼瑪還不如滿清呢，鬧得實在不像話了才辦團練的，那麼多人前仆後繼去剿滅太平軍還不能說明問題嗎？別說內鬥，就是不內鬥也玩不了幾天，太平天國裡那一百多個王也就石達開勉強有點節操稱得上英雄，太平天國把一億多華人送去了天國一點都不太平。

有勝的可能，但不尊守原先般承諾，產生腐敗，勝利也只是暫時的，跟李自成沒多大區別。

般更為的。

致謝！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王朝的建立。

其一，這個王朝本身是要符合歷史程序的，無論你多麼好，時代的特殊性才是決定所在。比如王莽。

其二，清朝還沒到的崩潰境地，這點來看，太平天國是註定失敗的。一個氣運未盡的王朝，其他人想要推翻並建立新王朝，是幾乎不可能的。

如東漢末年的張角，也是幫漢朝的結束推一把力而已，也沒成功，也註定不會成功。

從這裡你可以發現，東漢末年太平道黃巾起義，與清朝後期太平天國，何其相似。

其三，不符合上面兩個條件，真正的有志有識的人傑，是不會參與進來的。

假設太平天國沒有內訌，只靠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攻擊太平軍，曾國藩等人將死無葬身之地，原因是，曾國藩的湘軍保衛的滿清政府腐敗透頂，對外屈膝投降，割地賠款，對內殘酷人民，可以說當時整個滿清君臣基本上變成洋奴走狗（左宗棠除外但人微言輕），而且湘軍燒殺搶掠無惡不作，根本談不上紀律，真不如土匪，這樣的軍隊戰鬥力非有限。因此在太平天國內訌前，湘軍一敗再敗，這樣的隊伍絕不可能得人民群眾的支援，許多真正德才兼備的有識之士以加入湘軍為恥，得人心者得天下，湘軍根本不得人心，湘軍的將領水平也不可能太高。滿清的腐敗和賠款，把國掏褲空了，湘軍軍費曾國藩只能自籌，除了一部分地主捐贈，絕大部分靠搶掠，也不能到處亂搶，最好到太平天國統治區搶，名正言順，屢戰屢敗怎麼搶？沒有經費，仗能不敗嗎？但是他們也有一優勢，作為洋奴，洋人還是要幫助的，而且太平天國在最危難時也把國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絕不承認那些賣國條約，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必須幫相軍鎮壓太平軍，太平天國的冷兵器在強大的洋槍洋炮面前，難有勝算（若沒有洋人，曾國藩等人會死得很慘），這是曾國藩取勝的唯一希望。

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於清朝咸豐元年，到同治四年被剿滅，共歷時十四年，勢力擴充套件到十七個省份。太平天國運動是清朝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反清運動，也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既是舊式的農民起義又是帶有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舊式革命運動。不僅沉重打擊了清政府的反動封建統治，促進了封建統治的崩潰，又遏制了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得侵略，阻止了中國的殖民化程序。由於農民階級不是推動中國歷史的先進階級，小農經濟的分散性、守舊性以及目光短淺等毛病，使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始終無法保持團結，軍事決策上一再失誤，對外交往上缺乏經驗，無法認清西方列強的真實面目，最後被國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聯合剿殺。

提問者從一個新角度來看待太平天國運動，思路很好，但是仍然改變不了歷史的走向。

因為太平天國運動，本身就是一場普普通通的農民起義。這場起義的性質，就是造反，以實現高層領導的帝王夢。

前期的拜上帝教教眾，基本是社會最底層的窮苦人，對社會格局的認識大多停留在儒家思想統治下的好還是不好的水平上，根本沒有爭取自己的法定權利的意識。

高層領導也完全認識清楚並儘可能利用了自己屬下教眾的這個情況。高層領導他們不是試圖培育底層教眾的權利意識，反而引入巫術，跟他們自己篡改後的基督教相結合，將教眾們的人生認識引入到更加愚昧的深淵裡去，作為高層領導們實現自己帝王目的的工具。

但是，這個巫術，這樣的邪說，紙包不住火，一當高層領導的邪惡開始暴露，特別是教眾的基本利益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受到更嚴重傷害的時候，高層領導的戲，也就失去繼續演下去的可能了，所謂樹倒猢猻散也。

這個，就是洪秀全楊秀清幾個高層領導的基本把戲。

就算楊秀清隱藏自己的野心，不去挑戰洪秀全的權威，他們仍然沒有改變山大王的本性，根本沒有開始制度變革，根本沒有開始根據地的建設，根本沒有利用基督教的名義向西方國家駐上海的機構求教求援求學，連教眾的合理利益的正常化都根本沒有甚至更加的非人道，這樣的一個領導集體，哪裡有推翻大清改朝換代的底氣和本錢？！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駱秉章這幾個人， 就完全不一樣。他們只有臣屬的思想，他們只想為國立功，所以他們的行為都符合正統的社會認識，容易被社會認可，被下屬認可，能夠形成一股同一個方向的力量，勁往一處使，那就是剿滅太平天國，恢復社會的法統道統。

更何況，這幾個人，他們本身的格局甚至才幹，就超過洪秀全楊秀清。曾國藩幾乎就是完人，李鴻章就是中流砥柱，左宗棠不僅僅有帥才，更是眼光超前，看到新疆於大中國的巨大意義，駱秉章則非常有韌勁有擔當懂進退甘居幕後。

這幾個人聯手，洪秀全楊秀清是沒有機會的。

首先，我們從人員素質來看。兵員素質就不提了，我們只看雙方領導人的表現吧。

先看清政府一方，曾李左三人，哪個不是響噹噹的人，有古今完人稱號，有中流砥柱地位，有平定天下之才，隨便選一個，都能影響清朝歷史程序。

再看太平天國方面。單看出身，其實就是些神棍術士，其素質又能高到哪去呢？當然，一個人的出身並不能代表其將來的成就。但是，一個人早期的學習和成長環境，絕對是會影響到其一生的素質眼界乃至政治素養的。

特別要拿出來講一下的是最高統治者洪秀全，定都天京後竟然不再問世事，從此便整日躲在後宮裡玩女人。這樣的人不失敗，那還有天理嗎？

幼童與成人對打，或許有贏的可能，但終究很難。

其次，再看各方的信仰。

政府方面當然是站在道德的高位，儘管清政府已經腐敗得快要流膿了。儒家教條傳承了幾千看，對華人來說，幾乎是深入骨髓，並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摒棄的。

太平天國方面，他們是不屑於這些傳統思想的。他們從耶穌那裡割來一塊，再自己加工了一番，便成了“拜上帝教”。究竟其教條有什麼深得人心的地方？表面上是有的，但是日久見人心，從後來的實際操作上來看，精華沒落實，倒是把那些糟粕給無限放大了。

與當時價值觀相左的東西，想要革新，需要的魄力當然巨大，而成功的可能性也甚微。

另外，從武器準備等硬體來對比，政府方也是更勝一籌。

清政府使勁地哭窮，軍費都接濟不上來，甚至讓曾國藩自行組建軍隊。這一點在今人看來實屬可笑。但是，從目前蒐集的資料來看，其實曾國藩的這支私家軍隊的武器，在當時是領先地時代的，甚至不輸洋人。

據說，軍隊幾乎都滿員裝備了火槍火炮等熱兵器。特別是後來的李鴻章，對洋人的武器更是大加推崇的，並且大肆地購進。通常，在眾人的認識裡，他們的部隊缺衣少食，是在跟太平軍艱難抗戰的，朝中那些王公大臣們也都被矇在鼓裡。之所以曾國藩等將領對外不公開，目的有二：一為令敵方不知虛實；二為向朝廷多拿軍餉。

而太平軍那一方，所使用的依然是落後的冷兵器，甚至還跟義和團一樣停靠一些“刀槍不入”的法術。

你用大砍刀跟洋槍對打，別說你氣勢怎麼勝，其實結局我已經看到。

清政府雖然奴顏婢膝，但至少跟洋人還算是合作關係。即使洋人不幫它，至少不趁火打劫那也是好的。

太平天國就不同了，他們認為“老子天下第一”，所以他們倆的目標是滅清滅洋，雖然自己的前身是從基督教那來的，但是後來卻認為那些洋人們是異教徒。

即使定都天京後，他們也沒跟各國機構打過照會，或者發生關係。所以說，自始至終他們都沒得到國際上的認可，一直都被定性為非法政權。

如此面面樹敵，焉有不敗之理？

太平天國為什麼失敗？主要原因肯定不是大清的威能，也不會是腐敗問題，要知道沒有農民軍發達之後不腐敗的，劉邦、朱元璋稍微得勢之後，哪個不給部下財寶美色官位維繫其心？與之相反，李密的瓦崗軍發達之後不讓將軍們發財，結果部下紛紛逃離，奔著能發財的對手去了；連革命領袖列寧都要搞特供製度保障幹部優渥的生活條件。讓追隨者發財，這是常識，太平天國在這個問題上並沒有做錯什麼。 因此，那些抨擊太平天國領袖由於美女財寶、脫離群眾而滅亡的，不過是生搬硬套、幼稚迂腐之見。他們對太平天國時期的鬥爭史並不具備全域性性的瞭解。 實際上，太平天國的失敗，源於太平天國在一些關鍵性的根本問題上之失策，這最終使得整個局勢由勝轉劣，以至於一敗塗地。 首先，太平天國本身的領導結構有問題。 一方面，初期名權和事權的顛倒領導結構，蘊含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洪秀全貪圖享樂，不問朝事；東王卻總攬政務，實權過於集中，隨著時間的推演和太平天國的急速擴張，後者的實力和威望越來越強，對前者的威脅越來越大，形成了政治上無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 楊秀清為太平天國殫思竭慮，人望隆盛，但位於洪秀全之下；洪秀全終日享樂，除了是拜上帝教建立者外，對太平天國的貢獻著實有限，卻把持著領袖的名頭。在這種情況下，楊頗欲將洪家的國變成楊家的國，而洪秀全則漸漸有生存的危機感，雙方不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直至你死我活——就像李經緯對健力寶歸屬權一樣。 領導人之間的血腥內訌是太平天國走向失敗的關鍵原因之一，而這恰恰是初期不合適的領導結構所致。 另一方面，太平天國後期，洪秀全為了防止楊秀清、韋昌輝的變故，嚴格限制臣屬的實力和權力，大搞權力分散，使得各自為政，互不相屬，無以相屬。 天京事變後，洪秀全任命石達開為“聖神電通軍主將義王”，卻不肯授以軍師的實權，同時以兄弟洪仁發、洪仁達入輔政事，鉗制石達開，石達開不得已出走；1858年，洪秀全任命毫無人脈根基的洪仁玕為幹王，授以軍師實權（對自己無威脅），同時大封軍人為王，使其相互挾制。這種舉措固然極大地鞏固了天王的權位，彌平了楊秀清式的威脅，但同樣降低了指揮中樞的權威，削弱其對軍隊的排程能力，嚴重惡化了軍隊之間的配合，太平天國由此陷入各自為戰甚至割據的境地。 比如安慶會戰，太平軍主力李秀成所部，不但沒有聽從洪仁玕的排程，配合陳玉成進攻安慶，反而在進逼祁門之後轉向江西，喪失了安慶會戰轉敗為勝的良機；更不用說陳玉成與韋俊之間的矛盾，導致後者投降清軍。對此，太平天國最熱衷自行其是的李秀成曾經在自供狀裡寫過：“東王佐政事，事事嚴整，立法安民……嚴嚴整整，民心佩服”，而後卻“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朝中之事，並未實託一人，人人各理一事”。 這種領導層面的混亂，加劇了太平天國的軍事敗潰。 其次，太平天國的軍事戰略和政治統戰目標不清晰。 太平天國與清庭交戰，勝敗的關鍵在哪裡？ 軍事上，太平天國的資源遠遠多於湘軍，其之所以失敗，就在於湘軍將資源都用在關鍵之處，太平軍則肆意揮灑，兵雖眾，計劃雖多，卻不在要點之處。 曾國藩說過，水師“長江航運之樞，高屋建瓴，關鍵之局也”，“探究湘軍扭轉戰局之成功，則湘軍水師肅清道路最為重要關鍵”。事實上，對於在長江流域交戰的太平天國和清庭來說，誰的水師佔據優勢，誰控制航運，誰就在戰爭中處於主動地位，反之則陷入被動，故制勝之機，決於水師。 曾國藩看到了問題的關鍵，他任用彭玉麟為水師統帥，傾全力發展水師。湘軍水師很快在1854年的田家鎮會戰中擊敗太平軍，為清軍的整個戰局帶來轉機，直接威脅了太平天國整個中下游的安全；若非石達開1855年在湖口的巧勝，摧毀湘軍水師，太平天國很可能早就陷入了被動——曾國藩對軍事資源的配置，就像王石要求萬科集中投資房地產，特別是住宅房一樣，目標清晰，抓住了問題的主要矛盾。 相比之下，太平天國在水師問題上缺乏足夠的專注和投入（李秀成、陳玉成無不以擴充軍團為榮，屢次擴軍達數十萬，能堪發揮關鍵效用者卻不多），其水軍僅僅依靠原縴夫或船伕組成，既不專業，也擔當不了主力，僅僅是輔助之用。1857年失去湖口之後，太平水師就步入消亡，長江航運完全被湘軍控制，從此湘軍在長江上流來去自如，物資兵員轉運如出家門，而太平軍則需經安慶天京之間的蕪湖轉輸兵員物資，戰略空間日趨侷促，陷入被動直至滅亡。 同時，曾國藩意識到，剿滅太平天國的關鍵在於對安慶的攻取，攻下安慶，則賊南北航運斷絕，則可分割其勢，故湘軍傾全力攻打安慶，以至於連武昌的安危都不顧，戰略目標極為清晰敏銳，落子都在關鍵之處。 相比之下，太平軍李秀成部，時而因江西空虛而入侵之，試圖擴大屬地，時而因貪圖江南的富裕，屯兵杭州、浙江，劫掠財寶美女；而陳玉成更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時而繞遠路進擊武昌（攻下來也守不住，沒有水師），時而把精銳陳得財、賴文光派往陝西，這種分散襲擾的戰術，極大地浪費了資源，疲憊了軍隊，削弱了自身，卻無補於核心目標安慶的得失。 軍事資源的分散投入，軍事目標的混沌不清，使得太平軍在軍事戰略上喪失主動。 況且，太平軍的政治統戰也極為失敗。 事實上，清庭的正規軍隊早已腐朽不堪、不值一提，真正抵擋太平天國的，是清庭計程車紳階層。湘軍將領的主要來源，除了鮑超、塔齊布外，大都是功名傍身計程車紳；其他中堅部隊，如楚軍江中源（舉人）、劉長佑、劉坤一、羅澤南甚至搖擺不定的苗沛霖（秀才）同樣如此。這些人不滿於太平天國對儒家學說的鞭撻（這意味著這些人將一無所有），為了自己的富貴和生存價值，不得不奮起抵抗太平天國，由於這個階層涵蓋了當時中國精英階層的全部（最有錢、最有權威、最有號召力的群體），這就使得太平天國始終遭遇著中國最強大社會階層的抵抗（如浙江士紳武裝包立身的抵抗）。 要知道，無論是朱元璋，還是多爾袞，成功帝王對於精英階層的吸納和招撫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這恰恰是太平天國政治統戰上最失敗的一環。 “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討粵匪檄》 “什麼天主教,敢稱天父天兄,喪天倫,滅天理,競把青天白日攪得天昏,何時伸天討夭威,天才有眼。” ——秀才苗沛霖鄙視太平天國的詩詞 最後，近乎悲哀的外交戰略導致了太平天國的滅亡。 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在中國的影響力大大加強，由於西方列強的實力具有壓倒性的優勢，所以，中國近代在內戰中較為成功的政治勢力，無不得到西方強國的臂助。太平天國與清庭的交戰，也是如此，誰能夠得到洋人的支援，誰才有勝利的機會——這是把握成功的大勢。 從1854年到1856年間，由於清庭拒絕與西方就通商問題妥協，雙方的衝突急劇攀升，再加上西方對太平天國不瞭解，這個階段，乃是太平天國與西方建立親近關係的最好良機。在此期間，英國公使文翰、法國公使布林布隆、美國公使麥蓮及英國使館官員包令等先後到天京，探詢太平天國對商業最惠國待遇問題的意向，同時遞交了各國與清朝簽署的舊條約，要求太平天國予以承認和接受。對此，1854年，楊秀清在《答覆英華人三十一條並責問五十條誥諭》中，莊嚴拒絕了西方的要求，他表示“視天下為一家”，“外國應向太平天國納貢，天王是各國之主”等。這體現了太平天國領袖們偉大的愛國情操和高尚的氣節，但也意味著太平天國喪失了得到西方援助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從1858年到1860年，在二次鴉片戰爭中一敗塗地的清庭意識到西方列強的厲害，承認西方在長江流域各個城市（大都被太平天國所控制）的貿易特權和政治特權。就這樣，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的統治和戰爭行為，成為西方列強實現自身特權的障礙，西方與太平天國的關係開始惡化。1860年，李秀成進軍上海，就遭到了英法士兵的抵抗而敗潰，雙方首次出現大規模衝突。 到了1862年，西方在華特權得到了極大的滿足，清庭也開始有意與列強合作對付太平軍。1862年2月，西方列強以李秀成軍進攻上海為由，出兵幫助李鴻章組建淮軍，武裝到爪牙的中西方武裝開始進攻太平軍的主力李秀成所部及太平天國大後方蘇福省，在西方強國的支援下，兵力原本相當虛弱的江浙清軍竟然連戰連捷，太平天國一敗塗地，陷入崩潰瓦解的境地。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太平天國在長江流域的失敗源於軍事戰略的錯誤，那麼在大後方蘇福省的崩潰，則是西方干預的結果——即太平天國的外交失敗所致：就像李秀成自己所言“蘇杭之失，非李鴻章之能，實洋鬼之能也”。 所以，太平天國的失敗，源於其自身在關鍵問題上的混沌不明，一誤再誤。命運並非沒有眷戀過太平天國，只是太平軍自己錯失了而已。 原因大致如此，但願你能從中有所借鑑，並對你自己的發展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