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由於種植技術低下，基本是靠天吃飯，所以在病蟲害防治上基本沒有很理想的方法。

基本上古代防治病蟲害就是靠物理方法，利用自然天敵和人工來防治，也就是我們說的靠天吃飯。

因為靠天吃飯，所以在古代容易出現天災，導致出現饑荒，並且成為常態。能夠依靠的也只有人工，或者利用一些具有殺菌除蟲作用的植物來進行防治，但是對於大的災害，卻沒有任何辦法，一旦趕上蟲害爆發，只有聽天由命。

謝邀請，古代的農作物沒有用農藥，古代的人會想辦法防治農作物的，只是效果沒有現在的農藥效果好，害蟲也不會死得徹底，但古代的時候環境好，害蟲沒有像現在多。其實我也不是古代人並不知道他們用的是什麼方式防治農作物害蟲的，只知道象以前農村人一般沒有用農藥和工業生產的肥料之類，他們大多數都是早晚用石灰粉和地灰防治農作物病蟲害，那個時候種什麼都是在山坡上燒成的草木灰，豬牛羊動物的糞便作肥料，還別說，那個時候的農作物生長好，成熟後，做著吃，味道是真的純天然香，再說那時候的土壤沒有汙染，沒有變質和土壤硬結塊這些，並且那個時候土地肥沃，不像現在連種子的外衣都包著一層防治蟲害的農藥。

你太小看先輩的智慧了！沒有農藥就拿害蟲沒有辦法嗎

這個辦法就是生態圈，用現代的話來說就建立食物鏈迴圈！比如說養豬，同時養雞！在就近池塘養魚！這樣一個簡單的生態圈就建立起來了！

首先說養豬，古代養豬喂的是豬草.泔水.糧食。豬排洩豬糞，雞隻能吃到豬剩下的少量糧食！只能去刨豬糞！在豬糞裡找些未消化的糧食和一些害蟲吃！然後豬糞就鬆散半乾了，再晾曬幾天，投入到池塘裡！

到了池塘裡，把豬糞過濾一下！而那些魚把剩下能吃的都吃了！不至於浪費營養物質！然後挖河泥下田！生長糧食

古代沒有農藥，那時候農民主要是以以下幾種來防治農作物的病蟲害：

一、基塘農業

明清時期珠江三角洲地區基塘農業分佈很廣，在當地的農業經濟中佔有的地位最為重要。

在上世紀的20—30年代，由於國際的影響，廣東的蠶桑業一度衰落。而在30年代前期，廣東機器糖業促進了甘蔗種植業向沒有蔗糖業傳統的順德基塘區擴充套件，桑基魚塘便向蔗基魚塘轉化。蔗基魚塘成為佔優勢的型別。

在實踐中，順德農民很好地解決了蔗基魚塘生態系統中的物質交流與迴圈的問題：一是將蔗葉用作餵魚的飼料，使基面甘蔗完全加入基塘生態系統的迴圈，二是加大對蔗基魚塘生態系統外的物質投入。

如1950年順德縣龍清鄉的農民郭炎在每畝魚塘加入蔗葉以及用上泥的方法給蔗田施肥之外，往魚塘投入的還有豬糞、蠶蛹、嫩草、水草(是長在水裡的一種野草)、花生麩、蠶糞、米糠，總投入量為9620斤，每畝魚塘魚的產量為470斤，而當時的一般魚塘產量只有150斤。

基面的甘蔗也獲得了高產。有的農民還用蟛蜞漚水給甘蔗施肥，用野生的鳳眼蓮給蔗地作綠肥。20世紀的30—50年代蔗基魚塘在技術上才成熟。

從上世紀的50年代—70年代末期，蔗基魚塘與桑基魚塘基本保持並存的局面，根據蠶桑業和蔗糖業的市場情況互有消長。

二、稻田養魚

稻田養魚在唐代已有記載。《嶺表錄異》記載的新、瀧州相當於今新興縣、羅定縣一帶，直到明代以前是壯瑤族聚居地。這一技術起源於山間低地塑田或者河口地區的低窪田中稻魚共生的生態環境中。

珠三角基塘區的稻田養魚與基塘農業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明清南、順的基塘區中，在蠶桑業未佔絕對優勢的時期，基塘系統中的魚塘一直有稻魚輪作的方式，如萬曆《順德縣誌》卷30《雜誌》第九：“負郭之田為圃……圃中鑿池畜魚，春則涸之插秧，大者至數十畝，若築海為池者，則以頃計。”

成書於康熙二十六年的《廣東新語》卷22《鱗語》有一段關於基塘的文字幾乎完全抄自萬曆《順德縣誌》，記載基面的圖中栽植的作物有荔枝、茶、桑、柑、橙等。

說明不論在桑基魚塘或者果基魚塘中都有稻魚輪作，在魚塘中稻的栽培方式可能是插秧，也可能是播秧，或僅僅是作為秧塘。因為魚塘泥土較肥，利於秧苗的生長，如順德的龍山：“塘於春則播種取秧，於夏秋則養魚，塘基上則種桑，下則栽芋。計其所入，魚桑為重，魚利之興也”。

道光陳炬墀所撰新會《龍溪志略》卷下，記載在新會外海鄉的一口池塘：“秋冬為菇塘，春為秧塘，夏為魚塘，其利甚溥”，這也是用作秧塘的魚塘。不過在南海、順德基塘區，清代後期隨著稻米種植業的衰落以及魚塘需要挖深以適合水利建設的需要，池塘裡的稻魚輪作基本消失，專門用於養魚。

在盛產四大家魚魚種的西江邊上的高要縣，稻魚輪作延續了相當長的時期。宣統《高要縣誌》卷11《實業》記載：“邑人佃塘畜魚，比比皆是。城北郊外之波海、黃塘、大欖俱魚禾兩利。碌步朗之南塘，廣利之大框亦然”。但當地稻魚輪作的會更早。

乾隆張渠《粵東聞見錄》捲上記載：“高要又有西水塘。塘居低窪，江漲必遭淹沒。四圍為土堤，留竇出納。漲至，大江之魚入焉；漲退，以竹籬遮竇，使不得出，而魚乃留。此天地自然之利也”。雖然沒有說明高要的西水塘(西水指雨季時節西江的洪水)有否種植水稻，但可以從民國時期記載說明這些魚塘是實行稻魚共作的。

民國《高要縣誌稿》記載：高要縣的漁業養殖分為人工養殖和天然養殖，前者為魚花塘和大魚塘，天然養殖是塑塘和裝荒塑塘，“塑塘面積至大廣至百餘畝，小至十餘畝。水深至尋丈，四面有基，基有竇穴以備放水出外，穴口常以竹塑斷絕塘魚潛出。收益多半為魚禾兩利”，在種植水稻收穫以後，就放魚池中，“不必飼料，全賴浮生物及塘底自然物質。然必賴天雨平勻，乃成豐歲”。

塑塘就是《粵東聞見錄》上所記載的“西水塘”。由於西江上的水流進入，塘水常滿，塘中種植的是“能隨波爭高，不受淹沒，稈長盈丈”的耐浸稻品種“深水蓮”。

現代珠三角的高要、中山、斗門、新會等地的低田中，稻魚混作是一種重要的種養方式，或兩稻一魚、或稻魚稻、魚稻魚、稻蝦魚等兩魚一稻的一年三收輪作制，或兩稻兩魚的一年四收輪作制。

三、稻田養鴨

在珠江口的沙田區中，蟛蜞“歲食谷芽為農害”。所以方誌上將此作為災害記錄，光緒《香山縣誌》卷22《祥異》記載道光元年有“蟛蜞食禾苗”的記載。

沙田區防治蟛蜞危害稻田，一是人工防除，如咸豐《順德縣誌》卷6《經政略》記載：清代“順、香田畝蟛蜞山積，蛋婦日率其童稚攜具而捕之，賣於居民以飼蓄鴨，田稼以是不害”。二是養殖鴨群放養於稻田中。

珠三角的稻田養鴨，在明代的洪武年間已經開始。萬曆《新會縣誌》卷之2《食貨略》記載：“天順中都御史韓雍謂：蟛蜞害稼，鴨可治之。田有遺穗，鴨得食之。稅為軍需，亦一美也。乃立埠焉。革之己久。正德初復僉民之有恆產者，立埠如故，蹂禾失業。致有掠鴨而鬥者，於是復革。”

嘉靖年間南海人霍韜《渭崖文集》對鴨埠的興廢過程有較詳細的記載。當時在稻田中大規模地放養鴨群，不是一家一戶的一般農戶所能為，而是由當時的“勢豪”之家進行，明代嘉靖年間香山縣“瀕海為害者有二：曰看鴨船，曰禾蟲船，皆順德大戶。相毆至於殺人者有之。不可以不禁也”。

由於大規模放養鴨群牽涉到農戶、田主、鴨戶三方的利益，如果沒有協調一致的行為作為制約，任何一方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從而引發社會衝突，這種有利於生產的技術應用就受到限制。

明代嘉靖《香山縣誌》卷2《民物志》，萬曆《新會縣誌》卷之2《食貨略》都提到了這種技術應用時所發生的社會衝突。大致在明末清初，在這種技術應用的過程中農戶、田主、鴨戶三方已經得到很好的協調了，所以《廣東新語》卷2《禽語》記載“畜鴨有埠，埠有主，以民有恆產者為之。凡鴨食人田稻，責之埠主，埠主責之畜鴨民，按名以償，無有敢為暴者。”清代很少發生由於大規模放養鴨群出現的衝突，一種良好的協調行為作為民間約定保證了各方的利益，制約著養鴨戶的行為。政府將養鴨地段即鴨埠的課稅用作水利建設，或者教育設施的公益收入。在民國時期廣東的農業界沒有對稻田養鴨進行過深入研究，但1935年廣州第一甘蔗營造場在推廣甘蔗害蟲防治法時建議蔗農在蔗園中放養雞鴨以消滅甘蔗螻蛄。

在20世紀50年代，稻田養鴨還在沙田區中應用。早晚兩造禾收穫後放養專門吃田中遺穗的鴨群分別稱為早造埠鴨和晚造埠鴨。埠鴨有不同的飼養時期。禾苗生長期間還有“春水鴨”和“西草鴨”(粵語將水田中生長的藻類植物稱為“西草”)，其作用是在禾苗生長過程中放養鴨群於稻田中啄食蟛蜞和稻田中的雜草。秋收之後吃田裡遺穗的才是埠鴨。

四、黃涼蟻防治柑橘害蟲

嶺南果樹栽培中應用天敵防治害蟲的相當悠久。託名西晉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狀》有這一方面的記載，但其撰寫年代有爭議。

這一技術的分佈地方可能最早出現在古代廣東柑橘資源品種豐富的地方，而且在柑橘栽培中應用黃猄蟻的方法還可能與嶺南土著熟悉螞蟻習性和嗜食螞蟻的習慣有關。

如唐代劉恂《嶺表錄異》卷下記載嶺南的酉長收集螞蟻製作蟻醬招待客人的佳餚。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技術在嶺南延續了很長的時期。宋代莊季裕《雞肋編》卷下記載：“廣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旁，俟蟻入中則持而去，謂之養柑蟻”。很明確記載了宋代嶺南園戶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之普遍，以及養蟻戶和園戶之間的依存關係。

這一技術在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產地。明代崇禎《肇慶府志》記載：“甘亦名乳柑，產四會上林者冠絕天下。次則高要縣寶查，接近上林，次則桂林以東、新橋以北。跨新興之界稱新興柑，差足比擬，他邑遠不逮也。木性招蠹，鑿取不足，恆畜蟻闢之，邑中歲徵以餉貴遊，供億甚苦”。“鑿取”是指人工防除，同時用螞蟻治蟲。

在號稱“潮果以柑為第一美味”的潮州，也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廣中蟻冬夏不絕，有貿蟻者以紙囊盛而飼之，種樹家買取置樹頭，則花果不為蟲蝕，或日收其子為醬食”。

《潮州府志》上記載收養的螞蟻應該就是黃猄蟻，並且從側面說明嶺南收養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技術也和嶺南人對螞蟻的食俗有關。清初《廣東新語》卷24《蟲語》記載廣州附近的橘農使用蟻橋擴大黃猄蟻的活動範圍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這一技術的創新。

民國時期，這一技術的應用也很普遍。1918年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的美者格羅夫等人，發現在廣州附近一個村莊有專門養殖黃猄蟻的農戶，用一塊錢一隻蟻巢的價格賣給種植柑橘的農戶。

黃猄蟻產於增城客家村的橄欖樹上，陽春、電白也有出產。黃猄蟻論斤出售，除了防治天牛蟲之外，還可以防治多種害蟲，而沒有使用以螞蟻防治害蟲的果樹，即使有果實也會有損外觀。

值得注意的是應用黃猄蟻防治柑橘害蟲的肇慶四會、陽春、新興地區，在文獻記載具有連續性，而且是柑橘的著名產區。這些地區在古代是嶺南少數民族最為活躍的地區，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還是俚、僚的活動地區，宋元明是瑤族的分佈地區。這一技術是否與上活動在這些地區的民族有關，也很值得注意。

民國時期的農業科學工作者不僅報道這方面的情況，還深入研究這類天敵防治害蟲的方法。在上世紀的30年代早期，廣州第一甘蔗營造場在推廣甘蔗栽培技術的過程中用圖譜介紹了赤眼蜂等甘蔗螟蟲的天敵等30種，提倡保護益蟲以防治甘蔗螟蟲，建議人工繁殖和利用甘蔗綿蟲的天敵食蚜虻、蠼螋、步行蟲及數種瓢蟲等。但還沒有提出一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

1956年9月，德慶縣莫村鄉發生了稻縱卷葉蟲和稻苞蟲為害。該縣的莫村推廣站試用山上的黑色大螞蟻進行防治，並推廣到其它的區鄉。該螞蟻生長在松竹和黃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

將螞蟻包採集以後，在其找不到食物，並且螞蟻全部歸巢的時候移送到稻田中，每畝稻田放置15—20個螞蟻包。放置螞蟻包時將田中的水放幹，並且用竹枝搭橋以便螞蟻活動和捕蟲。將螞蟻包刺破多個洞，利用螞蟻近乎瘋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凶地捕捉害蟲。經過試驗，放置螞蟻包四天之後的滅蟲率可達80％。文獻上關於利用螞蟻防治稻螟蟲的記載，僅此一例。

五、植物農藥防治害蟲

廣東人早就觀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劇毒性，如唐時期嶺南的少數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劇毒性，古代廣東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葉)製造命案訛詐他人。

崇禎《肇慶府志》卷10《物產》記載：狗頸藤，用作毒魚，稱為魚藥；還記載老鼠筋，“置鼠穴可闢鼠”。從對劇毒植物的認識而將其用於作物害蟲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嶺南文獻上沒有這一方面的明確記載，直到清代才有。

清代廣東客家山區的農民應用煙骨或菸葉的下腳料防治稻螟蟲。比較早的記載有乾隆《嘉應州志》卷1《輿地部·物產》：“菸草取其筋骨舂末，雜石灰散佈禾苗，殺蟲兼滋潤苗根。近則以生菸草杵爛，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種菸草者益眾”。

相同記載見於嘉慶《平遠縣誌》卷2《物產》，文字稍異，當是後者抄前者。可見這項菸草防治害蟲的技術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後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過的熟煙的煙骨，後來發現了用沒有加工過的生煙，除蟲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菸草的種植面積擴大了。

這是因為當時農民認識了菸草具有防治害蟲和肥田的作用，而不是僅僅因為這種作物的價值而去種植。

清代粵東北和粵北是菸草重要產區，生產菸草著名品種，乾隆《嘉應州志》、嘉慶《平遠縣誌》的記載很值得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探討清代菸草種植業興起的原因。道光《鎮平縣誌》卷5《日用》：“糞田：石灰之外加以煙骨……以煙為煙骨，蓋自近始。煙骨者，菸葉之莖曬乾斬斷用以糞田謂之塞煙骨。蓋石灰可以殺蠔蛤而煙骨可以死螟螣也。俗以將有求於人而饋送者謂之塞煙骨，亦以先費本錢而望後日收成之利，故戲以為名也”，很明確地提到菸草的肥田作用。並且將這種技術的稱呼用作民間的俗語，可見它的普及程度之廣。

據現代科學的研究，菸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對害蟲有強烈的觸殺作用。把煙骨插在禾苗的根部，使菸草中的尼古丁溶解在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後，稻葉發生苦澀味，螟幼蟲鑽入稻莖就會被殺死，在插煙的有效期內，螟蟲卵不能孵化，同時水稻的鐵甲蟲危害大為減輕。菸草還含有有機質和豐富的養分。

菸草含有氮，鉀，磷，與傳統的肥料花生麩相比，菸草的氮、磷都低，但鉀高出花生麩數倍，施於稻莖幹，可以使莖幹堅實，減少倒伏，抵抗病害。

清中期廣東山區的農民在實踐中認識到稻的菸草的肥田作用和殺蟲作用，是符合科學道理的。

(1)菸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煙骨舂碎成粉與生石灰混合製成溶劑，防治葉蟲鱗翅目和蛸翅目幼蟲。農民常在圩市上購買菸骨回家製作農藥。

(2)毒魚藤(Derri;elliptica，Benth)：是30年代才從新加坡進口的。廣州附近的農民將毒魚藤錘爛後，浸於清水中攪拌，噴射於作物上。

(3)魚藤(Milletlia;parchycarpa;Benth)生長於本省的山嶺岩石間，農民以其根錘爛浸水，製作溶劑，用作防治牛的面板病，也可殺作物的害蟲。

(4)辣蓼草(Polygonum;sp)用作燻煙劑。

(5)蒜頭與辣蓼草、茶仔頭混合，灑落禾穗上，驅除剃枝蟲。

那時候病蟲害是很少的。我小時候基本不打農藥的。那時候也沒有多少蟲害的。因為生物鏈裡面都有剋星存在。害蟲雖然有，但是也有益蟲互相剋制。使用農藥後益蟲也被殺死了，生態被破壞了。

用現代的技術解釋是：因為蟲將卵產在樹的根莖部和周邊土層，用火把處理一遍基本就燒死很多蟲卵，第二年孵化的害蟲就少了。

現在美華人搞噴火大農機殺蟲，其實原理很早我們華人就想到並實踐了。

回到話題，根據一些文獻資料記載，總結來說古人防治病蟲害的手段，

一個是農藝、一個是結合農時、最後一個是透過人工處理。另外古代農作物種類並不多，要防治的病蟲害種類也並不多。重點防治是病、蟲、草。

農藝上主要是結合一些農事操作，《齊民要術》就是記載農技知識的典籍。

如我們開頭說的預防來年蟲害可以“火遍照其下，則無蟲災”；

儲存種子透過藏生慄法：著器中；曬細沙可燥，以盆覆之。至後年二月，皆生芽而不蟲者也。

加強田間管理，清理田園，用以 防治蟲害：如“荒穢則蟲生，所以須淨；地堅饒實，故宜踐也”。

古代最嚴重的要數“蝗災”，一般地方上或國家層面會組織蝗蟲的統防統治措施，

宋代的書法家米芾還有一則關於防治蝗蟲的 米芾驅蝗的故事，感興趣的朋友可以搜搜瞭解。

農時上，華人在戰國時代便總結出的“24節氣”正是指導農業使用的，並結合一些諺語來指導農業生產和種植管理。

如“三月雨,貴似油;四月雨,好動鋤。”意思是四月雨水增多，適合農作物開始生長了，就要開始動鋤頭了；

指導清明前後生產的“雨灑清明節,麥子豌豆滿地結。”

指導夏至生產的“夏至風若從南起，瓜菜園內受熬煎。”“立了秋,那裡下雨那裡收。”

都是結合農時、氣候，提早做好應對防治措施的指南手冊。

最後就要靠人工管理，古代生產力低下、勞動工具也匱乏，農活實際上相當辛苦，我們從古詩句“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就可以看出農業生產的艱辛，

而且統治者“重農抑商”，對工商業和技術改良不夠重視，最終的產量也很稀鬆。

田園詩人陶淵明曾經不為五斗米折腰，自己種糧食養活自己，

實際上受到當時生產力條件的限制，十分艱辛，就算不交稅，最後也剩下有限的農產品，

以至於陶淵明專門有幾篇詩句描寫種植場景：

“歸園田居”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但是受戰亂、自然災害等影響，詩人茅屋也被火燒，過的窮困潦倒，家庭溫飽都沒法保障。可見很多人崇尚的“古代田園農業”並不是像想象的那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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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總結來說，古人很早就總結了很多農業種植管理的技術，也懂得農藝、節氣等綜合防治，但是受制於生產力條件限制，產量並不高，普通農戶往往交完賦稅、地主地租就所剩無幾了，遇到饑荒年份甚至會破產，淪為無產甚至賣兒賣女的都有。

古人的管理方式，可以借鑑，但並不值得學習，農業生產，還是要靠現代科學技術管理、高效的農機、農技、農藝結合。透過以上推動農業的現代化。

本來是想來評論好一點來過申請加V任務的，可是怎麼評論都過不了，每一次都信心滿滿的來認真的評論，可是一條都沒有優質。唉太難了，我已經精疲力盡了，對這個已經沒了激情沒了期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樣，我現在的心情是拔涼拔涼的。馬上就超期了一條優質評論都沒有想放棄了，同學們有同感的留個腳印我看看有多少同學和我一樣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從這首家喻戶曉的古詩中，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吃放心飯，是需要付出辛苦的。古人並沒有把殺蟲作為困難的活，所採用的方法是保持生態平衡。而且蟲害爆發有其規律性，沒有爆發的跡象就沒有必要使用農藥。農田裡有害蟲，也有益蟲，更有益鳥。而今，為了商業利益，生產大量農藥將益蟲殺死，將益鳥趕走，剩餘的就是人類吃飯，必須年年生產農藥，年年銷售農藥，年年使用農藥。用所謂生物技術的辦法，將殺蟲的基因或者抗除草劑的基因轉到作物中去，鼓勵使用更多的除草劑，逼迫害蟲和雜草進化，打亂生態平衡，最終贏得是商家及其豢養的科學家群體，而代價是生態健康和人體健康雙下降。我們團隊治蟲的辦法其實很簡單，對害蟲不趕盡殺絕，而是尊重物種生存權利，恢復生態平衡。8年多來，我們的農場一滴農藥不打，至今沒有爆發過一次蟲害，農藥用量減少了100%。如果不放心，僅對蚜蟲等害蟲實施控制，即使減少80%農藥用量，也不會顯著影響產量漫長的歲月裡，也許有人用生物農藥進行過嘗試，但後來放棄了。或者他們已經認識到，招惹害蟲、而又不能百分之百地讓它們瞬間斃命，只會使害蟲變得更加難纏。古代農書中僅有用兔子糞伴種防地老虎、用菸草水殺蚜蟲等一些小手段的記載，藥物滅殺不是古代農業的主流。古人這種“道法自然”只對大自然進行有限索取的做法，最終達到了保護自身的目的。筆者下鄉務農時曾經拈算過，但從未施過農藥的生態良好的稻田裡，害蟲所造成的損失不超過10%

古代沒有農藥，農民是怎麼預防病蟲害的？

現代農業很多時候都離不開農藥，有些時候感覺離開這東西之後讓生產寸步難行。那麼在以前化學農藥沒有完全興起之前，對於農業生產這一塊我們是如何來預防病害的呢？對於這一問題與我們時間上相差太久遠的踏火也沒經歷過，這個就不作討論，來說說發生在踏火身邊的一些經驗吧。這些是在幾十年前農藥還沒大量使用前，老一輩人常用的方法。

一曬二凍：曬就是將地翻過來曬一下，這種的話在旱地上用的較多，通常是將地裡的草先刨掉，曬幾天之後再翻過來，而對於水田一到收割完水稻之後會將田硬上的草全部清除掉，一個是可以用來作肥料，二是可將周邊的一些蟲及蟲卵清除掉，一般在入冬之前都會將田耕一次再加水漫住，這樣很多病蟲害都過不了冬。

用火燒：因為踏火家鄉在山區，菜地一般在山腳下，有一些病蟲害多的菜地，在種下一茬時會將菜園周邊的一些茅草砍下來放在一起燒掉，這樣也可起到預防病蟲害的方法。用藥：以前只是不用或是少用化學農藥，但有時會用到一些別的藥物來防治病蟲，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生石灰，經常聽我母親講，那時還是集體生產時，每年開春前都會下一些生石灰到田裡去（兩到三年用一次）。而對於菜地用的最多的就是草木灰，這種也是鹼性物質，對一般的病蟲害有一定的作用。當然有時也會用別的對人沒有危害的藥物，踏火印象中最深的就是用自己種的菸葉浸泡之後的水去殺果樹上的一些蟲子。

總之，在以前的傳統生產上，對於病害這一塊最主要的還是一個防字，而不像現在這樣一心追求產品的產量和外觀，而不得不使用農藥。

農作物從下種開始，一直到收穫之際，都會受到各種有害物質的侵害，輕則減產，重則顆粒無收。古代，沒有各種農藥，那他們是如何防治病蟲害，讓作物得到有序正常的生長呢？

我們一起來跟隨古人，看他們是如何防治病蟲害吧。

種植抗病蟲害作物

古人對種苗進行擇優培育後，選種以害蟲不喜食的作物進行種植。

《泛勝之書》總結了麥、禾的選種技術，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強者；禾種：擇高大者。以穗大、植株粗壯者為種，已涉及遺傳生物學的知識，由此可見古代人民已經從長期的種植中積累出相關經驗，開始了對苗種培育的擇優淘劣。害蟲食性強且雜，但有喜食不喜食的差異。王禎說：蝗不食芋桑和水中菱芡及綠豆、豇豆、豌豆、芝麻、大麻，農家應兼種以防不虞。明清害蟲不食之物增多，《救荒簡易書》中有：臭麥、豌豆、小扁豆、蠶豆、芥、蔥、茼蒿，埋頭、出頭白蘿蔔，多汁、無汁白蘿蔔，油菜、圓葉莧菜等，這些作物均有辛辣、臭等氣味，害蟲避而遠之。

合理輪作、間作套種防治病蟲害

在古代缺乏藥物防治手段時候，古人利用輪作、間作套種的方式對病蟲害進行防治，一直延續至今，自然農法和有機種植也基本採用這類方式進行防治。

1.輪作防治病蟲害。《泛勝之書》記載區種中的禾、麥輪作，避免重茬。《齊民要術》總結了合理輪作防治病蟲害技術，“種麻得良田，不用故墟。故墟亦良，有點葉夭折之患，不任作布”。“點葉”“夭折”是兩種可透過土壤傳播的病，不用“故墟”即不能在連作的田塊種植。大多數作物都須輪作，重茬易誘發病蟲害。2.間作套種防治病蟲害。卡遜認為：大面積種植一種穀物為某些昆蟲數量的劇增提供了條件，“一種食麥昆蟲在專種麥子的農田裡比在麥子和這種昆蟲所不適應的其它摻雜混種的農田裡繁殖起來要快得多”。由此可見實行套種的重要性。漢代已有間作套種技術，魏晉南北朝得到發展，認為桑苗“下常劚種綠豆、小豆”（劚：用刀、斧砍削），可使“二豆良美，潤澤益桑”。

天敵防治害蟲

漢王充在《論衡•物事篇》中層談到：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之氣使之然也。這就是說，天下萬物之間相利相剋，遵守著自然之道的法則。

1.以蟲治蟲。自然界的生物鏈幫助農民治理病蟲害，該類記載始見於《南方草木狀》：交趾（廣東及越南部分割槽域）人以席裹並巢貯黃猄蟻賣於市，該蟻可使南方柑樹免於群蠹（小蟲子）所傷。黃猄蟻的治蟲效能須依靠集體力量，故應並巢而賣。2.蛙類防治害蟲。宋《淵海類函》有“蛙能食蟲，必應禁捕”的記錄。3.明清史料記載家禽防治蟛蜞及蝗蝻。明霍韜曾說，廣東香山、番禺等地有蟛蜞蟲，食谷之芽，大為農害，唯鴨能啖焉，且鴨不為害農稻。

植物性藥物防治害蟲

先秦已始用植物性藥物防治病蟲害，《周禮》記有“嘉草燻之”、“莽草燻之”等多種藥物治蟲方法。鄭玄《注》中說，莽草有殺蟲之效者，燻蟲即死，是利用植物多樣性防治害蟲。

1.種子處理防治病蟲害。《泛勝之書》介紹：以水煮沸剉碎的馬骨，再加附子浸泡，三四天後去附子，再加入蠶、羊矢（股內側近陰處）攪拌如稠粥。最後加入種子反覆浸泡，可使“禾稼不蝗蟲”。無馬骨，雪汁亦可。2.防治倉儲害蟲。《泛勝之書》說，麥一把，艾一把，藏於瓦器、石器中，適時播種收可倍。艾葉中的揮發性芳香油具有殺蟲滅菌作用，先秦的“莽草”燻蟲也能防除倉儲害蟲，煙霧瀰漫於室內，害蟲難以倖免。宋元時，防治病蟲害的植物性藥物較多，但多用於蔬果、花卉等害蟲防治，用於農作物的較少。《本草綱目》中有百部、狼毒、苦參、藜蘆等治蟲植物，清增加有菸草、雷公藤、巴豆等。清末，植物性藥物直接用於殺滅農業害蟲。何剛德介紹，可用芥子油每畝三合或石油四合灑葉莖除絕螟蟲。儘管先秦已始用植物性藥物防治病蟲害，且歷代不斷增加，但多被用於室內等害蟲，即便用於農作物害蟲，也多為預防而非直接把藥物噴灑在害蟲身上剝奪其生命。但到清末，藥物殺滅農作物害蟲增加。這一變化與明末清楚社會觀念的變化、中西科技交流的加深有著密切的關係。

先人智慧，無窮無盡，只簡單羅列歸納如上，難以盡列。

注：本回答相關內容取自《古代生物多樣性防治病蟲害的實踐及當代的利用方式》，山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九期），龔光明，楊旺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