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中國11．6億人口中，在今天散佈在海外的數千萬華人和華裔中，究竟有多少人自己或他們的祖先是由黃河哺育？要具體回答這個問題是相當困難的，大概永遠找不到準確的答案。但是大量歷史事實卻足以證明，黃河曾經哺育了中華民族的先民的大部分，她的兒女遍佈在中華大地，也已經走向世界各地。
(一)黃帝與夏的傳說
從較早的文獻記載，我們能看到對三皇五帝的傳說。《史記·五帝本紀》記錄了黃帝(軒轅)的事蹟：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汲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定處，以師兵為營衛。
大意是說黃帝在諸侯們的支援下，在阪泉之野打敗了炎帝，又聯合 諸侯在涿鹿擊敗了蚩尤，以後又奔波於各地，長期不得安寧。這裡提到的地名——阪泉，大致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一說在今山西運城市解池附近。涿鹿，即今涿鹿縣東南。丸山，一作凡山，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北。岱宗，即泰山。空桐，一作崆峒，山名，在今寧夏隆德縣東。雞頭，山名，即崆峒山。熊，即今河南熊耳山；一說在江南某地。湘，山名，即今湖南嶽陽市西南的君山。葷粥，即獫狁，古代北方的遊牧民族，商周之際活動在今陝西、甘肅北部和內蒙古西部。釜山，一說在今河北懷來縣北，一說在今河北徐水縣西。
黃帝死後，葬於橋山。橋山，早期的說法是在今陝西子長縣西北，以後以今黃陵縣境為橋山所在。
如果我們透過這些記載對黃帝神化的外表，而把這些看成一個部落或部落集團的活動，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規律來的。黃帝或炎黃集團的活動範圍東至今黃海，西至寧夏南部，南至洞庭湖北部，北至河北、陝西北部；基本是在黃河流域，只是偶然涉足長江中游。
夏朝的歷史目前還沒有完全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也只能歸入傳說時代。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輯本》，夏的第一個都城是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告城。第二個都城斟尋，在今河南鞏義市西南。第三個都城斟灌，在今河南清豐縣東南。第四個都城原，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北。第五個都城老丘，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第六個都城西河，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見於其他比較可靠的史籍的夏都還有：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晉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帝丘，在今河南濮陽市西南。儘管遷移非常頻繁，但不出今河南、山西兩省的範圍，都在黃河流域。
(二)商周時期：早期的外遷
商人在推翻夏朝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遷移了八次，居留過的地方是：亳，今山東曹縣東南；蕃，今山東滕縣；砥石，今地不詳；商，今河南商丘縣東南；東都，在泰山下；殷，在今河南安陽市。砥石今地儘管不詳，但可以肯定不會太遠，也在黃河流域。而商王朝建立後的都城是：囂，在今河南滎陽縣北敖山南；相，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邢，在今河北邢臺市；庇，在今山東鄆城縣東北；奄，在今山東曲阜市；殷，在今河南安陽市小屯。全在今山東、河南的範圍之內。
周人發祥於渭河流域，至古公亶父(約前12世紀)時遷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境)，由黃土高原進入關中平原。不久，古公的長子太(泰)伯、次子仲雍遷往江南，被當地民族擁為首領，在今江蘇無錫一帶建起了吳國的前身。隨同他們二人遷移的人數估計並不多，但這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周文化的南遷，也是黃河流域文化對長江流域的第一次重要傳播。由於太伯、仲雍成為南方民族的統治者，他們所攜帶並傳播的黃河文化必定對吳國以至周圍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約在公元前11世紀中期，周武王消滅商朝。為了鞏固周朝的統治，武王大規模分封諸侯，其中少數是就地分封或承認既存事實，大部分是易地分封或將本國本族的人封往周的舊地之外，實際上是一次數量很大的移民運動。武王之子成王時也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分封。透過這兩次分封，周人從關中平原擴散到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而其中一部分已經開始進入今天的黃河流域之外。例如，召公被封於燕，在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端，都於薊(今北京城西南隅)；燕國以後擴大到遼河流域和北韓半島北部。神農之後被封於焦(今安徽亳州市)，帝舜之後被封於陳(今河南淮陽縣)，武王弟叔度被封於蔡(初在今河南境內，後改於今上蔡縣一帶)，都已進入淮河流域。
經過春秋戰國期間各國的兼併和擴充套件，到戰國後期，從河套以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基本都已得到開發，大多數地方的人口已經比較稠密，並且開始向黃河流域以外遷移。如公元前316年秦國滅了在四川盆地的蜀國以後，曾從關中遷了萬戶居民到蜀地；將本國的罪犯強制遷往蜀地的邊縣，在滅六國的過程中還將趙華人遷至蜀地。
(三)秦漢的開拓和移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繼續將四川盆地作為安置罪犯和特殊移民的地方，同時又實施了幾次較大規模的移民，從黃河流域向周圍擴充套件。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50萬秦軍越過五嶺，到三十二年征服了南越，奪取了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一帶，設定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個郡。經過多年戰爭後的遠征軍就被留在嶺南定居，後又從全國徵發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嶺南。為了彌補移民的性別不平衡，還從中原補充了一批婦女。這些軍人和移民絕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他們構成了嶺南漢人最早的主體。
秦始皇還將“天下不軌之民”遷到南陽(今河南南陽市)；把一批“有罪”的官吏百姓從全國各地遷到山陰(今浙江紹興市)。為了逃避秦始皇繁重的徭役徵發，很多百姓流亡外出，黃河下游山東半島上就有不少人渡海至北韓半島。到漢朝時，北韓半島北部的北韓和南部的辰韓人口中有很多是秦朝流民的後裔。
但是和以後黃河流域大規模的人口輸出相比，這些移民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黃河流域的人口總數還不太多，人稠地狹的地方很少，由此產生的過剩人口在附近地區就能得到消化。所以對外的人口遷移一般只限於統治者為了開疆拓土和鞏固統治地位而強制實行的移民，以及逃避徭役和刑罰的流民。
經過西漢近200年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不僅依然保持了全國領先的地位，而且在全國所佔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據西漢末元始二年(2年)的統計數，在全國約6000萬的人口中，當時的黃河流域約佔70%。由於當時的農業生產水準大致與人口數量成正比，而黃河流域的手工業、鹽鐵業又佔絕對優勢，可以認為，就經濟實力而言，黃河流域佔全國的比例還不止70%。但另一方面，在黃河下游的關東地區(太行山、中條山和豫西山區以東)已經出現了局部的人口相對飽和現象，土地開發殆盡；而在黃河流域以外的地區，大多還處於開發的初期，或者尚未開發，一般都地廣人稀，甚至還是無人區。
西漢期間人口遷移的主要流向是黃河流域內部的調整，如從關東遷至關中，自關東遷往河套地區等，但還是有一些對本區域外的遷移。這些移民的數量雖然不一定很多，但由於來自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所以對遷入地的經濟開發和當地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較大的影響。
其中規模和影響都最大的，是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朝奪取河西走廊以後的移民，使河西走廊由遊牧民族所有的牧區從此變為漢族聚居的農業區，而且成為中原王朝的漢族與西域聯絡交流的真正的走廊。
又如秦末漢初，燕、趙、齊(約相當於今河北、遼寧、山東大部)遷往北韓半島避難的就有數萬人，西漢期間由山東半島和遼東遷去的仍絡繹不絕。由於北韓的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或其後裔，西漢末年的學者揚雄著《方言》一書時，就將北韓與燕、代(今山西北部、河北、遼寧)列為一個方言區。
北方的匈奴透過入侵擄掠和招誘等方式遷去的中原漢人至少也有十幾萬，這不僅增加了匈奴十分可貴的勞動力，而且傳播了中原先進的文化知識、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使匈奴這個遊牧民族也具備了一定規模的農業，發展了打井、建築、冶煉等產業，也促進了匈奴與漢族的交流和聯絡。
在漢朝與西域的聯絡開始以後，還有少量漢人因種種原因遷入西域，如當時派出的大量使者及隨員，不少人實際在從事商業活動，有些就在西域居留；漢軍對西域的軍事行動最多一次損失達二十餘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應是被俘或流落當地；公主下嫁西域國王或西域國王仰慕漢文化而帶往西域的隨從，從事禮儀、音樂、服裝製作的技藝人員，工匠等。
(四)南遷的序幕
從王莽政權的後期至東漢初，黃河流域陷於大規模的戰亂之中，北部又受到匈奴的威脅，西南、西北和東北先後出現地方割據，只有南方比較安定，所以中原人紛紛南下避亂。這些人中的上層，在北方重新安定後基本都返回原地，但平民和無地農民卻由於南方較容易獲得土地和維持生計，因而選擇了定居。儘管下層平民移民不足以引起學者和史官的重視，所以沒有留下具體的記載，但南方一些政區戶口數字的變化還是能夠說明問題。東漢永和五年(140年)全國的戶口總數比元始二年(2年)少，但南方一些郡的戶口數卻大大超過了元始二年的數字，大致相當於今湖南、江西二省大部的長沙、零陵、桂陽和豫章四郡分別達到原來的314%.636%，年平均增長率在8．3‰.11．6‰之間。如果考慮到兩漢之際的動亂給各地造成的影響以及東漢的戶口數一般比西漢有較大的隱漏率，那麼這些地區實際人口的增長率還應更高，這隻能是人口機械流動的結果，說明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移民已經大量遷入長江中游和湘江流域。
東漢末年開始的戰爭動亂，持續數十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區，黃河流域的人口多次向周圍各地作大規模的遷移。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董卓逼漢獻帝遷都長安，將洛陽200裡內數百萬人強行西遷。與此同時，青、徐二州(相當於今山東大部和江蘇北部)有百餘萬人逃往幽州刺史劉虞所轄的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和遼寧西部，今山東西部和河南的人口主要向南遷至今湖北江陵的荊州治所一帶投奔荊州刺史劉表。
第二次大遷移發生在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殺後，其舊部攻入長安殺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擊，關中大亂。有數十萬難民東遷至今江蘇徐州一帶投奔徐州刺史陶謙，另有數萬戶進入今四川境內投奔益州牧劉益，還有一部分向南出武關，經南陽盆地繼續遷入荊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屯駐關中的馬騰、韓遂等十部起兵反曹操，關中再次大亂，引起第三次大遷移，又有數萬戶越過秦嶺進入漢中盆地，投奔張魯。
這些外遷人口並沒有都能在遷入地定居，一部分在以後的戰亂中死亡，一部分又遷回原地，但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在遼河下游、江南和四川盆地定居。在蜀國和吳國的上層人物中，大多數是北方移民，而來自黃河流域的今河南、山東、河北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蜀國的兵士和下層移民中，有不少是從關中遷入的。三國鼎立結束後，蜀、吳的宗室、大臣和上層人士都被舉家遷往中原，但平民百姓大多沒有再返回北方。
(五)永嘉南渡和向邊疆的遷移
西晉統一不久，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就在元康元年(291年)爆發了，到永康二年(301年)更演變成大規模的混戰。匈奴等少數民族趁機而起，終於推翻了西晉的統治，建立了各自的政權。中原再次成為持續不斷的戰場，從4世紀初的西晉永嘉年間(307.312年)到5世紀中葉的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年)，從黃河流域南遷的移民絡繹不絕，集中的高潮有四次：
永嘉初，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以及江蘇、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繼渡淮河、長江南遷。東晉元帝大興三年(320年)在建康(今南京市)設立了第一個僑縣——懷德縣。所謂僑縣，就是在南方為北方移民設定的行政區域，集中安置某一地的流民，新的政區一般就以移民的北方原籍政區命名。為了區別於北方依然存在的政區，往往在新設的僑治單位地名前加上“南”字。如在這以後陸續設立了徐、兗、幽、冀、青、並、司諸僑州、郡、縣於長江南北，分別被稱為南徐州、南兗州等，幾乎北方所有的政區在南方都設了僑治單位。
東晉成帝初(326年後)，江淮間大亂，淮南居民以及原來僑居在淮南的北方移民紛紛渡長江南遷。
東晉哀帝時(362.365年)及以後一二十年間，中原戰亂不斷，關中所遭破壞尤其嚴重，今陝西、甘肅境內人口南遷漢水流域，一部分進入四川。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間(465.471 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復的中原地區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佔領，大量人口渡淮南遷，在淮南僑置了司、兗、徐、青等州及其他一些僑郡縣。氐人的戰亂也迫使關隴流民南遷漢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移民南遷的線路前後大致相同。西線之一是循漢水南下，所以南鄭(今陝西漢中市東北)和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成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陸路則取金牛道(南棧道)西南入四川。東線以邗溝和淮河流域東南向的支流為主，因此邗溝南端的江都及對岸今鎮江、常州一帶成為山東及蘇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東南遷安徽後再繼續南遷，而不正南遷入今湖北。
根據僑州郡縣的戶口數量統計，接受移民最多的是今江蘇省，設有僑郡23個、僑縣75個。在今南京、鎮江和常州一帶最為集中，蘇北則以揚州、淮陰等地為主。移民的來源，今山東佔了一半以上，以下是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也是來源之一。本區固然有不少地理優勢，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東晉至南朝定都建康的政治吸引力。
今安徽境內的移民來自北方，以今河南為最大部分，其次為河北、山東、山西。本省淮北移民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少部分來自江蘇北部。僑郡縣大多散處江淮之間，江南僅集中在今蕪湖附近。
今湖北境內長江上游的江陵、松滋一帶的移民主要來自山西、陝西、河南，少量來自安徽和江蘇的淮河流域；長江下游武昌、黃梅一帶的移民大多來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還是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鍾祥，而以襄陽為中心；來自陝西的移民數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肅，再次為河北、山西、安徽和四川。
今河南南部淮漢流域也設有若干僑郡縣，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少數來自陝西、甘肅和本省南部。
今陝西秦嶺以南漢中地區的移民幾乎都是來自甘肅、四川及本省北部。
今山東今黃河以東南地區因一度為南朝宋佔有，所以也設定過僑州郡縣，接納移民以河北為主，其餘有河南北部及山西人。
總而言之，移民遷入地可以分為東西二區：東區包括長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黃河下游今山東、河北及河南東部的移民為主。西區包括長江流域上游及漢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肅、陝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為主。
但由於並非所有的北方移民都居住在僑州郡縣中，所以僑州郡縣的分佈還沒有全部反映北方移民在南方分佈的實際情況。實際上長江三角洲今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特別是太湖流域和寧(波)紹(興)平原居住著大批北方移民，只是因為這一帶沒有設定僑州郡縣，無法在上述統計結果中反映出來。
到南朝宋時為止，僅僑州郡縣的戶口就有90萬，約佔當時全境戶口總數的六分之一，加上不居住在僑州郡縣的移民，再考慮到從西晉至南朝的戶口都沒有登記全部人口這一因素，那麼移民及其後裔的總數不會少於200萬人，他們在南朝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也應高於六分之一。
從西晉末年的動亂開始，就不斷有山東半島和華北北部的人口遷往遼東半島和遼東灣北部沿岸。在這一帶建立政權的前燕、後燕和北燕基本上能保持安定的局面，農業生產有穩定的發展，多數流民在此定居。以後遼河以西被高句麗佔領，估計有一部分移民也隨之被高句麗人佔有，並進而遷入北韓半島，融合入高麗人之中。
另一部分中原人遷往河西走廊，投奔涼州刺史張軌。洛陽被匈奴的漢政權攻佔後，中原人往河西避難的人更是絡繹不絕。西晉亡後，張氏建前涼政權，河西基本未受戰禍影響，對關中、隴東隴西的漢族流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六)怛羅斯的戰俘和安史之亂後的南遷浪潮
唐朝天寶十年(751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率2萬軍隊在怛羅斯(今哈薩克的江布林)與大食兵交戰，唐軍大敗，大部分被殺、被俘。俘虜大多被遷往大食(阿拉伯帝國)，只有個別人返回。這些唐軍俘虜多數來自中原地區，不少人具有造紙、紡織、繪畫等技藝，見於記載的就有京兆(今陝西西安市一帶)和河東(今山西西南)人。中國的造紙術就是從此開始傳入阿拉伯國家，並進而傳入西方其他地區。這次從黃河流域向外部世界的特殊移民人數雖然不多，對世界文化傳播的意義卻是異常重大的。
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戰禍幾乎遍及黃河中下游，中原人民又紛紛南遷，南下的移民浪潮在淮漢以南沉澱下來，形成三道波痕：第一道遠達湘南、嶺南、閩南，第二道集中於長江沿線，第三道在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地區。按移民數量多少而言，則依次為第二、三、一道。
第二道內北方移民高度集中，自東向西又可分為三區：蘇南浙北區、皖南贛北區和鄂南湘西北區，其中一二兩區與淮南合稱江淮之間，是當時北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
蘇南浙北區相當唐朝的潤、常、蘇、湖、杭、越、睦等州，估計在這一區內定居的移民要佔當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皖南大致相當天寶時的宣、歙二州，但在安史之亂期間及以後的數年間新設了5縣，又從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分置了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貴池縣)，說明戶口的增加相當可觀，移民數量必定很大。贛北相當天寶時江、洪、饒、袁、撫、吉等州。唐朝安史之亂後的戶口統計數一般比以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可是贛北卻有三個州有很大的增長，而且饒(治所在今江西波陽縣)、洪(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二州都在山區設立了新縣，說明平原地帶人口已經相當稠密。
鄂南湘西北區相當唐朝的荊、澧、朗、鄂、沔等州，是移民最高度集中區。因地理位置接近，中原的移民蜂擁而至，荊州戶口增加10倍，析置新縣，治所江陵城(今湖北江陵縣)就有30萬戶的紀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的戶口數也增加了一倍，並從一個下州升格為觀察使的治所，管轄本州和蘄州、黃州，成為中央財賦主要來源的東南八道之一。
第三道波痕是移民次集中區，自東而西也可分為三區：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
淮南江北區淮南道的首府揚州及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縣)、楚州(治所在今江蘇淮安市)、濠州(治據今安徽鳳陽縣臨淮關西)都有接納北方移民的紀錄，和州還有比天寶年間戶口增加數倍的記載。但因處於人口由北而南遷移的過渡地帶，居留的人數不及蘇南浙北和皖南贛北多。
鄂北區以襄州為中心，治所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因位於漢水與南陽至江陵的大道的交匯點，是中原移民南下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襄州在元和年間(806.820年)的戶口數比天寶時淨增1．2倍。但大部分移民也繼續南遷，因此定居人數遠不如其南面的荊州。
第三道波痕包括閩南的泉州、莆田等地，湖南的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陽市)、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縣)、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縣)等地，遠至廣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內市西北)，數量並不太多，但為今後更大規模的移民開闢了道路。
安史之亂平息以後，北方因藩鎮割據戰亂不絕，南方則相對安定，經濟開發顯示優勢，因而仍不斷有移民南遷，儘管規模要小得多。
與永嘉時的南遷相比，這次遷移的路線更長，遷入地更廣，數量也更多。由於南方原有人口遠比西晉末年為多，所以長江中游人口相對較稀少的荊州成為移民集中地，江西也因人口較少而吸收了大量移民。黃河流域的移民不僅大大增加了南方的人口數量，而且使南方各地區間的人口分佈比以前更為均衡了。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已，今山西、河北緣邊地區的百姓為避戰亂，紛紛遷入北方契丹統治區；一些守邊將領也因種種原因率所部兵士和當地百姓投奔契丹。契丹多次入侵中原，影響最大的一次是攻入開封，滅後晉。每次入侵，幾乎都以擄掠大批人口北歸而結束，一直持續到遼統和二十三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宋遼澶淵之盟訂立後才基本停止。被擄掠的人口估計累計有近百萬，其中來自黃河流域的約有半數，他們大多被安置在今內蒙古東南的西遼河流域和今遼寧境內，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使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區北界推進到最遠點。
(七)靖康南遷和金元時的外遷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已經滅了遼國的金軍對宋發動了全面進攻，到第二年正月就攻至黃河北岸，逼近宋朝的首都開封，閏十一月攻陷開封，次年初北宋亡。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滅亡迫使黃河流域的人口大批南遷，形成第三次南遷高潮。
這次南遷有三個階段：靖康元年(1126年)開始至紹興九年(1139年)左右；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南宋後期蒙古南下的過程中。第三階段主要是黃淮流域金國南部人口的南遷，但第二、三階段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如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遷移也有幾次高潮。
靖康元年正月宋徽宗南逃和十一月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失陷，使汴京一帶的官僚貴族和百姓大批南遷。到十月，山西和河北先後為金兵攻佔，居民紛紛渡河南逃，西北州縣為之一空。
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年)金兵第二次南侵，戰區擴大到今浙江、江西和湖南境內，淮南一帶百姓(包括原由北方遷入淮南的流民)再次南遷，西北地區向南的移民也絡繹不絕，北方出現數十里以至數百里無人煙的景象。
紹興四年(1134年)金兵再次渡淮，淮南居民又大量渡江南下，淮北的居民也繼續南遷，到紹興五年還有餘波。
紹興八年金人廢除原來扶植的劉豫政權，已遷入河南、陝西的西北移民又陸續遷移，大多南下。
以今地劃分，浙江無疑是最重要的遷入地。作為南宋的“行在所”(臨時首都)所在，不僅有大批文武官員自北方遷來，而且還吸引了不少汴京移民，以至臨安(今杭州)就有從汴京遷來的各種商店和服務行業。到南宋末年，杭州的風俗已與昔日的東京相似，連當地的語言也發生了變化，至今杭州市區的方言依然帶有明顯的北方味，形成與周圍地區都不同的方言島。北方移民遍佈各地，如紹興曾集中安置各地流民，士大夫寄居的也很多，詩人陸游年少時就看到過來自今河北、河南、陝西、山東計程車大夫移民。
宋高宗一度駐在揚州，使揚州一時成為北方上層移民的集中地。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市)也曾是高宗駐地，又是水陸交通的樞紐；平江(今蘇州市)、常州、鎮江經濟發達，交通便利，都是移民最集中的地區。
陝西的流民和從西北撤退的軍隊大多遷入四川，但也有河北、河南籍的移民遷入。四川經濟條件有利，可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南宋前期四川的戶口增加很快，移民的流入是一個重要原因。
江西接受的移民以來自河南的為主，大多定居於北部和中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帶。江西在南宋期間戶口增加的幅度很大，後期已超過兩浙路而居第一。
進入湖北的移民以河南籍為主，但也有來自山西、河北、山東的。因地處南宋前沿，繼續南遷者居多，定居者則多選擇襄陽和沿長江、漢水一帶。
安徽境內的移民主要定居在皖南沿江地區。淮河流域因地處宋金交界，形勢很不穩定，一有戰事就又得遷移，所以早期遷入的北方移民基本都已繼續南遷。
福建一直未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成為移民的樂土，南遷的宋朝宗室也集中在福建。由於人口增加，平原和緩坡地的開墾利用已近飽和，梯田已相當普遍。
兩廣也吸收了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但因距離已遠，與上述各省還不能相提並論。
南遷移民的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其數量至少有幾百萬。
在遼朝被金消滅的前夕，宗室耶律大石於1124年自立為王，率部西遷，先後佔領了西州回鶻和黑汗國的舊地後(約相當於今新疆和中亞楚河流域)，又向西擴充套件到阿姆河流域。隨大石西遷的主要是契丹人，但從以後的情況看，其中也有一些黃河流域的漢人。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蒙古軍攻金時，便將大批中原漢人被強制遷移至蒙古地區，一次就有十萬人的紀錄。儘管沿途有不少人死亡，但最終有一部分漢人定居在今內蒙古和蒙古境內，從事農耕和手工技藝。此後直到元朝中期，繼續將中原和江淮間漢人士兵、百姓和工匠遷至蒙古。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和忽必烈即位的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都是以漢族工匠為主建成的，以後還居住著不少中原漢人。此外，在稱海(今蒙古科布多東南)和謙謙州(今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等地也有不少漢人聚居。
在成吉思汗西征時，一些漢人被徵發隨軍，以後定居在西域和中亞；還有些漢人被強制遷往中亞。如據《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鬱《西使記》、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的記載，在邪米思幹(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城中有很多漢人工匠，在塔剌思(今哈薩克江布林)有來自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南蒲州鎮)的豪民子弟四百餘人，在龍骨河(今新疆福海縣境烏倫古河)西北有很多漢民在農耕，阿里麻裡城中漢人與回紇人雜居，其南的赤木兒城中居民多來自並(今山西太原一帶)、汾(今山西汾陽等縣一帶)。這是唐朝以後黃河流域人口又一次遷往中亞和新疆的明確記載。
從蒙古崛起到元滅南宋，戰爭持續了70多年，其中最殘酷、最激烈、最持久的戰爭發生在黃河流域和四川盆地，而最後滅南宋的戰役時間很短，元朝統治者又比較注意避免生命財產的損失，所以人口減少的幅度較小。到元統一之初，黃河流域人口極其稀少，而南方卻相當稠密。但由於賦役繁重，徵發不斷，北方人民不堪負擔，在元滅南宋後紛紛逃亡江南，遷入南方的人口估計在100萬以上。加上黃河流域的經濟長期得不到恢復，南北的差距越來越大。元朝末年，南方與北方(以淮河、秦嶺、白龍江為界)的人口之比已經超過8比2，達到了頂點。
元末明初的戰爭使北方受到更大的破壞，因此明朝建立以後就實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將南方的人口遷至江淮之間和黃河流域。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又將北京和華北作為移民的主要遷入地。由於南方人口密度較高，很多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已經相當突出，而北方到處有荒地可墾，加上統治者採取減免賦稅等優待措施，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南方百姓向北遷移。這些南方移民主要定居在江淮之間，但也有一些遷入了黃河流域。總之，黃河流域已經成為吸收移民的地區，對外輸出移民的歷史基本結束了。
(八)移民東北和南遷的餘波
在明朝近300年的時間裡，黃河流域的人口儘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但還沒有造成明顯的人口壓力，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人口流動不大。但由於水旱災害和賦稅負擔，還不時出現大批災民和無地流民，進入山區開墾。
進入18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口在恢復到明朝人口峰值的基礎上持續增長，到末期已突破3億。黃河流域同樣出現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口壓力日益嚴重。但是南方的人口基數更大，產生的人口壓力也更大，黃河流域向南方的人口遷移受到限制，而西北河西走廊和河套以外的地方自然條件太差，開發困難，因此東北成為唯一的理想的開發區。儘管清朝一直沒有取消對東北地區封禁的法令，並多次採取加強的措施，但為生計所迫的華北災民貧民不顧禁令進入東北。到19世紀60年代東北正式開放，移民更成為滾滾洪流。清朝末年，東北三省的人口已近2000萬，到1940年更增加到了4500萬，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山東、河北和河南的移民及其後代。這是黃河流域的人口大規模向外遷移的最後一次，也是絕對人數最多的一次。
在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江南出現了局部的人口稀少以至空白地區，而這些地方在戰前以富庶聞名於全國，對北方稠密的貧窮人口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僅河南光山一縣遷入江南的移民就有100餘萬，蘇南西部成為河南人的移殖區。但江南本地人口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密度，周圍又都是人口稠密地區，所以區域性的空白很快被填補，這次移民的時間很短，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對長江流域移民浪潮的餘波。
(九)各族人民的大熔爐
在向各地不斷輸出人口的同時，黃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區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周邊地區的非漢族移民。
黃河流域也曾經是多民族雜居，農業民族和牧業民族共處的地區。但至遲到春秋時期，出自夏、商、周的三支後裔已經具有共同的民族心態，結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雛形，並以“諸夏”自居，以區別於其他部落或部落集團。諸夏憑藉數量和素質上的優勢，逐漸融合或驅趕其他民族。所以到秦始皇時(前221.前210年)，推進到了隴東高原，自河套以下的整個黃河流域都已成為諸夏的聚居區。在此範圍內的非諸夏各族，如果不是已經成為諸夏的一員，就已經退出了黃河流域。
從西漢開始，一方面統治了黃河流域絕大部分的中原王朝將大量非華夏(漢)族人口遷入；另一方面，北方非華夏(漢)遊牧民族用武力向中原推進，取代漢族統治者成為黃河流域的主人。無論哪一種方式，結果卻完全一樣，都以這些非漢族融合在漢族之中而告終。
漢武帝建元三年至元封元年(前138.前110年)，將十餘萬東甌和閩越的越族人從今浙江南部和福建遷至江淮之間，其中一支又被遷至今山西西南。這些越人至東漢時已不再見於記載，也沒有發現遷回原地。
從漢武帝時開始，就不斷有匈奴人從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遷入漢地，東漢初南匈奴遷入塞內，人數已有數十萬。至1世紀末鮮卑人擊敗匈奴而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時，除了西遷的一支以外，匈奴的主體已經轉移到今內蒙古南部、陝西和山西北部。經過東漢、三國、西晉和十六國時期，匈奴人的分佈範圍更廣，人數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幾乎遍佈於黃河流域各地。但經過十六國後期和北朝的遷徙和融合，到隋唐時，匈奴作為一個民族已銷聲匿跡了。
烏桓人於1世紀初從北方遷入漢朝的東北邊境，有的被編入漢朝的軍隊，駐地在洛陽附近。到東漢末年曹操擊敗烏桓，有十多萬人被遷入北方內地，東北地區殘餘的烏桓人以後也由魏國安置。十六國時還偶然見到關於烏桓的記載，北朝以後就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
鮮卑人數量更多，向黃河流域移民的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在遼東的鮮卑人從西晉初開始就不斷遷入漢族地區，先後在龍城(今遼寧朝陽市)、薊(今北京市)和鄴(今河南臨漳縣西南)為中心建立政權，人口遍佈今淮河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和山西、河北的大部。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權被前秦所滅後，大批鮮卑人又被遷往關中。拓跋鮮卑則從河套和陰山南麓向今山西北部遷移，雖一度被前秦滅國，但以後仍在這一帶建立北魏。隨著北魏最後統一了北方，鮮卑人的分佈擴大到了整個黃河流域。尤其是在北魏的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以後，鮮卑的主體更深入到漢族的中心地帶。儘管鮮卑當時居於統治民族的地位，但在數量上遠不如漢族，文化水平更無法與漢族相比。北魏孝文帝實行徹底的漢化政策，大大促進了鮮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但同時也加快了鮮卑民族的解體。到唐朝，鮮卑作為一個民族已不復存在，但鮮卑人的後裔還歷歷可數。以後就連這些界線也消失了，鮮卑後裔作為個人也完全融入漢人之中了。至於在東晉末年被劉裕遷至南方的南燕鮮卑(原在遼河下游，後遷至今河南、山東)，由於人數不多，地位低下，淹沒在漢人中的時間就更短了。
唐代進入黃河流域漢族地區的其他民族人口就更多了，見於記載的至少有突厥、回鶻及其他鐵勒系部族、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西域諸族、吐谷渾、吐蕃、党項、高麗、百濟、契丹、奚等。有的民族遷入數量很大，如高麗，一次就有三萬多戶、合十多萬人的紀錄；又如党項人，一次“內附”也多達二十萬戶。這些民族總數達數百萬的內遷人口中，除了有少部分又遷回唐朝境外之外，還有一小部分繼續保持著本民族的身份，大部分已逐漸變得與漢人沒有區別。特別是那些分散在漢族內地的外族移民，如高麗人，與漢人融合的速度更快。
從唐末五代開始，契丹、党項、女真先後佔有一部分傳統的漢族地區，包括一部分黃河流域，女真人更南遷至淮河以北的廣大黃河中下游地區內。元朝的統一提供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機會，不僅契丹、党項、女真人的大部分被留在中原，西征的蒙古軍隊還帶回了大批中亞、西亞、東歐和中國西北的各族人口。作為一個統治民族，蒙古人擴散到黃河流域各地和全國各地。但到明朝建立後，留在明長城以南範圍內的各非漢族人口中，除了結成回回(回)族的還保持了本民族的身份以外，其餘的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等就已經或者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十)黃河兒女的貢獻
黃河流域的人口向南方和周邊地區的遷移，其他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向黃河流域的遷移，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國文化的進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前面已經提到，在公元初的西漢末年，黃河流域的人口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佔了絕大多數。黃河流域的移民直接增加了遷入地的人口數量，使遷入地的人口迅速增加到經濟開發所必需的數量，這在完全依靠人力和極其簡單的手工工具的生產條件下往往是起決定作用的。對於原來的無人區和處女地，這樣的作用尤其明顯。如河西走廊、河套地區、遼河下游、南方廣大地區、東北等地的開發，都是黃河流域移民大規模遷入的直接結果。
一般說來，黃河流域的移民選擇的遷入地都有比較充分的土地資源和比較適宜的自然條件，這就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移民在新開發區一般會有較高的自然增長率，所以人口增長較快。另一方面，黃河流域由於人口外流，減輕了人口壓力，人地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這必定會刺激當地人口以比原來高的增長率發展，不久就會補充減少部分，併產生新的人口壓力和新的移民。黃河流域原有人口的外遷也給周圍非漢族人口的遷入和定居準備了基本的條件，結果是這些本來以牧業為生的人口轉變為農業人口。
由於以黃河流域為基地的漢人早就發展成為幾乎是純農業的民族，所以這些漢人的遷移和擴散過程也就是農業區擴大的過程。歷史時期農業區北界的推進和收縮，都是伴隨著中原漢族移民的遷移和撤退而進行的。南方地區雖然在北方漢人遷入以前就有了比較穩定的農業，但其規模的擴大和水平的提高還是與北方移民的來到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從春秋戰國以來，黃河流域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具有整體上的優勢，長期處於全國最先進的地位，這種形勢至少維持到了唐朝中期。正因為如此，來自黃河流域的移民一般具有比遷入地的土著人口更高的生產技能和文化水準，會給遷入地帶去比較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作物、工具等，對提高當地的物質生產水平發揮很大的作用。移民還會在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家庭結構和社會機制等方面給遷入地帶來巨大的影響。如果移民在人口總數中佔有足夠大的百分比，這種影響就會是決定性的。
如果說在正常情況下，由於移民的遷入是以漸次推進的、緩慢的、低層次的方式進行的，因而移民的影響也只能是潛移默化並主要發生在社會的底層的話，那麼在黃河流域爆發戰爭動亂和異族入侵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的移民不僅數量大，遷移時間和地點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貴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藝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藝、行政治理經驗和經營管理能力，因而對南方及其他遷入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最終導致了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就這樣，一方面是黃河流域的人口不斷外遷，逐漸擴散到中國各地。另一方面是周邊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大量遷入黃河流域，他們既補充了當地人口，又使自己融入了漢族。他們中的一部分還隨著漢族移民再遷往南方各地。當南方的漢族移民佔了優勢之後，先進的經濟文化的吸引力和民族歧視的壓力使當地的非漢族人口自覺或不自覺地轉變為漢族的一分子。漢族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的結果。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隨著漢族人口的擴散而擴大鞏固，構成中國疆域的主要部分，以後又與邊疆政權的疆域合成中國的領土。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黃河兒女作為漢族的骨幹和種子，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黃河兒女也遍於中華，走向世界。
在今天中國11．6億人口中，在今天散佈在海外的數千萬華人和華裔中，究竟有多少人自己或他們的祖先是由黃河哺育？要具體回答這個問題是相當困難的，大概永遠找不到準確的答案。但是大量歷史事實卻足以證明，黃河曾經哺育了中華民族的先民的大部分，她的兒女遍佈在中華大地，也已經走向世界各地。
(一)黃帝與夏的傳說
從較早的文獻記載，我們能看到對三皇五帝的傳說。《史記·五帝本紀》記錄了黃帝(軒轅)的事蹟：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鹹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徵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汲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定處，以師兵為營衛。
大意是說黃帝在諸侯們的支援下，在阪泉之野打敗了炎帝，又聯合 諸侯在涿鹿擊敗了蚩尤，以後又奔波於各地，長期不得安寧。這裡提到的地名——阪泉，大致在今河北涿鹿縣東南，一說在今山西運城市解池附近。涿鹿，即今涿鹿縣東南。丸山，一作凡山，在今山東臨朐縣東北。岱宗，即泰山。空桐，一作崆峒，山名，在今寧夏隆德縣東。雞頭，山名，即崆峒山。熊，即今河南熊耳山；一說在江南某地。湘，山名，即今湖南嶽陽市西南的君山。葷粥，即獫狁，古代北方的遊牧民族，商周之際活動在今陝西、甘肅北部和內蒙古西部。釜山，一說在今河北懷來縣北，一說在今河北徐水縣西。
黃帝死後，葬於橋山。橋山，早期的說法是在今陝西子長縣西北，以後以今黃陵縣境為橋山所在。
如果我們透過這些記載對黃帝神化的外表，而把這些看成一個部落或部落集團的活動，還是可以看出一些規律來的。黃帝或炎黃集團的活動範圍東至今黃海，西至寧夏南部，南至洞庭湖北部，北至河北、陝西北部；基本是在黃河流域，只是偶然涉足長江中游。
夏朝的歷史目前還沒有完全得到考古發現的證實，也只能歸入傳說時代。根據《古本竹書紀年輯本》，夏的第一個都城是陽城，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告城。第二個都城斟尋，在今河南鞏義市西南。第三個都城斟灌，在今河南清豐縣東南。第四個都城原，在今河南濟源縣西北。第五個都城老丘，在今河南開封市東南。第六個都城西河，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見於其他比較可靠的史籍的夏都還有：平陽，在今山西臨汾市西南；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西北；晉陽，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帝丘，在今河南濮陽市西南。儘管遷移非常頻繁，但不出今河南、山西兩省的範圍，都在黃河流域。
(二)商周時期：早期的外遷
商人在推翻夏朝建立自己的國家以前，遷移了八次，居留過的地方是：亳，今山東曹縣東南；蕃，今山東滕縣；砥石，今地不詳；商，今河南商丘縣東南；東都，在泰山下；殷，在今河南安陽市。砥石今地儘管不詳，但可以肯定不會太遠，也在黃河流域。而商王朝建立後的都城是：囂，在今河南滎陽縣北敖山南；相，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邢，在今河北邢臺市；庇，在今山東鄆城縣東北；奄，在今山東曲阜市；殷，在今河南安陽市小屯。全在今山東、河南的範圍之內。
周人發祥於渭河流域，至古公亶父(約前12世紀)時遷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境)，由黃土高原進入關中平原。不久，古公的長子太(泰)伯、次子仲雍遷往江南，被當地民族擁為首領，在今江蘇無錫一帶建起了吳國的前身。隨同他們二人遷移的人數估計並不多，但這是見於記載的最早的周文化的南遷，也是黃河流域文化對長江流域的第一次重要傳播。由於太伯、仲雍成為南方民族的統治者，他們所攜帶並傳播的黃河文化必定對吳國以至周圍地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約在公元前11世紀中期，周武王消滅商朝。為了鞏固周朝的統治，武王大規模分封諸侯，其中少數是就地分封或承認既存事實，大部分是易地分封或將本國本族的人封往周的舊地之外，實際上是一次數量很大的移民運動。武王之子成王時也進行過一次較大規模的分封。透過這兩次分封，周人從關中平原擴散到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而其中一部分已經開始進入今天的黃河流域之外。例如，召公被封於燕，在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端，都於薊(今北京城西南隅)；燕國以後擴大到遼河流域和北韓半島北部。神農之後被封於焦(今安徽亳州市)，帝舜之後被封於陳(今河南淮陽縣)，武王弟叔度被封於蔡(初在今河南境內，後改於今上蔡縣一帶)，都已進入淮河流域。
經過春秋戰國期間各國的兼併和擴充套件，到戰國後期，從河套以下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基本都已得到開發，大多數地方的人口已經比較稠密，並且開始向黃河流域以外遷移。如公元前316年秦國滅了在四川盆地的蜀國以後，曾從關中遷了萬戶居民到蜀地；將本國的罪犯強制遷往蜀地的邊縣，在滅六國的過程中還將趙華人遷至蜀地。
(三)秦漢的開拓和移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繼續將四川盆地作為安置罪犯和特殊移民的地方，同時又實施了幾次較大規模的移民，從黃河流域向周圍擴充套件。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50萬秦軍越過五嶺，到三十二年征服了南越，奪取了今廣東、廣西和越南東北一帶，設定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個郡。經過多年戰爭後的遠征軍就被留在嶺南定居，後又從全國徵發一批戍卒和罪犯安置到嶺南。為了彌補移民的性別不平衡，還從中原補充了一批婦女。這些軍人和移民絕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他們構成了嶺南漢人最早的主體。
秦始皇還將“天下不軌之民”遷到南陽(今河南南陽市)；把一批“有罪”的官吏百姓從全國各地遷到山陰(今浙江紹興市)。為了逃避秦始皇繁重的徭役徵發，很多百姓流亡外出，黃河下游山東半島上就有不少人渡海至北韓半島。到漢朝時，北韓半島北部的北韓和南部的辰韓人口中有很多是秦朝流民的後裔。
但是和以後黃河流域大規模的人口輸出相比，這些移民就顯得微不足道了。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當時黃河流域的人口總數還不太多，人稠地狹的地方很少，由此產生的過剩人口在附近地區就能得到消化。所以對外的人口遷移一般只限於統治者為了開疆拓土和鞏固統治地位而強制實行的移民，以及逃避徭役和刑罰的流民。
經過西漢近200年的發展，黃河流域的經濟和文化都達到了空前的水平，不僅依然保持了全國領先的地位，而且在全國所佔的比重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根據西漢末元始二年(2年)的統計數，在全國約6000萬的人口中，當時的黃河流域約佔70%。由於當時的農業生產水準大致與人口數量成正比，而黃河流域的手工業、鹽鐵業又佔絕對優勢，可以認為，就經濟實力而言，黃河流域佔全國的比例還不止70%。但另一方面，在黃河下游的關東地區(太行山、中條山和豫西山區以東)已經出現了局部的人口相對飽和現象，土地開發殆盡；而在黃河流域以外的地區，大多還處於開發的初期，或者尚未開發，一般都地廣人稀，甚至還是無人區。
西漢期間人口遷移的主要流向是黃河流域內部的調整，如從關東遷至關中，自關東遷往河套地區等，但還是有一些對本區域外的遷移。這些移民的數量雖然不一定很多，但由於來自經濟文化發達地區，所以對遷入地的經濟開發和當地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有較大的影響。
其中規模和影響都最大的，是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朝奪取河西走廊以後的移民，使河西走廊由遊牧民族所有的牧區從此變為漢族聚居的農業區，而且成為中原王朝的漢族與西域聯絡交流的真正的走廊。
又如秦末漢初，燕、趙、齊(約相當於今河北、遼寧、山東大部)遷往北韓半島避難的就有數萬人，西漢期間由山東半島和遼東遷去的仍絡繹不絕。由於北韓的居民大多是中原移民或其後裔，西漢末年的學者揚雄著《方言》一書時，就將北韓與燕、代(今山西北部、河北、遼寧)列為一個方言區。
北方的匈奴透過入侵擄掠和招誘等方式遷去的中原漢人至少也有十幾萬，這不僅增加了匈奴十分可貴的勞動力，而且傳播了中原先進的文化知識、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使匈奴這個遊牧民族也具備了一定規模的農業，發展了打井、建築、冶煉等產業，也促進了匈奴與漢族的交流和聯絡。
在漢朝與西域的聯絡開始以後，還有少量漢人因種種原因遷入西域，如當時派出的大量使者及隨員，不少人實際在從事商業活動，有些就在西域居留；漢軍對西域的軍事行動最多一次損失達二十餘萬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應是被俘或流落當地；公主下嫁西域國王或西域國王仰慕漢文化而帶往西域的隨從，從事禮儀、音樂、服裝製作的技藝人員，工匠等。
(四)南遷的序幕
從王莽政權的後期至東漢初，黃河流域陷於大規模的戰亂之中，北部又受到匈奴的威脅，西南、西北和東北先後出現地方割據，只有南方比較安定，所以中原人紛紛南下避亂。這些人中的上層，在北方重新安定後基本都返回原地，但平民和無地農民卻由於南方較容易獲得土地和維持生計，因而選擇了定居。儘管下層平民移民不足以引起學者和史官的重視，所以沒有留下具體的記載，但南方一些政區戶口數字的變化還是能夠說明問題。東漢永和五年(140年)全國的戶口總數比元始二年(2年)少，但南方一些郡的戶口數卻大大超過了元始二年的數字，大致相當於今湖南、江西二省大部的長沙、零陵、桂陽和豫章四郡分別達到原來的314%.636%，年平均增長率在8．3‰.11．6‰之間。如果考慮到兩漢之際的動亂給各地造成的影響以及東漢的戶口數一般比西漢有較大的隱漏率，那麼這些地區實際人口的增長率還應更高，這隻能是人口機械流動的結果，說明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移民已經大量遷入長江中游和湘江流域。
東漢末年開始的戰爭動亂，持續數十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區，黃河流域的人口多次向周圍各地作大規模的遷移。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董卓逼漢獻帝遷都長安，將洛陽200裡內數百萬人強行西遷。與此同時，青、徐二州(相當於今山東大部和江蘇北部)有百餘萬人逃往幽州刺史劉虞所轄的今河北北部、北京市和遼寧西部，今山東西部和河南的人口主要向南遷至今湖北江陵的荊州治所一帶投奔荊州刺史劉表。
第二次大遷移發生在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殺後，其舊部攻入長安殺了王允，不久又自相攻擊，關中大亂。有數十萬難民東遷至今江蘇徐州一帶投奔徐州刺史陶謙，另有數萬戶進入今四川境內投奔益州牧劉益，還有一部分向南出武關，經南陽盆地繼續遷入荊州。
建安十六年(211年)，屯駐關中的馬騰、韓遂等十部起兵反曹操，關中再次大亂，引起第三次大遷移，又有數萬戶越過秦嶺進入漢中盆地，投奔張魯。
這些外遷人口並沒有都能在遷入地定居，一部分在以後的戰亂中死亡，一部分又遷回原地，但仍然有相當多的人在遼河下游、江南和四川盆地定居。在蜀國和吳國的上層人物中，大多數是北方移民，而來自黃河流域的今河南、山東、河北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蜀國的兵士和下層移民中，有不少是從關中遷入的。三國鼎立結束後，蜀、吳的宗室、大臣和上層人士都被舉家遷往中原，但平民百姓大多沒有再返回北方。
(五)永嘉南渡和向邊疆的遷移
西晉統一不久，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就在元康元年(291年)爆發了，到永康二年(301年)更演變成大規模的混戰。匈奴等少數民族趁機而起，終於推翻了西晉的統治，建立了各自的政權。中原再次成為持續不斷的戰場，從4世紀初的西晉永嘉年間(307.312年)到5世紀中葉的南朝宋元嘉年間(424.453年)，從黃河流域南遷的移民絡繹不絕，集中的高潮有四次：
永嘉初，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以及江蘇、安徽二省淮北部分的流民相繼渡淮河、長江南遷。東晉元帝大興三年(320年)在建康(今南京市)設立了第一個僑縣——懷德縣。所謂僑縣，就是在南方為北方移民設定的行政區域，集中安置某一地的流民，新的政區一般就以移民的北方原籍政區命名。為了區別於北方依然存在的政區，往往在新設的僑治單位地名前加上“南”字。如在這以後陸續設立了徐、兗、幽、冀、青、並、司諸僑州、郡、縣於長江南北，分別被稱為南徐州、南兗州等，幾乎北方所有的政區在南方都設了僑治單位。
東晉成帝初(326年後)，江淮間大亂，淮南居民以及原來僑居在淮南的北方移民紛紛渡長江南遷。
東晉哀帝時(362.365年)及以後一二十年間，中原戰亂不斷，關中所遭破壞尤其嚴重，今陝西、甘肅境內人口南遷漢水流域，一部分進入四川。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間(424.453年)和明帝泰始年間(465.471 年)，一度由宋武帝收復的中原地區重新失陷，淮北各州也由北魏佔領，大量人口渡淮南遷，在淮南僑置了司、兗、徐、青等州及其他一些僑郡縣。氐人的戰亂也迫使關隴流民南遷漢水流域和四川北部。
移民南遷的線路前後大致相同。西線之一是循漢水南下，所以南鄭(今陝西漢中市東北)和襄陽(今湖北襄樊市)成為移民重要的集散地；陸路則取金牛道(南棧道)西南入四川。東線以邗溝和淮河流域東南向的支流為主，因此邗溝南端的江都及對岸今鎮江、常州一帶成為山東及蘇北移民的集合地。河南人也大多東南遷安徽後再繼續南遷，而不正南遷入今湖北。
根據僑州郡縣的戶口數量統計，接受移民最多的是今江蘇省，設有僑郡23個、僑縣75個。在今南京、鎮江和常州一帶最為集中，蘇北則以揚州、淮陰等地為主。移民的來源，今山東佔了一半以上，以下是河北、河南、山西、陝西；本省和安徽的淮北也是來源之一。本區固然有不少地理優勢，但最主要的因素還是東晉至南朝定都建康的政治吸引力。
今安徽境內的移民來自北方，以今河南為最大部分，其次為河北、山東、山西。本省淮北移民也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少部分來自江蘇北部。僑郡縣大多散處江淮之間，江南僅集中在今蕪湖附近。
今湖北境內長江上游的江陵、松滋一帶的移民主要來自山西、陝西、河南，少量來自安徽和江蘇的淮河流域；長江下游武昌、黃梅一帶的移民大多來自河南，也有一些安徽淮北的移民。但湖北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區還是漢水流域，上自鄖西、竹溪，下至宜城、鍾祥，而以襄陽為中心；來自陝西的移民數量最多，其次是河南、甘肅，再次為河北、山西、安徽和四川。
今河南南部淮漢流域也設有若干僑郡縣，主要安置本省北部流民，其中少數來自陝西、甘肅和本省南部。
今陝西秦嶺以南漢中地區的移民幾乎都是來自甘肅、四川及本省北部。
今山東今黃河以東南地區因一度為南朝宋佔有，所以也設定過僑州郡縣，接納移民以河北為主，其餘有河南北部及山西人。
總而言之，移民遷入地可以分為東西二區：東區包括長江下游及淮河流域，以接受黃河下游今山東、河北及河南東部的移民為主。西區包括長江流域上游及漢水流域，以接受今甘肅、陝西、山西及河南西部移民為主。
但由於並非所有的北方移民都居住在僑州郡縣中，所以僑州郡縣的分佈還沒有全部反映北方移民在南方分佈的實際情況。實際上長江三角洲今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特別是太湖流域和寧(波)紹(興)平原居住著大批北方移民，只是因為這一帶沒有設定僑州郡縣，無法在上述統計結果中反映出來。
到南朝宋時為止，僅僑州郡縣的戶口就有90萬，約佔當時全境戶口總數的六分之一，加上不居住在僑州郡縣的移民，再考慮到從西晉至南朝的戶口都沒有登記全部人口這一因素，那麼移民及其後裔的總數不會少於200萬人，他們在南朝總人口中所佔的比例也應高於六分之一。
從西晉末年的動亂開始，就不斷有山東半島和華北北部的人口遷往遼東半島和遼東灣北部沿岸。在這一帶建立政權的前燕、後燕和北燕基本上能保持安定的局面，農業生產有穩定的發展，多數流民在此定居。以後遼河以西被高句麗佔領，估計有一部分移民也隨之被高句麗人佔有，並進而遷入北韓半島，融合入高麗人之中。
另一部分中原人遷往河西走廊，投奔涼州刺史張軌。洛陽被匈奴的漢政權攻佔後，中原人往河西避難的人更是絡繹不絕。西晉亡後，張氏建前涼政權，河西基本未受戰禍影響，對關中、隴東隴西的漢族流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六)怛羅斯的戰俘和安史之亂後的南遷浪潮
唐朝天寶十年(751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率2萬軍隊在怛羅斯(今哈薩克的江布林)與大食兵交戰，唐軍大敗，大部分被殺、被俘。俘虜大多被遷往大食(阿拉伯帝國)，只有個別人返回。這些唐軍俘虜多數來自中原地區，不少人具有造紙、紡織、繪畫等技藝，見於記載的就有京兆(今陝西西安市一帶)和河東(今山西西南)人。中國的造紙術就是從此開始傳入阿拉伯國家，並進而傳入西方其他地區。這次從黃河流域向外部世界的特殊移民人數雖然不多，對世界文化傳播的意義卻是異常重大的。
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戰禍幾乎遍及黃河中下游，中原人民又紛紛南遷，南下的移民浪潮在淮漢以南沉澱下來，形成三道波痕：第一道遠達湘南、嶺南、閩南，第二道集中於長江沿線，第三道在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地區。按移民數量多少而言，則依次為第二、三、一道。
第二道內北方移民高度集中，自東向西又可分為三區：蘇南浙北區、皖南贛北區和鄂南湘西北區，其中一二兩區與淮南合稱江淮之間，是當時北方移民的主要聚居地。
蘇南浙北區相當唐朝的潤、常、蘇、湖、杭、越、睦等州，估計在這一區內定居的移民要佔當地總人口的三分之一。
皖南大致相當天寶時的宣、歙二州，但在安史之亂期間及以後的數年間新設了5縣，又從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分置了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貴池縣)，說明戶口的增加相當可觀，移民數量必定很大。贛北相當天寶時江、洪、饒、袁、撫、吉等州。唐朝安史之亂後的戶口統計數一般比以前都有大幅度的下降，可是贛北卻有三個州有很大的增長，而且饒(治所在今江西波陽縣)、洪(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二州都在山區設立了新縣，說明平原地帶人口已經相當稠密。
鄂南湘西北區相當唐朝的荊、澧、朗、鄂、沔等州，是移民最高度集中區。因地理位置接近，中原的移民蜂擁而至，荊州戶口增加10倍，析置新縣，治所江陵城(今湖北江陵縣)就有30萬戶的紀錄。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漢市武昌)的戶口數也增加了一倍，並從一個下州升格為觀察使的治所，管轄本州和蘄州、黃州，成為中央財賦主要來源的東南八道之一。
第三道波痕是移民次集中區，自東而西也可分為三區：淮南江北、鄂北和川中。
淮南江北區淮南道的首府揚州及和州(治所在今安徽和縣)、楚州(治所在今江蘇淮安市)、濠州(治據今安徽鳳陽縣臨淮關西)都有接納北方移民的紀錄，和州還有比天寶年間戶口增加數倍的記載。但因處於人口由北而南遷移的過渡地帶，居留的人數不及蘇南浙北和皖南贛北多。
鄂北區以襄州為中心，治所襄陽(今湖北襄樊市)因位於漢水與南陽至江陵的大道的交匯點，是中原移民南下的主要集散地，所以襄州在元和年間(806.820年)的戶口數比天寶時淨增1．2倍。但大部分移民也繼續南遷，因此定居人數遠不如其南面的荊州。
第三道波痕包括閩南的泉州、莆田等地，湖南的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陽市)、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縣)、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縣)等地，遠至廣州、交州(治所在今越南河內市西北)，數量並不太多，但為今後更大規模的移民開闢了道路。
安史之亂平息以後，北方因藩鎮割據戰亂不絕，南方則相對安定，經濟開發顯示優勢，因而仍不斷有移民南遷，儘管規模要小得多。
與永嘉時的南遷相比，這次遷移的路線更長，遷入地更廣，數量也更多。由於南方原有人口遠比西晉末年為多，所以長江中游人口相對較稀少的荊州成為移民集中地，江西也因人口較少而吸收了大量移民。黃河流域的移民不僅大大增加了南方的人口數量，而且使南方各地區間的人口分佈比以前更為均衡了。
唐末五代時期，中原政權更迭頻繁，戰亂不已，今山西、河北緣邊地區的百姓為避戰亂，紛紛遷入北方契丹統治區；一些守邊將領也因種種原因率所部兵士和當地百姓投奔契丹。契丹多次入侵中原，影響最大的一次是攻入開封，滅後晉。每次入侵，幾乎都以擄掠大批人口北歸而結束，一直持續到遼統和二十三年(1005年，北宋景德二年)宋遼澶淵之盟訂立後才基本停止。被擄掠的人口估計累計有近百萬，其中來自黃河流域的約有半數，他們大多被安置在今內蒙古東南的西遼河流域和今遼寧境內，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使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區北界推進到最遠點。
(七)靖康南遷和金元時的外遷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已經滅了遼國的金軍對宋發動了全面進攻，到第二年正月就攻至黃河北岸，逼近宋朝的首都開封，閏十一月攻陷開封，次年初北宋亡。金人的南侵和北宋的滅亡迫使黃河流域的人口大批南遷，形成第三次南遷高潮。
這次南遷有三個階段：靖康元年(1126年)開始至紹興九年(1139年)左右；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南宋後期蒙古南下的過程中。第三階段主要是黃淮流域金國南部人口的南遷，但第二、三階段的規模和影響遠不如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遷移也有幾次高潮。
靖康元年正月宋徽宗南逃和十一月汴京(今河南開封市)失陷，使汴京一帶的官僚貴族和百姓大批南遷。到十月，山西和河北先後為金兵攻佔，居民紛紛渡河南逃，西北州縣為之一空。
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年)金兵第二次南侵，戰區擴大到今浙江、江西和湖南境內，淮南一帶百姓(包括原由北方遷入淮南的流民)再次南遷，西北地區向南的移民也絡繹不絕，北方出現數十里以至數百里無人煙的景象。
紹興四年(1134年)金兵再次渡淮，淮南居民又大量渡江南下，淮北的居民也繼續南遷，到紹興五年還有餘波。
紹興八年金人廢除原來扶植的劉豫政權，已遷入河南、陝西的西北移民又陸續遷移，大多南下。
以今地劃分，浙江無疑是最重要的遷入地。作為南宋的“行在所”(臨時首都)所在，不僅有大批文武官員自北方遷來，而且還吸引了不少汴京移民，以至臨安(今杭州)就有從汴京遷來的各種商店和服務行業。到南宋末年，杭州的風俗已與昔日的東京相似，連當地的語言也發生了變化，至今杭州市區的方言依然帶有明顯的北方味，形成與周圍地區都不同的方言島。北方移民遍佈各地，如紹興曾集中安置各地流民，士大夫寄居的也很多，詩人陸游年少時就看到過來自今河北、河南、陝西、山東計程車大夫移民。
宋高宗一度駐在揚州，使揚州一時成為北方上層移民的集中地。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市)也曾是高宗駐地，又是水陸交通的樞紐；平江(今蘇州市)、常州、鎮江經濟發達，交通便利，都是移民最集中的地區。
陝西的流民和從西北撤退的軍隊大多遷入四川，但也有河北、河南籍的移民遷入。四川經濟條件有利，可容納大量外來人口。南宋前期四川的戶口增加很快，移民的流入是一個重要原因。
江西接受的移民以來自河南的為主，大多定居於北部和中部的平原和丘陵地帶。江西在南宋期間戶口增加的幅度很大，後期已超過兩浙路而居第一。
進入湖北的移民以河南籍為主，但也有來自山西、河北、山東的。因地處南宋前沿，繼續南遷者居多，定居者則多選擇襄陽和沿長江、漢水一帶。
安徽境內的移民主要定居在皖南沿江地區。淮河流域因地處宋金交界，形勢很不穩定，一有戰事就又得遷移，所以早期遷入的北方移民基本都已繼續南遷。
福建一直未受到戰爭的直接影響，成為移民的樂土，南遷的宋朝宗室也集中在福建。由於人口增加，平原和緩坡地的開墾利用已近飽和，梯田已相當普遍。
兩廣也吸收了一定數量的北方移民，但因距離已遠，與上述各省還不能相提並論。
南遷移民的大多數來自黃河流域，其數量至少有幾百萬。
在遼朝被金消滅的前夕，宗室耶律大石於1124年自立為王，率部西遷，先後佔領了西州回鶻和黑汗國的舊地後(約相當於今新疆和中亞楚河流域)，又向西擴充套件到阿姆河流域。隨大石西遷的主要是契丹人，但從以後的情況看，其中也有一些黃河流域的漢人。
13世紀初成吉思汗率蒙古軍攻金時，便將大批中原漢人被強制遷移至蒙古地區，一次就有十萬人的紀錄。儘管沿途有不少人死亡，但最終有一部分漢人定居在今內蒙古和蒙古境內，從事農耕和手工技藝。此後直到元朝中期，繼續將中原和江淮間漢人士兵、百姓和工匠遷至蒙古。蒙古高原上的都城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和忽必烈即位的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正藍旗東北閃電河北岸)都是以漢族工匠為主建成的，以後還居住著不少中原漢人。此外，在稱海(今蒙古科布多東南)和謙謙州(今俄羅斯葉尼塞河上游)等地也有不少漢人聚居。
在成吉思汗西征時，一些漢人被徵發隨軍，以後定居在西域和中亞；還有些漢人被強制遷往中亞。如據《長春真人西遊記》、劉鬱《西使記》、耶律楚材《西遊錄》等書的記載，在邪米思幹(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城中有很多漢人工匠，在塔剌思(今哈薩克江布林)有來自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南蒲州鎮)的豪民子弟四百餘人，在龍骨河(今新疆福海縣境烏倫古河)西北有很多漢民在農耕，阿里麻裡城中漢人與回紇人雜居，其南的赤木兒城中居民多來自並(今山西太原一帶)、汾(今山西汾陽等縣一帶)。這是唐朝以後黃河流域人口又一次遷往中亞和新疆的明確記載。
從蒙古崛起到元滅南宋，戰爭持續了70多年，其中最殘酷、最激烈、最持久的戰爭發生在黃河流域和四川盆地，而最後滅南宋的戰役時間很短，元朝統治者又比較注意避免生命財產的損失，所以人口減少的幅度較小。到元統一之初，黃河流域人口極其稀少，而南方卻相當稠密。但由於賦役繁重，徵發不斷，北方人民不堪負擔，在元滅南宋後紛紛逃亡江南，遷入南方的人口估計在100萬以上。加上黃河流域的經濟長期得不到恢復，南北的差距越來越大。元朝末年，南方與北方(以淮河、秦嶺、白龍江為界)的人口之比已經超過8比2，達到了頂點。
元末明初的戰爭使北方受到更大的破壞，因此明朝建立以後就實行了大規模的移民，將南方的人口遷至江淮之間和黃河流域。明成祖遷都北京後，又將北京和華北作為移民的主要遷入地。由於南方人口密度較高，很多地方地少人多的矛盾已經相當突出，而北方到處有荒地可墾，加上統治者採取減免賦稅等優待措施，吸引了數以百萬計的南方百姓向北遷移。這些南方移民主要定居在江淮之間，但也有一些遷入了黃河流域。總之，黃河流域已經成為吸收移民的地區，對外輸出移民的歷史基本結束了。
(八)移民東北和南遷的餘波
在明朝近300年的時間裡，黃河流域的人口儘管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但還沒有造成明顯的人口壓力，所以在正常情況下，人口流動不大。但由於水旱災害和賦稅負擔，還不時出現大批災民和無地流民，進入山區開墾。
進入18世紀以後，中國的人口在恢復到明朝人口峰值的基礎上持續增長，到末期已突破3億。黃河流域同樣出現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口壓力日益嚴重。但是南方的人口基數更大，產生的人口壓力也更大，黃河流域向南方的人口遷移受到限制，而西北河西走廊和河套以外的地方自然條件太差，開發困難，因此東北成為唯一的理想的開發區。儘管清朝一直沒有取消對東北地區封禁的法令，並多次採取加強的措施，但為生計所迫的華北災民貧民不顧禁令進入東北。到19世紀60年代東北正式開放，移民更成為滾滾洪流。清朝末年，東北三省的人口已近2000萬，到1940年更增加到了4500萬，其中絕大部分是來自山東、河北和河南的移民及其後代。這是黃河流域的人口大規模向外遷移的最後一次，也是絕對人數最多的一次。
在1864年太平天國被鎮壓以後，江南出現了局部的人口稀少以至空白地區，而這些地方在戰前以富庶聞名於全國，對北方稠密的貧窮人口無疑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僅河南光山一縣遷入江南的移民就有100餘萬，蘇南西部成為河南人的移殖區。但江南本地人口依然保持著較高的密度，周圍又都是人口稠密地區，所以區域性的空白很快被填補，這次移民的時間很短，可以說是黃河流域對長江流域移民浪潮的餘波。
(九)各族人民的大熔爐
在向各地不斷輸出人口的同時，黃河流域也在大量吸收其他地區的移民，特別是來自周邊地區的非漢族移民。
黃河流域也曾經是多民族雜居，農業民族和牧業民族共處的地區。但至遲到春秋時期，出自夏、商、周的三支後裔已經具有共同的民族心態，結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雛形，並以“諸夏”自居，以區別於其他部落或部落集團。諸夏憑藉數量和素質上的優勢，逐漸融合或驅趕其他民族。所以到秦始皇時(前221.前210年)，推進到了隴東高原，自河套以下的整個黃河流域都已成為諸夏的聚居區。在此範圍內的非諸夏各族，如果不是已經成為諸夏的一員，就已經退出了黃河流域。
從西漢開始，一方面統治了黃河流域絕大部分的中原王朝將大量非華夏(漢)族人口遷入；另一方面，北方非華夏(漢)遊牧民族用武力向中原推進，取代漢族統治者成為黃河流域的主人。無論哪一種方式，結果卻完全一樣，都以這些非漢族融合在漢族之中而告終。
漢武帝建元三年至元封元年(前138.前110年)，將十餘萬東甌和閩越的越族人從今浙江南部和福建遷至江淮之間，其中一支又被遷至今山西西南。這些越人至東漢時已不再見於記載，也沒有發現遷回原地。
從漢武帝時開始，就不斷有匈奴人從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遷入漢地，東漢初南匈奴遷入塞內，人數已有數十萬。至1世紀末鮮卑人擊敗匈奴而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時，除了西遷的一支以外，匈奴的主體已經轉移到今內蒙古南部、陝西和山西北部。經過東漢、三國、西晉和十六國時期，匈奴人的分佈範圍更廣，人數也有了很大的增加，幾乎遍佈於黃河流域各地。但經過十六國後期和北朝的遷徙和融合，到隋唐時，匈奴作為一個民族已銷聲匿跡了。
烏桓人於1世紀初從北方遷入漢朝的東北邊境，有的被編入漢朝的軍隊，駐地在洛陽附近。到東漢末年曹操擊敗烏桓，有十多萬人被遷入北方內地，東北地區殘餘的烏桓人以後也由魏國安置。十六國時還偶然見到關於烏桓的記載，北朝以後就找不到他們的蹤影了。
鮮卑人數量更多，向黃河流域移民的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在遼東的鮮卑人從西晉初開始就不斷遷入漢族地區，先後在龍城(今遼寧朝陽市)、薊(今北京市)和鄴(今河南臨漳縣西南)為中心建立政權，人口遍佈今淮河以北的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和山西、河北的大部。慕容氏所建前燕政權被前秦所滅後，大批鮮卑人又被遷往關中。拓跋鮮卑則從河套和陰山南麓向今山西北部遷移，雖一度被前秦滅國，但以後仍在這一帶建立北魏。隨著北魏最後統一了北方，鮮卑人的分佈擴大到了整個黃河流域。尤其是在北魏的都城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遷到洛陽以後，鮮卑的主體更深入到漢族的中心地帶。儘管鮮卑當時居於統治民族的地位，但在數量上遠不如漢族，文化水平更無法與漢族相比。北魏孝文帝實行徹底的漢化政策，大大促進了鮮卑族文化水準的提高，但同時也加快了鮮卑民族的解體。到唐朝，鮮卑作為一個民族已不復存在，但鮮卑人的後裔還歷歷可數。以後就連這些界線也消失了，鮮卑後裔作為個人也完全融入漢人之中了。至於在東晉末年被劉裕遷至南方的南燕鮮卑(原在遼河下游，後遷至今河南、山東)，由於人數不多，地位低下，淹沒在漢人中的時間就更短了。
唐代進入黃河流域漢族地區的其他民族人口就更多了，見於記載的至少有突厥、回鶻及其他鐵勒系部族、中亞的粟特人(昭武九姓)、西域諸族、吐谷渾、吐蕃、党項、高麗、百濟、契丹、奚等。有的民族遷入數量很大，如高麗，一次就有三萬多戶、合十多萬人的紀錄；又如党項人，一次“內附”也多達二十萬戶。這些民族總數達數百萬的內遷人口中，除了有少部分又遷回唐朝境外之外，還有一小部分繼續保持著本民族的身份，大部分已逐漸變得與漢人沒有區別。特別是那些分散在漢族內地的外族移民，如高麗人，與漢人融合的速度更快。
從唐末五代開始，契丹、党項、女真先後佔有一部分傳統的漢族地區，包括一部分黃河流域，女真人更南遷至淮河以北的廣大黃河中下游地區內。元朝的統一提供了又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機會，不僅契丹、党項、女真人的大部分被留在中原，西征的蒙古軍隊還帶回了大批中亞、西亞、東歐和中國西北的各族人口。作為一個統治民族，蒙古人擴散到黃河流域各地和全國各地。但到明朝建立後，留在明長城以南範圍內的各非漢族人口中，除了結成回回(回)族的還保持了本民族的身份以外，其餘的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和蒙古人等就已經或者逐漸喪失了自己的民族身份。
(十)黃河兒女的貢獻
黃河流域的人口向南方和周邊地區的遷移，其他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向黃河流域的遷移，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民族的形成和中國文化的進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前面已經提到，在公元初的西漢末年，黃河流域的人口在中國的人口總數中佔了絕大多數。黃河流域的移民直接增加了遷入地的人口數量，使遷入地的人口迅速增加到經濟開發所必需的數量，這在完全依靠人力和極其簡單的手工工具的生產條件下往往是起決定作用的。對於原來的無人區和處女地，這樣的作用尤其明顯。如河西走廊、河套地區、遼河下游、南方廣大地區、東北等地的開發，都是黃河流域移民大規模遷入的直接結果。
一般說來，黃河流域的移民選擇的遷入地都有比較充分的土地資源和比較適宜的自然條件，這就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移民在新開發區一般會有較高的自然增長率，所以人口增長較快。另一方面，黃河流域由於人口外流，減輕了人口壓力，人地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這必定會刺激當地人口以比原來高的增長率發展，不久就會補充減少部分，併產生新的人口壓力和新的移民。黃河流域原有人口的外遷也給周圍非漢族人口的遷入和定居準備了基本的條件，結果是這些本來以牧業為生的人口轉變為農業人口。
由於以黃河流域為基地的漢人早就發展成為幾乎是純農業的民族，所以這些漢人的遷移和擴散過程也就是農業區擴大的過程。歷史時期農業區北界的推進和收縮，都是伴隨著中原漢族移民的遷移和撤退而進行的。南方地區雖然在北方漢人遷入以前就有了比較穩定的農業，但其規模的擴大和水平的提高還是與北方移民的來到有明顯的因果關係。
從春秋戰國以來，黃河流域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具有整體上的優勢，長期處於全國最先進的地位，這種形勢至少維持到了唐朝中期。正因為如此，來自黃河流域的移民一般具有比遷入地的土著人口更高的生產技能和文化水準，會給遷入地帶去比較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作物、工具等，對提高當地的物質生產水平發揮很大的作用。移民還會在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家庭結構和社會機制等方面給遷入地帶來巨大的影響。如果移民在人口總數中佔有足夠大的百分比，這種影響就會是決定性的。
如果說在正常情況下，由於移民的遷入是以漸次推進的、緩慢的、低層次的方式進行的，因而移民的影響也只能是潛移默化並主要發生在社會的底層的話，那麼在黃河流域爆發戰爭動亂和異族入侵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時的移民不僅數量大，遷移時間和地點集中，而且包括大批貴族、官吏、地主、文人，甚至皇室成員以及為這些人服務的藝人、工匠、商人、武士等。移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高的文化程度和特殊技藝、行政治理經驗和經營管理能力，因而對南方及其他遷入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產生很大的影響，最終導致了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
就這樣，一方面是黃河流域的人口不斷外遷，逐漸擴散到中國各地。另一方面是周邊地區的非漢族人口大量遷入黃河流域，他們既補充了當地人口，又使自己融入了漢族。他們中的一部分還隨著漢族移民再遷往南方各地。當南方的漢族移民佔了優勢之後，先進的經濟文化的吸引力和民族歧視的壓力使當地的非漢族人口自覺或不自覺地轉變為漢族的一分子。漢族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吸收了大量其他民族成分的結果。歷代中原王朝的疆域隨著漢族人口的擴散而擴大鞏固，構成中國疆域的主要部分，以後又與邊疆政權的疆域合成中國的領土。在這一漫長的過程中，黃河兒女作為漢族的骨幹和種子，作出了最大的貢獻。黃河兒女也遍於中華，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