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是文學的自覺時期,建安文學中所反映的人在社會角色義務之外,還有個人的情趣、愛好,在公共的社會生活之外還有私人的日常生活,建安文學是充分展示個體生命的文學,它充分展示著偉大的生命精神,具有恆久的魅力和價值.本文試將從感傷精神、自由精神、文學創造精神三方面談談建安文學所體現的生命精神. 東漢王朝恢復，曹操便制訂了“外定武功，內興文學”的治國方針。曹操在逐個消滅各個割據勢力，消除戰亂，實施一系列富國強兵措施的同時，身體力行，積極領導發展文學事業，“御軍三十年，手不捨書，晝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他的兒子曹丕、曹植以及追隨他們的建安七子：孔融（唯其與曹操政見不一）、王燦、陳琳、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及一、二十位文人學士亦仿照曹操積極努力創作。建安時期，無論是詩歌、辭賦，文章等都獲得了極大的進步，尤其是詩歌，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創作高潮，使漢樂府詩完全成熟，五言詩體得以發展，七言詩體從此開創。曹操又率先衝破儒學的禁錮，打破當時盛行的駢體文格式，採用通脫的文體作文章，追隨他的文人學士亦積極響應。在北方，不僅出現了一個文學繁榮的局面，而且使一代文風得以轉變。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之為“建安文學”。建安文學為推動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尤其是對後來的文化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元二O四年，曹操徹底打垮了最大的軍閥袁紹，攻克鄴城，領了冀州牧，遂又平定四州，自這以後曹操基本上常住鄴城。“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文人學士亦緊緊追隨曹氏父子，多集聚在鄴城，這時的鄴城是俊才雲蒸、群星燦爛。曹操見此便大興土木，建造了銅雀臺作為文人名士集聚、筆會之地，以至文學的繁榮達到了頂峰。因當時的江南文風不盛，作品也很少，後人亦把建安文學稱之為“鄴下文學”、“魏國文學”或“北方文學”。 總之，這一時期的文學一改西漢、東漢兩朝近四百年死板、格式化的文體和以歌頌宮廷生活為中心的體式，轉向重點描寫黑暗的社會現實，吟詠戰亂時期悲涼的人生，高歌統一國家的理想，謳歌戰亂消除給人民帶來的安居生活，以及追求美好未來的願望。這一時期，不僅文體創新，形式多樣，而且辭藻華美，語言質樸剛健、清新自然，形成一代新的藝術風格。後人把建安文學時期慷慨激昂地傾吐胸襟，豪爽磊落地施展才華、抒發胸懷；闡明事理不追求纖細、周密的技巧，遣辭造句、描摹形貌唯求通順明達；以及慷慨悲歌，激越高亢的思想情調與剛健爽朗、清新自然的藝術形式完美地結合起來，稱之為“建安風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