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前已有什麼樣的“證據”？

目前除了個別的看法有直接證據（如馮時主張陶寺=夏）外，主流的觀點夏=二里頭+新砦+河南龍山晚期，可以說只有間接證據。

陶寺出土的朱書陶文，馮時釋為“文邑”

主流看法可以表述為一種類比推理：我們把考古遺存中的二里頭和文獻上的夏當作兩個事物，已知二者有若干相同的地方，比如時間、地域、社會發展程度、個別文化內涵等等，所以推測他們在另一個方面——稱謂上也相同。

所謂“文化內涵”方面說的人不多，舉一些例子：

鄒衡先生認為《禮記•名堂位》所載“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中的“雞夷”就是二里頭遺址的“盉”

鄒衡先生還指出“壺”字的造型從甲骨文到小篆，大抵都像二里頭文化的陶壺，與《呂氏春秋•君守篇》“昆吾作陶”及《說文》“壺，昆吾圜器也”之記載相符

這個推理不是沒有漏洞，歸納起來無非以下三種可能：

A.某些看似相同的屬性實際並不相同，也就是主流學者對文獻或考古證據做出了錯誤解讀；

B.文獻不充分，比如記錄和流傳中出現與事實的偏差，甚至夏本身如世系和積年是古人杜撰的（意味著二里頭不可能是夏，要麼是後來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的一個社會，類似裴李崗或仰韶，要麼是別的，比如商、夷、昆吾等等）；

C.考古發現和研究不充分，並沒有揭示出夏（意味著夏有對應的考古遺存，考古學家還沒找到或認出來）；

二、提問者需要什麼樣的“證據”？

我理解應當指出土文字證據，構成甲骨文+殷墟那樣的二重證據。

傳世文獻本身不會變化，那就指望將來考古發現。可能性有幾種：

a.同時期的自稱。比如在遺址中（如龍山或二里頭）挖出帶有“夏”的文字，或者“禹”“啟”“桀”等王名，或者“陽城”、“陽翟”、“鈞臺”、“斟尋”等都邑名。

b.同時期的他稱。比如我們能釋讀一種非甲骨文系統的文字，而其中記載了“￥%￥￥%￥&*&￥#￥”，經過某種翻譯規則，可以轉換為上述a。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極小，但是萬一將來釋出了丁公陶文呢。

c.其他晚出稱謂。其實現在已經有了一些，可總體上年代都偏晚，沒有超出傳世文獻的認知範圍。比如大量陶器上的“陽城”“陽城倉器”戳記，以及八方村出土秦戈所刻的“陽成”，都說明王城崗遺址旁邊有戰國時期的陽城。比如西周中期的青銅器遂公盨銘文提到了“禹”（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王國維、顧頡剛就已依據《詩·商頌·長髮》認為“禹”在西周中期已經出現）。

另外，個別學者主張殷墟甲骨文或金文中的某詞指代夏朝或某個夏人。如胡厚宣曾將卜辭所見“西邑”與“西邑夏”相聯絡，蔡哲茂則明確指出卜辭的“西邑”即指夏朝；蔡哲茂還認為卜辭中與伊尹、黃尹合祭的“蔑”即“妹喜”，夏亡後妹喜成為伊尹的配偶；馮時認為文夏父丁簋（晚商或西周早期）銘文中的“文暊(夏)”為氏名，這個氏是來源於國號“文夏”。但這些沒有得到公認。

再放寬一些的話，與夏有關的其他人群也算上，比如寶雞石鼓山出土過帶“戶”字銘文的青銅器，可能即有扈氏之“扈”，有扈氏曾與啟戰於甘。又比如鄭州戰國城出土的“亳”和“十一年以來”陶文證明春秋時期這裡是“亳”（張立東），二里崗出土的刻字卜骨證明鄭州商城在早商時期是“亳”（李維明），如果這種看法成立，由“夏之邑在亳西”可以推導夏末都邑應該在鄭州西邊不遠。

總之，這一類的都不太直接，但積累多的話也不是沒有意義——可以增強對傳世文獻的信心。畢竟，認為鄭州商城或偃師商城=湯始居之亳，可以視為由晚及早探索夏文化的一個年代基點，如果這一點被動搖（比如鄭偃商城=中商，二里頭=早商），那前述主流看法還會有大幅度變化。如果連鄭州商城這麼大的城都沒有文獻記錄（或者偏差很大、被後人遺忘等等），那要求東周文獻準確記錄年代更早的夏都，豈非天方夜譚？

三、可能性還有多大？

從幾個角度分析：

1.傳世文獻的角度

按照主流看法，文獻提到的夏都並沒有找全，更不要說夏人活動範圍內的所有遺址了。

現在大致經過研究提出的對應關係：

禹的陽城——登封王城崗遺址（《孟子·萬章篇》“禹避舜之子於陽城”。《世本》“禹都陽城”。）

禹的陽翟（夏邑）或啟的鈞臺——禹州瓦店遺址（《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

啟的黃臺之丘——新密新砦遺址（《穆天子傳》“天子南遊於黃臺之丘，以觀夏後啟之居”）

太康至桀的斟尋——偃師二里頭遺址（《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

且不說這些對不對，仍然沒有頭緒的夏都至少還有一半兒：禹的平陽（安邑、臨汾一帶？），相的帝丘（濮陽？），少康和杼的原（濟源？），杼的老丘（開封陳留？），孔甲的西河（安陽、內黃一帶？）。

至於說夏后氏以外的姒姓封國那就更沒譜了，比如有扈氏（戶縣？），有南氏（南陽？），斟尋氏（鞏義？濰坊？），彤城氏（華縣？），褒氏（勉縣？），費氏（偃師？），杞氏（杞縣？），繒氏（棗莊？），有莘氏（曹縣？），冥氏（平陸？）……

與夏人關係密切的異姓族氏也很多，塗山氏，有仍氏、有鬲氏，有窮氏，顧，昆吾，葛……具體見《中國歷史地圖集》夏時期圖上標註的名字，幾乎沒有能發現對應遺址的。

在以上地方都確認之前，很難認為已經徹底解決了夏文化問題。（其實，商的方國，周的封國，基本也是如此，文獻上提到的那麼多，考古發現的連一成都不到，但是做商周考古的就沒有吃瓜群眾這麼著急）

2.考古學的角度

我覺得以目前的考古工作，不會有漏掉的夏時期的考古學文化。詳見：為什麼幾十萬年前的遺蹟都發掘到了，卻找不到證明夏存在的遺蹟呢？

但是夏是否對應一個或多個考古學文化，一個文化能否分屬不同族群，這從理論上就沒搞清楚，而且考古學文化遠不是認識歷史的唯一概念工具。從聚落的層面來看，對照文獻的記載，目前的考古還差得很遠。

對於文獻上有線索的夏都，除非我們把上述地方龍山-二里頭遺址做全覆蓋式調查，並做重點發掘（起碼要做到目前伊洛地區的考古工作強度），否則斷言將來不會有新證據當然不妥。

上述文獻涉及夏人活動範圍很大，從河濟之間、豫東魯西南，到晉南、關中地區等等，考古工作仍然比較薄弱；就算是工作基礎相對好一點的河南，其實除了伊洛和嵩山南北，其他地區經過發掘的新砦-二里頭時期遺址面積也沒多少。而且大多數遺址的發現是基於傳統調查方式，能提供的社會層面的資訊有限，除陶器外的內涵並不十分清楚。舉個例子，河南相當多二里頭時期遺址的城、壕等設防設施都是最近二十年才發現，包括二里頭，新砦，花地嘴，蒲城店，望京樓，大師姑，東趙……可是晉南就長期停留在東下馮和垣曲商城兩個點。未來發現新的二里頭時期的高等級聚落，或者在已知遺址中發現高規格遺存的可能性還很大。

有時考古工作做到一定強度，就足以驗證文獻的真偽。比如，看過封神榜的都知道商王紂（帝辛）生活在“朝歌”，此說約始於《帝王世紀》，有些文獻對地望還言之鑿鑿，如《括地誌》“紂都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但是，根據對這一地區的考古調查，“沒有發現商代城牆和大型夯土臺基、大型墓葬，以及其他於晚商都邑相稱的遺蹟遺物。晚商遺存多數年代屬殷墟二、三期，相當於商代末年的殷墟四期遺物並不甚豐富……”（夏商周斷代工程朝歌遺址調查組：《1998年鶴壁市、淇縣晚商遺址考古調查報告》，《華夏考古》2006年第1期。）可見文獻難免有失真之處，需要考古工作去鑑別。

總之，目前的主流看法，龍山晚期+二里頭=夏，這隻能說是很粗略的框架性認識。具體到和文獻對應的細節，如單個聚落層面，還需要儘可能排除前述可能性B，彌補可能性C。隨著考古發現的增多，可能性A必定還會有搖擺。

3.早期文字本身的發展邏輯和出土機率

已知早期中國的出土文字載體，主要是甲骨、青銅器、簡牘、錢幣、璽印、石刻或玉石器、陶器等。但如果不算東周，只考慮西周-晚商，實際只有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少量陶文的發現。

先看金文，已知的商代有銘青銅器大概超過六千件，但內容簡短，以二三字為主，超過10字者不過百件，長篇銘文出現於商末周初。關鍵是，武丁以前的有銘青銅器不過十幾件（具體數量因學者的年代判斷而異），因此估計早商也就是有銘青銅器的肇始時期了，更早以前更不可能有長篇記事銘文。如果夏的青銅器與早商相當，而且內容主要是作器者署名的話，能找到證明夏的金文的可能性有，但不大。

最早的金文大概長這樣

再看甲骨文，眾所周知晚商的甲骨文是一種非常成熟的文字，不但有大量表意單字，也有相當成熟的語法。所以很多學者推斷晚商之前應當還有一個產生、發展的階段。但是從卜骨（甲）的發現來看，甲骨上大規模刻字很可能是始於殷墟時期，二里崗時期卜骨發現了不少，也有鑽、灼程式，只是至少二里崗下層刻字尚未成定式，估計二里頭時期即便有類似的占卜習俗，發現晚商那樣的卜辭的可能性非常低。

鄭州商城出土過商代牛肋骨刻辭，據說其時代應在二里崗期（裴明相）或二里崗上層（楊育彬），可惜脫層。

有學者釋為：

又

乇土羊乙丑貞從受

七月

出現了“乇土（亳社）”這樣關鍵的卜辭，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線索。如果這一類遺存在早商實際很多隻是目前沒有發現，那意味著對更早的夏的期望又多了一分。只是，最樂觀的估計，也不太可能有晚商那樣的周祭譜，不大能指望出現世系，出現地名和若干先王先公的名字還有點可能性。

再者是小雙橋遺址出土的朱書陶文（用硃砂寫在陶器上），至少到二里崗上層二期時，書寫幾個字的能力是有的。這批陶文文字從形態到結構都顯示出與甲骨文屬於同一系統，象形文字較多，證明其前後發展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再考慮到陶寺的朱書陶文與金文寫法幾乎一樣，比目前所知二里頭陶器刻符都更像文字，幾乎可以肯定年代夾在陶寺和小雙橋之間的二里頭是有文字的，只是沒有發現。

小雙橋的朱書陶文

從文字內容上看，在內容方面，目前所見最早的一批銅器銘文有龜、天、臣、單、犬、賈、衛等，此外洹北商城出土的骨匕有“亞戈”，小雙橋的朱書有“天”、“尹”，這些“族徽”按曹大志的看法大都是職銜稱謂。如果是這樣的話，將來發現夏至早商的“王”器銘也是有可能的。

從出土背景看，都城內的祭祀或居住遺址還是最有可能發現卜辭或朱書陶文的地方，目前二里頭和鄭州商城都還有進一步發現的可能，遠遠沒有到都發掘完的地步。放一些古今重疊的地圖看看就知道，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考古工作者掌握遺址每一寸土地會出土什麼東西，是強人所難：

注意，被二里頭、四角樓、疙壋頭等現代村落佔壓的地方沒法開展考古工作，無從得知地下情況

鄭州商城就更別提了，完全被現代城市市中心佔壓，只能配合基建零敲碎打

王一級的陵墓陪葬的青銅器可能會有比已知的規格更高、更大者。目前沒有發現二里頭-二里崗時期的王陵，與晚商傳世器相比，傳世夏-早商青銅器並不太多、也不比考古出土的好多少。這是個好訊息，意味著那時的王陵可能沒有遭到像西北崗那樣的盜擾，所以也不排除將來會有王名之類的金文發現。不過甲骨文一般不會出現在墓葬中。

從出土地點看，晚商時期除了殷墟，大辛莊也發現卜辭（而類似大辛莊這樣規模和等級的遺址已經發現了不少，將來完全有可能繼續出土），周原也有這一時期的卜辭；另外從內容上看，殷墟時期占卜記事的權力並沒有被王室所壟斷，而是有很多“非王卜辭”，那麼居住在都城外的貴族當然也可能有自己的卜辭。西周時期，除了周原，發現甲骨文的遺址更多。所以甲骨文並非只有都城才有。金文更不必說，都城以外還很多。

當然，不排除特殊埋藏條件下可以發現夏商時期的簡冊。北方並不是完全沒有飽水環境、不能儲存竹簡，比如河南新蔡葛陵楚簡、陝縣劉家渠漢簡、西晉時汲縣出土的戰國簡，山東日照海曲漢簡、青島土山屯漢簡，河北定州八角廊漢簡……。問題可能在於，夏商西周的簡到底怎麼存放或廢棄，會不會放在墓裡或井裡。

類似問題：

理論上來說中國是否還有更多更牛更精緻的文物沒有被出土？

提問者可能關心的是精緻文物，但我回答中涉及一般性的遺址。我覺得以中國考古這麼年輕的發展歷史來說，沒必要對這類問題持悲觀態度。

第一，中國考古起步太晚，基礎很弱。名義上是1920年代產生，但是1949之前全國做考古的才幾個人，真正能做工作的時間和地域都有侷限，內戰後還有一批去了臺灣，外華人也都趕走了。解放後，殘存的屈指可數的幾個學科帶頭人，主要透過短時間批次培訓才撐起門面，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都在摸索階段，期間還有政治運動的干擾。學科的真正普遍專業化、擺脫社會環境限制，要到80年代以後。之前的很多重大考古發現都有運氣成分，什麼時候類似徐旭生尋找“夏墟”、鄒衡尋找晉國始封地這樣的主動探索型重大發現佔主流並起碼要持續很長時間，我們才有底氣說，那時可能接近了地下文物實際儲量的天花板。

很多事情沒有時間和積累是不行的，以古埃及的考古工作來作比較的話，假設別人停滯五十年，而我們以現在的規模和速率再做五十年考古工作，以中國的體量之大，肯定還會有很多地方工作強度（不是說水平）趕不上目前尼羅河谷的現狀。

第二，雖然已經發現了多到常人難以想象的遺址，但是光有數量還不夠。不經過長期的發掘和研究，很多地方光靠踏查、鑽探和陶器型別學研究難以真正認識遺址價值。例如，一些大遺址發現得很早，如良渚、三星堆解放前就發現，石家河、盤龍城、石峁是1950年代發現，但發現或簡單發掘後就泯然眾人了，認識到關鍵的科學內涵卻是很晚近的事，其中除了怪運氣不好、沒有探/挖對地方，認識侷限、水平不夠也是原因之一。那種出道即巔峰式的考古發現實在不多，大概稱得上的只有周口店和殷墟。

對探索夏文化來說，關鍵性的是鄭州商城和二里頭，發現不晚，持續工作也很久，但是如上所述仍有客觀條件限制，談不上已經全面掌握了重要遺存的分佈。反過來說，由於力量有限+路徑依賴，有了二里頭之後再去主動探索其他大遺址的動力也降低了，與二里頭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居然是被漢魏洛陽城工作隊鑽探發現的，這足以說明還有很多類似的燈下黑問題存在。但是需要提醒外行人注意，考古並不是為了證明夏的存在而工作，它從來也沒有在這方面自我設限；考古工作者想發現大型都邑、想挖出科學意義上的好東西不假，如果這種發現增進了對於夏的認識，那也只能算作一種成果而已（對一些人而言不過是副產品）。現在由於認識和工作水平普遍提高，就考古發現而言，夏商周考古仍處在一個黃金時代，新的重大發現層出不窮，消化材料的速度都未必能跟得上，假設連續幾年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中都沒有這一段的，那時候再產生提問者的擔憂不遲。

第三，很多人回答中談到，保留當時文字的遺物，可能並非不存在，而是由於埋藏原因而消失或者難以發現。但是有機物能否儲存下來，本身有規律可循，除了古人自身行為、後人盜擾的因素不可預測外，其他都是可知的，比如地層、埋藏深度、沉積物特徵、地下水位等等，只是目前很少去總結，對埋藏規律談不上有多少認識，因而顯得這種發現很“隨機”。只有積累了足夠的樣本並建立預測模型，才能以一定的置信度去做推斷。目前情況下斷言發現的可能性很小，當然無法令人信服。

第一，夏朝時期的遺址可沒有被翻遍，再挖100年也未必挖得完一個二里頭，更別說更大的石峁這些了，而小規模的遺址更是成千上萬。也就是說假如發掘這些遺址算作證明夏朝（不存在）的一個過程（如果挖完真沒有發現夏朝，那就可以證明沒有夏朝了），那麼現在連證明進度的千分之一都沒有。

第二，實際上有沒有夏朝這個問題就是前段時間孫慶偉和許宏論戰的延續。

有個故事，講曾經一直認為雞蛋無法立起來，結果有個人直接用力放在桌子上，蛋殼底部碎了自然就立起來了。

夏朝的證明是一個道理，如果打破了“文字”的固定思維，那麼夏朝就在那裡完全可以證明。

當然，我在這裡講這些是沒有用的。

因為既然問到：還有可能證明夏朝，就說明題主是更認同許宏的說法而不是孫慶偉。

既然認同許宏的說法，那就可以直接從許宏的回答中找答案了。

這裡要重點說一下：許宏認為“二里頭遺址極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很多人拿著許宏前幾年的“二里頭不排除為商都”來反駁夏朝，其實這是錯誤的，許宏從來都認為二里頭“最有可能是夏朝”。

既然許宏認為它最有可能是夏朝，那就說明極有可能有證明的一天，現在是沒有關鍵證據“文字”，但是根據上面的，二里頭只挖了百分之一可以看出，未來僅從二里頭看，也是有極大證明空間的。

第三，關於文字證明，我其實和孫慶偉的想法是一致的。

文字是證明歷史最重要的證據，但並不是唯一證據。

以前我就提到過，文字證明要滿足幾個條件：

首先，要成體系，如陶寺那種幾個字元的，其實意義不大。

其次，要可解讀，如線性文字a，和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無法解讀，也就失去了記錄歷史的意義。

最後，要可對應，分成兩點：與考古遺蹟對應，如大邑商～殷墟，與文獻對應，如王亥～王亥。

（甲骨文有王亥，可以和文獻對應，但是王亥時代的遺址沒有文字，王亥時代比殷墟早了400年，王亥本身又成了歷史中的歷史，要證明王亥甲骨文不是偽造的又需要王亥時代的文字，可以看作迴圈論證了。這也是文字證明的侷限之一了。）

這三點缺一，則無法證明。真正完全滿足這幾個條件的中國只有商代後期的殷墟甲骨文。而國際上，4000年前只有蘇美爾和埃及兩家。其餘包括印度、希臘都無法達到。

前兩點不用細說，最後一點可以說一下，我們一般說“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其實如果按照許宏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

偃師商城沒文字。

鄭州商城有文字，但太少，解讀有爭議，其中一片牛肋骨刻文被認為有“亳”字，成為“鄭亳”說的關鍵證據之一。

鄭州商城文字

然而實際上爭議還很多，比如偃師商城就是“西亳”說。

但是這些爭議基本沒有否認過這兩個城市屬於早商。（除了許宏，許宏曾經提到鄭州城未必是商）。這兩個城屬於商基本是國內外學界共識，並沒有文字證明。

事實上，殷墟之前必然有早商，甲骨文世系和殷墟王陵對照就可以發現殷墟之前商朝還有幾百年歷史。而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從考古學上講屬於同一文化人群，實際上已經基本證明了早商了，也基本成為所有人得共識，有人反對夏，但大都不反對3600年開始的商（除了許宏堅持的文字說）。

以早商為例子，就可以發現如果堅持文字說，那麼證明將會很困難，可能有生之年是沒戲了。甚至早商，或者古希臘，或者古埃及等等都會損失一大截歷史。

發現文字本身已經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了，用文字證明夏朝比發現文字更難。陶寺、石峁、二里頭都曾經發現文字痕跡。如下圖，二里頭文化的文字，但是咱們總不能說挖到一個“車”字，就把二里頭叫做“車朝”吧。

更尷尬的是，萬一二里頭真自稱“車朝”（甲骨文裡也有一大堆車字），直到周朝才被周人稱為“夏朝”（想想露西婭、羅剎、俄羅斯的區別），那麼這個證明也就只是拿著鑰匙找鑰匙了。

綜上可以看到，文字證明是有侷限的。它雖然是最重要的證明方式，但確實是有很大侷限的（直白一點就是碰運氣）。如鄭州商城的幾窖青銅器幾乎都是別人工地上發現的，而且整個城市都在現代鄭州下面，基本沒可能挖完了。再挖到大量文字可能性非常小。

二里頭或者其他夏朝時期遺址也一樣，二里頭遺址上面就有幾個現代自然村，二里頭遺址本身還被洛水沖走了將近百萬平方米。天知道文字這種貴族用的東西會不會被衝了，或者壓在現代村子下面，天知道之後挖到文字裡面會不會叫做“夏朝”，而不是自稱“春朝、秋朝、冬朝”。

所以說，夏朝證明的可能性很大（幾乎所有考古學家認為夏朝存在，包括許宏），但是如果用文字證明夏朝，則難度很大，完全碰運氣。所以在尋找文字的同時，其實更多的是反思一下是不是證明方向錯了。

三個方面印證，可以證明夏朝的存在。1、古籍文獻。

司馬遷的《史記》記載的最清楚，從夏啟到夏桀，所有的世系都有記載。此外，還有很多古籍也有對夏朝的記載，如《竹書年紀》、《尚書》、《國語》、《左傳》。其中《史記》作為正史最為可信，因為透過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研究，證明了商朝確為信史，這證明了《史記》的可信。從這方面來說，夏朝應該是真實存在過的。

2、後代文物上的銘文。

例如春秋時期齊國青銅器銘文，稱湯“尃受天命，伐夏祀”，西周中期青銅器銘文，稱“天命禹土，墮山濬川”。這些銘文應該是可信的。

3、考古發現。

目前，二里頭遺址發現了相當於夏朝中晚期的宮殿群、高規格墓葬和各類手工業作坊遺址，出土多種精美器物。認定是一處夏代都城遺址。二里頭遺址陶器上有一些刻符，有的刻符十分接近甲骨文的造型，很有可能是夏朝的文字。

流傳至今有關夏朝的史料十分匱乏，所可根據的，只有《尚書·禹貢篇》、《竹書紀年》及《史記》關於夏的記載。而所有關於夏的史料，不但極其缺乏，也極其不明確。連《史記·夏本紀第二》也只是記錄了其世系和大禹治水、少康失國、夏桀亡國等等不多的幾個大事件，也並沒有多少典籍記載或實物佐證的存在。至於《竹書紀年》的作者年代，至今尚無定論。無論如何，關於夏殷的部分，是後人追記的。所記是否可靠，不能令人不懷疑。所以歷史上是否有夏朝存在，曾被許多人懷疑。隨著1960年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這種疑慮才慢慢在科學鑑定面前打消了。二里頭宮殿的建造年代據c14測定和樹輪較正，大約在公元前1590—1300年間，就相當夏朝時期。因此，可以說城市模型起源於夏代。此時政權的中心地區，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東至今河南，河北，山東三省交界的地方，南至今湖北，北至今河北。但同樣需要指出的是這一遺址的發現，尚不能證明夏朝已進入了階級社會。 夏朝還有一個副產品——《夏小正》。《夏小正》是對以前的歷法一個總結，也是農業國家的一個必然關注點。這就是“夏曆”的來源 【夏朝最後一個王者---夏桀】 在過去六七十年，學者們為探索夏代史蹟，尤其是從考古發掘的角度探討夏文化的遺蹟做了很多工作。雖然迄今為止仍未發現夏人使用的文字，但是有關夏代史蹟的認定應當說是比過去清楚得多了，從考古發掘和考古研究角度證明夏王朝存在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進展，以至於國內絕大多數學者對夏王朝的存在已基本不表示懷疑。國外也有部分學者同情中國學者的立場，如最近出版的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威廉·麥克高希的著作《世界文明史——觀察世界的新視角》在談到世界最早的文明社會時便明確指出：“大約公元前2000年，中國的文明在新石器文化出現的地方發展起來，夏及後來商的統治者在黃河流域建立了王國，在那裡他們建造了規模相當的灌溉工程。第一座城邦二里頭，建於公元前1900年。”麥克高希對夏的看法與中國多數學者還有些差距，但其認為夏作為商以前的一個政治社會已進入文明社會，是一個“王國”的認識是很明確的。儘管我們沒有看到更多的外國學者對中國歷史的描述，但相信麥克高希的看法決非代表他一人。 【相當於夏時代的字元圖形】 然而遺憾的是，現在仍有相當部分外國學者對夏代的存在持根本否定的態度。他們不熟悉中國的歷史文獻，不瞭解中國學者對於夏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也不願去認真思考中國學者在對夏的探索中有了哪些值得重視的新材料和新論點，他們對夏的否定仍基本停留在過去。更有甚者，其中一些人十分不恰當地將中國學者對夏及其以前歷史的探究歸結為某種政治行為或受某種道德觀念的驅動，這就更不是一種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的態度了。

存在證明：

一、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包括二里頭型別和東下馮型別）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物件，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

二、據傳宋代宣和年間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有一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於夏和殷（商）是前後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三、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屬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的字樣。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

存在證明：

一、多數學者認為，以偃師二里頭遺址命名的“二里頭文化”（包括二里頭型別和東下馮型別）和豫西地區的“龍山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物件，並對夏文化問題發表了各種看法。惟因缺乏文字等直接證據，學術界對哪種遺存是夏代文化還沒有形成共識。

二、據傳宋代宣和年間臨淄出土的一組春秋時期青銅器叔夷鍾。有一段銘文同西周以來文獻中關於夏和殷（商）是前後承替的兩個王朝、‘殷革夏命’的說法完全一致，成為兩週史籍有關夏王朝記載的有力佐證”。

三、2002年面世的遂公盨屬西周中期，其上有“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的字樣。銘文記述大禹採用削平一些山崗堵塞洪水和疏道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並劃定九州，還根據各地土地條件規定各自的貢獻。

擴充套件資料：

現代考古學剛剛開始時，徐旭生先生為了追尋夏代的所在，也不斷地在豫、晉東面交接處大範圍地尋找。在偃師二里頭文化遺址的發掘中，考古學家發現這是一個屬於複雜共同體的都城，城址很大，出土的文物數量眾多，而且內容複雜，包括冶鑄青銅的遺存和相當數量的小麥殘跡。

2013年中國考古重大發現之中，有距今四五千年的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它出土了冶鑄青銅的煉渣、尚待加工的玉材和不少麥類遺存。考古學家認為，那時的河西走廊已經是東西貿易和文化交流的孔道。

這一發現顯示，二里頭文化已經吸收了中亞、西亞的文化成分，引進兩河古代文化培植的麥類，增加了糧食供應的多樣性；尤為重要的是，二里頭文化還掌握青銅的冶鑄技術，這必定提升了這一文化的經濟和軍事實力。

考古學家們認為，偃師二里頭遺址所在就是夏代的首都。從黃河三角洲的頂端一直到關中，包括山西運城的平原，這一個族群共同體佔有的地方不小。

這一地區，就是後世所謂的“中原”。從夏代開始到商、周，這三個複雜共同體的連續發展都以這個地區作為基地。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核心地帶——從“中原”這兩個字就可以意識到，從那時以後，這一片平原就是中國的中心。

第一，夏朝時期的遺址可沒有被翻遍，再挖100年也未必挖得完一個二里頭，更別說更大的石峁這些了，而小規模的遺址更是成千上萬。也就是說假如發掘這些遺址算作證明夏朝（不存在）的一個過程（如果挖完真沒有發現夏朝，那就可以證明沒有夏朝了），那麼現在連證明進度的千分之一都沒有。

第二，實際上有沒有夏朝這個問題就是前段時間孫慶偉和許宏論戰的延續。

有個故事，講曾經一直認為雞蛋無法立起來，結果有個人直接用力放在桌子上，蛋殼底部碎了自然就立起來了。

夏朝的證明是一個道理，如果打破了“文字”的固定思維，那麼夏朝就在那裡完全可以證明。

當然，我在這裡講這些是沒有用的。

因為既然問到：還有可能證明夏朝，就說明題主是更認同許宏的說法而不是孫慶偉。

既然認同許宏的說法，那就可以直接從許宏的回答中找答案了。

這裡要重點說一下：許宏認為“二里頭遺址極有可能是夏，或最有可能是夏”。很多人拿著許宏前幾年的“二里頭不排除為商都”來反駁夏朝，其實這是錯誤的，許宏從來都認為二里頭“最有可能是夏朝”。

既然許宏認為它最有可能是夏朝，那就說明極有可能有證明的一天，現在是沒有關鍵證據“文字”，但是根據上面的，二里頭只挖了百分之一可以看出，未來僅從二里頭看，也是有極大證明空間的。

第三，關於文字證明，我其實和孫慶偉的想法是一致的。

文字是證明歷史最重要的證據，但並不是唯一證據。

以前我就提到過，文字證明要滿足幾個條件：

首先，要成體系，如陶寺那種幾個字元的，其實意義不大。

其次，要可解讀，如線性文字a，和印度河谷的印章文字無法解讀，也就失去了記錄歷史的意義。

最後，要可對應，分成兩點：與考古遺蹟對應，如大邑商～殷墟，與文獻對應，如王亥～王亥。

（甲骨文有王亥，可以和文獻對應，但是王亥時代的遺址沒有文字，王亥時代比殷墟早了400年，王亥本身又成了歷史中的歷史，要證明王亥甲骨文不是偽造的又需要王亥時代的文字，可以看作迴圈論證了。這也是文字證明的侷限之一了。）

這三點缺一，則無法證明。真正完全滿足這幾個條件的中國只有商代後期的殷墟甲骨文。而國際上，4000年前只有蘇美爾和埃及兩家。其餘包括印度、希臘都無法達到。

前兩點不用細說，最後一點可以說一下，我們一般說“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其實如果按照許宏的說法，都是不正確的。

偃師商城沒文字。

鄭州商城有文字，但太少，解讀有爭議，其中一片牛肋骨刻文被認為有“亳”字，成為“鄭亳”說的關鍵證據之一。

鄭州商城文字

然而實際上爭議還很多，比如偃師商城就是“西亳”說。

但是這些爭議基本沒有否認過這兩個城市屬於早商。（除了許宏，許宏曾經提到鄭州城未必是商）。這兩個城屬於商基本是國內外學界共識，並沒有文字證明。

事實上，殷墟之前必然有早商，甲骨文世系和殷墟王陵對照就可以發現殷墟之前商朝還有幾百年歷史。而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從考古學上講屬於同一文化人群，實際上已經基本證明了早商了，也基本成為所有人得共識，有人反對夏，但大都不反對3600年開始的商（除了許宏堅持的文字說）。

以早商為例子，就可以發現如果堅持文字說，那麼證明將會很困難，可能有生之年是沒戲了。甚至早商，或者古希臘，或者古埃及等等都會損失一大截歷史。

發現文字本身已經是非常偶然的事件了，用文字證明夏朝比發現文字更難。陶寺、石峁、二里頭都曾經發現文字痕跡。如下圖，二里頭文化的文字，但是咱們總不能說挖到一個“車”字，就把二里頭叫做“車朝”吧。

更尷尬的是，萬一二里頭真自稱“車朝”（甲骨文裡也有一大堆車字），直到周朝才被周人稱為“夏朝”（想想露西婭、羅剎、俄羅斯的區別），那麼這個證明也就只是拿著鑰匙找鑰匙了。

綜上可以看到，文字證明是有侷限的。它雖然是最重要的證明方式，但確實是有很大侷限的（直白一點就是碰運氣）。如鄭州商城的幾窖青銅器幾乎都是別人工地上發現的，而且整個城市都在現代鄭州下面，基本沒可能挖完了。再挖到大量文字可能性非常小。

二里頭或者其他夏朝時期遺址也一樣，二里頭遺址上面就有幾個現代自然村，二里頭遺址本身還被洛水沖走了將近百萬平方米。天知道文字這種貴族用的東西會不會被衝了，或者壓在現代村子下面，天知道之後挖到文字裡面會不會叫做“夏朝”，而不是自稱“春朝、秋朝、冬朝”。

所以說，夏朝證明的可能性很大（幾乎所有考古學家認為夏朝存在，包括許宏），但是如果用文字證明夏朝，則難度很大，完全碰運氣。所以在尋找文字的同時，其實更多的是反思一下是不是證明方向錯了。

之前在裡說，春秋以前，禹和夏沒什麼關係。

但最近看見一份材料，對這個觀點有些動搖。

這份材料是清華簡中的《厚父》。

所謂清華簡，是清華大學於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戰國竹簡。

既然竹簡屬戰國時期，怎麼會影響我的觀點呢？

因為，雖然載體是戰國的，但文章不一定是戰國的。

看《厚父》的措辭，很可能轉抄自春秋甚至更早的文獻，是《尚書》的一篇，所以不得不認真對待。

根據學者的釋讀，《厚父》裡有這樣的文字：

王若曰：“厚父，遹聞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啟惟後，帝亦弗啟之經德少，命咎下為卿事。茲鹹有神，能格於上，知天之畏哉，聞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在夏之哲王，迺嚴畏皇天上帝之命，朝夕肆祀，不盤不康，以庶民惟政之龔，天則弗斁，永保夏邦。其在此後王之饗國，肆祀三後，永敘在服，惟如臺？”

這裡的“王”不知是誰，“厚父”也不知是誰，“……”代表中間有幾個字看不清。

儘管有這許多未知，但“建夏邦”的主語應該就是“禹”，而“啟”緊隨其後。

這不禁讓人想起後代文獻裡的“大禹建夏、傳位子啟”。

不過，僅憑這篇《厚父》，仍不好下結論。

所以，我們不妨暫且拋開禹和夏的關係，單獨看一眼夏。

《論語》裡孔子曾說過這麼一句：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這句話怎麼理解有爭議，暫且不談。

要說的是這話的背景知識：杞國是夏朝遺民建的，宋國是殷商遺民建立的。

之前說的《商頌》是宋國保留或者創作的，那杞國有沒有給我們提供夏人的線索呢？

並沒有。《尚書·多士》裡周公說“惟殷先人，有典有冊”，可能夏在文字上並不怎麼擅長。

《詩經》提到夏只有兩次。

一次在之前說過的《商頌·長髮》：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也就是說，商人打過夏桀。

另一次在《大雅·蕩》：

文王曰諮，諮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

文王開口嘆聲長，嘆你殷商末代王！古人有話不可忘：“大樹拔倒根出土，枝葉雖然暫不傷，樹根已壞難久長。”殷商鏡子並不遠，應知夏桀啥下場。

雖然《大雅·蕩》寫的是文王在感慨，但按《毛詩》、三家詩，都說這首詩是借古諷今，是召穆公寫的，勸諫周厲王的。

附帶一提，除了這篇《蕩》，《大雅》裡還有一篇《板》據說也是針對周厲王的。

所以後人用“板蕩”一詞來說政局混亂，“板蕩識忠臣”就是從這變出來的。

北宋的蘇轍、朱熹對借古諷今的說法有懷疑，他們覺得可能真是對文王感慨的記錄。

但不管按哪種理解，“殷鑑不遠，在夏後之世”，夏應該是商之前的朝代。

《詩經》裡夏的資訊就這麼點。

《尚書》、《左傳》、《國語》等早期文獻裡夏的資料也不多。

相對豐富的是《竹書紀年》、《史記》，它們都提供了夏王的世系。

有些學者比如顧頡剛、陳夢家對這個世系持保留意見，擔心這是在流傳過程中添油加醋形成的。

但是，之前我們也曾懷疑過《史記》裡商王的世系是否靠譜，後來甲骨文出現，發現還挺靠譜的。

說到甲骨文，很可惜，它也沒能提供更多夏的資訊。

這也正常，甲骨文多是占卜的事，不一定涉及夏，而且甲骨文裡，我們也還有大堆看不懂的。

從現有材料來看，夏存在應該沒什麼問題，問題是，夏是什麼樣的？

這正是二里頭遺址的尷尬，雖然它能在時間上對應夏朝，但是如果它不能出文字自證它是夏，我們很難用文獻證明。

再次強調，那是一個方國林立的時代，不好用後來的朝代去想象夏商周，不是時間能對上，就可以說那是夏。

所以“夏”和之前說過的很多問題相似，需要有更豐富的資料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