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中國沒有多少外交事務，與清政府打交 道較多的只有俄國，另外的日本、北韓等國是 清王朝的附屬國，並不被視為嚴格意義上的外 國。與這些國家的外交事務一般都由清政府設 立的處理少數民族事務的理藩院一併處理：鴉片戰爭後，中國與歐洲國家事務日繁，除理藩-院外，清政府又委派兩廣總督專門負責與歐美 國家的交涉，並特加欽差大臣頭銜，稱“五口通商大臣”。但歐洲各國不滿足以“蠻夷”身 份與效率低下的理藩院打交道，同時又認為地 方大臣負責外交於制不合，要求清政府成立專 門的外交機構。咸豐十年（ 1860年）《北京條 約》簽訂後，在恭親王奕訴等人奏請下，清政 府於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簡稱總理衙門。

它主要負責外交事務的執行而非決策，決策的權力主要掌握於皇帝（實際上是慈禧太后）以及軍機大臣決定，但因為早期負責的恭親王和文祥都具影響力的軍機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獲透過。

在1860年代在恭親王領導下，總理衙門在外交事務的處理上有較多的發揮，包括處理《北京條約》之後的善後事宜，1866年接見西方的斌樁、蒲安臣等使團，1868年的《天津條約》修約相關問題，以及海關事務的處理等。

但1870年代以後，恭親王的權力因慈禧的排擠而下降，加上1870年開始，李鴻章就任北洋通商大臣，許多外交事務逐漸由北京的總理衙門轉往天津，此後到甲午戰爭前後，李鴻章在天津的衙門成為事實上的中國外交部，總理衙門在外交事務上的作用就減少了，1884年恭親王不再掌理總理衙門使其重要性更下降。1901年，在清末新政中，正式將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

除了外交事務之外，總理衙門也是早期自強運動中各種洋務事業在北京中央的領導者，一方面它可用於聽取包括外國使臣以及負責海關的赫德等西方人士的建議，來推行和提倡相關事業，一方面負責的恭親王本身亦為相關業務的領導，因此總理衙門也實際上推動包括新式教育、交通、工業、經濟（尤其海關）、軍事等現代化建設，因此也被當時稱作“洋務內閣”。

但當時西方人常認為它守舊而不夠進步，而保守派則批評它出賣中國利益。與外交事務同樣，總理衙門在1870年代以後在北方洋務事業的重要性也逐漸下降，其領導性地位漸由李鴻章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兼直隸總督的地位所取代。

清代原本對外交涉機構為理藩院和禮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隨著洋務日興，為有效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清政府設立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主管外交事務、派出駐外使節，兼管通商、海防、關稅、路礦、郵電、軍工、同文館、派遣留學生等。

總理衙門，實際上是為了應對西方列強深化對華侵略的背景之下，被動成立的機構。鴉片戰爭後很長一段時間，外華人和清政府交流還是透過諸如理藩院或地方督撫等機構，這讓外人覺得自己很不受重視，同時也反映出清政府並沒有真實認識到國外的變化。

成立總理衙門，以一個專門的機構和外華人交流，一方面體現出對這些列強的重視，但另一方面對清政府而言，也是不斷改變錯誤的世界觀，還是有一些進步空間。

總理衙門幹什麼呢，包羅永珍，只要和外華人打交道的事情，總理衙門無所不包，因此一段時間內總理衙門權利很大。辛丑後，總理衙門改名外務部。

“總理衙門”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成立於1861年，主要功能是處理清政府與西方各國的外交事宜，清政府謂之“洋務”。總理衙門的設立對清政府來說雖是逼迫的，但清政府外交思想與外交政策的一次重要轉變。

隨著中西交往的深入，各種涉外問題突出，晚清政府在機構設定上沒有現代外交機構的缺陷日益顯露。在列強的壓力下，總理衙門設立。其早期定位是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後接管事務涉及各外國相關的幾乎所有方面。該機構設定的最大意義在於推動了中西交往模式的現代化。

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的沉重打擊後，中外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清政府的外交體制也被迫進行相應的調整。1861年代表清政府與英、法簽訂《北京條約》的恭親王奕忻、桂良、文祥等向清廷提出，外國侵略者只是“肢體之患”、“肘腋之患”，而太平天國反清起義則是“心腹之患”，因此對於列強應該以“信義籠絡”。他們建議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適應新的對外交涉的需要。 它主要負責外交事務的執行而非決策，決策的權力主要掌握於皇帝（實際上是 慈禧太后）以及軍機大臣決定，但因為早期負責的 恭親王和文祥都具影響力的軍機大臣，因此其提案大多能獲透過。

總理衙門是清朝設定的處理對外及其他事務的中央機構，主要由上層人士擔任，亦是清朝君主專制權力集中的表現，更是晚清西學東漸的產物，洋務運動興起，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主動學習先進技術，除卻興辦工業，便是對教育的重視，總理衙門亦是近代教育興起的表現。

清朝設立總理衙門應為清朝開眼看世界、步入近代化的重要舉措。總理衙門的設定一方面說明了西方列強強化了對華侵略步伐，以清朝為主體的天朝朝貢體系逐漸土崩瓦解，面對西力進逼，清朝統治者逐漸轉變了以天朝自居的閉關鎖國政策，透過設立總理衙門，以便於開展與西方列強的“平等”國際關係；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清朝下定決心透過師夷長技以制夷，從官方層面大力倡導洋務運動，學習西方先進的船堅炮利，派遣留學生赴歐美等國學習先進的軍事、科學、法學、語言等知識，進而發展壯大自身勢力以抵禦列強的侵略。

總理衙門設立後，在外交方面，負責主管、彙總一切涉外事以及與各國發展確立正常外事關係等工作；在經濟方面，負責管理中外通商貿易、進出口關稅、國內鐵路建設、礦產資源開發、近代式通訊渠道等工作；在軍事方面，負責管理輪船製造等軍事工業、沿海及島嶼防務等工作；在教育方面，負責透過組織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在國內設立新式學堂等工作，以培養新式人才。

總理衙門又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清政府在對外交往中設定的主要機構。傳統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天朝上國的觀念根深蒂固，強調華夷之辨，在長期的中華與四夷的交往中，禮部承擔了較多的外交職能，但同時禮部也並非專門的外交機構，外交作為該部兼職仍然有著傳統的君民思想。及至近代，工業革命推動時間與空間的變革，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與中華的朝貢體系相遇，西方列強不受君民體系的約束，中央政府與列強的交往按照西方的規則觀念細化，原來的禮部已不再適應中西交往的需要，故而設定總理衙門承擔與西方列國的交往。

清末總理衙門是在必須跟外國打交道的大背景下建立的。清帝國傳統上管理對外事務的是理藩院，以及禮部。但事實上理藩院只是負責管理邊疆少數民族事務的。而在第一次，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帝國慘敗清政府認為同外國關係僅是“理藩而已，無所謂外交也”。俄國使臣來華，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國均由禮部接待辦理傳統理念已然不適用於當時的國際環境，亦不符合當時的國際慣例。鴉片戰爭後，由兩廣總督專辦與歐美國家的交涉，特加欽差大臣頭銜，稱“五口通商大臣”。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後，各國在華設使館，駐使節。為了與這些人打交道，就不得不接受國際慣例，再以“蠻夷”來處理對外事務顯然既不合適，也不為外國收接受，於是“總理衙門”應運而生。同時為了管理新興的洋務運動，也需要建立新的中樞機構以統領全域性。所以“總理衙門”主要職責應該是處理外事和管理洋務運動，從愛新覺羅奕訢上《統籌洋務全域性酌擬章程六條》，請求建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有效地辦理洋務和外交事務。奏摺指出：“近年各路軍機絡繹，外國事務，頭緒紛繁，駐京以後，若不悉心經理，專一其事，必致辦理延緩，未能悉協機宜。”也可見一二。但是大家應該明白清帝國的中樞機構一般都是部，衙門只是辦事機構，而以“總理衙門”的職責來看其應該是中樞機構，而被冠於“衙門”之名，就不得不提保守勢力過於強大，扼殺了新生事物的生長。總理衙門所做的，就是翻譯文書、照會使節、管理駐外使館。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的是，儘管存在總理衙門這個代表政府辦理外事的機構，清王朝的一些重要外交活動仍然是假政治強人之手完成的，而這些人，往往和總理衙門沒有什麼關係。比如曾國藩，比如李鴻章，他們都是地方實權人物，政治強人對此時的中國外交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足以看出中國外交此時尚未形成穩定成熟的運作機制。但仍不可否認它對中國近代外交事業起到了開括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