屍子本名屍佼，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道家先秦諸子百家之一，也是先秦三晉思想文化傑出代表人物之一。關於屍佼與商鞅的關係，大多有兩種說法：1.屍佼是商鞅的門客。最早關於屍子的記載，是東漢學者劉向。他說：“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按劉向的說法，屍佼是商鞅最信任的門客，商鞅之法基本與屍子有關。2.《漢書·藝文志》中有：“《屍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由此可見，屍子又是商鞅的老師，當然關於商鞅是誰的弟子，歷史上有很多的版本，也有說他是鬼谷子的弟子。但據正史記載，商鞅的老師最有信賴度的還是屍子。

屍子和呂不韋一樣，屬雜家。

其實當時的帝王之術，也屬於雜家，只不過是道家為主，儒家為輔，雜的範圍要小一點，而且要分個主次。

法家則發源於道家，是一種貴族才掌握的學問，而儒家，通常掌握的是平民，主要傾向於平民的學問。

所以商鞅可以三見秦孝公，而孔子很多時候想見諸侯國國君一面都很難。

史書上記載商鞅當時混得很苦，但再苦，他仍然是個王族，只不過是個破落王孫，還能夠掌握道家學說這種貴族學問，後來的人為了好區分他們這種非常規道家，才把他們稱之為法家。

商鞅本名衛鞅，又名公孫鞅，就是說衛國繼續興盛下去，他機緣足夠好的話，還可以做衛國的國君。

他的主要修為，在於他的“道學”，第一次見秦孝公，闡述“帝道”，秦孝公直接就睡著了，第二次見秦孝公，闡述“王道”，秦孝公哈欠不止，第三次見秦孝公，闡述“霸道”，秦孝公如打了雞血，與商鞅秉燭夜談，談完的結果是拜商鞅為大良造，主持變法。

所謂法家，就是道家人物所說的“霸道”理論家。

屍子，商鞅對他執弟子禮，可見其也屬於道家人物，但他又是商鞅的門客，應該屬於破落貴族的型別，因為以前的貴族，也要起碼兼修儒家，現在破落了，就只能當平民，不能當領導（貴族）了，又由於儒家領導世俗學問，所以可能也兼修其他平民學問，所以後世評論其屬於雜家理論的領頭人。

屍子是道家代表人物屍佼，也是諸子百家之一，屍佼出生於前390年春秋時期，世人尊稱他為屍子。《屍子》這部著作是屍佼所撰寫的，可以說屍佼是第一個提出關於宇宙概念的歷史人物，而他和商鞅之間的關係也被各種解讀。

　　從史書中我們可以知道屍佼和商鞅亦師亦友，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而屍佼尊崇道家思想，不過兩人還是有共同語言的，傳言商鞅是屍子的徒弟，這點無法考證，只能說商鞅和屍子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

　　瞭解先秦歷史的人都知道，商鞅變法轟動一時，對後世產生的影響也是巨大的，但商鞅被人陷害，遭到秦王猜忌，最後被五馬分屍，而與他有關係的人都被處死。

　　史書中曾說屍佼害怕被被連坐誅殺，所以逃到了蜀國，可見屍佼和商鞅的命運是相連的，不然屍子也不會逃走，屍子既然與商鞅有過密的接觸，秦惠文王肯定會追殺屍子，這也是為秦國未來考慮。

商鞅和屍子應當是主人門客關係或者是朋友關係。

屍子，本命屍佼，其流傳後世的言論中最出名的當為宇宙論。

屍子提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大家看到這裡，以後和朋友聊天的時候就有的吹了，可以向朋友們普及一下最早的宇宙概念，哈哈。

除此之外，屍子擅長儒，墨，名，法，陰陽等家，比較具有雜家的特色，所以可以歸入雜家。

屍子的一生大概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魏國，但是沒有受到重用，於是離開魏國。第二個階段在秦國，幫助商鞅一起為秦國變法出力。第三個階段是商鞅被誅殺，屍子擔心受到牽連，於是離開秦國，進入蜀地。

而商鞅是原本為衛國沒落貴族，在一開始的時候供職於魏國，可惜不受重視，於是商鞅轉投秦國，幫助秦孝公進行變法。

而商鞅和屍子相識，應當是在魏國，而後商鞅前往秦國之後，屍子作為商鞅的門客或者是作為商鞅的朋友，為商鞅出謀劃策，一同為秦國的變法而努力。

在歷史的記載中，首先是西漢劉向說屍子為商鞅門客，為商鞅出謀劃策。然後是班固的《漢書》中記載說屍子為商鞅的老師。筆者之所以認為西漢劉向的說法更為可信，原因有三。

其一，劉向是根據《屍子》中所載，判斷屍子為商鞅門客，而班固也有參考《屍子》，但應當加上了自己的推論和查訪，比較之下，我更願意相信屍子本人寫出來著作中的推論。

其二，劉向為西漢，班固為東漢，劉向距離戰國時間更短，按照常理來講，資料可信度應當更可靠一點。

其三，有人說商鞅老師為鬼谷子，也有人說為屍佼，但是認同前者的更多一些，儘管鬼谷子本人是否存在還不能確定，不過個人認為可靠度依然高於屍佼。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屍子和商鞅的關係應當既為朋友，又為門客，而關係是師徒這種說法，可信度低了一些。

屍子，真是太特別了。華人的姓氐裡什麼都有，無所不包。但講吉利忌諱還是有的。特別是與生死相關的字眼，一定諱莫如深。但祖先給的，改不了，只好接受下來。像屍子，一聽不覺得彆扭，形諸文字就聯想紛紛，似乎該是"詩子"才對。

史書上偏要記載這麼一個狠角色。狠角色屍子是個"雜家"，先這麼稱呼著(多方面的專家，專攻似乎不是長項)。

他的"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自己有乾貨，"狠"起來在戰國的諸子百家中，"嗚"得厲害，他牛得出版學術著作《屍子》，是先秦雜家著作的典範，對後世安邦定國的法令制度的創立具有深遠的影響。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雜家篇，有“《屍子》二十篇”﹐班固補充說﹕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就撥出蘿蔔帶出泥。這是屍子第二方面的"狠"。屍子與厲害人物商鞅就因此有了"扯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劉向《荀子書錄》說屍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先王，乃五帝，周王。孔氏，孔子，大家人物。這就是走偏鋒了，不走"正道"，偏科關注法家的刑名法術之傾向了。《隋書‧經籍志》雜家記載更詳細，分門別類，存亡散佚具體清楚明白: “《屍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屍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可見原書在三國時已亡佚一半﹐所以黃初年間(220～226)中才續補了九篇。漢朝劉向說：“楚有屍子”，又說他為“晉人”，是商鞅之客，“衛鞅商君謀事劃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漢書·藝文志》列屍佼為雜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等等，和當代牛人孟軻、荀卿、商鞅、韓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之處；對農家，五行，陰陽，地輿，風水也有影響；在思想史上是個省略不得的符號。

從上述字裡行間依稀突出這些資訊:屍子，又叫屍佼，寫了著作《屍子》，進入戰國諸子百家牛人行列。同商鞅這個大變法家有莫逆關糸，一說屍子是商鞅老師；一說屍子是商鞅門客。前者的功績更大，後者只是追隨。共同點就是，商鞅出頭了，屍子跟著榮耀；商鞅被人害了，就跟著倒黴。果然，商鞅這個謀事不謀身的"一根筋"，固執己見，崇尚個人英雄主義，得罪了權貴，招來災禍，他自己慘死就算了，屍子作為身邊朋友，師長跟著受"連坐"之禍。屍子就亡命蜀中。十分狼狽，幾經周折才安身落腳。與歷來的大人物一樣靜下心來，提筆著文章，總結興衰榮辱，成功失敗之教訓，著成《屍子》一書，後世見其書，知其人，屍子之名便在斑駁的長河歷史之中，飛濺出一朵絢麗的浪花。

屍子和商鞅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也可以說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屍子是在當時的時候是博學大家，認可商鞅的變法理論，和商鞅非常的親密。

“屍子最出名的理論是提出宇宙的想法，是古代宇宙想法的第一人，並且非常的博學。”

在古代歷史的記載中，可以看到，在商鞅變法失敗了之後，屍子就直接的跑掉了，害怕被株連，而在當時的秦朝律法中，株連是關係非常親密或者是血緣關係，或者是從犯關係才會出現在株連的名單上。

而屍子明顯是和商鞅沒有血緣關係的，推動的變法雖然理論上有過探討，但是實際上屍子是沒有參與過變法的任何行動的，那麼他的逃亡原因就讓人一目瞭然了，就是和商鞅私底下的關係非常的親密。

女生之間有閨蜜的說法，那麼他們的關係就跟我們現在所說的死黨一樣。

也有人說他們之間是師徒的關係，在這裡我認為他們之間頂多是亦師亦友，並且許多觀點相似而已，在這種古代名人的關係圈裡面，如果是師徒關係的話在典籍中是會有記載的，有屍子這樣博學大家的師傅，商鞅出道的時候是不會不拿來做文章的。

所以他們的關係就像平常的死黨，亦師亦友，觀點相似，從而非常的親密。

屍子在諸子百家中雖然是一個冷門人物，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戰國時期還有這樣一位人物。但是屍子的理論和名言我隨便說幾句，大家就會恍然大悟：原來這句話出自屍子啊！

比如：“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這句講述君民關係的名言一言點破百姓的重要性。

比如：“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簡單明瞭的概括了宇宙的定義。

再比如：“自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坐井觀天的故事，極有可能是在這兒得來的。

我們從屍子這些隻言片語中就可以知道了屍子基本上什麼儒家、法家、墨家，道家、陰陽家……都懂一點，是諸子百家中的雜家的代表。

那麼這樣一個人物，和商鞅又有什麼關係呢？

根據漢代班固的考證，屍子原名叫屍佼，是魯華人。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了秦國相國商鞅，並加入商鞅團隊。

由於屍佼本人才華橫溢，甚至一度被商鞅當作老師一樣請教。但是後來商鞅因為謀反，不但自己被殺，而且整個家族、門客、親朋好友，被牽連的人不計其數。

屍佼在這個時候跑路去了蜀地，並且發奮著書，把自己的思想寫成了二十卷的《屍子》，並且憑藉此書成為先秦諸子百家之一。

屍子，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漢書》

所以說如果按照漢書中的記載，屍子就應該是商鞅的老師。而且應該在商鞅的生活、思想、治國理念裡，屍子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為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屍子》等書籍，在東漢時期，已經不怎麼流行了，所以班固的記載也只是一面之詞。

所以我們在往前看看，在漢武帝之前就已經成名的著名學者劉向記載：屍子名佼，是晉華人，他不是商鞅的老師，而是商鞅的一位重要門客。

劉向還說，商鞅在制定立法、政策的時候，曾多次向屍子請教。

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又六萬餘言。卒，因葬蜀。--劉向

這種說法和班固的說法比較，除了屍子到底是魯華人還是晉華人有爭議，甚至還有說他是楚華人的，但是屍子和商鞅之間的關係其實反而得到互相印證，可以確定的是：

1、屍子和商鞅關係非常好；

2、屍子在商鞅變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3、屍子在商鞅死後活了下來，整理了《屍子》一書。

根據這三條我們大膽假設，屍佼可能身世不顯，在亂世中也在各國尋求用武之地，後來發現秦國在招賢納士，於是從魯國或是三晉之一來到了秦國，因緣巧合之下以門客的身份結識了商鞅。秦國相國商鞅在瞭解了屍佼的才華後，非常尊重他，一些關於秦國變法、治國理念、政策執行都要和屍佼商量。（這恐怕就是班固說的師事之）

等到商鞅死後，屍佼看事不可為，於是跑到蜀地，隱姓埋名把自己這麼多年的思想和認知寫成二十卷的《屍子》一書，也因此被尊稱為屍子。

可惜的是，在屢經戰亂後，唐代還有學者看到《屍子》一書，到了宋朝的時候此書已經遺失不可考證，目前可以看到的《屍子》是清代學者整理改編而成，我們已經不知道原始的《屍子》是啥樣的了，遺憾啊。

屍子是先秦百家爭鳴時期，傑出的思想家，也是諸子百家之一。商鞅就是歷史課本里面，大名鼎鼎的，為秦國富強而變法的人。他們的故事，是發生在戰國時代。

同志

屍子和商鞅是生在戰國時代，那時天下分裂、禮崩樂壞、諸侯稱王。那是地地道道的亂世。

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生在亂世雖然不幸，但這也正是英雄奮起的時代。屍子是諸子百家，之一的大思想家。商鞅胸中又是，裝著王道、帝道、霸道的超一流的大才。

人與人之間最大的不同，便是思想的不同。而屍子與商鞅在思想層面，在那個時代都是一等一的人物。那時的人，若想成為時勢中的英雄，都會去各諸侯國效力。從而做出一翻大事業、大功業，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與抱負。

屍子和商鞅也是如此，並且他們都選擇了秦國。如此看來他們必是志同道合之人，簡單來說便是同志關係。

同事

這事兒還是因為秦國當時太弱小，以致於被魏國佔去大片國土，而使秦國有了定要變法的想法。

秦孝公便在這個時候繼位，成為新的秦國君主。他上臺之後，便立馬開始招攬人才。屍子與商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秦國出仕。之後便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援，以商鞅為主而主持變法。

屍子也在變法之中，為秦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從這裡便可以看出來，他們共同為秦國變法出力，是同事的關係。

師友

西漢劉向曾說，屍子是商鞅的門客。而《漢書》記載屍子是商鞅的老師。

由此可見不管門客還是老師，他們的關係不一般。怎麼說也能算是關係密切了。

在說屍子與商鞅又都有，超一流的思想。正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所以他們應該是亦師亦友的關係。

到此便可以以看出，諸子百家中的屍子與商鞅的關係。即是志同道合的同事關係，又是一起共事的同事關係，還是亦師亦友的師友關係。

要搞懂這兩人關係首要要明白以下幾點：

一.他們倆都是誰？

先說下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這個讀者都比較熟悉，戰國秦國秦孝公（嬴政爺爺的爺爺五世祖）在位時候歷任宰相，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咱們熟知的管仲，吳起，樂毅，韓非就是法家代表人物。

這個人是古代最早提出時間空間概念的人，有點道家意思。

二.他倆關係什麼？

這兩人的出生年代基本差不多。下面是我查到他倆有交集的文獻：

1.《史記》其中卷七十四中寫到----注5集劉向別錄曰：“楚有屍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瞻鞅客也”這裡司馬遷闡述了，屍子是商鞅的門客。

2.班固在《漢書》中記載，“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裡的說法，則是商鞅又是屍子的徒弟，當然，關於商鞅是誰的徒弟。

1.年齡問題

因為上面也說了他們倆出生年代基本一致，差了五年，雖然是大約年代，年齡差不多不太可能是師生關係。同樣咱們也瞭解商鞅絕非庸人，不太可能比不過同齡人的見解認知，不太可能認他為師。

2.思想間隔

商鞅是法家代表人物，屍子為道家代表，這倆在根源上存在差異，不太可能屍子是老師，交出來一個法家人物。

法家，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個以法治為核心的思想學派。這個學派否定了世襲貴族天然傳承的等級制度，認為“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史記•商君列傳》)他們在政治實踐中，獎勵耕戰，譭棄詩書，徹底與傳統文化決裂，主張以法治國。 　

　 這種流派主要盛行於戰國時的韓、魏、趙三國，而早期的法家學派人物亦來自這三國，如商鞅來自魏國、申不害來自南韓、慎到來自趙國等。法家中有三個學派：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這些學派思想由南韓人韓非子集以大成，構成法家思想的終極核心。 　

　法家這種學說乃一種純功利主義的思想體系，內容核心主要是針對君主如何加強統治。在戰國時代那種“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的殊死競爭的情況下，法家這種思想在鬥爭中確是相當實用，如秦統一六國就是明證，而儒家那種固守傳統的溫和政治主張就未免顯得有些“愚遠而闊於事情”了(《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西漢後期，法家思想被“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儒家所吸收，並開始以儒法並用“儒表法裡”的理論治理國家，獨立的法家學派逐漸被排斥掉。 　　有人認為法家代表了新興地主階級意識形態。 　　法家是先秦諸子中對法律最為重視的一派。

他們以主張“以法治國”的“法治”而聞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論和方法。這為後來建立的中央集權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論依據，後來的漢朝繼承了秦朝的集權體制以及法律體制，這就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政治與法制主體。

　　法家在法理學方面做出了貢獻，對於法律的起源、本質、作用以及法律同社會經濟、時代要求、國家政權、倫理道德、風俗習慣、自然環境以及人口、人性的關係等基本的問題都做了探討，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極力誇大法律的作用，強呼叫重刑來治理國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對輕罪實行重罰，迷信法律的作用。他們認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沒有什麼道德的標準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榮譽來誘導人民去做。比如戰爭，如果立下戰功就給予很高的賞賜，包括官職，這樣來激勵士兵與將領奮勇作戰。這也許是秦國軍隊戰鬥力強大的原因之一，滅六國統一中國，法家的作用應該肯定，儘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簡略介紹如下： 　　反對禮制 　　法家重視法律，而反對儒家的“禮”。他們認為，當時的新興地主階級反對貴族壟斷經濟和政治利益的世襲特權，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勞與才幹授予官職，這是很公平的，正確的主張。而維護貴族特權的禮制則是落後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個作用就是“定分止爭”，也就是明確物的所有權。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意思是說，一個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對於集市上的那麼多的兔子，卻看也不看。

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權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個作用是“興功懼暴”，即鼓勵人們立戰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懼。興功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富國強兵，取得兼併戰爭的勝利。

　　“好利惡害”的人性論 　　法家認為人都有“好利惡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里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里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有了這種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結論：“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歷史觀 　　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他們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既不能復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舊。商鞅明確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張。

韓非則更進一步發展了商鞅的主張，提出“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他把守舊的儒家諷刺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術”“勢”結合的治國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各有特點。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時，韓非提出了將三者緊密結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勢指的是君主的權勢，要獨掌軍政大權，術是指的駕御群臣、掌握政權、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覺、防止犯上作亂，維護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們現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區別，最大的就是法家極力主張君主集權，而且是絕對的。這點應該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們可以有選擇地加以借鑑、利用。由柳洪平建立。

　韓非子有兩個解釋，一指人物戰國末期南韓的哲學家、法家學家韓非；二指一本書，也就是韓非的作品《韓非子》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戰國末期南韓[今河南新鄭]的貴族，“喜刑名法術之學”，後世稱他為韓非子。有人說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當時南韓很弱，常受鄰國的欺凌，他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強的計策，但未被韓王採納。韓非寫了《孤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這些作品後來集為《韓非子》一書。秦王嬴政讀了韓非的文章，極為讚賞。公元前234年，韓非作為南韓的使臣來到秦國，上書秦王，勸其先伐趙而緩伐韓。

李斯妒忌韓非的才能，與姚賈一道進讒加以陷害，韓非被迫服毒自殺。 　　韓非注意研究歷史，認為歷史是不斷髮展進步的。他認為如果當今之世還讚美“堯、舜、湯、武之道”“必為新聖笑矣”。因此他主張“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韓非子 ž 五蠹》），要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他的歷史觀，為當時地主階級的改革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 ž 物權》），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聖人”）一人手裡，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徵諸侯者，以其威勢也”（《韓非子 ž 人主》）。為此，君主應該使用各種手段清除世襲的奴隸主貴族，“散其黨”“奪其輔”（《韓非子 ž 主道》）；同時，選拔一批經過實踐鍛鍊的封建官吏來取代他們，“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韓非子 ž 顯學》）。韓非還主張改革和實行法治，要求“廢先王之教”（《韓非子 ž 問田》），“以法為教”（《韓非子 ž 五蠹》）。

他強調製定了“法”，就要嚴格執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ž 有度》）。他還認為只有實行嚴刑重罰，人民才會順從，社會才能安定，封建統治才能鞏固。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採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 　

《韓非子》是戰國末期南韓法家集大成者韓非的著作。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韓非“法”“術”、 　　“勢”相結合的理論，達到了先秦法家理論的最高峰，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理論武器，同 　　時，也為以後的封建專制制度提供了理論根據。

　　韓非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也比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學說，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說 　　明“不可陷之盾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韓非子》書中記載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 　　盾”、“守株待兔”、“諱疾忌醫”、“濫竽充數”、“老馬識途”等等。這些生動的寓言 　　故事，蘊含著深雋的哲理，憑著它們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完美結合，給人們以智慧的啟迪，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