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有人說：“無老子無君子之守成，無孔子無君子之進取”，說明在把老子思想用在人生、治國方面，道家講安靜、儒家講亂搞。

漢朝之前，滅秦戰爭，秦朝只存在了15年，這15年大家都被秦始皇折騰得不輕，再往前是幾百年的春秋戰國大家幾乎天天打仗，也就是說，漢之前中國大地上打了近六百年的仗。

漢初天下剛剛平定大家都窮的叮噹響，大家想積極都積極不起來，只能用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盡量讓人民休養生息。

待到漢武帝，文景兩位皇帝省吃儉用終於讓天下恢復了些許元氣，於是有想法的人們都開始蠢蠢欲動，在這時候儒家適時地蹦出來，代替道家統治天下。

為什麼西漢初年實行黃老思想的無為而治，而到了漢武帝時期卻要“廢棄百家，獨尊儒術”呢？

漢代初期，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楚漢戰爭，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國力衰弱，百廢待興。漢高祖即位後，國家窮得連皇帝出行時找同一顏色的四匹白馬都找不到，可想而知，國家經濟狀況衰弱到什麼程度了。在這種情況下，西漢政府當務之急是增加人口數量，恢復社會生產力，慢慢增加國家財政收入。這就不得不實行黃老之術，無為而治，寬緩刑罰，輕徭薄賦，與民修養生息，儘快提高人口數量及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比什麼都重要。經過幾十年的文景之治，人口數量增長，社會經濟得到發展，國力已經恢復元氣，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升，同時西漢同姓諸侯王的勢力也壯大起來了。到了漢武帝時期，諸侯王的勢力已經對中央王權的穩固形成了潛在威脅，國家的戰略中心也就隨之發生了轉變。這時需要削弱諸侯實力、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加強中央集權了。所以漢武帝在逐個剷除了同姓諸侯王的勢力後，採取了儒士董仲舒的建議，“廢棄百家，獨尊儒術”，以之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加強中央對地方政權的統治，已是勢在必行了。

春秋戰國多年戰亂，統一之後秦始皇修皇陵，建築長城，修馳道，建阿房，尊法家，焚書坑儒，數次南巡。二世為君，又是一紈絝子弟，楚漢篡秦，又相徵幾年。百姓苦不堪言。

漢初以休養生息為主，高祖，呂后，文景定下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國策。幾位君主尤其文景重視農業，勸課農桑。設定多種政策鼓勵生產。以黃老之術治國，出現盛世場面

武帝初期，藩王作亂，匈奴叩邊，董仲舒應運而生說出了一套天人感應的說法，碰上了一個雄才偉略的君主。一個買一個賣，董仲舒要名，武帝要利。加強中央集權，唯我獨尊，這恰恰是黃老之術不能做到的，而董仲舒的儒家學說能做到。轉變治國方針也給後來武帝出擊匈奴做了準備。

個人觀點：董仲舒之儒家並不是孔孟之儒家，孔孟的儒家是仁義禮智信，董仲舒的儒家正如他和漢武帝的奏對，這是一個獻給皇帝的美女。

用《周易》的“窮則變，變則通”來解釋這個問題是比較好的。

中國每一個朝代的發展都是透過總結前朝的經驗教訓而進行改制的。這也是中華傳統文明形成的一個獨特性。

根據這個原理，

1、是因為漢初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秦帝國以法家治國，僅15年即人亡政息。作為後朝有經驗可詢。

2、漢朝初年多年征戰，民不聊生，國庫空虛，與匈奴都無法一戰。與民休息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也是採取道家思想一個重要原因。

3、如果要使國家富強，那麼在中國歷史上的經驗就是無為而治，用現在的話說，國家儘量不要干預經濟，市場自已會起到調節作用，這也是為什麼蕭規而曹隨的一個重要原因。

措施：漢初丞相蕭何為了讓流失人口快速回到原有工作崗位上以及減少多餘的政策支出和浪費，制定出“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清靜儉約”三大政策方針作為西漢帝國建制初年的政府政策綱領。以道家的清靜儉約作為官員以身作則奉行的圭臬，以無為的政策推行方法取代有為的積極實行。後世的呂后、文景之治均採用了繼續寬刑薄罰，如廢除“三族罪”、“挾書律”等秦朝惡法。政治上並不追求大一統，對外執行和親政策，中央管理成本較低。

所以漢初文景之治不久，國民經濟的恢復都是很有效的，國庫累積了上億的銅錢，因為久而不用，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糧倉裡堆滿穀子，由於太多放不下，而只能放在倉外，以致腐爛而不能食用。

同樣也是針對漢初出現問題的一種校正。但是要說明的是漢武帝所用的儒家，卻是一個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或是說一個儒法融合的管治思想。

因國土面積越來越大，就會出現多個方面問題，

1）面臨的外敵威脅有增無減，如閩越王、南越、夜郎的屢次反正。

2）諸侯分封越來越多，內部對於中央的威脅也更多，景帝之時就出現了七國之亂。

3）外戚專權，如呂后、竇太后的親戚干政現象。

漢武帝，就必須採取相應的措施，即然國家有錢了，又有這麼多的問題所在，就必須加強中央權威，以保障長治久安。

農耕社會，國土一旦變大，就必然需要加強控制，道家思想漸漸就不合適於中央集權的發展需要。

而儒家的公羊大一統思想，更為適合漢中期的統治。於是漢武帝推行以下主要思想政策

大一統，首先在思想上就需要一統，就採用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學說，代替社會的多種思潮，以此教化官員、百姓。

在地方管治上實行推恩令，削諸侯，逐漸改為郡縣制的中央集權方式。

透過中央集權集中財務物力，實行鹽鐵專營等，中央把儘可能拿到的財源都集中。就可以對外敵、對諸侯形成戰略上的優勢。

但漢武帝並沒有採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不“與民爭利”之類的學說。

以殘酷刑罰治國，武帝時期酷吏輩出，如張湯、杜周等十大酷吏，殘酷而濫殺，仍是法家思想。

經濟上中央控制鑄幣權、實行鹽鐵專營、煮酒國營、告緡法等搜刮天下財富。

等等措施，實際上法家思想仍然是其核心。

使得漢武帝可以對外發動戰爭，對內可以穩定統治。

中國古代政治以對於前朝的變通不斷髮展，至清世而最終成形，大一統的君權專制統治

陳勝一句“天下苦秦久矣” 道出了秦朝政息人亡的必然。三種賦稅:田租、口賦、雜賦就佔了當時普通人家當年收成的三分之二還多。除此之外，還必須服徭役服兵役，以至於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南征百越，北擊匈奴，修“直道”(相當於古代高速公路)。修“靈渠”（運河），修長城，修阿房宮和酈山墓。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脫產軍隊和行政官員超過總人口2%至3%便難以持久負擔。兩千多萬人口的的國家服兵役，勞役的總數競超過了四百萬，佔到了全華人口的五分之一！面對簡單再生產都不能維持，天下憤怨不已。當時路人所見是“死者枕藉於途，刑者相伴於道”，全國民怨沸騰。所以當陳勝吳廣登高一呼，立馬就應者雲集。阿房宮也隨“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經過楚漢戰爭後，漢初的人口下降到了1800萬~2000萬。所以高祖採取道家的無為而無不為，順其自然的無為而治。使人民在經歷前朝苛政和秦末四年楚漢戰爭的揉躪後得以休養生息。當時的社會動盪不安，經濟遭到嚴重破壞，致使西漢初年百姓生活非常貧困。史書上記載：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還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連皇帝也坐不上四匹同一色的馬拉的車子，將相們只能坐牛車上朝。面對這種形勢，漢高祖劉邦採用休養生息的寬鬆政策治理天下。讓士兵復員歸家，豁免其徭役，重農抑商，恢復了殘破的社會經濟。穩定了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成為鞏固政治統治的當務之急。 漢高祖死後，漢廷經過一段時期的動盪，爆發了諸呂之亂。平定後漢文帝劉恆即位，朝政才逐步穩定下來。其後漢景帝劉啟即位，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採取了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措施，減輕農民的徭役和勞役等負擔，著力於恢復農業生產，穩定封社會秩序，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文景之治”。文景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得到了發展。歷史上被譽為“盛世”。 文、景二帝仁慈恭儉，篤信黃老，推崇黃老治術，與民修息的政策，提倡“以德化民”，以清靜不擾民為政策，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避免損傷國力，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漢景帝還引導人民走向善良，至此，漢政權的合理性得到了空前的證明。但再好的政策都還是會有不可避免的問題和缺限。由於漢王朝大力推行無為而治，諸侯王勢力也就由此做大。王權，皇權之爭勢同水火，雖然數次叛亂皆被平息，隱患卻依然存在。

漢景帝即位後，加強了中央集權，重用御史大夫晁錯，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國之亂”，進一步削弱了各諸侯國的權力 ， 但諸侯王勢力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決。

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秦並天下，為何二世而亡。前有呂后稱制後有竇太后的霸道，這樣的事如何規矩，信奉不同學說的朝臣如何引導，一有機會就會蠢蠢欲動的諸侯，該怎樣鉗制，國家如何才能長治久安。這些都是竇太后駕崩後，自己可以乾綱獨斷的漢武帝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諸多難題。這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以儒家學說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兼採“黃老”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建立起的一整套新儒學思想體系給出了一個與漢武帝一拍即合的答案。

首先，“君權神授”。解決了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其次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依託君權（政權）來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 第三，“春秋大一統，尊王攘夷”。確定了國家的統制思想即為儒家精典，三綱五常就是倫理道德，政治制度；第四.“建立太學，改革人才拔擢制度”。將官員的選拔與儒學緊密掛勾，排斥了其他思想，學派。

從此，中華帝國就一直被儒家的傳統思想，引領著前行的腳步。雖然漢武帝也被冠以“儒外法內”掛羊頭賣狗肉名號，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畢竟影響了中華幾千年，難怪于右任老先生會有“絕大經倫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臺，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的悲憤之句。

首先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也就是順其自然，遵守自然規律。經歷秦始皇暴政，苛捐雜稅，嚴刑峻法，以及十年楚漢相爭之後到漢初可以說是滿目瘡痍，經濟凋敝，百姓流離失所，農田荒廢，此時百姓最希望的是有一個安穩的環境而不是到處折騰。因此漢初經歷漢文帝，漢景帝兩代皇帝的休養生息之後漢朝經濟逐漸恢復，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治世史稱“文景之治”

其次到漢武帝時期對漢朝最大威脅的是外部的北方匈奴和內部的竇氏外戚專權。因此漢武帝必須加強中央集權，而此時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天人合一思想即君權神授，為漢武帝的皇位來源提供了依據，同時儒家核心是仁和禮，極大迎合了統治階級的需求，所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思想自此開始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秦代政府對百姓管得太多，動不動就徵集百姓建大工程，如長城、馳道等，搞得民怨沸騰。同時，秦代的律法十分的嚴苛，比如陳勝的起義就是因為下雨耽誤了時間，按律法“皆斬”，最後才被逼造反的，導致秦代15年而亡。

到了漢初，為了吸取秦代滅亡教訓，也為了在短時間恢復國家的元氣，增加人口，鼓勵生產。不得不採取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來治國。漢初的稅收是“十三稅一”，可謂是很低了。在這個思想的推動下，漢代歷經約六十年的發展，到漢武繼位的時候，依然是一個強盛的國家了。

既然道家這麼好，為什麼到了漢武帝時期，又轉為用儒家思想了呢？

漢武帝時期國家雖然強大了，但他卻面臨著兩大敵人，一是匈奴，二是劉姓藩王。匈奴是外患，也是心頭大患。可要攘外，就必先安內。

要知道，道家思想的核心是無為而治。中央政府不僅對百姓管的松，對諸侯國更是放任。諸侯國幾乎是自由王國，如淮南王等實力還很強。漢景帝削藩雖然有成效，但並未解決這個問題。

漢武帝要安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要的就是改變國家的意識形態，尤其是“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那麼採取什麼樣的思想好呢？儒家提倡的是“君君，臣臣”，對漢武帝實現自己“尊王攘夷”的目的十分契合，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然後集中力量解決匈奴問題，漢武帝轉為用“儒家思想”來治國。

謝謝師友的邀請！上面兩個師友己回答，各有側重！回答都很有見解，這裡我只作一個籠統的回答。無論是用道家思想或者是儒家思想治理國家，都是社會統治者有利於自身發展的需要。任何事物的發展演變，都離不開當時歷史背景的，社會的演化都是社會生產力與社會關係生剋制化相適應的集中反現，與時俱進，繼往開來，是人類發展永遠不變主題，反觀歷史國家的興亡更替，治理國家，人們能安居樂業就是治理官吏的過程，心繫庶民，就會受萬民景仰，魚肉百姓，就會上樑不正根子歪，民風日下，人們都會怨聲鼎沸！離心離德，民不聊生。君王專制下，參雜個人情感左右歷史是常有的事，開明和昏庸的君王直接關係到萬民的福祉！歷朝歷代的人們幸福指數，也是民心向背的指數。 學習鑑賞社會歷史就是總結、批判，明鑑發揚歷史。這是個人一點淺表看法，歡迎師友斧正指教！

謝邀，漢朝初期用的是黃老道學講究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時期，漢武帝迫切的需要一個學說與思想來運轉帝國的政治手段。無論是推恩令，還是驅逐匈奴和鹽鐵收歸國有。這些都是需要一個政治指導思想來進行主張，董仲舒看準機會將天人合一的大一統與大復仇主義的儒家思想賣給劉家。這是有利於漢武帝和劉氏皇朝的統治的，與符合當時政策執行的方略。不是漢武帝選擇了儒家，而是儒家選擇了漢武帝。準備的說是儒家公羊派！

“無為而治”有利於老百姓，但是不利於統治者，這就是為什麼儒家學說雖然不招漢朝統治者的喜歡，但是他們還是選擇了儒家作為官方統治哲學，另一方面也歸功於董仲舒切中了漢武帝的心思，如果他只是對漢武帝宣傳“仁義禮智信”這一套，漢武帝多半不會理睬他，但是董仲舒給漢武帝勾勒了一個很有誘惑力的未來，即大一統。

劉邦建國後，天下在經歷常年征戰和秦朝晚期苛政的破壞裡早已民生凋零、土地荒蕪，屋宇毀壞，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身處古代的劉邦肯定不會搞個什麼“刺激經濟”之類的五年計劃，畢竟在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時代，讓農民安心種地，國家再抽取賦稅才是主要的社會制度。

所以這時候採取道家思想中“無為而治，與民生息”的觀念無疑是最合適的，除了不再行政管理上過多幹擾社會，劉邦還採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儘量減輕農民的賦稅壓力，讓國家經濟迅速恢復起來。其正是《道德經》中所說“不上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是以聖人之治也。”

所以劉邦又進一步採取重農仰商的基本國策，當然這主要也是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經濟方式單一，仍主要是以自然經濟為主的背景。所以劉邦對商人打擊的還比較嚴厲，並且刻意加重商業稅，減輕農業稅，鼓勵農民多生孩子，多種地，而這一系列措施實際上都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和生產力。

儒家並不是在漢武帝時期才開始被利用，在漢初劉邦時期就已經登上了政治舞臺，劉邦是討厭儒生不假，當年酈食其去投奔他，劉邦一聽是個儒生，還準備趕他走。又譬如另一個早年跟隨著劉邦的儒生陸賈在劉邦建國後又經常引用《詩經》、《尚書》中的話勸導劉邦，起初劉邦不是很願意聽，但是耐不住陸賈嘴皮子厲害，只好讓他編書總結歷史教訓。

又譬如劉邦建國後，那群跟著他打天下的武將都沒有什麼文化，也不懂什麼禮儀，劉邦宴請他們的時候，他們一喝醉就大喊大叫，這讓劉邦很苦惱。“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帝益厭之”，這時候一個叫叔孫通的儒生就站出來建議用儒家禮儀教導群臣，劉邦答應了。

於是叔孫通召集了三十個儒生教導這些臣子禮儀，過了一個月讓劉邦檢閱，“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劉邦看著這些大臣恭恭敬敬的樣子，這才感受到做皇帝的尊貴。

而到了漢武帝一朝時，已經有很多儒生進入政壇為官，由於在漢景帝時期發生了“七國之亂”，所以如何削弱諸侯王的權力和勢力成為了漢武帝亟需解決的問題。這時候董仲舒透過“察舉制”被推薦到漢武帝面前向他進獻治國之策，具體內容可見《舉賢良對策》。

在漢武帝面前，董仲舒有理有據，洋洋灑灑的回答了漢武帝的問題，並且藉機獻上自己的國策，他認為“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所以提出“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

最後進一步提出建議說“《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可見，正是因為董仲舒闡述了儒家學說有利於教化和統治天下，故而才得到漢武帝的欣賞，因此開始推行以儒學為主的太學，由此使得儒家成為歷朝歷代的官方哲學，其實正是迎合了統治者的需要。但這時候的儒家學說其實已經不再是原始的儒學，而是糅合了道家、法家、陰陽家的思想，透過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串聯起來形成一門以儒家為中心的服務於帝王的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