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可“大滿”

——紀檢幹事剖析《魏忠賢傳》 陳尚

子曰：“溫故而可以知新。”讀書可以提高理解能力，只要熟讀深思，就可以知道其中的道理。在我的書櫃裡，放著一本韓大成、楊欣合著的《魏忠賢傳》，買回後只粗讀過一遍，但近來，因為一些現代史學家的言論，我又將此書重新研讀了一遍。

上世紀90年代，因市場經濟正在步入正軌，一時間各種管理學、成功學書籍層出不窮，趁著管理學、成功學熱的東風，有幾部人物傳也紅極一時，歷久不衰，其中有《曾國藩傳》、《胡雪巖傳》等。曾國藩的管理、胡雪巖的經商之道成為“管理和成功”的模板而受到世人的膜拜和稱道。而蹭人物傳“熱度”的居然有和珅和魏忠賢。有人認為和珅的為人處世之道（如阿諛奉承、八面逢迎等）為他自己帶來相當大的利益，從個體角度而言，不迭為一種成功典範，而魏忠賢近來一些現代的史學家則對其又有新的研究和認識，認為魏忠賢非常能幹，他能守土固疆。崇禎繼位以後，打擊了閹黨，治理了魏忠賢，重用了“東林黨”人，結果卻直接導致了明朝的滅亡。

談到明朝的覆滅，魏忠賢在晚明史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 談到明朝的覆滅，魏忠賢在晚明史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本是市井無賴，中年自鬮入宮，進宮後他傍到了客氏，為他日後的飛黃騰達埋下了重要的伏筆，但在此後的三十多年中，他一直默默無聞。直到熹宗即位後，他利用客氏奶媽的身份，扶搖直上，誰都不曾想到，一個大字不識的文盲，竟然秉筆審批內閣大臣的奏章，繼而把持朝政，敗壞朝綱，代擬聖旨，迫害忠良，真可謂權傾朝野，氣焰囂張。對於這樣一個戲劇性的人物，從成功學角度看，魏忠賢的確成功了，但這種成功絕不可能複製，要知道若不是神宗和熹宗幾十年不過問朝政，正是這種特殊的歷史背景才造就了閹黨的可趁之機，以至於大權旁落。歷史決不可能重演，成功學和現代史學家一味誇大魏忠賢的“能幹”，而故意淡化明朝多個皇帝多年不問朝政的歷史背景，這是對成功學的誤導。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魏忠賢確實“能幹”，魏忠賢由一個守門太監一躍而成為控制內閣、左右朝政，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臣，他把持東廠，喋血內廷，製造了史上悽慘的“六君子之獄”，又殺死熊廷弼，革職驅逐尚書李宗延、張問逹，侍郎公鼐等五十多個人，使朝廷人才一空，隨後掠取兵權，安插親信鎮守薊、遼、山西宣各大險要的地方，使權力達到頂峰，冒功貪財，總兵樑柱朝、楊國棟等每年按時賄賂名馬、珍玩源源不斷。各地都興建魏忠賢祠廟，凡是反對的人，必然處死。薊州道胡士容因不寫具報建造祠堂的文章，遵化道耿如杞因進祠堂不拜，都被關入監牢判死刑。所以天下風行，向皇帝上奏章不論大小的事，總是讚頌魏忠賢。魏忠賢在一片讚揚聲中牽制輿論，招搖揮霍，他的野心和慾望越來越高，他的皇袍也繡了四爪之龍，只比皇帝的五爪少了一爪，據《明史·魏忠賢傳》記載：“魏忠賢一年幾次出朝，總是乘坐雕飾華美的車，用羽毛裝飾的旗幟，青色的車蓋，四匹馬像飛一般奔跑，鐃聲、鼓聲和響箭聲，轟鳴隱沒在黃塵之中。身著錦衣玉帶皮褲，手拿著刀的衛士，在左右跟隨飛奔，驛站演員、雜技、僕役相跟隨，數量之多要用萬來計算。他所經過的地方，士大夫攔路拜伏在地上，高呼九千歲，魏忠賢回頭看也來不及。”這樣一個野心膨脹權慾薰心之人，夥同客氏迫害了幾個為熹宗懷孕的賓妃，使熹宗無後，然後欲培植傀儡人選代之，眼看陰謀得逞之際，卻敗在張皇后手中，在張皇后的努力下，思宗朱由檢（即崇禎，時為信王）繼位，信王平素熟悉魏忠賢的罪惡行為，不久便命令逮捕懲處。魏忠賢走到阜城，聽到訊息，同李朝欽一起上吊自殺。——權力跌落的速度絲毫不亞於平步青雲之迅速，把持朝政七年之久，曾經不可一世的“九千歲”在悽慘的夜半催命歌聲中懸樑自盡。他和死去的所有人一樣，有身不由己的人生，也有永難實現的夙願。但一個朝代卻被他折騰的氣數已盡，即使後來者勵精圖治，終究難以挽回覆滅的命運。這就牽扯出現代史學家所謂魏忠賢能幹和能“守土固疆”，我們換一個角度，縱使信王不處死魏忠賢，假若信王再繼續重用魏忠賢，但朝廷變成了魏忠賢個人的朝廷，為修廟祠在外患內憂虎視眈眈之下卻大興土木，到處掠奪百姓的土地房屋，一個置百姓於水火、民心盡失的王朝，這樣的王朝即使多苟延殘喘幾年又有何意義？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權力一旦失控，危害巨大且悲劇在所難免，或許，這正是我們幹紀檢工作的同志所要思考的。

寫到這兒，忽然想起在微信上看到的一個段子：二十四節氣中許多節氣是兩兩對應的，有小暑就有大暑，有小雪就有大雪，有小寒就有大寒，然而有小滿，卻獨獨沒有大滿。這也許正是老祖宗的智慧所要賜予我們的提醒，人不可“大滿”，“小滿”足矣。倘若沒有魏忠賢永不滿足的慾望，倘若大明王朝有科學的選撥用人制度和監督制度，歷史的結局是不是會有所不同？

從漢之後，哪個朝代的滅亡不被說成是氣數已盡。

氣數聽起來是一個挺玄幻的東西，摸不著，看不見。但是拋去那些神神道道東西，我認為氣數就是指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自漢朝以後，每個朝代滅亡前，都可以明顯的看出中央政府對於整個國家的控制力極度下降。東漢控制力下降，以至於出現黃巾起義，出現各地諸侯割據攻伐，進而出現三國；晉朝控制力下降以至於出現諸王之亂；唐朝控制力下降，黃巢起義、節度使割據等等。這些問題都是在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後出現的。所以，對於有識之士來說，一旦發現中央政府的控制力正在逐漸減弱，且上層統治者無法意識到並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時，就可以認為一個朝代的氣數正在慢慢消散。

氣數是什麼呢。

氣數是指一種變化，同時也是一種必然。這種變化，是從極其細微之中開始產生變化的，並非是一時間產生的，但是等到某一階段，漸漸的會出現明顯的症狀，並且爆發開來的。

氣數已盡，就代表著無可挽回了。

因為氣數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本質，是全面的集體崩潰罷了。

氣數這東西放今天可能是迷信，其實是一種以微觀入手全面發展到最後的必然結局罷了。

明朝的滅亡很多人歸之於是氣數已盡。

可偏偏這個關鍵時刻，是崇禎帝朱由檢來力挽狂瀾的，可惜崇禎帝此人，如果放在平世裡或許是一個守成之君，但亂世裡並非是一個可以力挽狂瀾的中興之主。

在最重要的一國之君位置上就坐了一個不能力挽狂瀾的皇帝。

而下面更是一團糟。

因為明末好巧不巧的遇上了小冰河時期，北方大地是天災不絕，還有大規模的鼠疫。這樣一來使農民起義的規模越來越大，使農民起義軍擁有了源源不斷的兵源，最後明亡於農民起義者李自成之手。

詭異的是小冰河時期帶來的大規模天災還有鼠疫，在清軍入關以後的順治元年開始平息，自順治二年以後，北方可以說是風調雨順，小冰河時期正式過去。

再放眼歷朝歷代，氣數這東西還真是讓人不得不信。

大一統王朝中就沒有邁過三百年大關的。

像兩漢四百餘年也是西漢和東漢合起來的，並非真的是四百年。

兩宋雖然是三百多年，但也同樣是北宋和南宋加起來的，而且兩宋也並沒有大一統中國。

最長壽的唐朝也不過是289年。

所以說大一統王朝不過三百年這個說法，是對的。

是大一統王朝沒有這個氣數嗎，非也。

像封建社會的體制，還有農耕文明侷限性和衍生的土地兼併等巨大弊端，註定大一統王朝是難過三百年大關的。

所以王朝到了快三百年時候，自然是弊端叢生，說是氣數已盡也是正常。

明朝滅亡時已享國276年，所以稱之為氣數已盡也是正常。

當然，所謂的氣數已盡並非是推卸明庭本身存在問題的責任，因為任何朝代到了末期都是問題多多的，只是以另一種方式解釋明朝滅亡罷了。

王朝滅亡都有一套規律，除了我們熟知的專制統治外，更多的還在於社會矛盾的激化。

那麼氣數是什麼？其實按照中國傳統的帝王星象文化來說，其實就是紫微星（紫微代表皇帝）轉移；用現代科學理念來解釋，其實就是一個王朝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救能力。

大明氣數已盡，就是說明朝的社會精英們，包括皇帝在內，都深陷泥潭中無法自拔。

但因為利益的層層纏繞，困擾中國古代歷朝的最根本矛盾並沒有解決，那就是土地兼併問題。

當明末政治腐敗嚴重，統治者無力解決的時候，加上天災頻發，百姓的生存空間一再壓縮，導致的結果自然是各地揭竿而起！

而山海關外，新生的建州女真政權卻充滿了活力，兩下對比，明朝的社會精英們也會再在心中做了衡量。所以當吳三桂放清軍入關後，一部分明朝的社會精英敗類，選擇了投靠滿清，嘴上高喊著“大明可以亡，但天下不能亡”的口號，心裡的齷蹉何止萬千，比如“水太涼”的錢縊謙。

但是有另一部分大明士大夫，他們也是社會的精英，在面對王朝更替時毅然選擇了自殺殉國、終身不仕清、起兵抗清，但因為明朝困局重唱

他們認為，大明朝的氣數雖然已盡，但他們這些士人，沒有用心挽救大明朝，沒有對君王死諫，才淪落到大明覆亡。

如：西湖三傑之一的張煌言，徽州堅決抗清的金聲等漢民族英雄。

然而，王朝的更替是歷史的使然。但明末堅決抗清的封建士大夫，無愧天地脊樑的稱呼；選擇自殺殉國和不仕清的明朝士大夫，精神永存！

每個朝代王國都是有規律的。

開國皇帝都是很勤勞的，國家比起戰爭時期肯定都是往上走的，往下傳一兩代，一般也不會忘記父輩創業之艱難，甚至國家會治理的更好，比如朱棣的永樂盛世，他兒子孫子的仁宣之治。再往後就開始出問題，權利的腐化，錢財的誘惑，不管是皇帝還是朝廷官員，甚至宮廷宦官，大部分的人的重心就要從建設國家變成權利爭鬥，利益爭鬥，偶爾會出一兩個中興之主，比如明宣宗，但也只能持續一段期間，所以歷朝歷代亡國的時候朝堂一定混亂的，腐敗的。

朝堂混亂，遭殃的永遠是百姓，朱元璋建立的制度本來對百姓正常生活發展有很大的限制，他只是把百姓當成種糧食的工具，明朝百姓生活其實是很苦的，明朝開國一來，農民起義就沒停過。明朝後期，女真崛起，加上內部的起義，前後夾擊，憑接他腐敗的朝廷，是不可能扛住的。

中國古代王朝大多過不了三百年，漢朝四百年也在王莽那時斷了一次。這跟氣候也有關，有學者發現中國每隔兩三百年就有一次寒潮，全國的氣溫會不同程度的降溫，人沒事，但是農作物有事，農作物有事，然後就是饑荒。一兩個地方饑荒，可以減賦稅，可以賑災，但是全國饑荒就沒就救了。當時崇禎時代，整個北方都在鬧饑荒，農民起義不斷，李自成，張獻忠等等，包括明朝自己的軍隊，因為饑荒了軍隊也沒飯吃，跟著農民一起起義，關鍵這部分人還自帶武器。

饑荒，農民起義，女真崛起，腐敗朝政，無論那個朝代都會滅亡。名亡崇禎實亡萬曆，萬曆皇帝為攬財為對抗文官，不理朝政，大肆開採礦山，那個時候氣數就已經盡了，只不過女真尚未崛起，明朝軍事實力尚存，拖下去了。

氣數就是一種規律，治國有方，朝堂肅清，則國泰民安，治國無方，朝局混亂，則天下大亂。

氣數之說我是不認同的。

但是不得不說明王朝的運氣不太好。

明朝後期正趕上小冰河時期，糧食作物減產造成老百姓普遍吃不飽，冬季過於寒冷又沒有有效的取暖手段，導致農民起義頻發，再加上後金政權虎視眈眈，內憂外患之際又沒有力挽狂瀾的有力君主，他不亡國誰亡國。

還有一個原因，明朝對待皇室子弟條件太過於優渥，導致這幫子人瘋狂的繁衍子孫，吸血蟲一般慢慢吸取大明的國力。沒錢的國家幹什麼都不行，只能被動破產了。

氣數一說太過於玄幻，一個國家的衰亡，無非就是天災人禍自救無力，逃脫不了這個圈子的。

第一階段人口稀少土地資源充足，第二階段土地兼併階級固化，第三階段自耕農淪為地主佃農，第四階段人口膨脹自開國以來最高土地反而不增，出點天災人禍足以動搖王朝統治能否繼續，皇帝只能在農民與士族之間作出選擇……縱觀歷史皇帝是站在士族這邊的，結果是農民滅了這個政府。封建王朝是逃不出這個死迴圈的！只能推倒重建

關於明亡，幾個重要的原因有：

電影《大明劫》裡，展示了崇禎末期，孫傳庭統率的秦軍部，鼠疫橫行，被感染的官兵都被大火活活燒死。事實上，明末時的華北爆發了大規模的鼠疫，連京師也沒能倖免。嚴重的鼠疫對於大明朝的打擊不亞於民變、饑荒和建奴。

由於鼠疫傳播的太快，以當時明朝的條件，根本無法短時間內去有效遏制，普通平民只能靜靜等死。駐守京師的官軍也因鼠疫的肆掠，戰鬥力大打折扣，這也是為何李自成從陝西一路殺過來，基本沒遇到什麼抵抗就殺進北京城了。

爾後，駐守在京城的李自成部大順軍，在面對八旗和吳三桂時潰不成軍，原因也在於他們被京城的鼠疫感染，戰鬥力下降。

明末正趕上小冰河期，各種惡劣自然災害輪番肆掠華夏大地。

冰雹，大雪，水患，蝗災，旱情，雷電，火災，地震等輪番登場，極大地打擊了明朝各個戰略方向的後勤與民力，也使得明軍無論是面對八旗還是農民軍都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

作為藩王繼承大統，崇禎並未接受過國家管理和統治方面的教育。他治國最大的問題在於用力過猛，一上臺便大力清除閹黨，誅殺魏忠賢，閹黨勢力剷除了，但卻失去了平衡東林黨的一大力量。沒有了閹黨的束縛，文官集團再也不受控制。一群東林鳥人，成天醉心於黨爭，稅收不上來，平不了流寇，驅不了建奴。最大的笑話是，無恥文人們面對崇禎要錢充軍時的哭窮賣慘，結果闖軍一來，個個府庫充盈，被收刮的收刮，被殺頭的殺頭。

最後大限將至，崇禎無奈“諸臣誤朕！”，但一切已無濟於事。崇禎有過很多機會翻盤，但他都選擇置之不理，他太操之過急了，但卻不知，當時的明朝，並不是一副猛藥就能治好的。

中國歷史有個獨特的現象，古代封建王朝基本上逃不過“三百年壽限”的定律。大明傳到崇禎手裡時，已經歷經了260年的滄海桑田，各種體制弊病積重難返。內憂外患，氣數將盡。

明末人口激增，土地又兼併嚴重，一方面百姓流離失所，一方面藩王權貴富的流油；一方面中央財政赤貧，連軍餉都發不出，一方面江南士紳良田萬頃，富甲一方。

吏治腐敗，黨爭嚴峻，整個朝堂上下，都透露出一股病入膏肓的腐朽和虛弱感。權貴集團唯利是圖，挖空了大明帝國最後的經濟與軍事基礎。後期崇禎帝的指令，有多少人還在意呢？國家機器已經徹底爛了，就算崇禎17年大明不亡，它也活不了多久。

明末的亂世，明朝的滅亡帶來的影響是空前的，對於漢家而言，這是南宋過後又一次神州陸沉，也開啟了中國全面落後西方的局面。

今人必當以史為鑑，避免民族悲歌，復興華夏！

大明滅亡，

一，天時，連續幾年北方大旱顆粒無收，連年征戰，老百姓賦稅很重，

二，地利，滿清得不斷騷擾和使用卑鄙的離間計袁崇煥做了一個無辜的冤魂，總兵一走，多少將士軍心渙散心灰意冷

三，人和，說到人和，沒有一個是和氣的，各種派系起義軍，朝中大臣的中飽私囊，國家大難面前，皇帝求著它們捐款，連20萬都不願意出，最後絕望的崇禎吊死在煤山，身邊只有一個老太監形影不離可嘆

明朝是近代之夏。我們把秦漢、隋唐、元明這三組統一朝代仔細分辨一下，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實際上是三個時代。秦漢是古典帝國，是中華文明帝國正規化形成，是形成我是我這個文明的文化與文明形態。隋唐是中古帝國，是在秦漢基礎上的繼續發展，又區域性融合，融匯了東方文化，並把北方遊牧區納入管理。而元明則是在兩宋時代發展的文化基礎上的近代文明在舊體中的繼續展開，並做帝國擴張，把東方近代性文化傳播出去，啟動全球近代文明運動。

明朝是近代之夏，自然有近代之春。近代之春就是五代兩宋，以兩宋為主春生出時代新文化思想與科技因素。注意宋字的寫法，帶個木字。也要注意宋朝所在區域，北宋政治樞紐和文化活躍區在黃河流域，正東方，為震，南宋則在東南，長江流域，為巽。所以，你可以注意宋代文化、科技與社會面貌有諸多時代之新。如儒家文化思想經上千年經學發展，到宋代出現宋學，以理學、心學、經世、事功為主要內容的地域學統出現。如文官制，設官分職，重文抑武。如工商業的發展，突破坊市的限制，而且，早市、夜市晝夜相接，交易活動趨於自由。如交子、會子隨著商業的發展而出現，便利了商品流通。如市民社會的發展，瓦肆、勾欄等市民文化的活躍與話本的出現。如火藥在軍事上的使用，火槍、火炮的發明。如海軍發展出現新面貌，火器被裝備於艦船，火炮、火箭用於海防。如指南針上海船被用來航海。如畢昇發明活字印刷。如煤炭的大量使用，出現能源革命，並用於冶煉。如石油在宋代得到科學家沈括的命名和推廣使用，並預言此物必“大行於世”。甚至，包括皇城司作為特務機構被創造出來。

宋代之後，元朝統一中國，意味著一個文化萌生的時代結束了，進入發展的時代。元朝是近代的孟夏，就是巳月，巳月在十二訊息卦中為乾卦，所以，很奇妙地或者你認為很巧合地元朝統治者從易經“大哉乾元”一句命名這個朝代。而巳為金長生之地，所以，蒙元西征，帶去了東方文化，顯示了東方時代力量，把西方從中世紀睡夢中驚醒了。

元朝是孟夏，明朝是仲夏、季夏，也因此，整個五代遼宋夏金到元明這個時代，大明把時代文化與文明推向了頂峰。所以，你仔細看宋明文化所呈現的表貌，宋文化的很多方面到明代出現更繁勝更高峰的發展，使明代在統一朝代中顯得文化與科技非常燦爛，如夏花之盛開。

在文化思想方面，宋代的理學到明代發展為心學高峰，陳獻章開明儒心學先河，王陽明集心學大成。

在政治制度方面，明朝初進一步集權，罷中書省，權分六部，仿宋殿閣制創內閣制，而內閣制的發展變化使內閣首輔有了近於政府首相的雛形。

工商業方面，從宋代的工商業狀況，發展為更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性質。工商業市鎮從宋代的71個發展到明代達316個。

唐代出現飛錢，宋代創造交子、會子，明代則出現了近代性金融機構錢莊，有一說明末也開始出現票號。

宋代有話本，元朝有雜劇，明朝則戲曲、小說等都發展昌盛起來，小說成為時代代表性文學樣式。

宋代的火器還是初創，突火槍比較原始，火箭還是綁在箭上發射的。明朝火器已經非常多樣，槍、炮、地雷、水雷、火箭等都發展出來，而且明朝永樂時已有專門火器部隊，開啟了世界上火器部隊的先河。到明中後期，據說已有百分之五六十的部隊裝備火器。其趨勢則是全面火器化。

宋代指南針開始用於航海，明朝則鄭和船隊進行了中國歷史上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航海，有書上說鄭和船隊曾橫渡印度洋。

宋代火器裝備於艦船，明朝水師則發展規模驚人，說永樂時期曾經有3800艘艦船，其中1350艘巡船，1350艘戰船，800艘輜重船。鄭和船隊有近半是戰船，裝備有冷兵器、熱兵器精良裝備，可以說是當時世界獨一無二無可匹敵的艦隊。

宋代畢昇發明泥活字，元朝王禎發明木活字，明朝則木活字、銅活字印刷都留下印刷的歷史，1490年，江蘇無錫印書家華隧，用銅活字排印書籍千餘卷，1574年，銅活字排印《太平御覽》1000卷，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印刷物包括《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四友齋叢說》、《晏子春秋》、《小字錄》、《欒城集》等。

宋代的鋼鐵產量有些資料認為有7.5到10幾萬噸，明朝的鋼鐵產量有學者研究認為達中國傳統冶煉鋼鐵高峰。而且，明代發明的“蘇鋼”冶煉法是灌鋼冶煉技術的新發展，現代冶煉專家周志宏說：“蘇鋼冶煉法在國外還沒有類似發明，顯然是一種創造性的發明，……整個過程適合現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堝而創造出一種淋鐵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鐵分開，成為比較純的工具鋼。這是中國古代先進鍊鋼工人的智慧結晶”。

宋朝命名、推廣石油，發明頓鑽技術，鑽卓筒井。明朝頓鑽鑽井技術趨於成熟，1521年，四川嘉州建成明朝首個石油井。《天工開物》也詳細敘述了鑽井工藝。

宋朝皇城司，執掌宮禁、刺探情報、監察軍隊。明朝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就眾所周知了。而且，從五代武徳司到明朝廠衛聞名也基本上是七百年的節奏。

夏季在一年當中雖是燦爛的季節，萬物枝繁葉茂，有形可紀。但終究不是成熟的季節，秋季才是萬物肅然更改秀實新成的季節。西方近代發展是全球文明運動近代之秋，所以，與後來的西方發展比，明朝又有諸多方面顯示文明半途的狀態，呈現給世界的是半拉子文明工程。

以航海說，鄭和下西洋規模雖然很大，航程也很遠，航行時間也比較長。但是，與後來西方航海的全球意義比就顯得半途。雖然近年國內外都有學者研究明代航海範圍比先前認為的要大，可能航行到了美洲等，但即使如此，後續沒有跟上，影響力與西方後來的航海也還是半途。只是，人類應該記住鄭和航海不殺戮不搶劫不武力殖民，為人類文明樹立了典範。

以工商業發展說，雖然明朝手工業結集《天工開物》影響東西方。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的西方工商業發展自然更成熟更有力量。

以金融發展說，雖然明清錢莊、典當、票號都發展起來，但近代西方金融業自然比傳統錢莊、票號成熟。

以火器裝備使用說，雖然明朝火器創制活躍，種類很多，軍事裝備也已半火器化，但終究未能發展到全面火器化。全面火器化，有資料說西方十八世時歐洲軍隊基本都改變了服裝和武器配備，配備了裝刺刀的火槍，那麼，首先實現全面火器化的西方國家大體應在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

以海戰和海戰思想說，明朝那時的海戰與後來西洋發展到鐵甲航、潛艇等技術和海戰規模比當然也差了一個兩個時代。明朝雖然已出現海防思想著作《籌海圖編》，名將俞大猷也提出大炮鉅艦海戰理論，“海上之戰無他術，大船勝小船，大銃勝小銃，多船勝寡船，多銃勝寡銃而已。”但與西方後來以馬漢為代表的《海權論》比自然是海戰思想的萌發期。

以啟蒙思想說，明中後期也確實發展了一百多年，尤以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影響很大。黃宗羲思想鋒芒直指皇權專制主義的最高統者____國君，“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然而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與黃宗羲同期的唐甄，透過對“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權過程分析，指出專制權力造成雙重惡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賤視其臣民，如犬馬蟲蟻之不類於我”，勢尊無加：一方面則形成“自尊則無臣，無臣則無民，無民則為獨夫”的政治孤立困境。顧炎武明確區分“國家”和“天下”兩個概念，認為“國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則是萬民的天下。他大聲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近人梁啟超把顧炎武的這一觀點總結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提出了限制君權的理論和設想：“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實際是要改良現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獨治”，實行“眾治”。王夫之主張“公天下”，“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對“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這些思想在中國傳統社會可以說是振聾發聵，有昭示新時代來臨意義的，但終究沒發展到形成社會力量衝破皇權，建立新制度。

以科技發展說，明朝數學程大位、王文素也很有成就。醫學除李時珍外，外科有陳實功著有外科正宗，吳有性著有《瘟疫論》，張介賓著《類經》等，都是醫學新發展。宋應星著《天工開物》，對中國傳統工業技術是一個大總彙。方以智著《物理小識》，有一些新時代科學思想萌發，物理一詞應該也是根源於此。徐光啟等東西方科技匯通也開了個頭。而西方為近代物理、化學奠基的人物牛頓、波義耳都誕生於清初，從此，西方走上了近代科學發展之路。

所以，如果說文藝復興是西方近代的長生，三百多年後西方進入了臨官、帝旺，天下之秋開始了。這個過程大體應該三四百年，現在應該是進入後期了。

雖然說明朝文脈近三百年未能直接在東方發展出類西方的文明階段，但是，明朝的歷史地位在東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對於中國來說，雖然清朝使中國進入了文明的基本停滯狀態，可某些因素大體生活必需，任何統治者不可能隨便壓制，所以，活躍的文化創造沒有了，實學除考據外基本停了，啟蒙思潮進入明夷狀態，科技創造基本失去活力，東西匯通明末活躍計程車人群體陷於中斷。但有些方面在延續性發展，如書院清朝比明朝又增加很多，紡織業有所發展，票號以清代發展比較成熟，小說《紅樓夢》出現於清代，等。這些經濟、文化因素的緩慢延續至少到清末使中國雖不足以勝西方，但保有一定反抗之力，也為革命埋下了火種，使來春之變革有芽可發。所以，清末的民主革命以及後繼的革命和變革都可以在明末找到文脈。對於世界來說，明朝發展的文明成果，以及清代延續，都在明末清初傳播西方，與西方文化與科技匯在一起，促進了西方近代進步。

所以，人類要認識人類文明的一體性與東西方文明互動，華人要理解為什麼明末文脈到清朝前期被壓抑了停滯了，人們就應該研究明朝歷史和社會文化之方方面面，和明清兩朝的不同性質。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一些洋教士在中國的一些文化活動和科技傳播，卻鮮有人知中國明末到清初的文化與科技西傳到底有哪些方面和多大規模，在西方起到了什麼作用，這是歷史講述的嚴重缺失，對華人和世人正確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認識人類文明的一體性是非常不利的。

尤其中國歷史的敘述鏈條和中國清末以後的歷史變革的文脈銜接更需要重新認識宋明文化和歷史。我們現在的歷史敘述好象清末在西洋入侵下被迫進入了世界歷史運動和近代歷史運動一樣，這是非常狹窄錯誤的歷史認識，既沒有看到宋元明啟動世界近代歷史運動的廣闊視角，也沒有看到中國清末以後歷史變革的自身歷史文脈和動力。

所以，中國近代文明運動的歷史鏈條是，兩宋文化與科技，蒙元興起與西征，明朝心學、實學發展，明末啟蒙思潮和東西方科技匯通，清朝前期的停滯，清末在西方衝擊下以明末文脈為根基以清朝的社會狀況為條件的應對和革命。這個中國近代程序鏈條就與西方的近代發展鏈條可以互相比較，西方的鏈條是蒙元衝擊之後的文藝復興，大航海，宗教改革，哲學與科技發展，資產階級革命，東方文化熱與啟蒙運動，工業革命。東西方近代變革鏈條就比較完整，東西方文明互動清晰顯現，中國近代的變革深厚根基和清末以後革命的自身來脈可以得到完整體現，就不至於把清末以後的社會變革看成中國歷史與文明好象斷裂一樣，而是東西方互動文明交匯激盪的歷史邏輯。

那麼，清末民國後的諸多社會變革理念，社會運動現象，自然也不是完全新的，而是基本都可以在中國傳統社會找到根基，尤其是在明朝文化中找到根基。例如，科學與民主，科學可以在宋明時代找到中國科學發展，也可以在明末找到科技實學與東西方科技匯通思想，則民國以後中國科技應以明末徐光啟匯通思想為總體思想原則。而民主追求與中國民主革命也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是明末啟蒙思潮形成的政治要求在與西方文化相遇時發生的中國民主革命，則中國民主制度自然應該有中國架構。

如工商業社會發展，並非只是西方發展了近代工商業，中國傳統只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而是宋代已進入近代式工商業萌芽，也已經有了城業與鄉村的劃分。宋代人口統計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城市中的非農業人口單獨列為坊郭戶，城鄉人口的劃分肇始於此。在中國傳統社會戶籍制度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表明工商業和城市在宋代已經有了長足的發展。而在思想上也有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

如市場經濟，宋代就根據儒家不與民爭利的思想，可以民營的儘量民營。而明代邱俊提出民自為市的思想。這兩個方面基本規定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

如股份制，不瞭解歷史多以為是個西方舶來品，殊不知，中國傳統社會已經有類似的股份制，晉商在明代已經發展出股份制，而且還創造了頂身股，頂身股就是在企業的股份構成中，除出資人的銀股外，還有掌櫃階層和資深職員持有的人身股。

如土地革命，明末民眾起義的均田要求和黃宗羲的土地公制設想，應看做中國平均地權、土地革命的歷史淵源。

那麼，清末以後的諸多革命主張和社會追求，諸如民權、民生、民族、科學、中國革命道路、公有制，以至市場經濟、股份制、民營等，是不是在宋明時代都可以找到中國原初的文脈？則中國自清末革命以至現當代是不是可以文明發展連貫起來？而明朝作為中國近代之夏的樞機地位是不是非常值得研究和傳播給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