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六察制度，始於唐朝，即監察御史，分察六部，號六察官，宋承襲唐六察制度，可見其優越性很大，一時還沒有別的機構餓取代它，明清也採用了監察御史制，不過有所改變罷了。

監察御史，官階雖只有正八品，但可別小看，權為卻很大。

首先我們解柝“監察御史"這幾個字；"監察"，顧名思義，就是監督，視察，檢視的意思。監督誰？文武百官，群奸大惡也！視察，檢視什麼？文武百官的形為，及其治下的民情，民風，民怨。判決的刑訟案件，懲處奸乍邪惡之徒，土匪惡霸之亂象。可有的朋友要問，小小八品御史，哪有權力和膽子管一品二品三品反正品級比八品大的官員呢？大家可別忘了，監察後面還有"御史”二字？御史就是皇上親自任命，屬於皇上直接指使，所行使的權力代表皇上，誰還敢小瞧？用現在話說，就吳總統特使。

監察御史監察範圍很廣，據《新唐書：百官志三》記載："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蒞焉…

其一、察官人善惡。

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

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

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戶，為私蠢害。

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才異等，藏藏晦跡，應時用者。

其六、察黠吏豪宗兼併縱暴，貪弱冤苦不能自申者。

宋朝以後，監察御史的職責與唐朝大至相同，沒有大的變化。據《宋史"職官志四》記載，監察御史六人，掌分家六曹了人百司之事，糾其謬誤，大事則奏劾，小事則舉正，凡六察之事，稽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

御史不僅有監察百官之權，而且有糾正皇上錯誤之義務。自唐太宗李世民諫魏徵為監察之首，形成一股凜然正氣，敢於直諫皇上之錯誤，唐太宗從善如流，使朝政清明，才有大唐之貞觀之治。宋朝看到監察制度利於朝政，能為其政治統治有幫助，因此才承襲監察制度。

監察制度有利皇上對百官為政清廉丶貪贓枉法形為私地方民情的瞭解，能夠即時拔亂反正，為鞏固其政權起到積極作用，使皇上能保持清醒頭腦，又相當於加了千里耳，萬里耳。

但是，由於封建社會君主專制的侷限性，真正聽得進逆耳之言的明君少至又少，御史一職又成了高危職業，往往因得罪權貴和皇上招來殺身之禍，歷史上因忠言直柬的悲劇多如牛毛，但卻形成言官不懼死的浩然正氣。

宋神宗元豐年間，以監察御史點檢三省、樞密院文書，建立六察司，以類相分，糾察吏、戶、禮、兵、刑、工六部等機構的失職行為；強化對六察官自身的監督機制，在尚書省置御史房，負責彈糾御史六察官的失職行為，且置簿記錄其彈糾之多寡當否，御史六察官失察要受到尚書省的彈奏。

宋朝御史六察制度投入少收效大，對提高行政效率、整頓吏治等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比較著名的改革措施還有范仲淹倡導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慶曆三年，宋仁宗面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任命范仲淹任參知政事，韓琦、富弼為樞密副使，推行新政。范仲淹提出10方面的改革方案，即：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新政以整頓官僚機構為主要目標，前五條和後兩條均是這個精神，其內容是對腐朽不能勝任的官僚加以淘汰，限制他們的提升；改革取士制度；做到信賞必罰。

王安石在仁宗時就上萬言書要求變法，萬言書集中體現了其變法的指導思想，即透過抑制兼併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財政收入，達到富國；透過整修武備、訓練軍隊遏制遼夏，實現強兵，扭轉積貧積弱局面。在富國強兵思想的指導下，王安石在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變法，富國方面推行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強兵方面推行置將法、保甲法、保馬法、設軍器監。並改革科舉、學校制度，重視培養和選拔經綸之材。

兩次變法都是為了挽救北宋的政治危機，范仲淹變法的重點是整頓官僚機構，從政治入手，而王安石理財作為變法核心，從經濟入手。相比之下，王安石變法更有針對性，矛頭直指北宋的“積貧積弱”，措施也更加全面，力求損有餘而補不足，在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兩次變法都以失敗告終，這是因為變法都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范仲淹因此被誣欲結朋黨，失去皇帝信任。王安石變法失敗也有其個人原因。王安石的改革有操之過急之處，一些新法在執行過程中對下層人民產生了危害，為反對派提供了口實。王安石性格上又過分固執自信，造成變法派陣營屢次分裂，使自己日益孤立，變法最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