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論語》的道德哲學(劉示範)
《論語》一書總共一萬五千餘言。通觀全書，始終貫穿一個十分明確的思想：教人處理好“利”與“義”的相互關係，即處理好利益和道德的相互關係。這正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社會和有人群居住的地方，總有一個基本的關係，這是任何人都不可迴避，也是迴避不了的問題。《論語》書中所闡發的諸多觀點，旨在教人以“義”（即以“道德”）制“利”（即“利益”），用“義”這種“道德”作為制衡“利益”的工具，以便將人們對利益追求的這種強烈慾望，牢牢地控制在社會整體利益所允許的範圍之中，以此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續執行及其健康發展。由此看來，那種以“子罕言利”作為根據，斷定孔子與先秦儒家是隻重“義”，排斥“利”的。這是與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實際相悖的、不科學的結論。
《論語．里仁篇》有言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雍也篇》載言曰：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論語·子路篇》記載：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憲問篇》又記：
子路問成人。……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論語》各篇中所記孔子及其弟子有關“義”與“利”的相互關係的言論，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義”、“利”關係問題上，主張：以“義”制“利”，使兩者在社會發展的動態中保持某種“平衡”，由此取得社會穩定與發展。這個基本主張，在先秦另一位儒學大師——孟子那裡，表現得更是明澈。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記載：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緊接著便曉以利害：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朱熹在這一段文字之後作注說：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對梁惠王的這一番教誨，十分清楚地表明孟子及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強調以“義”制約與保證獲得更大、更長久也更根本的“利”。為此，一定要防止急功近利。作為一國之君，如果只顧眼前而不擇手段地攫取“利”，其結果可能是社稷傾覆，性命不保，此時還有什麼“利”可言呢？對儒家的這種“義”、“利”觀，漢朝的思想家、歷史學家司馬遷的認識比較到位。他說：
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白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非但理解儒家的上述“義”、“利”觀，而且十分肯定和贊同這種“義”、“利”觀。
孔子與先秦儒家關於以“義”制“利”的“義”、“利”觀，自孔子之後，對中華民族的積極影響深刻而久遠。兩千多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們處理和解決國內外一切“利”、“義”關係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實踐證明：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基本主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孔子和先秦儒家的“義”、“利”觀，仍具有揚善拒惡的多種積極作用。在國際交往中，我們堅持這個原則，不論在經濟往來中，還是在政治交往中，我們都能較快地得到對方的信任，朋友日益增多。這都受益於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受益於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家文化。
在當前市場經濟幾乎遍佈全球，不少人為了某種“經濟”的或“政治”的利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地“鬥爭”，真應了古人所說的“爭名於朝，爭利於世”。我們研究和討論“普世倫理”和《論語》的道德哲學，就應當著重注意並弄清楚孔子和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道德原則。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對於“普世倫理”的枸建，還是有積極鏡鑑作用的。
“普世倫理”的重要思想資源——《論語》的道德哲學(劉示範)
《論語》一書總共一萬五千餘言。通觀全書，始終貫穿一個十分明確的思想：教人處理好“利”與“義”的相互關係，即處理好利益和道德的相互關係。這正是道德哲學的基本問題。任何社會和有人群居住的地方，總有一個基本的關係，這是任何人都不可迴避，也是迴避不了的問題。《論語》書中所闡發的諸多觀點，旨在教人以“義”（即以“道德”）制“利”（即“利益”），用“義”這種“道德”作為制衡“利益”的工具，以便將人們對利益追求的這種強烈慾望，牢牢地控制在社會整體利益所允許的範圍之中，以此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有續執行及其健康發展。由此看來，那種以“子罕言利”作為根據，斷定孔子與先秦儒家是隻重“義”，排斥“利”的。這是與孔子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實際相悖的、不科學的結論。
《論語．里仁篇》有言曰：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論語·雍也篇》載言曰：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論語·子路篇》記載：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慾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論語·憲問篇》又記：
子路問成人。……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
《論語》各篇中所記孔子及其弟子有關“義”與“利”的相互關係的言論，均表明：孔子及其弟子在“義”、“利”關係問題上，主張：以“義”制“利”，使兩者在社會發展的動態中保持某種“平衡”，由此取得社會穩定與發展。這個基本主張，在先秦另一位儒學大師——孟子那裡，表現得更是明澈。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記載：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怕梁惠王不理解自己的用意，緊接著便曉以利害：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朱熹在這一段文字之後作注說：
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唯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四書章句集註》）
孟子對梁惠王的這一番教誨，十分清楚地表明孟子及先秦儒家的“義”、“利”觀，強調以“義”制約與保證獲得更大、更長久也更根本的“利”。為此，一定要防止急功近利。作為一國之君，如果只顧眼前而不擇手段地攫取“利”，其結果可能是社稷傾覆，性命不保，此時還有什麼“利”可言呢？對儒家的這種“義”、“利”觀，漢朝的思想家、歷史學家司馬遷的認識比較到位。他說：
餘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白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司馬遷非但理解儒家的上述“義”、“利”觀，而且十分肯定和贊同這種“義”、“利”觀。
孔子與先秦儒家關於以“義”制“利”的“義”、“利”觀，自孔子之後，對中華民族的積極影響深刻而久遠。兩千多年以來，它一直是我們處理和解決國內外一切“利”、“義”關係所遵循的最基本的指導原則。實踐證明：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基本主張，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孔子和先秦儒家的“義”、“利”觀，仍具有揚善拒惡的多種積極作用。在國際交往中，我們堅持這個原則，不論在經濟往來中，還是在政治交往中，我們都能較快地得到對方的信任，朋友日益增多。這都受益於厚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受益於博大精深的先秦儒家文化。
在當前市場經濟幾乎遍佈全球，不少人為了某種“經濟”的或“政治”的利益，揎拳捋袖寸利必得地“鬥爭”，真應了古人所說的“爭名於朝，爭利於世”。我們研究和討論“普世倫理”和《論語》的道德哲學，就應當著重注意並弄清楚孔子和先秦儒家以“義”制“利”的道德原則。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對於“普世倫理”的枸建，還是有積極鏡鑑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