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此時權力真空，繼任接班人空白，黨派全被清洗。對外政策失敗。

連年征戰，文景積蓄用盡，財政危機，用桑弘羊實行鹽鐵壟斷專賣，出賣爵位，允許以錢贖罪。有效搶救經濟。但導致吏治腐敗。官府與地方豪強（為了權位）橫徵暴斂。加上軍事上的一系列戰爭，師老兵疲、民丁凋敝。

大亂將起！

徵和四年（前29年）桑弘羊等人上書於西域輪臺駐兵防備匈奴、控制西域。

武帝拒絕了。這篇著名的輪臺詔出臺了。

改國策，黃老無為，休養生息，提下接連50年的大動作扯著的蛋，培養霍光、金日磾、田千秋、上官桀等親信為首的接班集團，以此過渡，計劃好休養生息後的守成國策。鞏固即將出現大亂的統治，懸崖勒馬。

要是看《史記.孝武本紀》，對漢武帝的印象恐怕大打折扣。他有雄才偉略，一生也犯下無可換回的彌天大錯。晚年劉徹下達《輪胎罪已詔》，更像是對自己錯誤的一種辯解，如同滴滴打車的道歉信。

年輕的時候窮兵黷武，好大喜功，晚年內憂外患形勢嚴峻

為了抗擊匈奴，漢武帝耗光了國家的財富，到晚年的時候，已經民不聊生，民間怨聲載道；為了滿足一已之私，漢武帝大興土木，到處求生拜佛，尋求長生不老，耗資巨大；為了集權，釀成“巫蠱之禍”，逼死老婆和兒子，受株連者數萬人。長年的對外征戰，國內經濟已經不堪重負，官府與民間的矛盾逐漸激化，多地已經發生暴亂。

推卸責任，為自己辯護，收買人心

漢武帝是一個自負的君王，甚至連反對意見都難以接受，做事情往往都是一意孤行。所謂的《罪已詔》，只是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平息民間怨氣。如同滴滴事件發生後，滴滴高層為了平息乘客的不滿而釋出一個道歉信，其實是一種公關策略。堂堂漢武帝，一封《罪已詔》，就能轉移民眾對他的不滿，還能收買人心，實在是穩賺。

朕即位以來，所謂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

民眾不知帝王心術，看到皇帝承認過失，說不準還感動得熱淚盈眶。

晚年的漢武帝，已是孤家寡人，回顧自己的一生，或許有些許反思，不過一切的出發點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如同滴滴的道歉信，同樣是為了公司利益的一次零成本的表演。《罪已詔》下達之後，漢朝的國策開次調整，為後來的”詔宣中興“奠定了基礎。

在中國古代存在一種“罪已詔”，一般都是皇帝自身進行檢討的，只是透過所檢討的事情的嚴重程度不同，會有不同的情節輕重。而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罪已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此後皇帝犯了大錯，均會立下“罪已詔”，公開認錯，以此來表明自己的明君姿態。

外表光鮮的背後

漢武帝的文治武功眾所皆知，漢武帝最出名的應該就是對外戰爭，攘夷擴土之功。然而，漢武帝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窮兵黔武的背後，將文景二代帝王造就的“文景盛世”過度消耗，年輕勞動力多被徵軍打仗，使得原本小康的大漢社會，逐步變得民不聊生，更有甚者，有的地區已經發生了兵變或起義。

1.漢武帝修建大量百姓，修建自己的陵墓。

2.漢武帝長年動用全國賦稅總額的三分之一，用來修建陵墓和收集陪葬品，剩下的費用用來支撐漢武帝的窮兵黔武，建造宮殿，出行遊玩和國內突發事件。

3.都被徵軍導致勞動力減少，官府又為了打仗徵收高稅，百姓無法生存，四處流亡。

4.漢武帝晚年迷信修仙，於是到處尋仙。

漢武帝晚年親眼看到自己所造成的的社會現狀，痛心疾首之餘，下了一道自我反省罪過的詔書，重啟漢初“黃老”思想，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即是罪已詔。

漢武帝頒佈《輪臺罪己詔》的時候，是在“巫蠱之亂”末期，當時太子為不受侮辱而自殺而亡，衛皇后也為證清白而自盡而死。

首先，我們就先了解一下太子劉據吧。作為漢武帝與衛皇后所生長子，也是武帝而立之年才得到的第一位皇子，因此在其尚未出生之時，武帝就已命當時的文人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以為祝賀，其實就等於已經提前昭告天下：這個還未出生的皇子就是大漢朝的儲君、未來的天子。而在其出生之後，武帝又命枚皋等人作文祝賀，並且在長子七歲之時便立為太子（由於武帝自己也是在七歲的時候被立為太子的）。之後，便為其在全國挑選知名大儒做太子太傅，悉心培養太子。

在太子十六歲的時候，還賜給太子博望苑以讓太子能夠親自結交一些能人義士，並且每次出巡都要將太子帶在身邊，以便讓他學習應如何處理政務；在太子及冠之後，武帝便著力培養他的為政能力，讓他監國並從不過問太子所處理過的任何事件。

雖然武帝同意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還是實行王霸之道，任用用法嚴苛的酷吏；而太子從小就學習《春秋》《左傳》《穀梁》，因此心存仁道，用法寬容，經常為武帝所判一些刑事案件而翻案，使得一些酷吏開始心有不滿。然而，瞭解太子的武帝並未對此橫加阻攔，而是大力支援，並曾讚賞太子道：“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漢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因此，父子二人，相互信任，使得其他小人無可趁之機。

隨著武帝的年齡越來越大，也就越來越害怕死亡，整天懷疑有人詛咒自己，精神也大不如從前。結果這時就出現了一個叫做江充的人。江充，為趙華人，因在趙國得罪了趙王而逃亡長安，因人品極差而沒有得到太子的重用，轉而投靠了協律監李延年並與之結成一黨。有一次，江充因一件小事而得罪了太子，便害怕將來太子一旦登基就會對自己不利，便處心積慮的想要除掉太子，因此他便向武帝奏明：“宮中有人埋有巫蠱，想要詛咒陛下早日升天。”結果越來越疑心的武帝便命江充為繡衣使者，專門徹查巫蠱事件。於是，江充便在抓了幾個皇親國戚之後，便將矛頭對準了太子，而太子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先發制人，率領太子府的親軍將江充處死並蒸煮了胡巫，並打算面見武帝以說明真相。

可已經被奸臣矇蔽的武帝哪裡還有往日的英明，不分青紅皂白就下令京郊御林軍圍剿所謂的叛軍，結果將太子逼出京城並最後自殺身亡，也使宮中的皇后因不能自明而自盡。

痛失愛妻、愛子的武帝此時方如夢初醒，痛悔不已，下令族誅江充、李廣利、劉屈髦的九族，並且所有參與追殺太子的一干人等全部打入死牢。不僅如此，武帝還在長安建思子宮，在太子死難之地——湖縣建歸來望思臺，以寄託哀思。

由於長年的四處征戰，百姓已經是民怨四起，武帝這才意識到太子生前決策的正確，於是便下令頒佈《輪臺罪己詔》，向天下人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任命太子親信田千秋為丞相，封為富民侯。

因此，作為武帝悉心培養的接班人，太子劉據沒有讓武帝失望，是一個合格的帝國接班人。只可惜，世事難全……然而，作為一個政治家來說，只要自己生前的政治規劃、施政方針能夠得以實施，那就是最大的成功，因此，太子劉據雖死猶生，雖敗猶榮。

仔細看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不難發現。漢武帝和秦始皇說到底，他們就是一類人。

秦始皇是‘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

漢武帝又何嘗不是？漢朝初年，採用的是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與民修養生息。到了武帝時期，國力才逐漸強盛。你看看，這和在商鞅變法之前的秦國，是何等的相似？

再來看看統一這個問題。

秦始皇，是中國古代的第一個皇帝！秦朝，也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皇朝。

統一文字、度量衡，修秦直道等等功績，無不震鑠古今。

可是在他身後不久，六國貴族就野心勃勃的復辟了，隨後又爆發了楚漢之爭，直至漢朝建立。

秦朝的滅亡，是秦始皇願意見到的嗎？不是！可秦始皇偏偏又是個行動派，想到哪兒，就做到哪兒。而以始皇前無古人的功績，也沒有人真的敢忤逆。

壞就壞在，他性子急，想將所有的事情，一起都做了。

再看漢武帝，其實很多秦始皇沒有做到的事情，都讓漢武帝給做到了。

只不過漢武帝后期，好大喜功，窮兵黷武，屢屢興師，關中之地，十室九空。

這和始皇帝修建驪山陵寢，修阿房宮，修長城，修秦直道，所造成的民力消耗，有異曲同工之妙。

秦亡的教訓，尤自未遠，漢武帝不得不底下頭顱，下《輪胎罪己詔》承認自己的過失。天下是真的再也經不起戰爭了。

總的來說，漢武帝，他更像是一個秦始皇功業的繼承人。秦，雖然滅亡了，可是它留下的基業還在。

傳到漢朝，漢武帝在這個基礎上，加以完善和擴張，才有了我們今天的中華民族！

對於這個問題，其實是因為漢武帝晚年期間確實犯了大錯，而一般唯有皇帝放下了大錯，才會寫下這所謂的罪己詔！而漢武帝犯下的錯，應該就是歷史上的巫蠱之禍吧。

卻是漢武帝在晚年期間，尋求成仙之術，可以長生不死，於是寵信一些方外術士。而這時有一名奸臣江充，因為與太子和衛皇后有嫌隙，見漢武帝年老，怕之後太子繼位，會誅殺他。

而恰好此時的漢武帝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於是江充便在漢武帝面前進讒言，說漢武帝身體不好是有巫蠱作亂所致。於是漢武帝便派其去追查，之後江充便誣陷太子使用巫蠱之術禍害漢武帝！

而太子一怒之下，讓人將這江充給殺了，不過江充的同黨卻向漢武帝進讒言，說太子要造反，頓時漢武帝大怒，直接派兵圍剿，而最終無力辯白的太子只能自縊身亡。而其母親，衛皇后聞聽後，悲痛交加之下，亦是自殺身亡。

同時這場巫蠱之禍還牽連了諸多無辜之人，而最終在群臣的勸諫下，漢武帝也終於醒悟，知曉自己犯了大錯，於是便下了這罪己詔，以此反省自己的過錯。

“罪已詔”只有當古代帝王在位時期出現天災人禍、朝綱政權出現問題時才會出現，那麼一直被人們稱頌的漢武帝在位時發生了什麼導致他寫下了罪已詔。

漢武帝的罪已詔又被稱為輪臺詔令，是漢武帝劉徹在公元前89年寫的，輪臺詔的原文較長，為了方便大家看，已經用圖片形式發在下面。

這段文章，用白話來說就是漢武帝對晚年攻打西域之事的懺悔。他說攻打西域，給國家民眾加重了稅負，同時因他輕易相信占卜算卦之人的片面之言，盲目出兵，導致貳師將軍在戰爭中失敗，使得很多士兵被俘虜、被殺死，這件事一直在他心中縈繞，難以忘懷。

漢武帝晚年的時候，盲目的崇拜方士，引發了巫蠱之禍，同時他又窮兵黷武，浪費大量的人力、財力對外擴張，但很遺憾，漢朝這時的兵力並不能向以前一樣可以橫掃西域，反而在戰爭中節節退敗，罪已詔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寫下來的。

漢武帝寫了罪已詔後，一改之前武力治國的思想，開始施行“文治”，不再出兵打仗，而是推行了代田法，生產先進農具並鼓勵人們使用。正是這番轉變，才使得西漢王朝可以在動亂中保全下來。

漢武帝書寫罪已詔，不僅僅向世人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而且他也在認識到自己錯誤後積極的進行了改變，這才是千古名君應有的風範，是值得人學習的。

漢武帝從未下過“罪己詔”！

人們所說常的“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罪已詔’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其實說的是漢武帝在徵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輪臺詔》，而通讀《輪臺詔》全文，絲毫沒有能表現漢武帝有絲毫“罪己”之心的悔過。

《輪臺詔》也並不是一篇向天下發出的告示，詔書在秦漢時期的釋出物件是文武百官，而不是全體百姓，真正發給全天下百姓的文書，所用的體材應是“制”或“制書”。

《輪臺詔》不過是漢武帝對桑弘羊等人提出的在輪臺、渠犁等西域地區實行大規模屯墾一事，所做出的否定答覆。

桑弘羊等人提出在西域大規模屯田的建議，其目的是為了透過大規模駐兵，來保障漢帝國對西域地區進行有效的管理與統治。

而漢武帝之所以否定桑弘羊等人的建議，其原因在《輪臺詔》中已經明確進行表示：

（一）徵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廣利攻打匈奴失敗, 造成了重大傷亡，在西域的漢帝國軍隊人數有限，如果再用軍隊進行墾田建設，就難以有足夠的軍隊數量來保障對西域和匈奴的武力震懾。

（二）輪臺太遠，後勤供給問題尚且難以得到有效解決，何況遠在輪臺進行大規模軍事屯墾。當時漢帝國的財政能力，連駐兵屯墾田能夠產糧前的後勤運輸，也難以承擔。

如果硬要說《輪臺詔》的核心是漢武帝對戰爭的悔過，則過於以偏概全，流寓主觀臆斷。

（一）詔令中有“乃者貳師（貳師將軍李廣利），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等感傷詞句，所以很多人認為，這是漢武帝對過去戰爭的後悔和對民眾的關心。

其實這是漢武帝在否定屯田之後，給出的一個相對可行的辦法來統治西域：不再增加西域民賦；加強對邊地守軍管理，以能使西域融入帝國；透過適度的農業生產和繁育馬匹，來補充邊境物資不足的問題。

而且兩千多年來古代帝王的詔書中，又有幾篇少了對“民生疾苦”這一類問題表示的“朕心悲痛”呢？

（二）《輪臺詔》之後，漢武帝就再也沒有對外發動過戰爭。

這件事的確是事實，但是更要知道另一個事實，那就是漢武帝在下《輪臺詔》時已經身體抱病，且其在下詔後的第二年就病逝了。也就是說這個《輪臺詔》後，武帝朝再無戰事的水分有些大。而之後漢昭帝朝漢匈戰爭的減少，也是由於多年戰爭使匈奴的戰鬥持續能力大為削弱，再加上匈奴貴族內部發生矛盾而分裂，無力再和漢朝抗衡，才促使戰爭的減少。而且漢昭帝繼位後，漢朝對外的戰爭規模其實並未收縮，而是兵出烏桓，從東北方向震懾並擊垮匈奴。

（三）《輪臺詔》之後，國家重心轉為對內發展經濟。

《輪臺詔》後，漢朝的確開始轉為對內發展農業生產。但這是武帝根據國內外形勢作出的政策調整，而不是悔征伐的結果。武帝后期, 各地起義已經接連不斷，強大的社會現實迫使武帝作出的選擇，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漢武帝又不是對自己的江山有仇，犯不著為了往外打，而被手下的百姓和將士推翻。

沒有任何道理說漢武帝曾下過“罪己詔”，他對於自身征伐事業從未表示過後悔。可能他所後悔的唯有沒有多任用名將，打下更大更廣的江山吧。因此，把《輪臺詔》稱為“罪己詔”是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的。

在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歷史中，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絕對算得上功績最大的一位，他不僅完成華夏大一統，奠定了中國兩千餘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也是中國歷史上首位用“皇帝”稱號的君主，自稱“始皇帝”，他在政治上實行三公九卿制也一直後被後世沿用創新，在地方上廢分封行郡縣，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統一度量衡，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給後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而漢武帝劉徹的歷史功績也絕對不輸於秦始皇，甚至猶有過之。

漢武帝劉徹出生於公元前157年，字通，是漢景帝劉啟的第十個兒子，其母是皇后王娡，他的乳名是劉彘，然後在他七歲時他父親漢景帝給他改名劉徹，並冊封他為太子，他是漢朝第七位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詩人，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漢朝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同時，他也是第一個用儒家學說統一思想的皇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將儒學奉為正統，他也是第一個創立太學培養人才的皇帝，訪雅儒，採求經典闕文，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洛陽，於是立五經博士，是第一個大力拓展中國疆土的皇帝，派遣衛青霍去病迎擊匈奴，是第一個開通西域的皇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建立了絲綢之路，是第一個用皇帝年號來紀元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當年為元鼎四年，更是第一個用罪己詔形式進行自我批評的皇帝，他也因此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偉大的皇帝。

在漢武帝即位之初，儘管政治形勢還比較穩定，國家經濟狀況也相當好，但是諸侯王國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潛在威脅還不小。所以，他在繼續推行景帝各項政策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強化中央集權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頒佈“推恩令”，削弱了漢初分封的諸侯國勢力，建立了一套系統完整的政治制度。在軍事方面，改革兵制，充實了中央的軍事力量，派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使北部邊郡得以安定，派張騫出使西域，開括了西北邊疆，開通了西漢聯絡西域以至中亞給地通道 。在經濟方面，採取重農輕商，整頓財政，將冶鐵、煮鹽收歸官營，並統一鑄造五銖錢，漢武帝還進行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人口統計。在漢武帝一系列措施之下西漢漫漫強盛起來，進入了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鼎盛局面。

但漢武帝劉徹在晚年時候，對祭神拜仙一事深信不疑，沉迷於求仙問道，他多次修建祭祀廟堂，並且花費大量精力和財力出遊尋仙，漢武帝還輕易相信了方士的話，在宮廷中建造三十丈高的銅柱仙人掌，便於收集露水飲用，認為只要這樣做就可以保證自己長生不老，除此之外，他還任用江充等奸臣，導致西漢朝廷上下苦不堪言，公元前91年，漢武帝因聽信江充等人的一面之詞，就逼死了衛皇后和太子劉據，甚至牽連了數萬名無辜百姓，外加朝廷官府的苛政雜稅壓榨貧苦百姓，百姓紛紛起義。

而漢武帝劉徹的罪己詔就這在這樣的情況下頒發的，他認真反省了自己最近幾年所犯的錯誤，在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他不僅大力整改朝廷，還下令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無為而治，造福了百姓。從漢武帝劉徹認錯反省的態度來講是值得肯定的，很少會有皇帝會反省自己的錯誤，頒佈罪己詔，而且輪臺罪己詔的釋出,使漢朝的統治方針發生轉變,重新回到了與民休息、重視發展經濟的軌道,從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樣迅速敗亡的結局。

漢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時期，由於採用了道家黃老之學的治國方案，“無為而治”，使得國家倉庫殷實，糧食和銅錢由於太多用不完，導致捆綁的繩子都爛掉了，散落一地。而當時由於漢初的馬政，整個漢朝處處可以見到馬匹行與街上，當時如果誰騎了一匹母馬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可是到了漢武帝時期，也可以說是應了“盛極而衰”這個道理吧！由於國家長久的安定狀態，許多地主、貴族紛紛圈定土地，使得許多自由民失去土地淪為了佃農。除此之外，各地諸侯、官員由於在這過於鬆散的政治環境中待久了，開始對於中央下達的命令感到表現懈怠，對此漢武帝的做法就是透過發揚儒家的思想，在人民的思想上向皇權集中；再有就是透過戰爭來凝聚人心。漢武帝做到了，他做到了自從始皇帝之後，他擁有著最為集中的權利，文武百官皆是俯首聽命，沒有人敢於對漢武帝的命令表示懷疑，但是這樣的真的好嗎？漢武帝時期戰爭從他年輕打到了他的晚年，無論是對於匈奴的戰爭，還是開擴通向西域的道路，這些都是要由無數士兵為之喪命。常年的戰爭導致了曾經無比充實的倉庫，在日益空虛，大量的勞動力被徵召，使得土地的產出在下降，除此之外還是此前說過的，當國家內部穩定之後，內部的土地危機正在持續上演，大量的貴族把持著資源。看上去極為強大的漢帝國，實際上已經內部千瘡百孔了，漢朝的根基已經出現了明顯的崩潰，當時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又有誰敢於告訴漢武帝呢？正是出於對這種威望的恐懼，越來越多的大臣不敢說實話了，圍繞在漢武帝身邊的只有如江充之輩的小人，太子劉據發動兵變殺死江充等人，想要拯救漢武帝，但是卻被憤怒的漢武帝以為是要謀反所殺死。直到漢武帝緩過勁以後，查明真相才發現自己已經鑄成大錯，可是此時悔之晚矣！直到此時一直認為自己不可能做錯任何事的漢武帝，終於清楚了自己是人，不是他人口中的神，他做錯了很多事，如果再不知道糾正的話，那麼漢帝國就要毀滅在他的手上了，所以才有了“罪己詔”的出現，也使得漢武帝停止對外用兵，對內再度採取了無為而治的方式，以此回覆國力。

秦皇漢武，中國歷史上最濃墨重彩的時代，但漢武帝晚年昏饋，猜忌心過重，尤其是聽信巫蠱，誅太子，殺皇后，斬功臣，雖武功蓋世，也罪孽深重。所以，腦子稍清醒的時候，頓覺痛徹心肺。當然，劉徹的罪己詔更多的是政治圖謀，緩和一下己經到極限的皇權與貴戚之間的矛盾。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年輕的時候窮兵黷武，好大喜功，竭盡天下民力資財，數十年無寧日，加之以重刑犯、窮奢麗、弄鬼神，終使得民怨沸騰，社會後果極其嚴重。漢武帝要儲存所取得的積極成果，必須及時的在政策上實現轉折，使社會安定下來，使人民得以安定修養。“朕即位以來，所謂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不過，一個皇帝能懸崖勒馬，痛改前非，還是值得肯定的。

所謂漢武帝罪己詔，主要是指徵和年間關於西域方面的一道詔書，後來往往稱呼輪臺詔，所謂罪己詔根本談不上，漢武帝並沒有什麼關於懺悔方面的內容，完全是一道關於軍事和行政安排的詔書，只不過內容表示停止了當時在輪臺的準備行動，表示休養生息，然後進一步安排謀劃將來再做準備。

所謂罪己詔是資治通鑑司馬光等人否定漢武帝一系列塞外行動，主觀方面的想當然，這在過去史學界早有指出。

漢武帝的過失在於中年到晚年長期的軍事行動，耗費巨大，當時國內條件雖然富足，但長此以往，百姓不堪承受，這是一方面。

但漢武帝另一方面，他沒有侷限在內地重要，他的雄心壯志是把西域天山南北都視為自己百姓，所以打擊匈奴大宛是保障西域各部安危的必要舉措，否則單憑態度搖擺的烏孫、龜茲等所謂大邦根本不能保障西北。

漢軍在西北塞外的輪臺是天山以南，後來西域都護的所在。對於後來人們經常說的西域，漢代主要是指天山以南，天山以北的烏孫、車師不屬於西域，而且烏孫已經與漢朝和親。所以漢軍駐紮是在天山以南，輪臺就是重要的軍屯地。

而位於南北要衝的Murano，在漢武帝時是親匈奴的一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就是，漢武帝死後不久，昭帝時期，主政的霍光派出使團傅介子刺殺了Murano王，西域基本獲得安定，這就是霍光執行漢武帝晚年策略，儘量以小的行動確保西域安危的宗旨。

更重要的一節是瞭解漢武帝對匈奴的態度轉變，這就是蘇武和常惠前往匈奴表示安撫結好，但結果兩人被扣押十幾年，匈奴雖然已經傷了不少元氣，但並沒有停止對漢朝報復的意思。

所以漢武帝當時才打算休整，然後示意將來朝臣從長計議，這就是輪臺詔 的背景，並不是什麼罪己詔，認為漢武帝表示悔過云云都是想當然。

因為漢武帝晚年期間確實犯了大錯，而一般唯有皇帝放下了大錯，才會寫下這所謂的罪己詔！而漢武帝犯下的錯，應該就是歷史上的巫蠱之禍吧。

卻是漢武帝在晚年期間，尋求成仙之術，可以長生不死，於是寵信一些方外術士。而這時有一名奸臣江充，因為與太子和衛皇后有嫌隙，見漢武帝年老，怕之後太子繼位，會誅殺他。

而恰好此時的漢武帝因為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於是江充便在漢武帝面前進讒言，說漢武帝身體不好是有巫蠱作亂所致。於是漢武帝便派其去追查，之後江充便誣陷太子使用巫蠱之術禍害漢武帝！

而太子一怒之下，讓人將這江充給殺了，不過江充的同黨卻向漢武帝進讒言，說太子要造反，頓時漢武帝大怒，直接派兵圍剿，而最終無力辯白的太子只能自縊身亡。而其母親，衛皇后聞聽後，悲痛交加之下，亦是自殺身亡。

同時這場巫蠱之禍還牽連了諸多無辜之人，而最終在群臣的勸諫下，漢武帝也終於醒悟，知曉自己犯了大錯，於是便下了這罪己詔，以此反省自己的過錯。

漢武帝的所謂“罪己詔”，至少從現在的資料來看，還存在很大的爭議，而且傾向於否定（也就是沒下過）的觀點居多。

先將這一點放在一旁。

古代皇帝下“罪己詔”，絕大多數都帶有政治目的，而並非當真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需要去檢討。古代的百姓對於皇帝的態度，現代人恐怕很難想像。哪怕皇帝做借了很多事，但只要出來認了，多數時候都會得到百姓的諒解。所以“罪己詔”在一些特定時候，對於穩定局勢有著極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