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東漢末年南陽郡、南郡的分界問題》

　　

　　——兼與《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者商榷

　　

　　

　　 關於諸葛亮躬耕地的問題，“襄陽說”的主要依據就是東晉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也正是這個說法，後被《水經注》、《三國演義》等廣為引用、新增，遂成為“襄陽說”的核心依據，將之視之為“能否論證襄陽隆中漢末屬南陽郡，在某種意義上就成了諸葛亮躬耕地是南陽還是襄陽之爭的焦點。”“襄陽說”認為，諸葛亮說自己“躬耕南陽”中的“南陽”應理解為“南陽郡”，隆中屬於南陽郡鄧縣，隆中為諸葛亮的躬耕地，所以，南陽就是隆中。而“南陽說”則認為，史載南陽、南兩郡以漢水為界，隆中位於漢水南岸，故諸葛亮“躬耕南陽”不可能包括隆中。

　　 的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行政區劃本來就是一筆糊塗賬，筆者在《用科學的態度去解析諸葛亮躬耕地》一文中曾引用其他學者的觀點講到：“就魏晉南北朝疆域與政區論，其研究難度可謂極大。疆域大多伸縮不定，政區太多離析變遷。即以政區而言，昔童書業先生撰《中國疆域沿革略》時感嘆道：‘當時(東晉至隋)南北地方制度同入混亂狀態，實無法細加研究；即當時之沈約已不明其究竟，何況千餘年後之我輩耶!’” 從三國到隋的這段歷史，10個朝代都是亂世短命王朝，史料混亂且缺乏。加之明清以前，地方誌的編修尚未開展，故研究漢末一縣之狀況，找到縣治故城已屬不易，確定其轄境更是難上加難之舉了。山東大學教授王仲犖著《北周地理志》十卷（上下兩大冊1156頁）時提到了10大困難。他清醒地指出，歷代學者在這方面的著述，多是“度屬自我，割隸從心”，不少是“想當然”。所以，在這個問題上輕易下結論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我也知道研究這個問題是個吃力不討好，很可能是個沒有什麼結果的的事情，但為了使諸葛亮躬耕地的研究更科學、更理性，避免以訛傳訛，試將有關今隆中地區東漢、三國時期的歸屬作一梳理，以見教於關注此事的學者和廣大讀者。

　　

　　 一、南郡、南陽郡以漢水為界的問題

　　 這個問題最早的記載見於《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注引《正義》（唐?張守節著）曰“秦置南陽郡，在漢水之北”。《釋名》雲：“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焉。” 張衡《南都賦》雲：“陪京之南，在漢之陽”。《晉書》地理志：“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東晉史學家習鑿齒《襄陽記》“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 的記載也明確了這種觀點。其他相似的記載還有《漢書補註?地理志》“南郡” 條的記載，《路史?國名記》中引《地紀》曰“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是也” 的記載，所以，對南陽郡和南郡以漢水為界，自秦漢時以後各朝各代都是這麼認為的，這一點沒有什麼異議。

　　 秦之設郡，多以地形為要，《易經》說：“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史學家鄭樵也認為：“地理之要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易，山川千古不易，是《禹貢》之國，至今可別。”所以，秦作為中國歷史上首次中央王朝統一的行政區劃編制，在劃分地域，設定郡縣時，在考慮各地歷史、人口、經濟的各種情況的同時，較充分地考慮了自然條件，使行政區儘可能地與自然地理單元相吻合。如在渭河平原置內史，珠江三角洲設南海郡，太原盆地置太原郡，南陽盆地置南陽郡，漢中盆地置漢中郡等。加上秦統一中國時，是“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在劃分天下三十六郡時，只能以人口的多少和主要的山川做為依據，沒有時間考慮到複雜的地方利益等關係。故秦設南郡和南陽郡時，以南陽盆地的邊緣和南襄通道附近的漢江做為分界是很自然的事，不可能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前278年）設南郡時，獨獨留下隆中這麼奇怪的一塊地方給六年後設立的南陽郡。所以，秦時今隆中屬南郡應是不爭的事實。

　　

　南陽郡春秋時是呂、申兩國地，後被楚文王所滅，先設宛邑，因地名宛而得名，楚悼王時期以今河南南陽為中心的南陽盆地設定宛郡，楚以此作為問鼎中原的基地。宛之名，即自此而始。宛，反映了“盆地”的地貌特徵，又反映了它的生態環境，其義 “四方高中央下”， 符合南陽西、北、東三面環山，當中低平的盆地地貌特徵。“宛”是南陽最早的地名之一。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在宛郡的基礎上秦“初置南陽郡”，南陽郡的設定也是以南陽盆地為基礎的。

　　

　　 南陽盆地又稱南襄盆地，其自然地理範圍位於秦嶺、大巴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西，北界是秦嶺山脈東端的伏牛山地，其南界西段是荊山山脈延伸到漢水南岸的餘脈萬山，東段是襄陽與大洪山北麓並沿大洪山、綠林山主脊一線向東南交與江夏郡，襄陽城與荊山餘脈萬山北臨一段東西向，長約一百餘里的漢水。盆地中部為海拔 80－120米的沖積平原，內有唐河、白河、丹江等主要河流，縱貫中部，南入漢水。周邊的山脈恰好把這塊地方給圍了起來，從而形成了盆地。但細看南陽盆地，雖四面環山，但南界襄陽附近的荊山餘脈萬山和大洪山之間卻有一個缺口隔漢水與江漢平原相連，自古稱為“南襄隘道”，是南北交通孔道之一。春秋戰國時就開通的伊闕道就是洛陽南下宛、襄到達江漢地區的重要通道。另外，由長安經武關到宛城的秦楚驛道也是向南透過南襄隘道到達江漢平原的。所以，“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其實指的就是南襄隘道這一段。

　　

　　 南陽盆地象是關中、漢中、中原與江漢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以盆地腹地為中心，向西沿漢水乾流上溯，可以進入漢中地區；西北入武關可進入關中；由襄陽下漢水則可進入兩湖地區；由淅川河谷上溯可人伊洛河谷；其北、東面山地罅漏甚多，由三鴉路和魯陽關可以進入中原腹地。對於南陽的這種地理形勢，李綱曾有很好的論述。他說：“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李綱所論是著眼於南宋抗金作戰的形勢所需，但對南陽盆地的地理形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位置關係透析甚深。

　　

　　 南陽郡初設時，漢水北為鄧縣（轄境約相當於今襄陽縣漢水北部分），屬南陽郡。漢水南為邔縣，後又在其西北設立了伊廬縣，西漢時改名中廬縣（轄境約相當於今南漳縣北部和襄陽縣漢水南部分），又新設襄陽縣，屬南郡。西邊為房陵縣（轄境約相當於今保康縣、房縣）屬漢中郡。

　　

　　 漢水自武當縣進入南陽郡後，到今均縣匯入丹水，轉而沿武當山東側的平原地區向南偏東的方向經酇、陰、筑陽、山都到今谷城縣茨河鎮，在此遇到荊山山脈後折而向東，緊貼荊山餘脈萬山北側經襄陽城北，繞峴山，匯入淯水（今白河），又遇大洪山的餘脈，再折而向南，穿南襄隘道經邔、宜城等縣匯入江水（長江）。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東西走向的漢水只有茨河至東津的這段漢水，“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指的就是這裡，荊山與大巴山兩大山脈之間的南襄隘道的天然分界除漢水無他。南郡初設時並無襄陽縣，但由於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特設北津戍，西漢時才設襄陽縣，目的就是為了卡住南襄隘道，其軍事意義遠大於政治和經濟意義。

　　

　　 其實，此時的襄陽縣是“無北”的，襄陽城緊臨漢水，漢水北為樊城，屬南陽郡鄧縣。其西界到何處，史料無記載，僅“襄陽有阿頭山”一則記載見於《後漢書》，直到三國時期，史書均沒有隆中的記載。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去求證“隆中屬南陽郡鄧縣”皆無稽之談。這個時期我們只能相信正史中“漢江之北為南陽，漢江之南為南郡者”的記載。這種狀況直到東漢末年均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對此，東吳重臣魯肅曾對孫權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諸葛亮在《草廬對》中也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這些話，一方面說明了荊襄地勢險要，另一方面“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北據漢沔”的描述也間接證明荊襄的北界的確是這一段東西向的漢水。

　　　　對此，“襄陽說”的學者大多不以為然，其中有位很著名的潘正賢先生就反覆說：“這都是對兩郡分界線大的總的走向講的。而兩郡具體地方出現互相交錯的情況則是小的例外，這種小的例外並不影響兩郡大的總的邊界走向。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南陽郡和南郡以漢水為分界線就是西起武當、東到隨縣這段數百里漢水而言，並非“南陽說” 論者所特指的自山都到襄陽這段一百多里的漢水而言。他們硬要這樣說的目的，就是要把武當、筑陽兩縣在漢水以南說成在漢水以西，把隆中說成在漢水以南屬南郡的襄陽，不屬南陽郡的鄧縣，而將隆中排除在南陽郡鄧縣之外，以達到他們把諸葛亮躬耕地拉向漢水以北，直至拉向南陽郡郡治宛縣的目的。”

　　

　　 首先，潘先生上述觀點有多處明顯的常識性錯誤，一，“南陽郡和南郡以漢水為分界就是西起武當、東到隨縣這段數百里漢水而言”，謬也。武當至筑陽四縣離南郡遠著呢，均不與南郡相鄰，而是與漢中郡的楊、武陵、房陵縣相鄰，與兩郡分界無關。二，“兩郡具體地方出現（跨江）互相交錯的情況則是小的例外”，亦謬也。武當至隨縣數百里的漢水兩岸，除茨河至東津這百餘里外，其他各縣都是跨江設定的，絕不是小的例外。從武當至山都段的漢水全在南陽郡境內，漢水西距漢中郡的交界處都有百里之遙。而自襄陽東津以下流經邔、宜城、鄀3縣的漢水則全在南郡境內，東距南陽郡和江夏郡的交界處也在百里上下。這兩段漢水根本不存在南陽郡和南郡的分界問題，是兩郡的內河而不是界河。三，“就是要把武當、筑陽兩縣在漢水以南說成在漢水以西，把隆中說成在漢水以南屬南郡的襄陽”亦大謬。看看《水經注》對這段漢水走向的描述吧：“又曲東南，過武當縣東北，……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又南過谷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又南過筑陽縣東，……又東過山都縣東北，……又東過襄陽縣北，……又從（襄陽）縣東屈西南，……又東過中廬縣東，……又南過邔縣東北，……又南過宜城縣東。”在酈道元的眼裡，除山都至中廬使用的是“東過”外，其他兩段漢水用了兩個“東南”，五個“南過”，我們就不明白了，同樣是辨別方位，潘先生和酈道元的差距咋就這麼大呢？所以，南陽郡和南郡的分界只有今茨河（或山都故城，在今襄陽縣太平店鎮）至東津這段東西走向的漢水，別無他處。

　　

　　 南陽郡的北、東轄境由於不涉及本文議題，不議。從衛星地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襄陽說”所論及的武當、筑陽兩縣均在南陽郡的西界，這段漢水為南北走向（準確的說是西北北至東南南走向），而且西（南）岸均有寬闊的山前沖積平原，隔江與南陽盆地連成一片，向西翻越海拔1000米以上的大巴山、武當山的崇山峻嶺與以漢中盆地為中心設定的漢中郡相連，大巴山、武當山是兩郡的界山，這段漢水則全部是在南陽郡內的內河。從北到南的武當、酇、陰、筑陽、山都5縣均跨江而置，其縣城均在江邊，其中三縣縣治在漢水東（或東北），二縣縣治在漢水西（或西南），五縣轄境均在南陽郡設郡之初已確定。試想，此五縣的漢水西部如不劃歸向東一馬平川的南陽郡管轄，而讓漢中郡翻山越嶺去轄武當山東這一小塊山前平原，這可能嗎？重申一下，武當、筑陽的西界是漢中郡，不是南郡！武當至山都的漢水走向是南北（或西北東南）！所以，拿這樣的例子來否定“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的分界原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漢水自襄陽東津觸大洪山折而南下後，這段漢水基本走向是正南偏東一點兒。南郡境內的邔、宜城、鄀3縣也是臨江治縣，跨江而設，三縣東隔大洪山、綠林山主脊與南陽郡的蔡陽、春陵、隨三縣相鄰，這段漢水同樣也是南郡的內河。

　　

　　 所以，從武當到鄀縣，南陽郡、南郡漢水兩岸共有十縣，其中八縣轄區跨江而設，按“襄陽說”的觀點，鄧縣和襄陽也是跨江而設，那上述十縣就是百分之百的跨江而設，這樣，古代眾多史學家“漢水之北為南陽，漢水之南為南郡者是也” 的記載豈不都是白日夢話？反過來講，如果我們不相信當時正史記載的兩郡以漢水為界僅指茨河至東津這東西向的百餘里，僅指南襄隘道這一段，而是因為武當、筑陽在漢水西（或者就算漢水南），而推論鄧縣就一定可以跨漢水而轄隆中，豈不更是弱智？這就如同我們在爭論紅棗酸不酸的問題時，辯論對手卻舉例說，“葡萄是酸的，那紅棗為什麼不能是酸的”一樣“八卦”了吧。

　　二、隆中屬鄧縣的觀點存在著諸多不合理性，無法成立。

　　

　　 為進一步完善隆中屬江北鄧縣所轄，鄧縣屬南陽郡，南陽郡就是南陽，諸葛亮所說的“躬耕於南陽”的“南陽”就是隆中這樣一個大圈子，“襄陽說”精心為其繪製了一幅專為隆中圈進南陽郡的地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譚其驤先生主編的的《中國歷史地圖集》。

　　

　　 譚其驤先生是當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前輩和開創者，是一位受人尊重的、著名的史學家。我曾聽過老先生的講課，所以，譚先生也是我的老師，他所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是我的案頭必備工具書。但尊重歸尊重，尊重並不意味著對權威懷疑的排斥。清代史學家錢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已》自序中就說：“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暇，益以見其美。拾遺規過，匪為齮齕前人，實為開導後學。”所以，我在這裡懷疑譚先生的觀點，並非是對譚先生的不尊重，用科學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方法去懷疑權威，才是對前輩最大的尊重，社會才能不斷前進。

　　

　　 秦漢鄧縣縣治在樊城東北二十餘里，《中國歷史地圖集》1975年版在界定南陽郡南部轄境時均是以漢水為界的，這與歷史記載相同，無疑是正確的。但1982年第二版時，秦、西漢同前版，兩郡仍以這段東西向的漢水為界，但到了東漢時期，卻莫名其妙地將南陽郡的轄境向漢水南伸出了一塊，也就是鄧縣的轄境向西越過樊城，在萬山西過漢水，緊貼阿頭山向南繞了一圈，向西又向北劃回漢水。三國部分仍是這種劃分，只是將緊貼襄陽的阿頭山去掉，加上了隆中之名，並將西北的南陽郡山都縣劃入新設立的襄陽郡。這樣，江北的鄧縣就像一個歪著身子的人，向西，要扛著由西北壓過來的山都縣，向南，則要伸出了一條長腿，夠得著隆中，顯得十分別扭。當然，筆者所說的彆扭並非完全是視覺上的，在史料考證上同樣十分別扭，存在著諸多的不合理性。

　　

　　 首先，譚先生這次改動沒有舉出任何史料為西漢至東漢這段分界的變化作證。三國以前的史書均認定漢水為此段兩郡天然分界，從《中國歷史地圖集》秦、西漢兩郡劃界來看，譚先生顯然也是同意這種劃分的。至於東漢時期鄧縣是否有跨江而治的變化，因史書均無記載，誰也不能妄下結論。加上漢承秦制，西漢南陽郡統縣三十六，東漢南陽郡統縣三十七，西漢南郡統縣十八，東漢南郡統縣十七（見《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基本沒有什麼變化，尤其是南陽郡鄧縣和南郡襄陽縣沒有任何史料記載的變化。

　　

　　 所以，說今隆中這一小塊地方在東漢時屬漢水北的南陽郡在西晉以前的史料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東漢以後，《三國志》無地理志，而此後的《晉書?地理志》則進一步明確表示，“及秦，取楚鄢郢為南郡，又取巫中地為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對這些問題和正史中的史料，譚先生未做任何辨析，他所依據的就是此後東晉習鑿齒的隆中屬南陽郡鄧縣的說法，這些說法目前尚未從漢晉之際的正史中找到根據且與正史矛盾，故這樣簡單採取棄正史而取野史的手法，是不可取的。

　　

　　 後人在評價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異《二十二史剳記》的考異特點時就指出：他“多就正史紀、傳、表、志中參互校勘，其抵忤處，自見輒摘出”，即限定以正史作內校或外校，不取野史校正史，因為“間有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者，又不敢遽詫為得間之奇。蓋一代修史時，此等記載無不搜人史局，其所棄不取者，必有難以徵信之處。今或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當然，我在這裡並非說野史《漢晉春秋》一無可取，正史也不是必須全信。但在稗乘脞說與正史歧互時，不進行認真的分析，不舉出詳實的史料，就“反據以駁正史之訛，不免貽譏有識”。

　　

　　 更何況習鑿齒自己還有《襄陽記》有“秦兼天下，自漢（水）以北為南陽郡，自漢（水）以南為南郡”這樣自相矛盾的記載。所以，不解決這些矛盾，不拿出令人信服的以駁正史之訛的史料就輕易地寫入《中國歷史地圖集》，未免有些草率，這對歷史是不負責任的。

　　

　　　　其次，《中國歷史地圖集》東漢部分襄陽縣西與鄧縣交界處標註了阿頭山的地名。在《後漢書》郡國四中載,“襄陽有阿頭山”。這是關於襄陽最早的記載了，這一記載遠遠早於隆中山，所以說阿頭山必定是襄陽的第一山或者說它是襄陽的代稱和象徵，它與襄陽的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及地理定位密不可分。

　　

　　 阿頭山究竟在何處？一說在萬山西。清乾隆《襄陽府志》卷四山川部分載：“阿頭山，縣西九里。下有曲隈。傳為鄭交甫遇遊女處。按：是山在萬山西，而接壤曲隈，居兩山之間。”該部分提到解佩渚時說，“解佩渚：在萬山阿頭山兩山下之曲隈。相傳為鄭交甫遇神女解佩處。”另外，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也說“縣西九里有萬山，父老傳雲甫所見遊女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曲隈與解佩渚為春秋時鄭國大夫鄭交甫出使楚國時在萬山遇漢水二神女處，它是襄陽乃至華夏文化史上最早而又最具文化意義和浪漫色彩的人文景點，距今有2500多年的歷史。

　　

　　 據《襄樊日報》刊登的邵繼雲先生“實地察看萬山以西地形，從萬山西北漢水邊（原漢水故道）向南延伸，與以西1000多米的千山（現襄樊職業技術學院辦公樓位置）向東緩延下降至現襄隆景觀大道經過的平坦區域，正好形成一個南北走向的長達1000多米、寬約500米的U形地帶，極具山水曲隈或‘漢皋之曲’的地理特徵。”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出，阿頭山、曲隈、解佩渚均應該在萬山西。如鄧縣和襄陽以萬山為界的話，應是以山脊和柳子關為界，如此則萬山西包括曲隈、解佩渚在內的諸多名勝就應屬南陽郡鄧縣。但《襄陽耆舊傳》對萬山的記載可謂詳盡，連有關萬山的一些民間傳說都畢載在卷，卻隻字未提到萬山為南陽郡與南郡的分界線之事，而是一股腦地將這些名勝統統收入襄陽縣內，包括“襄陽有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曰葛井”這樣明確將隆中列入襄陽縣的記載。

　　

　　 由此看來，《襄陽耆舊傳》是認定包括隆中在內的萬山所有名勝均屬襄陽縣的，這些記載與《漢晉春秋》自相矛盾。另外一說則認為阿頭山即萬山，《後漢書?岑彭傳》載：“彭乃潛兵度沔，擊其將張揚於阿頭山，大破之。”許多襄樊學者認為此役之阿頭山即今之萬山。《襄樊地名與名勝叢書》一書中《阿頭山地理位置》也認定，“阿頭山是萬山向東延伸的一小丘。至此，阿頭山如果就是萬山，則阿頭山就是界山，屬襄陽、鄧縣共有，與“襄陽有阿頭山”矛盾。阿頭山如以西邊山谷為界，全屬襄陽，則萬山西南半山腰的隆中就屬襄陽。

　　

　　 阿頭山如在萬山西，則阿頭山就不屬襄陽，與“襄陽有阿頭山”矛盾。所以，無論怎麼理解，阿頭山的存在均與“襄陽說”現在的所有觀點矛盾。所以，阿頭山的問題不解決，隆中屬鄧縣的問題就不能成立。（另外，有後世史書記載阿頭山是襄陽城南的虎頭山，因虎頭山太小，與襄陽第一名山的地位相距甚遠，故多被人忽略。）

　　

　　 第三，《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版三國部分加上了隆中地名，在標註鄧縣漢水南轄境切過阿頭山（三國部分無阿頭山地名）後，貼中廬縣北側向西，繞過隆中後又向北回到漢水。這一點上又存在許多不合理性。隆中的地名出現於晉以後，在三國時期標註“隆中”於史無據。

　　

　　 另外，今襄樊地區西周時就分封有鄧、谷、羅、隨、唐、厲、盧戎等國。春秋戰國時期，楚按上述諸國設定縣、邑，見史載者有隨縣、鄧縣和鄀、酇、盧等邑，這一地區漢水南岸包括今襄陽縣南部和南漳縣北部就是古廬戎的地盤，襄陽縣漢水北岸東部為古鄧國，西部為谷國。秦設縣時沿襲了這些區域劃分。今隆中地區當時應屬在古廬戎國基礎上設定的中廬縣。那麼，中廬故城在哪裡呢？《南漳縣民間文化遺產搶救保護和開發工作實施方案》認為：古盧戎國文化遺址，主要集中在縣東北部，即九集鎮丁集與襄陽區交界處，亦說古縣城就在舊縣鋪一帶，古盧戎國（古代亦稱“廬戎國”）原為春秋時代小國，後被楚國兼併，民國版《南漳縣誌》載，在“今襄陽府南漳縣五十里中廬故城池”。

　　

　　 另說在今隆中西北的泥咀鎮一帶，當代歷史地理學家石泉的《古代荊楚地理新探》一書中說：“漢魏六朝的中廬縣既不在今南漳縣的東北，也不在今襄樊市之南或西南，而當在今襄樊市西30裡泥咀鎮西的翟家埡子附近。”但不論在何處，鄧縣漢水南的這條邊界都幾乎是貼著中廬故城的邊緣透過的。

　　

　　 這樣看來，豈止“襄陽無西”?就連中廬也是“無北”或“無東”了。西漢以後這一地區除了東漢岑彭擊張揚外沒有發生過什麼大事，為什麼到了東漢非要越過漢水在襄陽、中廬這個夾縫中劃一塊傳統的古廬戎國的土地歸漢水北傳統的古鄧國的南陽郡鄧縣呢？至今“襄陽說”沒有任何一位學者列舉出政治、軍事、經濟上的任何史料來說明這種變化的來源和依據。

　　

　　 從行政管理上講，歸鄧縣遠不如歸襄陽或中廬方便，隆中北臨古秦巴大道，向西過柳子關到襄陽二十里，向南到丁集、向北到泥咀鎮的中廬故城都只有十幾裡的路程，比襄陽還近。而到鄧城，則需要從隆中沿山谷向北10裡，渡漢水東行到樊城，再東北行二十二里方能到達。況且這條線路當時是大路還是小道？是否有渡口？船多還是船少？均不得而知。但總歸不如走秦巴大道轉襄、樊渡口方便。從軍事戰略上講，襄陽為鎮守南襄通道的軍事重鎮，原為北津戍，　《漢晉春秋》在論述襄陽附近的漢水防禦時引用兵書雲：“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眾之要，不可不審”。故司馬懿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魏明帝亦言：“地有所必爭矣”。曹操也說：“蓋襄陽失，則沔漢以北危”。當操之失南郡而歸也，周瑜說權曰：“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

　　

　　 諸葛亮在《草廬對》中也說：“荊州（襄陽）北據漢沔”。《漢晉春秋》載袁淮言於曹爽曰：吳楚之民，不足與中國（中原）相抗。“然自上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州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不用多說了，在這樣的軍事重鎮旁邊劃一塊地區給江北南陽郡，使北津戍“襄陽無西”，不能對這枕邊之地進行及時、有效、直接的管理，一旦有事，按現代的行政管理體制，需上報南郡，南郡報荊州，荊州核實後通知南陽郡，南陽郡傳令鄧縣，鄧縣再派人渡漢水與襄陽縣協調執行，這合理嗎？如何以“江漢為池”？怎麼去”“北據漢沔”？

　　

　　 當然，這種情形是我的猜測，東漢時期是否這麼麻煩不得而知，但總歸不是那麼容易吧。最後，從經濟利益來看，隆中無豐腴之土地，無鹽鐵之利益，無屯糧之國庫，那麼，為何非要改變周之傳統的屬地範圍和秦設兩郡之原則，將隆中這塊彈丸之地劃歸漢水北的鄧縣呢？東晉的習鑿齒和後世的“襄陽說”的學者都沒有進行過認真的研究，都沒有告訴我們任何答案。

　　

　　 第四，隆中東距襄陽邊界10裡，西北距中廬故城15裡，再西北過漢水距山都縣故城（今襄陽縣太平店鎮）50裡。隆中這一塊地方的西界是何縣也不得而知，按一般的推測應是中廬縣。但是，按“襄陽說”的說法，襄陽距隆中20裡就“無西”了，那中廬故城如在丁集，距隆中也就是20餘里，那中廬縣就是“無北”了，按石泉先生認定的中廬故城在泥咀鎮西，才15裡，那中廬縣就是“無東”了。為了讓隆中屬南陽郡鄧縣，弄得一圈縣城都“無西”、“無北”、“無東”，所以，將今隆中地區設定為漢水北鄧縣屬地在許多問題上都是無法解釋的。

　　

　　 另外，“襄陽說”學者豐曉流先生在《諸葛亮躬耕地屬新議》一文中對諸葛亮躬耕地鄧縣說也進行了反駁。他說：《水經注》為何不提鄧縣與隆中之聯絡，卻把鄧縣寫入漢水支流淯水中：“鄧，秦縣。淯水右會濁水，流經鄧縣故城南。經查證，習說除隆中確實外，“鄧縣”、“襄陽城西二十里”與歷史實際不符。其一，在戰國時，山都屬谷國，《漢志》：於筑陽縣下；《水經注》：於谷城縣下，皆為古谷伯國（《沿革》）。鄧為古鄧國，位鄾、樊兩古國東北，其領地未達“谷城縣下”，不可能跳過兩古國，在谷城縣下割一塊為己屬。其次，從縣城變更情況看：《晉志》載：“晉初析置鄧城、鄾二縣，與中廬、襄陽、山都並屬南陽郡。以鄧縣屬義陽郡。”連郡治都不在一起，何談隆中鄧屬？惠帝時（公元290-306年），山都改屬新野郡，後還屬襄陽郡，縣境無變化。（《沿革》）此情況在習一生中無變化。此後相當長時期，雖朝代在變，縣的歸屬地也在變，但看不出鄧縣在變化中曾治有山都縣之隆中。……《漢晉春秋》中的鄧縣說，被引用的不少，但少有實際意義。……倒是山都縣“東北與鄧相接”，襄陽縣“東北割鄧”，都是以沔水為界定的，較符合當時實際。

　　

　　 據此，鄧縣說難以成立。在這裡，對朱先生的隆中不屬鄧縣的觀點筆者認為有些道理，但對隆中屬山都說的結論卻不贊同，其一，隆中屬山都更無任何史料依據；其二，山都如轄隆中，則漢水南岸四之有三都屬南陽郡了，“水之南為南郡，水之北為南陽郡”豈不成了一句廢話？當然，這是另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本文不議。我在這裡只是說，連“襄陽說”的學者都對隆中屬鄧縣的說法提出了懷疑，有不同看法，可見，《中國歷史地圖集》這樣一部嚴肅的歷史鉅著，在面對自己前後不一，社會存在廣泛質疑，史料來源單一且與正史矛盾的前提下，作出這樣的改動是草率的。從證據學的角度來講，單一證據不能成立，尤其是在證據矛盾的前提下，沒有大量的旁證去交叉釐清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在史籍中，隆中能被稱為“南陽”嗎？南陽是諸葛亮的“郡望”嗎？

　　

　　 “襄陽說”極力將隆中列入漢水北岸的南陽郡鄧縣，其目的還是為了與諸葛亮的“躬耕南陽”劃上等號。且看“襄陽說”學者潘正賢先生研究“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後所得出的的四個“意涵”吧：“1、（諸葛亮）以郡望稱籍貫，意指南陽郡鄧縣隆中；2、意指隆中在漢水以南又屬南陽郡鄧縣管轄；3、意指十年中諸葛亮一直在隆中躬耕，未到其他任何地方躬耕；4、意指諸葛亮在隆中既是躬耕又是隱居。‘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的第一個意涵，早已成為中國史學界的共識，其它三個意涵，是我在苦心研究諸葛亮躬耕地其他大量史料和學習中國史學界史學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明確提出的。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四個意涵的整體提出，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諸葛亮躬耕地的歸屬問題在諸葛亮這條最原始、最可靠的史料裡就已經解決。如果把這條史料和構成鎖鏈的其他大量信史史料緊密結合，融為一體，形成體系的話，那它就是掌握在“襄陽說”手中用以徹底否定“南陽說”，破解‘南陽說’為‘襄陽說’設定的‘令人頭痛的麻煩”的最強大、最有力、最銳利、最可靠的武器。’”他論述南陽郡、南郡分界時還說：“南陽說”者說南陽郡與南郡在山都至襄陽一段是以漢水為分界線，漢水以北為南陽郡，漢水以南為南郡，隆中又在漢水以南，那諸葛亮就應該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郡’，而不應該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了。

　　

　　 但是，諸葛亮為什麼卻偏要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呢？這沒有別的解釋，只能說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漢水以南，南陽郡鄧縣的這一小塊地方是跨過了漢水的”。

　　

　　 面對潘先生這樣先入為主的、想當然的、近乎於夢囈、意淫式的、令人瞠目的結論，我輩只能“結舌”了，真不知說什麼好，網路上常用的一個字就是“暈”。潘先生的精神，我們十分佩服，但其治學方法和學術態度卻不敢恭維。前文講過，西晉之前，沒有一條史料可以證明南郡之襄陽縣不轄隆中，也沒有一條史料可以證明南陽郡之鄧縣轄隆中。東晉時，也就是諸葛亮走出草廬110年以後，突然出現了習鑿齒的“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西二十里，號曰隆中”的記載。

　　

　　 對這個與正史和其他史料相矛盾的說法，習鑿齒及此後主張“隆中說”的先生們沒有一個能舉出有力證據進行交叉和補充說明，故“南陽說”質疑其真實性是必然的。而潘先生的的研究方法就是先將這則有爭議的史料作為“沒有別的解釋”的“隆中就是南陽”、“諸葛亮躬耕南陽就是躬耕隆中”的結論，而後在論述過程中不管史料是否矛盾、論據是否成立，最後一定會形成“最強大、最有力、最銳利、最可靠的武器”，得出“南陽就是隆中”這樣最絕對的結論來，並以對方懷疑的“證據”向對方懷疑的觀點討伐問罪，這算哪門子學術規矩？

　　

　　

　　 其實，“襄陽說”學者中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止潘先生一個，教科書事件中，一些精英們對“躬耕南陽”的註釋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如：“南陽，郡名。在現在的湖北襄樊一帶”。“南陽，地名。諸葛亮隱居的隆中，在東漢時屬南陽郡”。很顯然，這些註釋的本意就是告訴學生，諸葛亮所說的“南陽”就是隆中。現在，第一條註釋已經成了學術界的一個笑柄，但修改後的第二條註釋，同樣令人不知所云。

　　

　　 試問，就算隆中屬於南陽郡，隆中就是“南陽”了嗎？別說隆中這樣的小地方，就是南陽郡所屬的幾十個縣，除了宛城，哪一個歷史上被稱為過“南陽”？這就如同我們在爭論劉禪不同於劉備時，有人在劉備後註釋：“劉備，蜀漢皇帝。三國時劉禪是劉備的兒子”一樣可笑。試問，是劉備的兒子就是劉備了嗎？顯然不是！那麼，就算隆中屬於南陽郡就是南陽了嗎？顯然也不是！

　　

　　 對此，“襄陽說”的學者為使隆中與南陽劃上等號，多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郡望”習俗來解釋這一論點。除了潘先生研究“躬耕南陽”所得出的第一個“意涵”外，“襄陽說”的學者劉逸明先生也說：在東漢和三國時期，南陽是郡名，其涵蓋的範圍遠不止今天的河南南陽地區，就連湖北襄樊地區也都屬於南陽。現在的南陽在當時只是一個小縣，名為宛縣。在當時，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王公貴族，在介紹自己的出生地時，往往喜歡習慣性地使用郡名，諸葛亮自然也不例外。諸葛亮在向後主劉禪所寫的《出師表》中，“躬耕於南陽”的表述並無差錯，只是，現在很多人不懂裝懂，非要認為那個南陽就等於今天這個南陽。　

　　

　　“郡望”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郡中望族的意思。即“某郡顯貴世族為標明家族身份而用的稱號，意即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如隴西李氏、彭城劉氏、南陽鄧氏、陳郡謝氏、汝南袁氏、博陵崔氏、潁川陳氏、河東裴氏、扶風蘇氏、京兆杜氏、東海王氏等。在這裡，郡望至少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世居某郡，其二是顯赫家族。

　　

　　 舉南陽鄧姓為例，南陽鄧姓始祖鄧況西漢由楚地遷至新野縣，世代務農，人丁興旺，逐漸發展成為當地大族。東漢初年，族人鄧晨、鄧禹因助劉秀復興漢室有功，一躍成為南陽顯貴。鄧晨被封西華侯，鄧禹則名列雲臺二十八宿之首，其後代子孫眾多，繁衍興旺，史稱“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勝數”。

　　

　　 由此可見，諸葛亮“躬耕南陽”中的“南陽”根本不是其郡望，而是其躬耕時的居住地。諸葛亮家族世居琅琊陽都（今山東臨沂市沂南縣），先祖諸葛豐曾在西漢元帝時做過司隸校尉，諸葛亮父親諸葛圭東漢末年做過泰山郡丞；諸葛亮3歲母親章氏病逝，諸葛亮8歲喪父，與弟弟諸葛均一起跟隨由袁術任命為豫章太守的叔父諸葛玄到豫章赴任，東漢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諸葛玄職務，諸葛玄就去投奔荊州牧劉表，後諸葛玄去世，諸葛亮其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三顧茅廬之後，隨劉備征戰，晚年居西蜀。這裡，諸葛亮不僅在“苟全性命於亂世”的南陽不是望族，而且諸葛姓在祖地琅琊郡也不是望族。另外，諸葛亮一生在陽都、襄陽、南陽、西蜀均住過很長時間，在哪裡都談不上世居，怎麼到了“襄陽說”學者的嘴裡，偏偏“南陽”就成了諸葛亮的“郡望”了？

　　

　　 再者，漢晉時期人們介紹其籍貫和出生地時，絕大多數是詳細到縣甚至縣以下的地名的。先看《後漢書》第一頁：“世祖光武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再看《三國志》第一頁：“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續看《晉書》第一頁：“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而再後的《宋書》第一頁：“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名寄奴，彭城縣綏興里人。”不用多看了，魏晉南北朝的史書都是這麼記的。不僅記到縣，有的還詳細到縣城的里弄。哪裡有“習慣性地使用郡名”之舉呢？

　　

　　 當然，我們不否認史書中也有以籍貫和人名聯在一起稱呼的，如“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但這都是籍貫和人名在日常生活中成為一體的時候才會這麼稱呼，籍貫在這裡成了他們名字的一部分，如同我們後世叫袁世凱為“袁項城”、黎元洪為“黎黃陂”一樣。這種稱呼和居住地無關，和諸葛亮的“躬耕南陽”根本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講，就算諸葛亮身在隆中卻說“躬耕南陽”是“郡望”習俗所致，是“習慣性地使用郡名”，那麼，這種習俗一定是一種常態的，廣泛應用於社會各個階層的。那麼，和諸葛亮相對應的襄陽的那麼多親朋好友，有誰“習慣性”地說過他們住在“南郡”？有誰用“南郡”代替了他們居住的“襄陽”、“峴山”、“白沙洲”、“水鏡莊”、“檀溪”、“沔南”這些具體的地名呢？別說隆中了，樊城與襄陽隔江對峙，東漢時樊城又的確屬南陽郡鄧縣，但有那本史書裡將樊城稱為過“南陽”？如果都沒有，那麼，究竟是誰“不懂裝懂”？非要認為那個“南陽”就等於今天這個隆中？

　　

　　 結論：

　　 綜上所述，隆中屬南陽郡鄧縣之說在現實的解讀中的確有很多的不合理性；

　　 武當至隨縣數百里的漢水，除茨河至東津這百餘里是南陽郡、南郡的界河外，武當至山都諸縣均西與漢中郡交界，這段漢水是南陽郡的內河，襄陽（東津）至鄀縣段漢水則是南郡的內河，這兩段漢水均與南陽郡、南郡交界問題無關；

　　

　　 習鑿齒的隆中屬鄧縣說只是一個“孤證”，沒有任何史料能支援這一說法，與正史的矛盾無法解釋；“襄陽說”所列舉的“郡望說”、“武當、筑陽沔南說”與此論證南轅北轍。

　　

　　 另外，就現有的史料來看，隆中不論是否屬於南陽郡都不可能被史學家或諸葛亮稱為“南陽”。我們真不明白，如果此說成立，在這麼一個奇怪的地方，諸葛亮為何不提“南陽鄧縣”、“鄧縣隆中”或“襄陽城西二十里”？而非要提“躬耕於南陽”？假設諸葛亮當時在南陽郡某個小角落裡屯兵，卻飛馬快報劉備，“速來南陽會合”，如此，不僅後世會一頭霧水，就是劉備當時能找得到嗎？

　　

　　 面對“南陽”的解讀，有位名為東湖更東網友講得很有意思，特錄於後：

　　

　　 “襄陽說”者有個極其奇怪的現象：一說到臥龍崗，他們就說那是宛，不是南陽；可一說到隆中，就說那不是襄陽，是南陽。宛自古就是南陽的首府，也是南陽的簡稱，宛曾是南陽的郡治、府治的所在地。

臥龍崗就在宛城西邊七里，可是不能算是南陽；隆中隔漢水離南陽二百六十里，卻能算是南陽。

隆中離襄陽二十里也不能算是襄陽。這種“襄陽說”的道理能說得通嗎？合乎邏輯嗎？宛就不是南陽嗎？隆中就是南陽嗎？南陽就是指隆中嗎？奇了怪啦！荒唐可笑！

　　

　　 所以，面對這些質疑，《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者們的確應該認真對待，廣泛徵求各種不同的意見，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據，以免留下歷史遺憾。

　　

　　

　　

一、《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南都賦》明確告訴我們，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前，南陽郡、南郡以漢江為界——漢江以北的南陽郡管轄不了漢江以南的阿頭山。

《後漢書—郡國四》“襄陽有阿頭山”，東晉習鑿齒把此“號曰”為“隆中”，並說屬“南陽郡鄧縣”管轄。

習鑿齒這話很不靠譜。

1、據《三國志》、《晉書》記載，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漢置襄陽郡，南陽郡南部的鄧縣、樊城、山都被劃入襄陽郡，馬謖由南郡宜城人變成襄陽郡宜城人，劉備委任關羽為襄陽郡太守。

蜀漢建興五年（227年），諸葛亮做《出師表》時，把【襄陽郡之鄧縣】寫成【南陽】——真是可笑！

2、據《晉書》記載，西晉統一全國後，分南陽郡南部置義陽郡，並改南陽郡為南陽國，鄧縣屬義陽郡，鄧城屬襄陽郡。

陳壽著《三國志》、習鑿齒著《漢晉春秋》時，“南陽（國）”如何跨越義陽郡、襄陽郡、漢江、管轄“隆中”？？

3、另外，東漢建安十三年（208年）前的鄧縣在漢江以北，《三國志—孫堅傳》記載的很清楚——初平三年（192年） “（袁）術使（孫）堅徵荊州，擊劉表。（劉）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孫）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黃）祖軍士所射殺”。

因此，“隆中”屬南陽郡、南陽郡鄧縣，就是個天大的笑話。“襄陽說”專家就是不看《後漢書》、就是不看《三國志》，甚至不看諸葛亮的《出師表》。

二、習鑿齒造假可恥

1、東晉習鑿齒用“號曰”把西晉《蜀記》中的“沔之陽（漢江以北）”之“隆山”、“隆中”轉移到“沔之陰（漢江以南）”——說明，習鑿齒的“隆中”名不正言不順。

2、習鑿齒的“亮家”當理解為“亮故居”，談到故居。就要用現實的行政區劃，故東晉南陽（國）不會跨越義陽郡、襄陽郡、漢江、管轄“隆中”。

其實，諸葛亮的“家”在成都，這裡被篡改為襄陽。諸葛亮在《答李嚴書》中說“臣家成都”。

3、習鑿齒在《漢晉春秋》說“秦兼天下，自漢以北是南陽，自漢以南是南郡”——直接否定漢江以南其“號曰”的“隆中”。

4、習鑿齒在《襄陽記》說“襄陽有孔明故宅”，直接否定其在《漢晉春秋》說的“南陽鄧縣之隆中”

我想問湖北襄陽專家，習鑿齒為何不說【亮躬耕於……乃隆中也】？

三、《出師表》說“南陽郡”了？？你習鑿齒說的“南陽城南九十里……”如何解釋？部分人直接說“躬耕於南陽郡”是直接篡改歷史。

即便是南陽郡，那和襄陽郡、南郡、襄陽縣有啥關係？更和1800年後的襄陽有啥關係？

更有專家說“南陽，郡名，今（2003年）湖北襄樊襄陽一帶”（2003年人教版教材）。

四、所以說現在不是諸葛亮躬耕於哪裡的問題。而是諸葛亮錯了沒有，是躬耕於“南陽”，還是躬耕於“襄陽（縣）”的問題。

即便諸葛亮躬耕於南陽郡鄧縣，湖北襄陽磚家也要篡改為“南郡襄陽縣”！！因為諸葛亮無論在“南陽”什麼地方躬耕，都和襄陽縣無關。

我曾經在另一個問他裡提到石小生的文章，過於離奇，算不上學術文章，沒有論述。沒想到看到了這樣的問題。

其中有一人的回答裡全文引用了石小生的文章，大家仔細看看原文：

“從衛星地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如果我們不相信當時正史記載的兩郡以漢水為界僅指茨河至東津這東西向的百餘里，僅指南襄隘道這一段，……豈不更是弱智？”

石小生先生從衛星地圖上看到了現在的漢江，就推翻了古代的眾多解釋。把南郡與南陽郡的界線描述，僅僅適用於某一小段，別的段就可以不適用，真是隨心所欲，法律皆從我手出。

我們討論的是古代歷史，古人對漢江的描述很清楚。我們看看水經注卷二十八：又東南過酇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臨沔水，；沔水又東為漆灘，沔南有固城，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 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

在古人眼中，從贊陽縣治故城到隆中，一直是向東流的，這段區域大部分割槽南陽郡管轄。

大家看圖，自然界的河流，並非向正東流去，大體上就是向東流，圖上圈紅的位置，就是水經注描述向東流的區域，也大部分是歸南陽郡管轄的。石小生先生看看衛星地圖，就把隆中段排除在南陽郡的範圍，完全是出身他自身的需要。

假如有人請他寫山都屬於南郡的文章，他看看衛星地圖，也是寫得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