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現代社會的一個朝代，雖然它周圍強敵林立，北有大遼、西有土蕃、南有越南、西北有西夏，皆不能戰而滅之，一統天下，但是它卻在經濟文化領域開疆拓土，重視商業，實行文官政治，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富有的一個封建王朝，人口是唐朝的2倍，財政最高時達唐朝的4倍。那麼，這樣一個經濟文化一流，底蘊深厚的大宋帝國，為什麼忽然就能被一個剛成立不久的金國給滅亡了？這主要包括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軍隊經商。

我們常說“落後就要捱打”，可是宋朝不僅並不落後，他的經濟文化水平比遼、金、西夏乃至後來的蒙古遠為強大，卻為什麼老是軍旅不振，被對方吊打呢？這是因為宋朝長期奉行的是“花錢買和平”的政策。靠給對方送“歲幣”來換取自身的平安。比如在對待收復本族領土“幽雲十六州”的問題上，宋太祖最初採取的打算就是建立“封樁庫”，多攢些錢買回來。

那既然宋朝憑藉自己擅長賺錢的優勢，用“破財消災”的策略來維護和平，那軍隊的建設自然就顯得沒那麼重要了。於是，軍隊就被整得很慘：首先，重文輕武。這種國策造成宋人普遍不願意當兵，再也沒有了漢唐尚武的風範，士子們不再向往邊塞立功，再沒漢朝班超投筆從戎的熱血，也沒有了唐朝“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的豪情；其次，削弱軍隊。別的朝代都是希望強軍，宋朝國策卻是弱軍，唯恐軍隊強大後，將領們重演自己“黃袍加身”的把戲及唐朝藩鎮的跋扈。於是駐軍上強幹弱枝，勁兵薈萃中央，邊疆不敢多駐精兵；練兵上兵不識將，將不識兵；打仗時陣圖遙控，文官監軍；兵種上，招饑民入伍，將軍隊變成慈善機構，養兵百萬，卻委靡不振。最後，軍隊經商。宋朝人擅長賺錢的本事也向軍隊轉移，不好好操練，忙著賺錢，貪腐成風，喪失戰力。到後來，宋兵的竟然要臉上刺字，以防逃跑，軍隊計程車氣可想而知。

在宋朝君臣的成功操作之下，宋朝終成功地削弱了軍隊力量，打壓了漢唐以來的尚武風氣，老百姓也喊出“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口號，但是“弱宋”的帽子也從此丟不掉了！軍隊是國家的臺柱子，軍隊經商，軍人忙著賺錢，軍心散了，軍隊垮了，經濟強大的宋朝成了對方眼中待宰的肥羊，國家的滅亡也就指日可待了。張愛萍上將說：“宋朝皇帝為了彌補軍費的不足，推行軍隊經商之略，結果是武功荒疏，軍紀渙散，面對一個西夏小國，也是屢戰屢敗。金兵入侵時，中央政權失控，徽宗、欽宗二帝被俘。這就是歷史上的‘靖康之恥’。”

第二，九龍治水。

俗話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北宋統治者也深深地懂得這個道理。於是，為了預防大臣專權，將權力一再分散，一個崗位設多名人手共同管理。如將相權一分為三，由中書、樞密、三司分別掌管政、軍、財三大權力，三者不相上下，互不統攝；機構設定疊床架屋，三省六部多有更迭，相互牽制，避免專權；將官稱和實職分離，分割各級長官事權，削其權力；“官”常是拿俸祿而無所事事的空名，“職”（如大學士、學士、待制等），一般是授予較高階文臣的清高銜頭，也非實職；只有擔任的帶有“判、知、權、直、試、管勾、提舉、提點、籤書、監”等實際差遣的工作才是實際職務。

這樣一來產生了嚴重後果：首先，皇權穩固。有效地防止了大臣的專權，避免了權臣控制朝政，影響皇帝地位；其次，行政效率低下。“九龍治水”，相互爭鬥、相互扯皮，“龍越多越不下雨，人越多鬥得越歡”，做事情的效率大大地下降，嚴重影響了決策的快捷高效。於是，宋朝常被人譏笑說“宋人議論未定，金兵已經渡河”。最後，財政吃緊。政府機構空前龐大，給財政造成嚴重壓力。

第三，中央獨裁。

經過宋朝君主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再操控，終於削弱了軍隊，搞亂了官場，將朝政大權集中在了皇帝的手中。可是，宋朝的皇帝雖然諸如詩歌、書法、繪畫、音樂等文化藝術修養奇高，在腐化墮落上也沒有其它朝代嚴重；但是，他們在軍事、外交上卻極為白痴。先有自命不凡的軍事傻瓜宋太宗親率大軍徵遼，被射兩箭，結果乘驢車狼狽逃竄，並最終因此傷折壽而亡；後有糊塗透頂的軍界奇葩宋欽宗寵信江湖神棍郭京，大開城門讓他領七千七百神兵殺敵，結果都城陷落，被敵人俘虜押解北上而終。

要說皇帝也未必都得懂軍事及外交，可是如果你不懂，就不能尸位素餐，得學會分權用人、委任責成，比如劉邦就說：“夫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鎮國家,扶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克,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可是自從宋太祖以武將之身篡權得國之後，宋朝皇帝就將兵權與相權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說什麼也不肯輕易給人，非要牽制眾臣，自己獨攬決策大權。偏偏宋帝在軍事上又沒那兩把刷子，所以“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最終落得一個亡國賤俘的可悲下場，只可惜苦了與他們陪葬的大宋百姓。

其實，宋朝也有一個聰明一點的皇帝，那就是宋仁宗，他知道自己無能，就聲稱“王與士夫夫共治天下”，既敢於將帝王權柄分於下屬，經討論得到共識後執行政事，又敢於權用人以避免做事扯皮。比如，他任用了狄青做軍事統帥，不掣肘、不置監軍，充分發揮統帥的排程權職，終於贏得了平定廣西叛亂的重要功績。所以，史書評價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皇帝)”。只可惜後來，王安石變法，一味加強集權，經過一系列黨爭，分裂了北宋社會，使得相權與君權最終脫離了有效制約。終於，北宋在愚蠢的宋徽宗父子帶領下萬丈深淵。

南宋且不提，只說北宋的滅亡原因——靖康之恥，其實就是當時的皇帝+頂層官僚犯了一系列豬都不會犯的錯誤蠢死的。比如該守的時候不守該跑的時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圍城之前的好幾個月不整頓防務，反而貶斥李綱同時大搞內鬥，甚至DT的開始清算曆史問題（所謂“不管太原，卻管太學；不管防秋，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安石；不管肅王，卻管舒王；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卻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卻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卻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戰最關鍵的時候弄一幫道士到城頭跳大神；城破以後金人一度不敢下東京外城城牆，但皇帝偏偏要去金營親自請降還去兩次結果終於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脅迫皇帝納降了，掌權官員還在東京城內大搞維和鎮壓自發組織起來反金的百姓和士兵，並且替女真人搜刮錢物人口不遺餘力，等等等等。具體的記載真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翻《三朝北盟會編》，看的投入的話足夠達成吐血成就~

總之，如果不是這些人一再犯蠢作死的話，靖康年間金軍至多南下打次草谷，決不至於亡國不說兩個皇帝還被金軍俘虜了。

至於為什麼當時的朝廷能集合這麼一幫蠢人作這麼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話，最遠需要追溯到王安石變法期間，神宗皇帝為了集權對當時政治體制的破壞。——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構中，文官集團透過對宰相權力的加強和臺諫等渠道，對君權的約束是很強的，所謂“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在當時並非虛語。簡單點說，就是當時的皇帝並不能想幹嘛就幹嘛，很多事情必須文官集團集體透過，才能落實到執行層面。這樣的決策機制當然會在效率上有損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證政局穩定和不出大錯。

但到神宗朝，宋神宗為了推行變法，對前朝遺留的這些政治制度進行了很多改動（比如削弱相權，削弱對“御筆內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稽核、駁回機制，清洗臺諫，甚至間接支援、鼓勵搞文字獄和黨爭等），極大的削弱了這些約束。然後這種改動的影響持續到了徽宗朝，並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遠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寵臣們搞的更糟了——當時宋徽宗寵信的權臣蔡京順著神宗改革的勢頭，進一步強化了徽宗“御筆”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決策均決於“上意”，於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種集體決策機制到此基本名存實亡；而蔡京本人則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賴的優勢，屢屢借“御筆”推行自己的意圖，把持了朝政，同時還繼續搞比起神宗朝更沒底線更離譜的黨爭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黨禁”）。這一系列措施最終導致了徽宗朝人才選拔機制敗壞，朝堂上群小並進，最後形成的上層官僚集團既無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線，更無戰略眼光，因而才能湊出一幫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後和皇帝一塊兒屢屢上演前面所提及的開玩笑一樣的鬧劇，最終把一個有錢有兵有人心的大國生生玩死了。

（關於這點，更具體的分析和史料依據可以參考這篇文章：宋神宗的勵精圖治將北宋送上滅亡之路。個人不完全同意其中對神宗變法的整體評價，但文章圍繞“神宗破壞北宋既有政治體制和政治傳統”所舉的大部分史料和學術研究成果都是站得住的。）

所以如果南北宋之交的原始史料記載翻的多的話，不難發現當時真正具有挽狂瀾於既倒之能的政治人物比如李綱、宗澤（順便說一下，宗澤一直是文臣，不是專職帶兵打仗的武將，不能拿他來論證北宋軍事將領的普遍水準。。岳飛和他論陣圖時所說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不是簡單的駁斥他。有的答案對這段史實的記憶不差，但理解誤有點大）等人，在靖康之變之前大都是沉淪下僚長期鬱郁不得志的人物。而當時比較得志的官員，即便品德尚過得去，能力和眼光也不行。這就是政治制度和政治風氣敗壞在人事層面的具體表現了。

總而言之，北宋滅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體制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沒能維持住前中期較為良好的集體決策機制和政治風氣。其中後期對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動太過輕率，把本來趨向於集體決策的決策機制又扭回了君主獨斷的路子上；並且開了不好的口子之後，又進一步被有手腕無公心的蔡京等權臣利用，最終導致整個政治體系的頂端都爛掉了。

而且這種爛還真不是體現在沒有行動力上，而是體現在沒有制約、沒有合理、通暢的批評和糾錯機制，所以順則百順（這裡再補充一點：其實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對外對內事功都不少，對角廝羅和西夏的作戰也是屢屢大勝，真接著打下去的話很可能會打通河西走廊——當然這是之前幾代皇帝攢下的家底而並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締造的戰果，所以說順則百順）；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機，頂層領導者的判斷稍有差池，整個體系就會像雪崩一樣瞬間崩潰。

東施效顰一下我挺喜歡的一本書的書名，這是“來自上層的崩潰”。而不是源於基底的潰爛或純因外部壓力所致的土崩瓦解。

不是錢不夠，不是兵不夠多不能戰，也不是沒有人才，甚至不是沒有組織動員能力和凝聚力（這裡再舉一例：靖康年間北宋京師被圍，勤王軍中除了官軍還有很多是自發應詔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從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趕到東京的。考慮下當時的技術條件交通條件，很不錯了），是體制和體制頂端的領導集團出了問題。

至於體制又是怎麼出問題的，是因為具體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於求成、目光短淺、私心自用，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傾軋和相互利用。

這點其實也符合政治的基本規律——再良好的制度設計，再強大的政治傳統，最終也是要靠人來執行的。所以真實的政治過程就是制度和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迴圈往復，片面強調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合實際。

反過來說，如果想保持一個良好的政治系統的話，制度也重要，人事也重要。所以它是一個要求箇中人員永遠保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狀態的過程，“萬能靈藥”一樣的“規律”“教訓”和“方案”，其實是沒有的。

扯的有點遠了。但是看看已經給出的答案，也許並非全無必要。

最後打個補丁：

這個答案在追溯北宋滅亡的根本原因時，讓宋神宗和王安石變法中了一槍。但這並不是說王安石變法就不應該搞，更不是說王安石變法一無是處。而是想說，有的時候，特別是制訂推行政治政策時，目的再好再堂皇正大，也要考慮執行方式和手段是否合適的問題。否則難免好心辦壞事。具體到神宗朝變法這件事情上，宋神宗集中君權的初衷是為了推行變法富國強兵，這點無可置疑；但當新法因為種種原因推行有困難的時候，直接透過改動根本的政治制度、集中權力到個人來繼續推動，這樣的做法有沒有問題？有多大問題？徽宗朝的歷史擺在那兒了，不妨細看。

宋朝滅亡的原因無外乎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

趙匡胤當年“陳橋兵變”，以大將的身份奪取政權，他深知掌握軍權的軍閥是很容易顛覆一個政權這就註定他更重視軍權收歸中央、權力集中的重要性。

趙匡胤為了防止發生唐朝因地方軍閥坐大最終滅亡的現象，在國家邊患未除的情況下，他採取了趙普的建議，以“杯酒釋兵權”的方式剝奪了軍事將領的兵權，以文官帶兵，實行兵將分離，這雖說能有效的避免兵變，但卻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外行領導內行的荒唐局面。

宋朝經濟繁榮，科技發達，但國防建設比較滯後，龐大的軍隊腐敗透頂，致死國力不堪重負，軍隊毫無戰鬥力，百姓也負擔超重。

五代十國時期石敬塘丟失了戰略要地幽雲十六週，使得宋朝失去了抵禦北方民族進攻的一道天然屏障。

宋朝削弱朝中百官及地方官員的職權，使中央權力高度集中，並從立國之初就重文輕武，制定以文制天下的國策使宋朝的中央集權比以往的朝代更進了一步，重文輕武的後果就是在與遼、金等勢力的鬥爭中長期處於劣勢，造成外族入侵，疆域萎縮，直至最後亡國。

宋朝期間皇帝昏庸，奸臣當道，朝政腐敗，以蔡京、高俅、秦檜為代表的奸賊賣國求榮從而升官發財；而那些凡是救國救民的人都沒有得到好的下場，從楊家將到岳飛，從寇準、王安石到李綱，從宋神宗到宋孝宗，無論是抗戰的皇帝還是大臣不是被殺被貶就是死後被清算。（趙匡胤黃袍加身）

正是朝廷腐敗的舉措以及奸臣賊子禍國殃民所埋下的禍根，大宋不滅真是天理難容。

歷史上的宋朝是個奇葩的朝代，雖然偏安一隅，但經濟上卻雄冠全球。人口比唐朝巔峰時增長兩三倍，創造了豐富的市俗文化，但軍事上卻是個侏儒，連小小的西夏也敢與之叫板。這一切註定了其必定滅亡。

趙匡胤本是北周大將，自“陳橋兵變"奪取政權後，由於害怕其它將領如法炮製，聽從了宰相趙普的建議，"杯酒釋兵權"奪取了石守信等將領的兵權。用文官指揮軍隊，軍隊中貪腐成風，這樣的軍隊毫無戰鬥力可言。

北方的燕雲十六州本是漢族的固有領土，但自石敬塘稱"兒皇帝"割讓給北方的契丹後，中原大地的天然屏障蕩然無存，北方草原部族可長驅直入直達黃河。自宋太宗趙光義北伐失敗後，宋朝就徹底地斷了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念頭。以致北宋政權頭頂一直懸著一把利劍，待到金人南下時，繁華的東京汴梁化為"南柯一夢"。

弱小的西夏原是宋朝的屬地，和燕雲十六州的張北地區一樣，都是優良軍馬的產地。但西夏羌族首領李繼遷騙取宋太宗的信任後，暗地裡發展勢力，慢慢坐大。奪取河西之地後，西夏勢力大增，待到其子李元昊稱帝，公然脫離了宋朝的管轄。仁宗對西夏的征討同樣以慘敗而告終，被迫承認西夏的存在。

宋朝雖然經濟發達，但無窮的賠款卻使的國庫空虛，民間的起義不斷髮生，深深地打擊了宋朝的統治。

宋朝的統治者引狼入室，與女真(金)聯合滅掉了長期對抗的契丹(遼)，卻不成想金人不久後就滅掉了北宋政權。與蒙古聯合滅掉了金朝，但忽必烈的大軍不久就南下，等到陸秀夫揹著幼帝在涯山投海，宋朝被滅亡也就成為了事實。

一提到宋朝，大家肯定都會想到經濟繁榮。而且宋朝不僅僅是朝廷富裕，就連百姓都極為有錢。然而這種有錢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只能是虛胖，更要命的是還滋長了“富貴病”——能用錢解決的事都不算事。

▲宋代古畫上的開封府

作為歷代王朝中經濟最繁榮的朝代，宋朝的財稅收入是強漢盛唐的數倍。俗話說“有錢好辦事”，於是大宋面對外敵的首選方略不是出兵禦侮，反倒是拿錢打發，對宋朝君臣來說，能夠用錢來解決的問題那基本都不是問題。因為國庫有錢，而且大宋兵制與前朝不同，實行的是募兵制，這就直接為其積弱和覆滅埋下了禍端。

▲北宋疆域圖

縱觀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除宋朝外基本實行的都是徵兵制，在這種兵制下，男子到一定年齡就必須被國家徵召入伍，參軍服役，凡是拒絕者都會處以重刑。宋代獨行募兵役，國家軍隊徵兵並不是強制性的，普通百姓要是想當兵就自己入伍，參軍後國家會與其簽訂文書，保證其在軍隊中的吃穿住行與固定工資，這與別的朝代大為不同——改強制徵兵為志願參軍，不僅可以保證兵源，又避免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畢竟宋代農民即使因為天災人禍成為流民，還是可以透過入伍參軍維持其基本生活，而不會走向反抗起義之路。

▲今人仿建的宋皇宮

當然，這一切都建立在大宋國庫豐盈的基礎上，完善的財政體系保證了宋朝能夠搞歷代王朝所不能實行的募兵制。因此在宋朝歷史上，即使有一些規模不等的流民暴亂，但始終都處於可控範圍之內，不至於顛覆大宋。在封建時期，歷代王朝幾乎都會把全國錢糧匯聚於中央，因此當一些偏遠地區爆發天災時，中央往往不能及時調撥物資賑災，顆粒無收的農民們被迫形成大規模流民，成為令眾多統治者頭疼的禍端。

▲宋代農民耕田場景復原

從這一層面而言，宋代募兵制顯然是有著其優越性的——每當流民出現，在爆發動亂之前，宋廷就會及時將其充入軍隊並給予其生活物資。再加上凡是透過募兵制入伍為兵的流民，都會與朝廷簽訂合同，這一簽往往就是一輩子，本就失去了土地的流民一下子得到鐵飯碗，自然也就不會鬧事起義，宋朝內部階級矛盾也就因此間接解決。可是募兵制並非有百利而無一害，自宋中期以後，透過募兵制入伍計程車兵越來越多，以至於宋軍一度達到了上百萬之眾。

▲宋代士兵劇照

這樣一來導致軍費支出劇增，即使財政收入是漢唐數倍的宋朝，面對如此龐大規模的軍隊也難以維持，而在一些艱難時期，朝廷連基本的軍餉都發不起。另一方面，流民充入軍隊後一般都是抱著白混薪俸的心態，每日訓練偷奸耍滑，長久以來也就宋軍戰鬥力越發低下。因此宋軍看似規模龐大，但實際上能打戰的卻沒多少，宋朝積弱也由此加深，實在令人唏噓感慨。

參考資料：

《宋史》

提到宋朝，很多朋友腦海中都是積貧積弱的印象。從北宋到南宋，幾百年的時間裡不但沒有實現統一，並且還屢屢被少數民族政權欺負。

從靖康之變北宋皇帝被抓到草原，到南宋被蒙古鐵騎追著跑，宋朝一直在滅亡的邊緣徘徊。

那麼，宋朝到底因為什麼原因而最終走向滅亡呢？有書君認為有三個原因是必須要提的。

首先，是在於宋朝建國之後的重文輕武政策。

從唐朝滅亡之後，中國經歷了長時間的分裂局面，也就是五代十國時期，稍微有點實力的地方軍閥，都想要稱帝。就連北宋的開國皇帝趙匡胤，也同樣是發動陳橋兵變，從前朝重臣轉變為北宋太祖。

所以，趙匡胤深深明白，武將權力過大的威脅。他在繼位之後的很多舉措，也是非常明顯地去削弱武將。比如統兵權和調兵權的分離，比如“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核心將領的帶兵權等等。

這些措施，對內來說，的確是有效避免了武將叛亂，但是對外也嚴重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一旦出現外族入侵，很難及時迅速地調兵遣將。

其次，是宋朝對於中央權力的進一步加強。

想想秦漢時期，皇帝與地方、與丞相之間權力制衡，其實並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這種暗中的較勁，可以讓彼此都更有活力和能量，發揮自己最大的價值。

但是宋朝建國以後，可以說變本加厲，地方的財政、人事、用兵等職能，恨不得全都收到中央。

這樣的結果就是，地方變得完全沒有自主性和歸屬感。特別是很多地方官員，一看到北方民族入侵，想都不想拔腿就跑，更別談帶兵抵抗了。

最後一點，就是燕雲十六州的丟失。

不過，這一點不能讓北宋自己背鍋，而要怪石敬瑭這個罪人。五代十國時期，他佔據著河北一帶，為了獲取契丹人的支援，他把北部的燕雲十六州割讓給了對方。

然而，自古以來，這塊區域都是農耕民族抵擋遊牧民族的天然屏障。在此之後，不管是契丹人還是女真人，騎兵南下都變得易如反掌。而北宋靠軍隊戰鬥力不足，根本無力抗擊。

從這一點來說，北宋被對方攻進都城，然後把皇帝抓到北方這種丟人的事兒，也就不足為奇。

領土沒有優勢，軍隊戰鬥力不強，地方軍民積極性又不高，可以說北宋在和少數民族的對抗中，天時、地利、人和一樣都沒有。這些原因，也必然導致宋朝走向了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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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紅塵君要說明一下，沒有一個朝代是不會滅亡的，從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宋朝開始，就註定有一天會滅亡，緣起則聚，緣滅則散，萬事萬物，概莫能外。

其實在歷朝歷代之中，兩宋超過三百年的國祚已經算長的了，它的滅亡其實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重文抑武，冗官，胥吏。

下面且聽紅塵君一一道來：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乃是武將出身，他是從底層武官做起，一路靠著戰功提升到殿前都檢點（相當於首都軍區總司令兼ZNH防務負責人）這個絕高的位置的，然後陳橋兵變，被麾下眾將硬是“逼著”做了皇帝。

但正因為趙匡胤是武將出身，又是這種方式上位，所以對於手握重兵的武將也是十分忌憚——這個也好理解，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而且彼此最為了解。

因此宋太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釋兵權，以兵不血刃的方式解除了麾下石守信，高懷德等功勳重將的兵權，但同時也賜給了他們無上的榮華富貴。

趙匡胤這個做法，從積極意義來說，等於最大化的增強了中央集權，解決了自從唐末開始的地方割據的局面，而且還是以比較平和的方式。

但是從消極的層面來講也有兩大隱患，第一就是重文抑武的開始，而第二，就是埋下了冗官的種子——這個我們第二點再談。

接下來的宋太宗以及後面皇帝，也都繼承了這種精神，把文官的地位大大提高，而壓制武將的權力，當時同級別的武將見了文官預設低一級，而且許多重要的武官角色——比如說太尉（高俅大家總知道吧？雖然水滸有些誇張，但還真有這人物），都由文官來擔任。

這樣皇帝倒是放心了，因為文官的統率力不夠，無法擁兵自重，但是整個國家軍隊的戰鬥力無疑大大削弱了。

這裡紅塵君再多舉個例子，一個悲傷的例子，北宋第一名將狄青，當時建立了許多功勞，卻被一眾的文官聯手打壓的差點沒自殺以謝天下，包括歐陽修等重臣最後都明說了，他們並不是和狄青有什麼個人恩怨，甚至也很尊重和佩服狄青本人，但是武將不能掌權，這就是大宋朝的規矩！

多可怕的規矩啊。

所以整個宋朝，名臣無數，但優秀的將領卻屈指可數，幾乎只有狄青一人，而岳飛也只是北宋滅亡和南宋誕生這種過渡時期才有可能存在，南宋稍一安定下來，馬上就把他以“莫須有”的罪名處死了。

其實這件冤案中，秦檜不過是個直接下手的兇手而已，幕後真正的黑手有兩個，一個是不願徽宗欽宗回來的高宗趙構，另一個就是這從建國就留下來的武將不能掌權的規矩。

冗官指的就是多餘的官——他們只拿錢不辦事，或者只佔位置不做貢獻，甚至還造成內耗。

這個問題其實歷朝歷代都有，但是以宋朝最甚！

何以故？

我們剛剛講過了，趙匡胤一方面不願意武將掌握兵權影響皇權的安穩，但另一方面他是個寬厚的人，做不出朱重八那種喪盡天良的鳥盡弓藏血洗功臣的罪業，所以他都高官厚祿的安置了石守信等老弟兄們，這樣就多出許多“虛職”出來。

我們如今都喜歡用“官職”一詞，但是這個詞在宋朝其實是分開來使用的，“官”指的就是你的品級和俸祿——換句話說就是待遇；“職”才指的是真正的責任和權力，這兩件並沒有直接關聯。

比如梁山征討方臘歸來之後，宋江是這樣被冊封的：

像這個武德大夫就是“官”，只是四品左右的頭銜，有俸祿拿，可以享受對應的權利，但卻沒有具體工作內容，真正的職務是後面的這個“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管”——這官職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已經是地方大員了，所以才招惹到了高俅楊戩的嫉妒，如果只是個武德大夫的虛職的話他們可能就懶得理會了。

而宋朝向來重視讀書人和士大夫，招攬了許多，最後又沒有那麼多的官職可以封賞，只能多加了許多的虛職出來，導致宋朝的官員數量遠超歷朝歷代，不僅給國家造成了嚴重的負擔，同時還增加了內耗。

不要總覺得人多好辦事，其實大部分情況，人多又不能很好的管理的話，效率只有更低！

胥吏其實也是兩層含義，“吏”指的是八九品低等級的小官，有些甚至不入流——比如宋江，而“胥”則指的是民眾地方的人，比如每個村都有的里正——比如晁蓋。

這胥吏其實也是歷朝歷代都有，但是宋朝卻是最為嚴重，他們等於是地方官員和百姓們之間一座橋樑。

但是這橋樑最開始還有一些積極的作用，但是越到後期就越是貪腐黑暗，貪贓枉法，欺上瞞下，無惡不作。

還拿宋江哥哥來舉例子好了，他造反之前是鄆城縣的押司，正好算作比較高階的“吏”，而且還是負責犯法牢獄等方面，水滸裡面說了，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仗義疏財，幫助了許多人，所以才有“及時雨呼保義”之稱。

但是這件事也可以反過來理解，宋江這樣有良心的“廉吏”其實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兇殘貪婪之人，整部水滸裡面這種情況實在數不勝數，林沖，武松，宋江，盧俊義等等好漢，無一沒有被管營，差撥，差役這些“胥吏”們敲詐勒索過，只要不從，輕則打罵侮辱，重則一頓殺威棒取你性命。

正是大量胥吏的所作所為，導致宋朝許多本來很不錯的政策和法律，根本就無法執行到下面去，直接就導致了百姓和朝廷矛盾的激化，因此宋朝類似宋江，方臘這樣的農民起義數不勝數，間接的導致了國力的削弱和統治的安穩。

綜上而述，正是“重文輕武”，“冗官”，“胥吏”這三大禍害，直接導致了宋朝的滅亡，當然了，這些問題從根源上來說都是封建社會不可能解決的問題，區別只是程度輕重，滅亡早晚而已。

我說完了，誰贊成，誰反對？^_^

宋朝在中國的歷史上堪稱是一個最奇葩的朝代，它的經濟、文化、科技在當時穩居世界第一，但同時它又是強敵環伺，被西夏、契丹、女真、蒙古人的輪番吊打。當然，這還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它自己開門揖盜、昏招迭出。

在宋朝的歷史上，藉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而最終盟國演變為更強大敵人的事情，已不是第一次，北宋與女真人結盟滅遼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自從宋朝的建立之初，或許是受到宋太祖趙匡胤“揚文抑武”的國策所影響，宋朝軍隊的戰鬥力一直不敢恭維，以致在面對北方強敵遼國時，幾次伐遼均為遼國所敗。當然，宋朝有宋朝的長處，那就是它不差錢“用錢能擺平的事那都不叫事”，所以，宋朝便用錢與遼國和平相處長達百年之久，而遼國也成為了宋朝北部的屏障。

此時東北的女真人迅速崛起了，在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諸部之後，於1115年1月28日在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建立大金國。

女真人原本是遼國的藩屬，但在他們建立大金國之後，迅速的拿下了遼國的東京遼陽府、上京臨潢府而聲威大震，此時北宋的君臣認為遼國必亡無疑，他們想借機收回丟失一百多年的“燕雲十六州”，於是北宋便與金國聯合滅遼，並立下了"海上之盟"。然而北宋的軍隊卻不給力，兩次大戰皆被遼軍所敗，尤其是童貫率領十萬大軍在攻取燕京時，卻被幾千遼軍打得損兵折將，這也令女真人看到了宋軍的無能，金軍便隨即撕毀了與北宋的盟約，在1125年滅遼之後，至1127年僅僅的兩年時間，就滅了北宋。

應該說，此時遼國與宋朝和平相處已達百年之久，當遼國得知宋朝準備聯金滅遼時，便派使臣表示願意向宋朝稱臣，希望宋朝不要和金聯盟攻遼。

遼國的使臣直言道“宋、遼既是兄弟之邦也是唇亡齒寒，女直蠶食諸國，若大遼不存，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而這其中的利害關係，甚至連宋朝的藩屬高麗國王都看得出"聞朝廷將用兵伐遼，遼為兄弟之國，存之足為邊捍，金為虎狼之國，不可交也!"。但宋徽宗根本就不知周國之間均衡態勢的重要性，仍然固執的聯金滅遼，直至發生了“靖康之恥”，自食惡果之後方才醒悟，但悔之晚矣，只有南望故國而以淚洗面，最終身死於異國他鄉。

時間到了13世紀初，蒙古諸部在成吉思汗的征戰中逐步完成了統一，已經有了足以與金國分庭抗禮的實力，而曾經不可一世的金國也逐漸的處於下風。

嘉定四年(1211年)，金軍主力盲目出擊尋找蒙軍主力決戰，結果接連在野狐嶺、會河堡兩次會戰中慘敗，金軍的主力野戰部隊幾乎是損失殆盡，為避蒙古鐵騎的鋒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國舉朝南遷，把兩河、山東等地區讓給了蒙古人，將兵力收縮在一些大城池中，此舉果然奏效。事實上，當時的蒙古人雖然在野戰中所向披靡，但還不具備很強的攻城能力，所以，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華黎繼續經略兩河、山東等地，自己則率領主力西征。

紹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當蒙古大軍再次進攻金國的時候，南宋居然再次祭出了藉助軍事同盟以達到消滅敵國的法寶。

根據聯蒙滅金的策略，南宋出兵相助蒙古人一起圍攻開封，金哀宗被迫逃往了蔡州，但此時南宋軍隊又攻陷了鄧州、申州、唐州，徹底切斷了金哀宗的西逃之路。眼見形勢不妙，金哀宗派遣使臣以"唇亡齒寒"的道理請求南宋不要出兵，而且此時的金國，已經對南宋構不成任何的威脅了，但南宋軍隊依然抵達蔡州城下與蒙軍會師。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聯軍攻破了金國最後的據點蔡州城，金哀宗完顏守緒匆忙傳位後自縊身亡，金末帝完顏承麟也在亂軍中喪命，金國滅亡。

其實早在南宋建立的初期，南宋朝廷便開始注意到了蒙古人這支力量，並試圖藉助蒙古人來制衡金國。

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當海陵王完顏亮撕毀"紹興和議"而渡江南侵的時候，為了減輕自己的軍事壓力，南宋大將劉錡、吳璘便傳檄蒙古、契丹諸部共同攻金。事實上，南宋聯蒙滅金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而且過程更是一波三折，金國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夾擊之下終告滅亡，南宋即報了“靖康之恥”，也結束了宋、金之間長達100餘年的對峙。但這一結果對南宋而言卻並非福音，甚至比聯金滅遼的後果還要嚴重，因為南宋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比女真人更為強悍的蒙古人，契丹、女真人不過是要錢，而蒙古人要的則是命，他們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滅亡南宋。

在聯蒙滅金的過程中，南宋是收復了一些失地，乍一看南宋在"聯蒙滅金"中算是受益者，這樣即拖延了必將到來的宋蒙大戰，同時也趁機搶得了一些地盤，增加了戰略縱深。

但從長遠來看，南宋與蒙古結盟滅金無疑是給自己掘好了墳墓，因為此舉是送走一隻老掉牙的暮狼，卻迎來一隻壯年的猛虎，既然不能置身事外，那為何不等到交戰雙方精疲力盡而坐收漁利？宋朝的兩次開門揖盜，第一次葬送了北宋，第二次滅亡了南宋。

諂媚得不到尊重，協從換不來和平，二戰蘇聯與德國瓜分波蘭，沒能打消希特勒的“巴巴羅薩計劃”，東北軍在東三省的一槍不放，也並未阻止住日寇的侵華步伐，只會讓敵人變本加厲，一句話：“求人不如求己”。

北宋盛世而亡，此宰相卻被成為千古罪人，其實大家錯怪他1千年

在中國歷史上，北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王朝，它雖然存在了167年，但是卻是“盛世而亡”的一個王朝，在北宋的經濟十分繁榮的時候，北方崛起的金王朝卻在公元1127年揮軍南下，攻克北宋的首都東京城，並且將30萬百姓俘虜到北方，北宋也因此而滅亡。千百年來，很多人都認為一位宰相要為北宋的滅亡負責，那麼這位千古罪人是誰呢?

原來他就是宋神宗時期著名的宰相王安石了。自從宋高宗建立南宋之後，他總要找一個人為北宋滅亡來負責，於是他指使秦檜等人暗中修改《宋神宗實錄》多達5次，其最終目的就是將北宋滅亡的原因直接推卸給王安石。那麼問題來了，北宋的滅亡到底和王安石有沒有直接關係呢?

實際上，在王安石發動變法的時候，北宋的“三冗”問題已經困擾了朝廷很多年了，即使沒有王安石站出來主導變法，也會有其他北宋的有識之士來主導變法，因為當時的北宋社會矛盾已經十分尖銳了，如果再不進行變法的話，就算北宋沒有被農民起義給推翻，也遲早會被冗官、冗兵和冗費拖垮的。

而在變法途中，宋朝的黨爭也達到了白熱化程度，新舊兩黨幾乎水火不容。王安石和宋神宗相繼去世之後，高太后全面啟用司馬光等守舊派，在宋哲宗尚未親政時期打擊報復新黨官員。高太后去世之後，宋哲宗對守舊派恨得咬牙切齒，因為自己父親宋神宗的關係，他下令追貶司馬光，並且全力打擊守舊派勢力，在宋哲宗時期，因為變法被打擊的大臣多達830多人。

實際上宋哲宗的這種做法雖然逞了一時之快，但是對於北宋滅亡卻有著直接的關係。確切的說，經過這一番打擊之後，北宋朝廷之中更加沒有敢說真話的大臣了，儘管宋哲宗死後，宋徽宗手下的大臣們都是一團和氣，但是就在這樣死寂的朝廷氣氛之中，腐朽的北宋就這樣被金朝給滅亡了。因此實際上，王安石為北宋滅亡背了1千年黑鍋，我們都誤解了王安石的一片愛國之心，毫無疑問，北宋不改革就會走向滅亡。

居高不下的財政支出把宋朝給拖死了，玩通貨膨脹把宋朝給作死了。

另外，宋朝經濟政策並不開明，相比唐朝差遠了，民間經濟繁榮乃是經濟規律使然，與政策關係不大。

財政收入上，主要分三塊：

1、農業稅上，北宋沿襲唐德宗的“兩稅法”，承認土地私有制，按土地面積定額徵稅，一般每畝收1鬥（12.5斤，畝產300斤左右），江南等地每畝收3鬥，兩稅收入2000萬-3000萬貫之間；政府養兵，沒有了兵役，但還有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北宋農民的稅負並不輕。農業稅總共在5000萬貫-7000萬貫之間。

2、商業稅上，宋朝鼓勵商業發展，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宋仁宗在一道詔書中稱：“商賈不通，財用自困。”，工商稅率比較低，2%-3%之間，商稅最初500萬左右，中期保持在1000萬左右。低稅率成就了宋朝經濟的繁榮，但民間商業集中在利潤微薄的產業中下游，如服裝、玩具等。

3、國營專賣上，宋朝的國營專賣比漢唐都要嚴酷，專營的領域更廣，囊括了鹽、酒、鐵、茶、香料、醋等上游產業，並且制定嚴酷的法律禁止民間涉入，更是加強了對專營商品從生產到銷售的全程管理。專營收入達到4000萬貫，是晚唐稅收總額的兩倍。

北宋初期財政總收入是7000萬貫至8000萬貫，中後期的財政總收入在1.2億貫至1.5億貫之間，峰值是1.6億貫，遠超前朝。

北宋一改歷代王朝開國的輕徭薄賦傳統，從一開始就是重稅，遠超漢唐。

在鼓勵商業上，宋朝遠不如唐，政府佔據上游重要產業，只將下游薄利行業留給了民間。宋朝的商業繁榮，與政府關係不大，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規律使然。

財政支出上，軍費是大頭、為防止地方作亂，北宋實行中央養兵，創設最複雜的官僚系統，官員互相牽制。

北宋養兵120萬，創歷史之最，軍費一度佔到財政收入的80%以上。關於北宋軍費開支之巨大，宋仁宗時的大臣蔡襄曾提到：“禁軍一兵之費，一歲約費錢五十千文。廂軍一歲費錢為三十千文，通一百一十八萬餘人，一歲約費四千八百萬緡。”這還只是士兵的工資，不包括前線支出、軍官俸祿等費用。加總起來，達到6000萬貫。如遇到戰爭，費用又得增加千萬巨。

北宋初期在編官員2.5萬名，疆域更大的唐朝從沒超過2萬，地方吏員二三十萬名，科舉取士人數是唐的5倍。俸祿支出1200萬貫。

軍隊和官員的支出就已經是7200萬貫。這還不包括大規模戰爭、基建、皇室開支、後期官僚系統膨脹等支出。

宋仁宗寶元年間（1038-1040年），北宋對西夏開戰，僅陝西一帶的戰前開支為2000萬貫，開戰後瘋長到3300多萬貫。土地兼併的嚴重激發了民變。北宋的財政問題凸顯。

於是開始范仲淹改革，縮減開支。很快失敗。

然後創設鹽鈔：商人先向官府交一筆錢，換取憑證，這張憑證就叫“鹽鈔”，商人憑鹽鈔到指定機構支取食鹽，再到指定邊關地點銷售，商人自己負責運輸。緩解了邊境的軍費開支，但政府發行了過量的鹽鈔，越來越不值錢，後來也無法實行了。鹽鈔跟現代的房地產很像，有興趣的可以去研究下。

宋神宗上位後，財政出現赤字，於是開始王安石變法，政府全面介入經濟，擴充財政收入。也很快失敗。

北宋末年，財政年年赤字，財政收入只能覆蓋支出的3/4。兩次變法，財政收縮和財政擴張均失敗，面對赤字，政府無所適從，只得喝下通貨膨脹這杯烈性毒酒。

公元1102年，作為王安石女婿的哥哥，斂財能臣蔡京成為北宋的宰相，四處斂財，新增收入2000萬貫，搜刮完民間後，就利用貨幣的通貨膨脹不斷從民間抽取財富。

1102年5月，在蔡京的主持下，政府鑄造折五錢“聖宋通寶”，貶值2.5倍，試行成功，經濟未出問題。

1103年，朝廷下令鑄造折十錢“崇寧重寶”，其中銅錢3億文，鐵錢20億文，幣值再貶2.5倍，新幣總額將近市場流通總量的1/10。

新幣大幅貶值後，宋徽宗又開始回收貨幣，但官府收購折十錢的價格較低，百姓財富憑空遭受巨大損失，再次遭到政府洗劫。相當於又來了一次通貨膨脹。

公元1107年，再鑄折十錢。公元1111年，宋徽宗命令折十錢貶值為當三錢，持有折十錢的人的資產一下子縮水70%。

隨著折十錢數量的越來越多，溫水煮青蛙，老百姓生活日益貧困。

政府不僅將銅錢、鐵錢大幅貶值，還將具有貨幣功能的區域性紙幣交子、錢引也大幅貶值，而且紙幣的貶值更加輕鬆高效。

民間財富被政府剝奪乾淨，當北方戰事又起時，政府已經無力籌集軍費了。1126年，蔡京被罷官之後的第二年，二帝被俘，北宋滅亡。

從開始實施通貨膨脹，到北宋滅亡，僅僅24年。

南宋基本完整繼承了北宋的體制，只是人口和土地有所縮減而已。南宋從建立伊始，就自帶財政失衡這個基因。

在財政收入上，南宋財政收入分為農業稅、專營收入、地方的上供、各類商稅。

南宋喪失半壁江山，人口降至七八千萬，耕地降至700萬頃，加上戰爭的破壞，作為祖宗正賦的兩稅收入自然大幅減少，1500萬貫左右。

南宋朝廷要求地方各級政府每年上供，折錢交納，“以助國用”，初期每年上供1500萬貫左右。

鹽、酒、茶等各類專營收入4000萬貫，僅鹽利一項就有1500萬貫。政府之手伸向民間經濟很深。

各類商稅合計2000萬貫。

財政總收入9000萬貫，峰值是宋寧宗嘉定期間（1208-1224年）的1億貫。

財政支出上：

南宋初期，政府部署六大集團軍，近20萬人，“月費兩百萬緡”，年花費2400萬貫；川陝前線至少40萬人，年花費“錢三千餘萬緡，糧一百六十餘萬石”。兩項合計，南宋初期的軍費開支6000萬貫，中央行政支出1300萬貫，兩項剛性支出合計至少7500萬貫，這還不包括基建、賑災等大額支出。對於一個剛建立在廢墟上的政權而言，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相比北宋，南宋多了個北伐戰爭這個財政黑洞。南宋政權的合法性就是北伐收復失地，南宋國祚152年，進行了4次北伐：岳飛北伐、隆興北伐、開禧北伐、端平入洛。每一次北伐持續多年，包含多次戰爭，大家耳熟能詳的岳飛北伐，持續6年，來回折騰4次，大小戰爭10餘次。每一次戰爭都是巨大的財政支出，南宋的財政赤字如影隨形，帝國隨時都有財政崩潰的可能。

在不爆發戰爭的平靜年代，南宋財政勉強平衡。一旦發生大規模戰爭，陡增的軍事開支讓財政立刻入不敷出。

南宋發行了紙幣會子，使用範圍比北宋時期的交子更廣，與北宋一樣，南宋政府又想到了通貨膨脹這個“夜壺”。

1161年，南宋在全國推行會子，最初的發行量在1000萬貫左右；

隆興北伐後，宋孝宗淳熙年間（1174年-1189年），發行量達到2400萬貫，增長2.4倍，會子貶值了25%，能兌換750文錢，還算比較剋制；

宋寧宗（1194－1224）上位後，就不是那麼回事了，他希望透過會子解決財政問題，以支援北伐，史稱開禧北伐。會子發行量達到1.4億貫，比繼位初增長14倍，引發了劇烈的通貨膨脹，會子價格跌到100文錢（原值1000文）。

宋理宗（1224－1264）時期，公元1234年端平入洛後，會子發行量達到3.2億貫，比繼位初增長2倍多，貶值25%，米價暴漲至每鬥3貫400文，是宋孝宗年間的13倍。1247年，會子發行量達到峰值6.5億貫，200文的會子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基本成為廢紙。

公元1262年，宰相賈似道發行“關子”取代喪失價值的“會子”，但強制作廢、兌換比例不合理的措施導致了更嚴重的通貨膨脹，紙幣又成為了廢紙。

與北宋末年一樣，貨幣不斷貶值，民間經濟被掏空，造成國家財政枯竭，無力擴充兵員抵禦外敵。

公元1279年，蒙古人叩關入侵，政府財政枯竭，無力抵抗，南宋滅亡。

如影隨形的財政緊箍咒，使得宋朝無法發動持續性戰爭。與北方戰爭，小規模戰爭宋朝總能取勝，大規模戰爭總能一敗塗地。軍事策略只是表面原因，財政緊張造成的急於求勝才是本質。

很多人都認為宋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實行重文輕武的國策，的確，重文輕武是大大削弱了宋朝的軍隊戰鬥力，導致宋朝對外戰爭中敗多贏少，最終被金人滅掉。但我認為重文輕武只能算得上是宋朝武力不振的原因，但並不是宋朝滅亡的核心原因。首先要搞清楚宋代君主為什麼要實行“重文輕武”？既然大家都知道重文輕武的弊端所在，那麼宋王朝的朝臣和君主豈能不知？但是在當年那個情況下卻又不得不這樣去做，否則五代政權頻頻更迭的歷史覆轍會不斷重蹈，甚至可以預料的到短命王朝必然會被北方的遼國所侵吞，中華大地將再次上演五胡亂華的悲劇，所以宋朝君主實行此策也是迫於形勢而制定的。既然知道重文輕武的弊端，那麼統治階級就肯定會出臺相應的防範機制來保證帝國長治久安，那就是轉向經濟發展。很多人可能會困惑，在冷兵器時代拳頭才是硬道理，你發展經濟靠錢能抵禦外敵？我告訴你，還真就可以！這樣做一方面是由於中原人先天的蠻力就不如西伯利亞上的北疆漢子，尤其在騎兵上面就根本不佔優勢，所以再發展短板也趕不上人家的長處。另一方面是戰爭實質上是消耗戰，比拼的是糧食和錢財的多寡，不說能打敗敵人攻城掠地，起碼堅守陣地自保有餘，這也是軍事疲軟的宋王朝能夠享國祚三百多年的原因所在。而宋朝為什麼會滅亡呢？我的答案是帝國財政的崩潰！宋朝的經濟總量很可觀，都覺得宋朝富得流油，其實這是不客觀的，宋朝也是長期處於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倒不是因為它GDP總量小財政收入少，而是它的財政支出太大了，導致了朝廷存不住錢，甚至一有點邊關戰事國家財政還要赤字，因此宋王朝也一直在經濟改革中度日，目的都是為了緩解財政危機，但可惜的是每次改革都是以失敗而告終，最後經歷過幾次大的折騰，民間經濟搞的半死不活，財政赤字嚴重，最終全社會經濟崩潰，國家無錢再進行大規模的防禦戰，於是北軍就很輕易的取代了這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