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本來在古代時期，英國這個大西洋中的蕞爾小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上，英國被置於地球邊緣的天涯海角。當時，歐洲大陸的人，隔著英吉利海峽，只隱隱約約見到不列顛島岸邊霧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稱之為“阿爾比昂”。直到中世紀時，歐洲大陸的一些人還以鄙夷的眼光來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邊康斯坦召開的一次天主教國際會議上，法、德、西班牙等國的代表認為，英國不過是象丹麥、葡萄牙一樣的小國家，它的代表不能與其他大國代表平起平坐，不應享有表決權。
但是到了近代，英國一躍而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強國。靠了日益富強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它先後在16、17世紀擊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了所向無敵的海上霸主。以後，它又將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步建起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凡Sunny一天24小時照耀之處，都可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旗幟在飄揚。這時，英國近代歷史成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別的國家、民族一樣，英國曆史也具有其獨特的特徵。特徵之一是它的長期而持久的議會傳統。早在中世紀，英國議會就已經存在。到了19世紀，議會作為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發動了推翻君主專制的鬥爭；將國王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沒有國王、上議院的共和國。這次革命是在歐洲封建制度發生危機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又反過來，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斯圖亞特王朝又復辟了，但王黨分子企圖將歷史車輪扭轉到革命前的企圖遭到了失敗。經過二、三十年代反覆鬥爭，斯圖亞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建立並逐漸鞏固了起來。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體制；比起歐洲大陸和東方各國的君主專制來，具有巨大的進步性。在君主專制的國度裡，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在專制君主的枷鎖下，忍受熬煎。法國的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把國家和他個人等同起來。那些匍匐於他足下的臣僚，阿諛的稱他為“太陽王”；“太陽王”在他的凡爾賽宮，“把每個人都壓制到卑屈服從的地位；他鄙視每個到他宮廷的人。那些公務人員，都不敢以他稍有異議。他還用心計，使每個貴族都唯唯諾諾，不敢表露個性，而只廝混於奴顏婢膝的眾人之中。”⑴在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宮的陰影之下，有多少人在專制暴政的重軛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那個著名的巴士底獄“鐵面人”的事蹟，只是出於伏爾泰的揭露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遠比這一事件更為悽慘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專制農奴制“黑暗王國”的歷代沙皇統治之下，俄國千千萬萬的農奴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葉卡特林娜二世曾先後把約80萬農民賞賜給她的寵臣作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對這些農奴加以虐待、買賣。在當時俄國的兩家報紙《莫斯科新聞》和《聖彼得堡新聞》上經常登載著把農奴和跑馬、獵犬一起出售的廣告。⑵在這些暴君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在公開場合，只能聽到對“太陽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頌德，但實際上，受壓迫的千萬人民，卻對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懷著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書中揭露，在俄國，農民過的是“帶枷的罪犯的命運，被囚於地牢的囚徒的命運；是軛下牛馬的命運。”他認為沙皇是“一切兇手中最兇殘的兇手；一切罪犯中最嚴重的罪犯。”一死還不足以償其辜，他應該“死一百次”。⑶
和上述這些國家比較起來，英國在近代時期，具有較大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19世紀革命時，擺脫了專制桎梏的人民，意氣風發，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彌爾頓形容當時人民熱情蓬勃的精神說：“我好像看到一個高傲強大的民族，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巨人，搖撼著他那沉重的枷鎖，奮然站立了起來！”⑷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人們的創造性充分發揮了出來，紛紛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各種見解。各種出版物和小冊子象雨後春筍般的大量湧現；僅1645年一年，英國就出版了722種出版物。⑸後來，在復辟王朝被推翻了之後，1695年，英國正式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人士，得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象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現在知識領域，光耀奪目。
英國在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自由，不但為本華人民發揮其創造性，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在專制暴政迫害下的進步人士提供了避難所。當法國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時，數萬名胡格諾教徒逃亡到英國。後來，在流亡到英國的大批人中，包括馬克思、赫爾岑、奧加遼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國出版的，赫爾岑在英國創辦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鐘聲”雜誌，發表革命民主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國的專制、農奴制。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也是在倫敦成立的。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成了封建專制國家先進人士嚮往的榜樣，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孟德斯鳩等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倍加稱道；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維新派人士把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作為效法的榜樣。
英國曆史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它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就比較薄弱。19世紀初，英國全國領薪金的專職官員不過二三萬人；其中還有許多是國王的家僕。也沒有專職的警察，只有臨時的民警；他們由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任期一年；地方長官則由士紳輪流擔任。內戰前，英國沒有常備軍，甚至國王本人都沒有固定的衛隊；遇到緊急狀況時，國王臨時能夠召集起來的武裝人員，不過幾十個人；反對外國入侵和鎮壓國內叛亂的任務，主要由民兵擔任；他們由本地計程車紳召集和領導。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仍是世界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最薄弱的國家之一。馬克思曾根據這一點，認為英國有可能透過普選權，以和平的方式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英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嚴格，階級之間沒有嚴格固定的界限，階級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這也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特點。近代早期，人們在講到英國社會分為哪些階級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異詞，說法不同。16世紀末，威廉·哈里遜把英國社會的人分為四等，但上等人之間的界限卻不清楚。例如關於“紳士”，他說“紳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統，或至少因其美德而變得高貴知名的人。”⑼這樣，就讓人覺得，紳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獲得。另外，托馬斯·威爾遜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將英國的社會等級劃分為五等。但五等之間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說：“許多騎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樣富有，而且並不比許多伯爵差多少，”⑽這樣的劃分標準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社會現實中，階級本來就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由於階級界限不嚴，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就較大；從一個階級改變為另一個階級並不困難。一個人只要經過一定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特點，使英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具有相對的彈性、靈活性；在英國近代歷史上，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往往透過小的變動即可調整，不致蓄積起來，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除了17世紀革命時期的內戰之外，在近代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暴力鬥爭事件。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界和政黨政治中，主張和平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各政治綱領、政治勢力，也特別強大。
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政治局勢；階級關係的流動性、靈活性較大；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科學技術發明的鼓勵，加上其他自然條件等因素，使英國在世界上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當開始進行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注意力都被法國大革命血與火的暴力場面所吸引，沒有太注意在英國發生的不大喧囂的經濟技術變革程序。但一個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深遠後果卻日益顯現了出來。它不但在經濟上和生產技術上引起了巨大變革，而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在生產技術上，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生產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個使用機器的紡紗工所生產的棉紗，相當於工業革命前200各紡紗工在同一時間裡生產的棉紗，⑾工業革命也大大改變了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絡。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革命前的千萬年時間裡，由於生產力低下，在無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賴和屈從的態度去取得與自然的協調。雖然終生辛勞，竭盡全力，仍然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經常陷入飢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紀，在歐洲的農村中，仍有40－60％的人，經常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裡，勞動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工業革命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逐漸得到改善。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說，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因為它的結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時，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在增長。”⑿工業革命在交通運輸方面所造成的技術發展，在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前，各地區之間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是英國的“短衫號”（Cutty Sark），從中國航行到英國需時4個多月。⒀各地區、各華人民之間分離隔絕，互不來往，是造成彼此隔閡、猜忌以致互相爭戰的客觀因素。工業革命後，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各地區都由統一的經濟鏈條聯絡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頻繁，各國‘各地區人民互相瞭解和對利害一致性的認識也日益增強。
不過，我們說，近代英國的政治比較民主、自由，只是與歐洲大陸及東方各君主專制國家相對而言。實際上，在英國，主權在民的民主程序始終未能貫徹到底。英國的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在19世紀末即已廢除，並且在以後也未再恢復，但是揭露和批判現實政治的作家，仍不斷遭到迫害。18世紀末，英國國內激進民主主義興起時，英國政府頒佈法令，暫停“人身保護法”生效，同時還制定了“判逆行為法”和“叛亂集會法”，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自由，違者將嚴懲，直至判處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滿和叛亂種子”的罪名，將激進民主人士托馬斯·繆爾和帕爾瑪流放到。⒁
當英國作為國外先進人士避難所的同時，它的統治者卻在對外關係上執行著鎮壓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國革命開始後，英國統治者成了反對法國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早在17世紀英軍征討愛爾蘭時，在特羅伊達等城市，大肆燒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結果，愛爾蘭的1/3人口在戰爭中死亡；瘟疫和飢餓遍及整個愛爾蘭，有些地方，“人們走過二三里方圓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無論是人、牲畜和禽鳥。”一個英國軍官在說到英國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的血腥掠奪時也說：“我們將使我們的形象變成一群殘忍、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民族。”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用學與火的手段，透過鴉片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
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它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消極影響。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的財富飛速增長，但勞動群眾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對工人階級來說，新建起來的工廠，不過是“昏暗、骯髒的牢房”⒃。它們並不是“文明的庇護所，而不過是工業的兵營”。⒄工業革命後迅速興建起來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亂，環境汙穢，工人們麇集在嘈聲震耳的廠房中，無日無夜的辛苦勞動。這些大城市成了“荒涼不毛之地，沒有色彩、歌聲和笑聲，只有男、女、老、幼在裡面勞動、吃飯和睡覺……新式的紡織廠或鍊鐵廠就好像金字塔一樣，把它長長的陰影投射在這個以它們為自豪的社會之上”⒅。在社會上，“邁達斯的禍害”到處瀰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的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在閃閃發光的金錢面前，花朵、詩歌、友誼、愛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錢至上，物慾橫流。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證明了，自由競爭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創造幸福。”
中國對英國曆史的研究，開始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中、英相隔萬水千山，互不相知。蘇伊士運河開闢前，中、英交往，須繞道非洲好望角，經過漫長的海上顛簸。鴉片戰爭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鎖國閉關的大門。中國的先進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環境下，深知知己知彼才能有備無患，於是著手研究英國等西方列強及其歷史。他們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不但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後了。曾經到過英國的王韜就指出，英國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它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所向無敵”，而是在於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憲君主制和“巴力門”即議會制；國家大事都要經過議會兩院討論，“必眾論僉同，然後實行。”⒇從19世紀末維新運動，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介紹英國及西方各國的書籍越來越多。1919年到1949年間，出版了以英國曆史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約有五、六十種。(21)
1949年後，英國史的研究也象其他學術部門一樣，取得巨大成績，有很大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左傾教條主義一度很嚴重，在歷史著作中，一味歌頌暴力和鬥爭，對英國和其他國家歷史上一切和平漸進的歷史現象和主張和平、改良的人物、政黨和理論，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時，個人崇拜之風甚熾，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而是隻能憑摘引經典作家或個別政治領導人的片言隻語作為標準。對外學術交流，幾乎完全斷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中國美好未來之用。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中國美好未來之用。
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本來在古代時期，英國這個大西洋中的蕞爾小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上，英國被置於地球邊緣的天涯海角。當時，歐洲大陸的人，隔著英吉利海峽，只隱隱約約見到不列顛島岸邊霧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稱之為“阿爾比昂”。直到中世紀時，歐洲大陸的一些人還以鄙夷的眼光來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邊康斯坦召開的一次天主教國際會議上，法、德、西班牙等國的代表認為，英國不過是象丹麥、葡萄牙一樣的小國家，它的代表不能與其他大國代表平起平坐，不應享有表決權。
但是到了近代，英國一躍而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強國。靠了日益富強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它先後在16、17世紀擊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了所向無敵的海上霸主。以後，它又將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步建起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凡Sunny一天24小時照耀之處，都可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旗幟在飄揚。這時，英國近代歷史成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別的國家、民族一樣，英國曆史也具有其獨特的特徵。特徵之一是它的長期而持久的議會傳統。早在中世紀，英國議會就已經存在。到了19世紀，議會作為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發動了推翻君主專制的鬥爭；將國王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沒有國王、上議院的共和國。這次革命是在歐洲封建制度發生危機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又反過來，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斯圖亞特王朝又復辟了，但王黨分子企圖將歷史車輪扭轉到革命前的企圖遭到了失敗。經過二、三十年代反覆鬥爭，斯圖亞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建立並逐漸鞏固了起來。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體制；比起歐洲大陸和東方各國的君主專制來，具有巨大的進步性。在君主專制的國度裡，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在專制君主的枷鎖下，忍受熬煎。法國的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把國家和他個人等同起來。那些匍匐於他足下的臣僚，阿諛的稱他為“太陽王”；“太陽王”在他的凡爾賽宮，“把每個人都壓制到卑屈服從的地位；他鄙視每個到他宮廷的人。那些公務人員，都不敢以他稍有異議。他還用心計，使每個貴族都唯唯諾諾，不敢表露個性，而只廝混於奴顏婢膝的眾人之中。”⑴在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宮的陰影之下，有多少人在專制暴政的重軛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那個著名的巴士底獄“鐵面人”的事蹟，只是出於伏爾泰的揭露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遠比這一事件更為悽慘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專制農奴制“黑暗王國”的歷代沙皇統治之下，俄國千千萬萬的農奴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葉卡特林娜二世曾先後把約80萬農民賞賜給她的寵臣作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對這些農奴加以虐待、買賣。在當時俄國的兩家報紙《莫斯科新聞》和《聖彼得堡新聞》上經常登載著把農奴和跑馬、獵犬一起出售的廣告。⑵在這些暴君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在公開場合，只能聽到對“太陽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頌德，但實際上，受壓迫的千萬人民，卻對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懷著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書中揭露，在俄國，農民過的是“帶枷的罪犯的命運，被囚於地牢的囚徒的命運；是軛下牛馬的命運。”他認為沙皇是“一切兇手中最兇殘的兇手；一切罪犯中最嚴重的罪犯。”一死還不足以償其辜，他應該“死一百次”。⑶
和上述這些國家比較起來，英國在近代時期，具有較大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19世紀革命時，擺脫了專制桎梏的人民，意氣風發，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彌爾頓形容當時人民熱情蓬勃的精神說：“我好像看到一個高傲強大的民族，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巨人，搖撼著他那沉重的枷鎖，奮然站立了起來！”⑷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人們的創造性充分發揮了出來，紛紛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各種見解。各種出版物和小冊子象雨後春筍般的大量湧現；僅1645年一年，英國就出版了722種出版物。⑸後來，在復辟王朝被推翻了之後，1695年，英國正式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人士，得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象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現在知識領域，光耀奪目。
英國在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自由，不但為本華人民發揮其創造性，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在專制暴政迫害下的進步人士提供了避難所。當法國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時，數萬名胡格諾教徒逃亡到英國。後來，在流亡到英國的大批人中，包括馬克思、赫爾岑、奧加遼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國出版的，赫爾岑在英國創辦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鐘聲”雜誌，發表革命民主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國的專制、農奴制。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也是在倫敦成立的。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成了封建專制國家先進人士嚮往的榜樣，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孟德斯鳩等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倍加稱道；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維新派人士把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作為效法的榜樣。
英國曆史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它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就比較薄弱。19世紀初，英國全國領薪金的專職官員不過二三萬人；其中還有許多是國王的家僕。也沒有專職的警察，只有臨時的民警；他們由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任期一年；地方長官則由士紳輪流擔任。內戰前，英國沒有常備軍，甚至國王本人都沒有固定的衛隊；遇到緊急狀況時，國王臨時能夠召集起來的武裝人員，不過幾十個人；反對外國入侵和鎮壓國內叛亂的任務，主要由民兵擔任；他們由本地計程車紳召集和領導。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仍是世界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最薄弱的國家之一。馬克思曾根據這一點，認為英國有可能透過普選權，以和平的方式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英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嚴格，階級之間沒有嚴格固定的界限，階級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這也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特點。近代早期，人們在講到英國社會分為哪些階級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異詞，說法不同。16世紀末，威廉·哈里遜把英國社會的人分為四等，但上等人之間的界限卻不清楚。例如關於“紳士”，他說“紳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統，或至少因其美德而變得高貴知名的人。”⑼這樣，就讓人覺得，紳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獲得。另外，托馬斯·威爾遜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將英國的社會等級劃分為五等。但五等之間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說：“許多騎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樣富有，而且並不比許多伯爵差多少，”⑽這樣的劃分標準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社會現實中，階級本來就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由於階級界限不嚴，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就較大；從一個階級改變為另一個階級並不困難。一個人只要經過一定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特點，使英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具有相對的彈性、靈活性；在英國近代歷史上，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往往透過小的變動即可調整，不致蓄積起來，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除了17世紀革命時期的內戰之外，在近代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暴力鬥爭事件。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界和政黨政治中，主張和平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各政治綱領、政治勢力，也特別強大。
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政治局勢；階級關係的流動性、靈活性較大；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科學技術發明的鼓勵，加上其他自然條件等因素，使英國在世界上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當開始進行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注意力都被法國大革命血與火的暴力場面所吸引，沒有太注意在英國發生的不大喧囂的經濟技術變革程序。但一個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深遠後果卻日益顯現了出來。它不但在經濟上和生產技術上引起了巨大變革，而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在生產技術上，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生產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個使用機器的紡紗工所生產的棉紗，相當於工業革命前200各紡紗工在同一時間裡生產的棉紗，⑾工業革命也大大改變了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絡。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革命前的千萬年時間裡，由於生產力低下，在無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賴和屈從的態度去取得與自然的協調。雖然終生辛勞，竭盡全力，仍然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經常陷入飢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紀，在歐洲的農村中，仍有40－60％的人，經常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裡，勞動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工業革命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逐漸得到改善。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說，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因為它的結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時，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在增長。”⑿工業革命在交通運輸方面所造成的技術發展，在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前，各地區之間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是英國的“短衫號”（Cutty Sark），從中國航行到英國需時4個多月。⒀各地區、各華人民之間分離隔絕，互不來往，是造成彼此隔閡、猜忌以致互相爭戰的客觀因素。工業革命後，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各地區都由統一的經濟鏈條聯絡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頻繁，各國‘各地區人民互相瞭解和對利害一致性的認識也日益增強。
不過，我們說，近代英國的政治比較民主、自由，只是與歐洲大陸及東方各君主專制國家相對而言。實際上，在英國，主權在民的民主程序始終未能貫徹到底。英國的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在19世紀末即已廢除，並且在以後也未再恢復，但是揭露和批判現實政治的作家，仍不斷遭到迫害。18世紀末，英國國內激進民主主義興起時，英國政府頒佈法令，暫停“人身保護法”生效，同時還制定了“判逆行為法”和“叛亂集會法”，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自由，違者將嚴懲，直至判處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滿和叛亂種子”的罪名，將激進民主人士托馬斯·繆爾和帕爾瑪流放到。⒁
當英國作為國外先進人士避難所的同時，它的統治者卻在對外關係上執行著鎮壓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國革命開始後，英國統治者成了反對法國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早在17世紀英軍征討愛爾蘭時，在特羅伊達等城市，大肆燒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結果，愛爾蘭的1/3人口在戰爭中死亡；瘟疫和飢餓遍及整個愛爾蘭，有些地方，“人們走過二三里方圓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無論是人、牲畜和禽鳥。”一個英國軍官在說到英國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的血腥掠奪時也說：“我們將使我們的形象變成一群殘忍、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民族。”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用學與火的手段，透過鴉片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
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它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消極影響。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的財富飛速增長，但勞動群眾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對工人階級來說，新建起來的工廠，不過是“昏暗、骯髒的牢房”⒃。它們並不是“文明的庇護所，而不過是工業的兵營”。⒄工業革命後迅速興建起來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亂，環境汙穢，工人們麇集在嘈聲震耳的廠房中，無日無夜的辛苦勞動。這些大城市成了“荒涼不毛之地，沒有色彩、歌聲和笑聲，只有男、女、老、幼在裡面勞動、吃飯和睡覺……新式的紡織廠或鍊鐵廠就好像金字塔一樣，把它長長的陰影投射在這個以它們為自豪的社會之上”⒅。在社會上，“邁達斯的禍害”到處瀰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的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在閃閃發光的金錢面前，花朵、詩歌、友誼、愛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錢至上，物慾橫流。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證明了，自由競爭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創造幸福。”
中國對英國曆史的研究，開始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中、英相隔萬水千山，互不相知。蘇伊士運河開闢前，中、英交往，須繞道非洲好望角，經過漫長的海上顛簸。鴉片戰爭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鎖國閉關的大門。中國的先進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環境下，深知知己知彼才能有備無患，於是著手研究英國等西方列強及其歷史。他們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不但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後了。曾經到過英國的王韜就指出，英國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它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所向無敵”，而是在於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憲君主制和“巴力門”即議會制；國家大事都要經過議會兩院討論，“必眾論僉同，然後實行。”⒇從19世紀末維新運動，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介紹英國及西方各國的書籍越來越多。1919年到1949年間，出版了以英國曆史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約有五、六十種。(21)
1949年後，英國史的研究也象其他學術部門一樣，取得巨大成績，有很大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左傾教條主義一度很嚴重，在歷史著作中，一味歌頌暴力和鬥爭，對英國和其他國家歷史上一切和平漸進的歷史現象和主張和平、改良的人物、政黨和理論，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時，個人崇拜之風甚熾，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而是隻能憑摘引經典作家或個別政治領導人的片言隻語作為標準。對外學術交流，幾乎完全斷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中國美好未來之用。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本來在古代時期，英國這個大西洋中的蕞爾小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上，英國被置於地球邊緣的天涯海角。當時，歐洲大陸的人，隔著英吉利海峽，只隱隱約約見到不列顛島岸邊霧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稱之為“阿爾比昂”。直到中世紀時，歐洲大陸的一些人還以鄙夷的眼光來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邊康斯坦召開的一次天主教國際會議上，法、德、西班牙等國的代表認為，英國不過是象丹麥、葡萄牙一樣的小國家，它的代表不能與其他大國代表平起平坐，不應享有表決權。
但是到了近代，英國一躍而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強國。靠了日益富強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它先後在16、17世紀擊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了所向無敵的海上霸主。以後，它又將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步建起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凡Sunny一天24小時照耀之處，都可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旗幟在飄揚。這時，英國近代歷史成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別的國家、民族一樣，英國曆史也具有其獨特的特徵。特徵之一是它的長期而持久的議會傳統。早在中世紀，英國議會就已經存在。到了19世紀，議會作為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發動了推翻君主專制的鬥爭；將國王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沒有國王、上議院的共和國。這次革命是在歐洲封建制度發生危機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又反過來，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斯圖亞特王朝又復辟了，但王黨分子企圖將歷史車輪扭轉到革命前的企圖遭到了失敗。經過二、三十年代反覆鬥爭，斯圖亞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建立並逐漸鞏固了起來。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體制；比起歐洲大陸和東方各國的君主專制來，具有巨大的進步性。在君主專制的國度裡，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在專制君主的枷鎖下，忍受熬煎。法國的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把國家和他個人等同起來。那些匍匐於他足下的臣僚，阿諛的稱他為“太陽王”；“太陽王”在他的凡爾賽宮，“把每個人都壓制到卑屈服從的地位；他鄙視每個到他宮廷的人。那些公務人員，都不敢以他稍有異議。他還用心計，使每個貴族都唯唯諾諾，不敢表露個性，而只廝混於奴顏婢膝的眾人之中。”⑴在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宮的陰影之下，有多少人在專制暴政的重軛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那個著名的巴士底獄“鐵面人”的事蹟，只是出於伏爾泰的揭露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遠比這一事件更為悽慘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專制農奴制“黑暗王國”的歷代沙皇統治之下，俄國千千萬萬的農奴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葉卡特林娜二世曾先後把約80萬農民賞賜給她的寵臣作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對這些農奴加以虐待、買賣。在當時俄國的兩家報紙《莫斯科新聞》和《聖彼得堡新聞》上經常登載著把農奴和跑馬、獵犬一起出售的廣告。⑵在這些暴君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在公開場合，只能聽到對“太陽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頌德，但實際上，受壓迫的千萬人民，卻對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懷著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書中揭露，在俄國，農民過的是“帶枷的罪犯的命運，被囚於地牢的囚徒的命運；是軛下牛馬的命運。”他認為沙皇是“一切兇手中最兇殘的兇手；一切罪犯中最嚴重的罪犯。”一死還不足以償其辜，他應該“死一百次”。⑶
和上述這些國家比較起來，英國在近代時期，具有較大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19世紀革命時，擺脫了專制桎梏的人民，意氣風發，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彌爾頓形容當時人民熱情蓬勃的精神說：“我好像看到一個高傲強大的民族，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巨人，搖撼著他那沉重的枷鎖，奮然站立了起來！”⑷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人們的創造性充分發揮了出來，紛紛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各種見解。各種出版物和小冊子象雨後春筍般的大量湧現；僅1645年一年，英國就出版了722種出版物。⑸後來，在復辟王朝被推翻了之後，1695年，英國正式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人士，得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象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現在知識領域，光耀奪目。
英國在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自由，不但為本華人民發揮其創造性，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在專制暴政迫害下的進步人士提供了避難所。當法國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時，數萬名胡格諾教徒逃亡到英國。後來，在流亡到英國的大批人中，包括馬克思、赫爾岑、奧加遼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國出版的，赫爾岑在英國創辦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鐘聲”雜誌，發表革命民主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國的專制、農奴制。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也是在倫敦成立的。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成了封建專制國家先進人士嚮往的榜樣，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孟德斯鳩等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倍加稱道；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維新派人士把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作為效法的榜樣。
英國曆史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它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就比較薄弱。19世紀初，英國全國領薪金的專職官員不過二三萬人；其中還有許多是國王的家僕。也沒有專職的警察，只有臨時的民警；他們由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任期一年；地方長官則由士紳輪流擔任。內戰前，英國沒有常備軍，甚至國王本人都沒有固定的衛隊；遇到緊急狀況時，國王臨時能夠召集起來的武裝人員，不過幾十個人；反對外國入侵和鎮壓國內叛亂的任務，主要由民兵擔任；他們由本地計程車紳召集和領導。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仍是世界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最薄弱的國家之一。馬克思曾根據這一點，認為英國有可能透過普選權，以和平的方式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英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嚴格，階級之間沒有嚴格固定的界限，階級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這也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特點。近代早期，人們在講到英國社會分為哪些階級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異詞，說法不同。16世紀末，威廉·哈里遜把英國社會的人分為四等，但上等人之間的界限卻不清楚。例如關於“紳士”，他說“紳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統，或至少因其美德而變得高貴知名的人。”⑼這樣，就讓人覺得，紳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獲得。另外，托馬斯·威爾遜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將英國的社會等級劃分為五等。但五等之間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說：“許多騎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樣富有，而且並不比許多伯爵差多少，”⑽這樣的劃分標準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社會現實中，階級本來就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由於階級界限不嚴，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就較大；從一個階級改變為另一個階級並不困難。一個人只要經過一定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特點，使英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具有相對的彈性、靈活性；在英國近代歷史上，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往往透過小的變動即可調整，不致蓄積起來，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除了17世紀革命時期的內戰之外，在近代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暴力鬥爭事件。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界和政黨政治中，主張和平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各政治綱領、政治勢力，也特別強大。
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政治局勢；階級關係的流動性、靈活性較大；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科學技術發明的鼓勵，加上其他自然條件等因素，使英國在世界上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當開始進行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注意力都被法國大革命血與火的暴力場面所吸引，沒有太注意在英國發生的不大喧囂的經濟技術變革程序。但一個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深遠後果卻日益顯現了出來。它不但在經濟上和生產技術上引起了巨大變革，而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在生產技術上，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生產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個使用機器的紡紗工所生產的棉紗，相當於工業革命前200各紡紗工在同一時間裡生產的棉紗，⑾工業革命也大大改變了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絡。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革命前的千萬年時間裡，由於生產力低下，在無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賴和屈從的態度去取得與自然的協調。雖然終生辛勞，竭盡全力，仍然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經常陷入飢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紀，在歐洲的農村中，仍有40－60％的人，經常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裡，勞動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工業革命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逐漸得到改善。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說，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因為它的結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時，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在增長。”⑿工業革命在交通運輸方面所造成的技術發展，在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前，各地區之間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是英國的“短衫號”（Cutty Sark），從中國航行到英國需時4個多月。⒀各地區、各華人民之間分離隔絕，互不來往，是造成彼此隔閡、猜忌以致互相爭戰的客觀因素。工業革命後，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各地區都由統一的經濟鏈條聯絡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頻繁，各國‘各地區人民互相瞭解和對利害一致性的認識也日益增強。
不過，我們說，近代英國的政治比較民主、自由，只是與歐洲大陸及東方各君主專制國家相對而言。實際上，在英國，主權在民的民主程序始終未能貫徹到底。英國的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在19世紀末即已廢除，並且在以後也未再恢復，但是揭露和批判現實政治的作家，仍不斷遭到迫害。18世紀末，英國國內激進民主主義興起時，英國政府頒佈法令，暫停“人身保護法”生效，同時還制定了“判逆行為法”和“叛亂集會法”，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自由，違者將嚴懲，直至判處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滿和叛亂種子”的罪名，將激進民主人士托馬斯·繆爾和帕爾瑪流放到。⒁
當英國作為國外先進人士避難所的同時，它的統治者卻在對外關係上執行著鎮壓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國革命開始後，英國統治者成了反對法國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早在17世紀英軍征討愛爾蘭時，在特羅伊達等城市，大肆燒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結果，愛爾蘭的1/3人口在戰爭中死亡；瘟疫和飢餓遍及整個愛爾蘭，有些地方，“人們走過二三里方圓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無論是人、牲畜和禽鳥。”一個英國軍官在說到英國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的血腥掠奪時也說：“我們將使我們的形象變成一群殘忍、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民族。”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用學與火的手段，透過鴉片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
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它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消極影響。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的財富飛速增長，但勞動群眾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對工人階級來說，新建起來的工廠，不過是“昏暗、骯髒的牢房”⒃。它們並不是“文明的庇護所，而不過是工業的兵營”。⒄工業革命後迅速興建起來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亂，環境汙穢，工人們麇集在嘈聲震耳的廠房中，無日無夜的辛苦勞動。這些大城市成了“荒涼不毛之地，沒有色彩、歌聲和笑聲，只有男、女、老、幼在裡面勞動、吃飯和睡覺……新式的紡織廠或鍊鐵廠就好像金字塔一樣，把它長長的陰影投射在這個以它們為自豪的社會之上”⒅。在社會上，“邁達斯的禍害”到處瀰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的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在閃閃發光的金錢面前，花朵、詩歌、友誼、愛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錢至上，物慾橫流。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證明了，自由競爭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創造幸福。”
中國對英國曆史的研究，開始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中、英相隔萬水千山，互不相知。蘇伊士運河開闢前，中、英交往，須繞道非洲好望角，經過漫長的海上顛簸。鴉片戰爭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鎖國閉關的大門。中國的先進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環境下，深知知己知彼才能有備無患，於是著手研究英國等西方列強及其歷史。他們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不但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後了。曾經到過英國的王韜就指出，英國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它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所向無敵”，而是在於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憲君主制和“巴力門”即議會制；國家大事都要經過議會兩院討論，“必眾論僉同，然後實行。”⒇從19世紀末維新運動，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介紹英國及西方各國的書籍越來越多。1919年到1949年間，出版了以英國曆史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約有五、六十種。(21)
1949年後，英國史的研究也象其他學術部門一樣，取得巨大成績，有很大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左傾教條主義一度很嚴重，在歷史著作中，一味歌頌暴力和鬥爭，對英國和其他國家歷史上一切和平漸進的歷史現象和主張和平、改良的人物、政黨和理論，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時，個人崇拜之風甚熾，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而是隻能憑摘引經典作家或個別政治領導人的片言隻語作為標準。對外學術交流，幾乎完全斷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中國美好未來之用。英國的歷史發展，不但和東歐的俄國等國有顯著區別，而且和歐洲大陸的西歐諸國也不完全相同。自從17世紀革命以後，英國進入了近代歷史時期，它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迅速走到了歐洲以及世界各國的前面。
本來在古代時期，英國這個大西洋中的蕞爾小島，未受到人們的重視；在古代人所繪製的世界地圖上，英國被置於地球邊緣的天涯海角。當時，歐洲大陸的人，隔著英吉利海峽，只隱隱約約見到不列顛島岸邊霧茫茫中的灰白色山崖，故稱之為“阿爾比昂”。直到中世紀時，歐洲大陸的一些人還以鄙夷的眼光來看待它。1414年在黑海岸邊康斯坦召開的一次天主教國際會議上，法、德、西班牙等國的代表認為，英國不過是象丹麥、葡萄牙一樣的小國家，它的代表不能與其他大國代表平起平坐，不應享有表決權。
但是到了近代，英國一躍而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強國。靠了日益富強的國力和強大的海軍，它先後在16、17世紀擊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成為了所向無敵的海上霸主。以後，它又將殖民主義的觸角，伸向世界的各個角落，逐步建起人類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日不落”殖民帝國；凡Sunny一天24小時照耀之處，都可看到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旗幟在飄揚。這時，英國近代歷史成了整個世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和世界上別的國家、民族一樣，英國曆史也具有其獨特的特徵。特徵之一是它的長期而持久的議會傳統。早在中世紀，英國議會就已經存在。到了19世紀，議會作為領導革命的核心力量，發動了推翻君主專制的鬥爭；將國王送上了斷頭臺；建立了沒有國王、上議院的共和國。這次革命是在歐洲封建制度發生危機的環境下產生的，它又反過來，對整個歐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後來斯圖亞特王朝又復辟了，但王黨分子企圖將歷史車輪扭轉到革命前的企圖遭到了失敗。經過二、三十年代反覆鬥爭，斯圖亞特王朝再度被推翻；1688年“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建立並逐漸鞏固了起來。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體制；比起歐洲大陸和東方各國的君主專制來，具有巨大的進步性。在君主專制的國度裡，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社會各階層人民都在專制君主的枷鎖下，忍受熬煎。法國的路易十四，自稱“朕即國家”，把國家和他個人等同起來。那些匍匐於他足下的臣僚，阿諛的稱他為“太陽王”；“太陽王”在他的凡爾賽宮，“把每個人都壓制到卑屈服從的地位；他鄙視每個到他宮廷的人。那些公務人員，都不敢以他稍有異議。他還用心計，使每個貴族都唯唯諾諾，不敢表露個性，而只廝混於奴顏婢膝的眾人之中。”⑴在豪華奢靡的凡爾賽宮的陰影之下，有多少人在專制暴政的重軛下，過著暗無天日的悲慘生活！那個著名的巴士底獄“鐵面人”的事蹟，只是出於伏爾泰的揭露才為世人所知，實際上遠比這一事件更為悽慘的事又有多少！在沙皇專制農奴制“黑暗王國”的歷代沙皇統治之下，俄國千千萬萬的農奴更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葉卡特林娜二世曾先後把約80萬農民賞賜給她的寵臣作農奴。農奴主可以任意對這些農奴加以虐待、買賣。在當時俄國的兩家報紙《莫斯科新聞》和《聖彼得堡新聞》上經常登載著把農奴和跑馬、獵犬一起出售的廣告。⑵在這些暴君的嚴密控制之下，人們在公開場合，只能聽到對“太陽王”和“仁慈沙皇”的歌功頌德，但實際上，受壓迫的千萬人民，卻對殘害人民的獨夫、民賊懷著刻骨仇恨。拉季舍夫在1990年出版的書中揭露，在俄國，農民過的是“帶枷的罪犯的命運，被囚於地牢的囚徒的命運；是軛下牛馬的命運。”他認為沙皇是“一切兇手中最兇殘的兇手；一切罪犯中最嚴重的罪犯。”一死還不足以償其辜，他應該“死一百次”。⑶
和上述這些國家比較起來，英國在近代時期，具有較大的政治民主、言論自由，和寬鬆的社會環境。19世紀革命時，擺脫了專制桎梏的人民，意氣風發，發揮出巨大的創造性。彌爾頓形容當時人民熱情蓬勃的精神說：“我好像看到一個高傲強大的民族，像是從沉睡中醒來的巨人，搖撼著他那沉重的枷鎖，奮然站立了起來！”⑷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人們的創造性充分發揮了出來，紛紛著書立說，發表自己的各種見解。各種出版物和小冊子象雨後春筍般的大量湧現；僅1645年一年，英國就出版了722種出版物。⑸後來，在復辟王朝被推翻了之後，1695年，英國正式廢除了書報檢查制度。學術界和文學藝術界人士，得以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一批批自然科學家、哲學社會科學家和文學家，象璀璨的群星一般，出現在知識領域，光耀奪目。
英國在政治上的相對民主、自由，不但為本華人民發揮其創造性，提供了條件，而且也為在專制暴政迫害下的進步人士提供了避難所。當法國掀起宗教迫害的浪潮時，數萬名胡格諾教徒逃亡到英國。後來，在流亡到英國的大批人中，包括馬克思、赫爾岑、奧加遼夫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馬克思的《資本論》及其他重要著作，都是在英國出版的，赫爾岑在英國創辦了“自由俄羅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極星”、“鐘聲”雜誌，發表革命民主主義的文章，揭露和批判俄國的專制、農奴制。1864年，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也是在倫敦成立的。
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成了封建專制國家先進人士嚮往的榜樣，18世紀法國的啟蒙學者孟德斯鳩等人，對英國的政治制度倍加稱道；19世紀末，中國的維新運動興起的時候，維新派人士把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和議會制作為效法的榜樣。
英國曆史發展中的另一個特點是，從中世紀以來，它的軍事官僚國家機器就比較薄弱。19世紀初，英國全國領薪金的專職官員不過二三萬人；其中還有許多是國王的家僕。也沒有專職的警察，只有臨時的民警；他們由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任期一年；地方長官則由士紳輪流擔任。內戰前，英國沒有常備軍，甚至國王本人都沒有固定的衛隊；遇到緊急狀況時，國王臨時能夠召集起來的武裝人員，不過幾十個人；反對外國入侵和鎮壓國內叛亂的任務，主要由民兵擔任；他們由本地計程車紳召集和領導。直到19世紀中葉，英國仍是世界上軍事官僚國家機器最薄弱的國家之一。馬克思曾根據這一點，認為英國有可能透過普選權，以和平的方式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
英國的社會階級結構不嚴格，階級之間沒有嚴格固定的界限，階級之間的流動性較大，這也是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一個特點。近代早期，人們在講到英國社會分為哪些階級的時候，都沒有一個清楚的界定；而且人各異詞，說法不同。16世紀末，威廉·哈里遜把英國社會的人分為四等，但上等人之間的界限卻不清楚。例如關於“紳士”，他說“紳士”是那些“因其出身和血統，或至少因其美德而變得高貴知名的人。”⑼這樣，就讓人覺得，紳士的地位可因其出身和美德而獲得。另外，托馬斯·威爾遜在1600年左右的著作中，又將英國的社會等級劃分為五等。但五等之間的界限也含混不清，他說：“許多騎士和最好的男爵一樣富有，而且並不比許多伯爵差多少，”⑽這樣的劃分標準更是模糊不清。其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社會現實中，階級本來就是沒有嚴格的界限的。由於階級界限不嚴，階級之間的流動性就較大；從一個階級改變為另一個階級並不困難。一個人只要經過一定努力，就可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上述這些特點，使英國的社會、政治生活具有相對的彈性、靈活性；在英國近代歷史上，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往往透過小的變動即可調整，不致蓄積起來，爆發為大規模的暴力衝突。除了17世紀革命時期的內戰之外，在近代英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暴力鬥爭事件。同時，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思想界和政黨政治中，主張和平漸進，反對暴力革命的理論各政治綱領、政治勢力，也特別強大。
長期安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政治局勢；階級關係的流動性、靈活性較大；學術思想的自由；對科學技術發明的鼓勵，加上其他自然條件等因素，使英國在世界上首先發生了工業革命。當開始進行的時候，在歐洲大陸上，法國大革命正在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注意力都被法國大革命血與火的暴力場面所吸引，沒有太注意在英國發生的不大喧囂的經濟技術變革程序。但一個世紀以後，工業革命的深遠後果卻日益顯現了出來。它不但在經濟上和生產技術上引起了巨大變革，而且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化。在生產技術上，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勞動，生產是幾十倍甚至幾百倍的增長。生產率也一日千里。1812年，一個使用機器的紡紗工所生產的棉紗，相當於工業革命前200各紡紗工在同一時間裡生產的棉紗，⑾工業革命也大大改變了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聯絡。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工業革命前的千萬年時間裡，由於生產力低下，在無法克服的自然界威力面前，人只能以依賴和屈從的態度去取得與自然的協調。雖然終生辛勞，竭盡全力，仍然無法維持最低的生活水準，經常陷入飢寒交迫之中。直到中世紀，在歐洲的農村中，仍有40－60％的人，經常難以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即使在城市裡，勞動者也常常是食不裹腹，衣不蔽體。工業革命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逐漸得到改善。英國在19世紀的100年中，人口增加了3倍，但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實際收入仍增加了4倍。有人說，是一個成功的例證，因為它的結果是：“在人口增加的同時，生產出了更多的產品，按人口平均計算的產品在增長。”⑿工業革命在交通運輸方面所造成的技術發展，在人際關係和國際關係方面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工業革命前，各地區之間交通不便，山川阻隔，往往成為不可克服的障礙。19世紀中葉，世界上最快的帆船是英國的“短衫號”（Cutty Sark），從中國航行到英國需時4個多月。⒀各地區、各華人民之間分離隔絕，互不來往，是造成彼此隔閡、猜忌以致互相爭戰的客觀因素。工業革命後，交通工具日新月異，全世界各地區都由統一的經濟鏈條聯絡在一起，世界各地人民交往便利而頻繁，各國‘各地區人民互相瞭解和對利害一致性的認識也日益增強。
不過，我們說，近代英國的政治比較民主、自由，只是與歐洲大陸及東方各君主專制國家相對而言。實際上，在英國，主權在民的民主程序始終未能貫徹到底。英國的書報檢查制度雖然在19世紀末即已廢除，並且在以後也未再恢復，但是揭露和批判現實政治的作家，仍不斷遭到迫害。18世紀末，英國國內激進民主主義興起時，英國政府頒佈法令，暫停“人身保護法”生效，同時還制定了“判逆行為法”和“叛亂集會法”，限制人民的言論、集會自由，違者將嚴懲，直至判處死刑。法庭以“散播不滿和叛亂種子”的罪名，將激進民主人士托馬斯·繆爾和帕爾瑪流放到。⒁
當英國作為國外先進人士避難所的同時，它的統治者卻在對外關係上執行著鎮壓革命和殖民侵略政策。法國革命開始後，英國統治者成了反對法國革命的主要倡導者和組織者。英國殖民主義者也在世界各地進行瘋狂的殖民掠奪。早在17世紀英軍征討愛爾蘭時，在特羅伊達等城市，大肆燒殺，連老弱婦孺都不能倖免。結果，愛爾蘭的1/3人口在戰爭中死亡；瘟疫和飢餓遍及整個愛爾蘭，有些地方，“人們走過二三里方圓的地方，都看不到一個活的生物；無論是人、牲畜和禽鳥。”一個英國軍官在說到英國殖民者在西印度群島的血腥掠奪時也說：“我們將使我們的形象變成一群殘忍、血腥和喪失人性的民族。”⒂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就是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挾其堅船利炮，用學與火的手段，透過鴉片戰爭強加到中國人民頭上的。
英國的工業革命，雖然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但是作為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它也帶來了一些嚴重的消極影響。工業革命後，資產階級的財富飛速增長，但勞動群眾反而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對工人階級來說，新建起來的工廠，不過是“昏暗、骯髒的牢房”⒃。它們並不是“文明的庇護所，而不過是工業的兵營”。⒄工業革命後迅速興建起來的大城市中，秩序混亂，環境汙穢，工人們麇集在嘈聲震耳的廠房中，無日無夜的辛苦勞動。這些大城市成了“荒涼不毛之地，沒有色彩、歌聲和笑聲，只有男、女、老、幼在裡面勞動、吃飯和睡覺……新式的紡織廠或鍊鐵廠就好像金字塔一樣，把它長長的陰影投射在這個以它們為自豪的社會之上”⒅。在社會上，“邁達斯的禍害”到處瀰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的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在閃閃發光的金錢面前，花朵、詩歌、友誼、愛情，一切都黯然失色了。金錢至上，物慾橫流。湯因比指出，“工業革命證明了，自由競爭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創造幸福。”
中國對英國曆史的研究，開始於19世紀中葉。在此之前，中、英相隔萬水千山，互不相知。蘇伊士運河開闢前，中、英交往，須繞道非洲好望角，經過漫長的海上顛簸。鴉片戰爭時，英國殖民主義者，用炮艦轟開了中國鎖國閉關的大門。中國的先進人士，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的環境下，深知知己知彼才能有備無患，於是著手研究英國等西方列強及其歷史。他們發現，中國之所以落後於西方，不但是由於武器裝備不如人，而且在政治上也落後了。曾經到過英國的王韜就指出，英國之所以富強，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它的“火器之精良，鐵甲戰艦之所向無敵”，而是在於它的政治上的“君民共治”的立憲君主制和“巴力門”即議會制；國家大事都要經過議會兩院討論，“必眾論僉同，然後實行。”⒇從19世紀末維新運動，經過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介紹英國及西方各國的書籍越來越多。1919年到1949年間，出版了以英國曆史為主要內容的書籍約有五、六十種。(21)
1949年後，英國史的研究也象其他學術部門一樣，取得巨大成績，有很大發展，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嚴重缺陷。主要表現在，左傾教條主義一度很嚴重，在歷史著作中，一味歌頌暴力和鬥爭，對英國和其他國家歷史上一切和平漸進的歷史現象和主張和平、改良的人物、政黨和理論，盲目加以批判和否定。同時，個人崇拜之風甚熾，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不是以歷史事實為基礎，而是隻能憑摘引經典作家或個別政治領導人的片言隻語作為標準。對外學術交流，幾乎完全斷絕。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極左的恐怖路線得到糾正。科學文化從備受摧殘中漸漸復甦，並呈現出欣欣向榮的勢頭。對英國近代歷史的研究也開始走上健康道路。百多年來，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人民在社會實踐上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也遭遇過慘痛的教訓，我們以這樣的實踐為基礎，再去觀察英國近代歷史，就得到了一些新的、更深一層的認識，特別是深切感到，過去極左路線時的許多錯誤觀念必須糾正。英國在近代歷史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成果，在政治生活和經濟建設中，也取得了不少成功經驗和犯過不少錯誤，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客觀地加以研究、總結，以供我們建設中國美好未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