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這事說起來很複雜，但是主要原因是王安石的變法沒有爭取到任何階級的支援！保守派、地主階級、社會頂層的利益受到極大的觸動，不支援變法，中間層的瞻前顧後，缺乏有效的宣傳和支援，底層社會沒有機會和能力去擁護，導致變法的決策與整個社會脫節，沒有既得利益者的忠實參與，導致執行者與利益相矛盾，所以失敗。

王安石的一條鞭法，改實物稅為貨幣稅，主觀上是簡便易行，減輕平民負擔，但忽略了一點，平民手裡沒有足夠貨幣，只得用實物去大戶家換，大戶趁機盤剝平民，反而加重了平民負擔，政敵以此為藉口群起而攻之，皇帝便中止了王安石的改革。

其實可以跟商鞅變法做個參照。最重要的原因有三點。一、秦孝公有徹底變革的決心，是商鞅變法的堅實後盾。如果說商鞅是狐狸，那秦孝公就是他背後的老虎，得罪狐狸就是得罪老虎，老虎的屁股自然是摸不得的。可是王安石的老闆是個什麼貨色？二、得利者的角度。其實從本質上講，得利者就是老百姓和統治者。國強民富，民富國強，二位一體。國家和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也就是所謂的雙贏。當然，統治者內部也有分化，簡單的分，就是君主和官僚、貴族、地主兩個階層。如果官僚、貴族、地主在明面上支援君主，做到政令暢通，那自然萬事大吉。那如果相互扯皮呢？這就牽扯到第三個問題。三、秦法治的成功，而自秦以後，法治都不成功，後來的法只是個形式，而真正繼承下來的大家思想是勢和術。而越到後世，君主專制越來越得到加強，法的作用反而不大，唯王命是從。所以，準確的說，中國古代，不論貴族制還是後來的官僚制，本質上都是王命社會，法算什麼？唯有秦國法制貫徹的是最徹底的，所以這就是我最崇拜秦法治的原因，當然它這裡面還是存在問題的，這個咱們得承認。不過從總體上講，秦從某個層面講，確實實現了部分的平等公平正義，講所有違反法律的官僚貴族地主都繩之以法，這在以前是難能可貴的，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我想後來的人喜歡推崇包青天，不是因為他個人如何如何，而是他恪盡職守，維護了法律的權威和尊嚴。可是王安石的老闆可沒那麼大魄力

梁啟超說過，王安石在表達中只能任用小人，因為君子都反對他。沒錯，但君子一開始也是支援王安石的，而最初的王安石同樣會反駁後來的王安石。

我覺得王安石有一個問題非常嚴重，就是打破了早期言官對皇權的壓制，他利用皇帝打壓政敵，以至於相權弱化，最終自己也被廢掉，大權全部集中在皇帝那裡，開了北宋集權的先河。這樣看來，政治上的失敗就是必然的，因為即便沒有他，神宗也能變法。

其次，王安石的保馬法有點像大鍊鋼鐵，導致很多戰馬上不了戰場，而民間跟風養馬，最終因為難於負擔經濟和醫療條件，馬無法被官家收購，便只能獨立承擔損失。

再次，王安石不懂經濟，根本不理解物價問題，所以青苗法很坑人。他也沒有具體到民間考察，反而是現在定性為保守派的人真正考察過民間，知道農民需要什麼，害怕什麼。

最後，王安石早期極為重視吏治，後來卻放棄了這個想法。這樣一來，任用之人便皆為小人。這批人屬於當時士大夫階層的主流，鋪張浪費，巧取豪奪，和皇親國戚一樣。保守派們對此極為反對，因為老百姓生活貧苦，士大夫和皇室卻鋪張浪費，那麼國家和百姓當然貧困，王安石卻公然支援士大夫階層和皇室的浪費行為。可以說，保守派堅持孔子民富則國富的觀點，王安石則堅持國富為首的認識，雖然王安石自認為學習的是孟子，但孟子對稅收的主張和孔子一樣，都很輕，只說過稅少則國用不足，卻沒像王安石變法那樣弄了各種苛捐雜稅，結果國家是富裕了，符合神宗父子對軍隊邊防需要用錢的想法，但國家的後續有生力量卻不足。事實上，變法後不但人口下降很多，連物價也開始飛漲，北宋更是獲得了歷代苛捐雜稅最多的美名。剝削民力來富國，這樣的富裕也就是一時的，禍患無窮。

事實上不僅僅只是王安石變法，縱觀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管仲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鄒忌變法、申不害變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儘管一度成效顯著，但卻猶如曇花一現，在李悝、吳起身後變法成果幾乎歸零；鄒忌變法和申不害變法側重於吏治術治，均未能深徹變革國家體制；張居正變法一度成效顯著，卻在張居正死後迅速被萬曆皇帝清算；戊戌變法用六君子的鮮血依然未能喚起華人的警醒。歷次變法除管仲變法和商鞅變法外就幾乎沒哪次將變法成果保留下來的，王安石變法也未能超脫於外，就連成功保留了變法成果的商鞅變法也付出了變法者商鞅身死族滅的代價，令人不得不感嘆變法何其難也？

變法之難在於固有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以王安石變法為例：其對手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死抱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腐教條。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立足於富國強兵——透過各種新法措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然後大力投入國防建設，試圖以此打造一支戰鬥力彪悍的鐵軍。然而舊黨卻認為：天地所生財貨只有定數，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靠盤剝百姓完成積累而已。以現代經濟學的觀念來看：舊黨的觀念是荒謬的——天地間的財富從來就不是定數，人們的生產和交換可以創造新的價值。退一步講就算已是定數，也能透過改進分配和流通方法從而實現財富在國民之間的合理配置。可就是如此荒謬的觀念也能束縛人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歷朝歷代的變法者都會面對一大群反對者。

王安石變法的悲劇在於：這場以富國強兵為宗旨的變法卻不得不依靠一群小人來推進，最終弄得朝廷上下烏煙瘴氣，事實上北宋末年的蔡京等奸臣多出自新黨。王安石倒不是喜歡和姦臣為伍，實在是難以獲得朝中正直人士的支援。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類官員——他們自命清流，從無貪墨不法之劣跡，然而這些人死抱著過時的陳腐觀念不放，從不能真正為國家為百姓做一件實事。早在東漢末年曹操面對這樣的官員就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觀，然而也正是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使曹魏政權充斥著一群不忠不義的機會主義者，以致於司馬家篡魏時朝中大臣無人出頭。王安石也面臨和曹操一樣的困境：那些為追求功利而不擇手段者才會支援新法，可重用這些人最後必將導致新法的結局和初衷背離。新黨的鄧綰甚至說道：“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你們愛說啥說啥，只要我自己當著高官即可，這樣的人之所以支援新法無非不過是因為在傳統的體制下無法得到晉升空間，然而當他們成功上位後還會記得新法的初衷是富民強國嗎？最終王安石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所謂的正人君子不會支援他的變法，因為他們全是傳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任用小人可以使變法在一時之間取得成效，然而要指望這些人對新法有多忠誠無異於痴人說夢。

明初因有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朱元璋開國時一切向著最落後的形式靠近，徵收賦稅以實物為主，而且一切賦稅以人丁稅和田賦為主。王安石也是在近代才被認為是正面角色，但在明清時期王安石一直是反面的的典型，北宋的滅亡被認為他要佔很大責任。王安石變法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看是向最先進的經濟靠近，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目的，有現代意義的擴張性的財政的方向，簡單的說就是想以現代的企業制度來管理這個國家。王安石變法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依靠官僚來管理一個所有權、經營權、使用權都不清晰的公司，只能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經營，失敗也是必然。但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在古典時期一次向現代意義上的經濟變革的嘗試，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但古人並沒有得出這樣的結論，明朝朱元璋認為王安石變法是與民爭利，是古往今來第一奸臣，故而反其道而行之。一切賦稅向最基礎的靠近，以田賦為主，宮廷用度以收入計算支出。為防止不夠用，特意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專門的民戶幹某項工作。比如燒磚有專門的磚戶，燒瓦有專門的瓦戶，製造兵器有專門的製造兵器的戶，關於這一點大家旅遊天壇時，可以在天壇的圍牆上看到磚上有燒這塊磚的磚戶的人名。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皇帝只是將其作為工具。皇帝並沒有真心實意地推行變法以及真心實意地信任王安石。

（1）做臣子變法成功的第一條件是得到皇帝的絕對支援

中國變法特別是具備一定創新性的變法，如果沒有皇帝地支援，不可能成功。皇帝支援就是使其有了剷除反對者的能力。任何人都會害怕，久而久之，變法成果出來後，支援的人越來越多。

比如商鞅，在商鞅變法中，不管你是誰、不管法律是否合理，法律就必須嚴格執行，沒有商量餘地。因此，大家就只能忍著，時間長了，雖然殺了商鞅，但是，秦王和許多人都覺得變法挺好，也就是大臣和百姓們習慣了這種約束，所以也就沒有推翻商鞅的變法。

王安石則不成，宋神宗對其更像是用以制衡群臣的工具。宋神宗更多的是站在群臣之上，拿臣子們當作棋耍。

（2）臣子變法成功第二點就是用人得當

用人是執行變法，使之能儘快出現效果、最大化地降低變法不足的保障。君臣在齊心變法的情況下，能否找到得力的人去執行，就是關鍵。

如果找到的人貪贓枉法、看人執法、為了權力才去變法等等那就完了。不幸的是，王安石變法的過程中，用人不當就是一大軟肋，宋徽宗手下眾多的大臣如蔡京、高俅等人都聲稱是其信徒，正是因為用多了這樣的人，使得變法一開始就出現了問題。

惹得天下百姓怨聲載道，甚至交趾入侵宋朝都是以：解救中國老百姓出王安石魔爪，共享堯舜天下為藉口。

最後一點，我們簡要地說一下。每項變法都是對固有思想的破壞，那麼，王安石時期則是儒家治國成為“真正一股獨大”的時期，他無法對舊思想進行徹底破壞。

商鞅時期則是沒有固定的一股獨大時期，因此很容易創立新的思想。

變法通常認為是挽回一個國家頹勢的重要舉措，但是每一次變法都必將損害到原有統治階層的利益。正是如此，每一次變法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且大部分變法都是以失敗告終。在古代封建王朝當中，最著名的兩次變法當屬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跟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不同於商鞅變法的成功，王安石的變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

仔細觀察王安石變法的話，不難發現這場變法註定會以失敗告終。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不足，權力的鬥爭導致變法掌舵者的頻繁變更，變法陣營內部的重重矛盾，反對派的聲勢浩大以及民心的丟失，這些最終導致變法失敗的結局。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的不足。從熙寧二年七月六路 均輸法開始，到熙寧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間，共頒佈了大小十一項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統治區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個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變法需要的是循序漸進，試點進行。

王安石絲毫沒考慮到這一點，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援之後，便一股腦地在全國推行他的變法。這樣的後果便是這些變法措施在推行過程中困難重重，面對這些困難之時，王安石等變法家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困難，而是一致認為這是反對派在背後使絆子，將矛頭指向了反對派。兩派的權力鬥爭最終依舊解決不了這些變法遇到的困難。

從宋神宗決定變法的那一刻起，作為變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宋神宗深感皇權受到王安石這個丞相的挑戰。熙寧7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失去了變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變法掌舵者呂惠卿雖然也是一個變法派，但是卻一心追逐權力，對變法之事不甚熱心。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宋神宗只得請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變法。但是二進宮的王安石卻成為了呂惠卿的眼中釘。為了權力呂惠卿不顧昔日恩師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後導致了這兩位變法派大佬兩敗俱傷。在沒有了掌舵者的情況下，宋神宗不得已只得自己親自主持變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變法派也因為王安石、呂惠卿的失勢而不敢貿然進言。單單憑藉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沒有辦法讓這場變法順利的開展下去。

在王安石晚年回顧這場變法自我總結時，他將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用人不當。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是正是這樣一個人，卻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的時候，害怕王安石東山再起威脅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虛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於死地。昔日的師徒二人竟因權力而分道揚鑣，隨著呂惠卿被查出敲詐商人五百萬錢鋃鐺入獄，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呂惠卿，網羅王安石“隱瞞皇帝”、“對皇帝不忠”的陳年舊信，將恩師徹底打倒了。這場變法派一、二號人物的內鬥最終耗盡了變法派的變法決心，以致於宋哲宗、宋徽宗時期上臺的變法派人物蔡確、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變法不變法，只知道大肆排除異己。

每一場變法都會有反對派，面對反對派時，王安石想到的不是爭取、化解矛盾。最終兩派變成非黑即白的陣營之爭，蘇軾、司馬光等大佬雖然是反對派的主力，但是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比如蘇軾到了後期也認同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舉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只有“非黑即白”，對於蘇軾、司馬光等有才之士只知道一味的排擠，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卻得到了重用。最終不僅導致了改革派的孱弱，還人為的樹立起強大的反對陣營。

歷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變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是否得到廣大老百姓的支援。王安石的變法註定是要傷害到地主階層的利益，如果能夠爭取到變法的受益者底層老百姓的支援，那麼這場變法或許就成功了。想當初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但是到了最後這場變法不僅沒有給國家財政帶來收益，還造成了地方與民爭利、橫奪暴斂，讓本應受益的底層老百姓成為了受害者。最終在兩邊都不討好的情況下，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走向了失敗。

歷代以來，變法都很難成功，因為變法要變的是利益，需要利益的再分配，如同鈍刀割肉 。而且操刀的竟然是自己，你說能下的去手嗎?因為任何一條政策或好或壞，都需要人去執行，那麼問題來了，執行者是誰？正是這些已經長久既得利益者，就是這些大小官吏，土豪劣紳，達官貴人以及他們的七大姑八大姨。而將要獲得改革好處的是誰？是社會底層窮困潦倒沒有任何背景權勢的人，為了別人的利益而獻出割讓自己的利益，如果是你，你會願意嗎？你會為了全國的乞丐而分出自己居住的房子讓他們享受嘛？當然不會，即或有願意的，也是少數，這些人將會是官僚階級的大敵，所以會被排擠出去，行不通啊。

而且，王安石變法脫離實際，用人也不當，有時也是政策不當，捉襟見肘。比如，王安石為私鹽販子太多而頭疼，就問蘇轍如何減少私人鹽販子，蘇轍說，這好處理，把官鹽價格賣的和私鹽一樣，私鹽販子就沒了。 這很對啊，用的經濟學原理，而且，馬克思老說這事兒。我們中學也老學習經濟學原理。但是，王安石說，行不通啊，國家收稅就少了。不如檢舉揭發，看誰還敢？！於是釋出榜文：為了讓大家吃到放心鹽，不要買私鹽販子運的私鹽，否則容易中毒。大家舉報私鹽販子，就會得到官府獎勵。這是行政命令，用行政手段搞經濟，前蘇聯就是老這樣， 結果是，很多老百姓為了得到好處，買了官鹽，偷偷放進別人的包裹裡，然後去檢舉揭發，搞的烏煙瘴氣，人心惶惶。

王安石變法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