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雖然北宋有著發達的經濟。有遠超過前朝的財政收入，且多用於養兵、養官，卻因兵額增長太快和官員中飽私囊而總感軍費不足，便允許軍隊經商。此風一長，軍隊訓練廢弛，戰鬥能力低下，無法與教軍抗衡；

2.缺乏北方屏障。五代十國時期幽雲十六州等戰略要地的丟失，使得宋朝先天地失去了抵禦北方民族進攻的一道屏障；

3.歲幣導致的惡性迴圈。宋朝對外戰爭連連失利，不得不大量輸出歲幣，而大量的歲幣無疑加重了百姓的負擔，導致農民起義不斷爆發。頻繁暴發的農民起義又不斷消耗著軍隊的戰鬥力，導致對外戰爭新的戰敗；

4.士族制度的衰落。經過唐朝之後，士族制度可以說從根本上衰落了，取而代之的是科舉取仕，凡要進入官場，必先經過寒窗十載的苦讀。士族家庭子弟在從政前，受家族的薰陶，大多具有一定的政治經驗。而科舉取仕使得一部分毫無政治經驗的寒門子弟一夜之間身居高位，難免目光短淺，造成吏治混亂。

公元1127年，即宋欽宗靖康二年，金兵長驅南下，一路勢如破竹，迅速攻克了北宋京師汴梁，俘獲了徽、欽父子二帝及宮中妃嬪、朝中大臣，洗劫了大量財寶押往北國，北宋滅亡。史稱靖康之變、靖康之難、靖康之恥等等。

靖康之變是中國歷史上中原王朝羞以為恥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原漢人每提及此，無不扼腕嘆息。

之所以會發生如此劇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人認為是這兩個父子皇帝耽於享樂，荒淫無度，也有人認為是當時朝野上下滿足於眼前的生活狀態，沉浸在一派歌舞昇平之中，忘記了強敵虎視耽耽，危機就在眼前。以至武備鬆弛，兵無鬥志，將無戰心等等。

徽宗、欽宗這對父子皇帝在書畫藝術方面要說也確實有兩把刷子，尤其是宋徽宗，其書、畫藝術水平堪稱一絕，在當時無人能及，其在書法上獨創的痩金體至今仍為書法界津津樂道。一國之君，毎天有多少國家大事要處理，怎能一天到晚都寫寫畫畫，舞文弄墨……當然，導致北宋滅亡這些應該也是一個因素。

(宋徽宗瘦金體）

實際上，北宋自建國以來在一系列的與外敵的戰爭中，幾乎全是敗績，只是到了徽、欽之際更加不堪一擊而巳。

為什麼宋軍如此疲弱呢？究其根源，這個禍根從北宋開國時起就種下了。

大家知道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能當上皇帝靠的就是演了一出“黃袍加身”的戲碼。

由於五代時期軍閥連年混戰，導致了許多帶兵的武將十分驕橫，導演了一次又一次的軍事政變篡位奪權的事件，而趙匡胤自己也是靠手下武將擁戴黃袍加身坐上皇帝寶座的。因此，趙匡胤汲取歷史教訓，開國之初就巧妙的排演了一場“杯酒釋兵權”的大戲，輕而易舉地就把功高位顯的領兵將領的軍權奪了。

為了進一步防止武將產生不臣之心篡權奪位，趙匡胤制定了一個建宋以來堅定不移的國策，即重文輕武，文官往往受到器重和重用，賦予相當的權利，社會地位和待遇很高。而武將卻一直備受冷遇，處處防備，其社會地位和待遇遠不及文官，所以當時的人們一心苦讀聖賢書，唯求一朝名登黃榜，光宗耀祖。而習武之人廖若晨星，且往往還會被人笑話。

儘管釆取這些防備措施，但趙匡胤還是不放心，於是是便有了廂、禁之別的軍隊編制。所謂廂軍是指保護地方的武裝，多是些老弱，平時逮個小偷，捉個混混還湊合，但根本什麼戰鬥力；所謂禁軍，是國家把精銳部隊全部集中在京城，由朝廷直接控制，這樣就形成了中央強、地方弱的局面，消除了地方的尾大不掉。

禁軍的裝備、人員素質比地方部隊都優越，但卻沒有帶兵的將領，平時只有一些教頭之類的教演槍棒格鬥，如《水滸》中的林沖、王進等，只能當教練而不能帶兵打仗。當戰時需要時，朝廷才臨時委派將領帶兵出征。這就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專兵”的狀況，將領對部隊的情況一點都不瞭解，甚至往往還指揮不動，以致兵、將離心，部隊缺乏團結協作，更沒有向心力和凝聚力。這樣的軍隊如何能敵得過遊牧民族驍勇強悍的虎狼之師。

所以，當靖康年間金兵大舉南下時，宋軍一觸即潰，節節敗退，以致金兵不費吹灰之力便攻下汴京，製造了震驚天下的“靖康之變”。

綜上，我們可以說，“靖康之變”的發生，固然原因很多，但宋代基本國策的失誤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趙匡胤是節度使出身，他算是一個不折不扣藩鎮軍閥，而他親眼看到大唐因為各地節度使擁兵自重，不服中央管理，導致大唐最終衰亡。

軍事：

而獲得了江山之後的趙匡胤，為了避免中晚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亂象，上演了“杯酒釋兵權”的歷史劇目，解除了多位節度使手中的兵權，將全國軍事大權牢牢掌握在手裡，但他還是擔心會有將領去起兵造反，所以又實行“更戍法”，經常調動軍隊換防，形成"兵無常帥，帥無常師"的軍事局面。甚至在一場戰役前，士兵還不認識甚至沒見過自己的主帥，主帥也從來沒有操練過當前的這支部隊，這也導致了宋朝後期面對邊亂，經常打敗仗的原因之一。

政治：

重用文官，輕視武將。在政治上，為了防止擅權，趙匡胤便把權利分化，經常是一件事情需要幾個部門甚至幾個官員來協調處理，直到結束。這樣一來形成了兩個結果，文官數量逐年增多，武將身份越來越低。

文人集團的龐大最終導致冗官，國家財政支出越來越大，成為北宋中後期國家沉重的負擔。

民生:

有宋一朝，文人權貴、貪官豪強在朝廷的變相縱容下，巧取豪奪，大肆兼併，形成了富者愈富，貧者欲貧的極端現象。甚至有老百姓跑到深山裡面開墾荒田，而富戶名下用來耕種田地卻長滿了荊棘的怪相。史書記載如下：

“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 《宋史•食貨志上一》最後是“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貧者無力自存”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篇》卷二十

軍事，政治以及經濟的政策導致了宋朝弊政叢生，天下但凡經歷過一次天災戰禍，民間就會有一次大的兼併賣地活動出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便不足為奇。

隨著“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的先後失敗，北宋進入遲暮之年，開國之初的制度嚴重阻礙了北宋後期的發展，激化了社會會矛盾，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大宋在虛晃的繁盛之下，瞬間就迎來了汴京之圍。

1、苟且偷安不思進取

眾所周知，社會經濟越發展，物質越豐富，社會的文明程度就越高，人們的私心惰性就會越發強烈，貪圖享受、精神頹廢就會成為一種社會常態。清明上河圖描繪的繁華景象，千年後仍讓世人驚歎不已。宋朝經濟的高速發展造就了一大批中產階級。國難來臨時，他們和精英階層一樣，依然是享樂至上。“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當汴州”就是那種無視國難、“醉生夢死”的真實寫照！

優越的物質條件常常使人們過多地強調個人利益而無視國家利益，甚至會為了個人利益而不惜犧牲國家利益，直至賣國求榮。於是，宋朝就成了中國歷史上鉅奸佞臣最多的朝代之一。大名鼎鼎的鉅奸有丁謂、蔡京、童貫、高俅、丁大全、陳大方、胡大昌、賈似道等，還有張邦昌、秦檜等賣國奸賊。奸黨國賊對上糊弄昏君，對下妖言惑眾，禍國殃民。

而北方遊牧民族，由於剛剛走出氏族社會、自然條件惡劣等原因，在物質和文化上處於落後地位，生活條件極為艱苦，爬冰臥雪是家常便飯，千里跋涉更是習以為常，這些練就了他們極為堅韌耐勞的性格。物質條件的匱乏與落後，促使他們將掠奪作為了自己生存與發展的重要手段，故而不畏生死，時刻保持著強勁的擴張和掠奪鬥志。他們連續作戰的意志和能力，是養尊處優的宋朝貴族和穿上軍裝的農民永遠也比不上的。

2、對武將不信任

由於宋朝的江山就是後周武將趙匡胤發動政變而奪取的，所以宋朝統治者非常忌諱武將擁兵自重。為了防範武將威脅其政權，實行了“兵將分離”制度，儘管軍隊過百萬，但卻是“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種違背軍事原則的屯兵做法，疏遠了官兵關係，降低了指揮能力和協調能力，也大大削弱了戰鬥力。這是宋朝軍力孱弱的重要原因。同時，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宋朝皇帝嚴重違反這個軍事指揮原則，對自己的大將一點也不信任，派出去的大將，還沒打幾個月就趕緊招回來，再換一個去，生怕他們造反，結果一敗再敗。漢朝和唐朝為何強大？唐朝李靖長年帶領十萬精騎在外作戰，唐太宗對他很放心；漢朝漢武帝對衛青、霍去病也是一百個放心。

再看看當時的少數民族軍隊。他們大都是軍政一體、軍民一體，其民皆兵、其兵皆民。廣大牧民平時勞動，戰時則跨馬彎弓投入戰鬥。各部落的首領既是生產生活的管理組織者，又是軍事行動的管理組織者。這種生產、行政、軍事三位一體的組織，有效地解決了國小力單、兵源不足、指揮不便等矛盾，把部落變成了大兵營，形成了強大的軍事力量。

3、沒有強大的騎兵

冷兵器時代，沒有強大的騎兵就沒有強大的軍力。宋朝的經濟雖然強大，卻一直沒有建立起自己強大的騎兵，就算是抗金英雄岳飛轄下的騎兵也不過三千左右，其他部隊的騎兵就更少了。這種“重步輕騎”的指導思想，讓宋軍在戰場上機動能力很差，時時陷於被動。

而無論是西夏、金、遼還是蒙元，他們都是北方少數民族，都擁有強大、機動、快速的騎兵。他們的部隊機動性強，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規模機動，使宋軍很難預料和防範到他們的攻擊。他們善於遠距離包抄迂迴和分進合擊戰術，戰鬥素質和技能極為驚人，鐵蹄踐踏之處，無不望風披靡。

歷史一再證明，富並不是強，一個沒有尚武精神、沒有強大國防作後盾的民族，即使經濟再繁榮強大，文化再燦爛輝煌，也是人家的盤中餐。歷朝歷代，沒有武功，哪有文治？而宋代統治者推行的“重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使文化發展到空前高度，歐陽修、范仲淹、蘇東坡、王安石、司馬光、柳永、辛棄疾、李清照等大家燦若星河。就連那些大小官員平時也以附庸風雅為能事，對咬文嚼字、賣弄文采、風花雪月、淺斟低唱等樂此不疲。而一旦國家危機，就推諉扯皮，束手無策，甚至奴顏婢膝，卑躬屈節。由於文氣過重，武功萎靡，最終慘遭屠殺，被蒙元所滅！

我們都知道，“靖康之變”是導致北宋滅亡的直接原因，這場戰爭終結了北宋長達167年的統治，並致使宋政權由北向南的轉變！幾百年來，有很大一部分人都將徽欽二帝的昏庸無能作為靖康之變爆發的根本原因，雖然我們不排除這個因素的存在，但是嚴謹來看的話，這已然是不準確的。那麼，致使靖康之變爆發的原因是什麼呢？

當然了，作者要想透過一篇文章就將“靖康之變”的整個戰爭過程敘述清楚也基本不太可能，實際上也沒有那個必要。想要了解其中的要點，只需要將整個戰爭過程中的四個關鍵點搞清楚就可以了！

北宋疆域

第一，北宋和金的外交政策

金朝在遼東地區崛起以後，便把遼國打得節節敗退。宋徽宗得知訊息之後，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於是便趕緊派遣使臣前往遼東和金國結盟，商議聯合進攻大遼。宋徽宗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想收回丟失百餘年的“燕雲十六州”。因為北宋自建國之初，就一直想將它收回，但是那個時候遼國強大，且北宋軍事實力上的短板，使得一百多年下來還依然被大遼佔據著。但是現在，遼國實力已經逐漸衰退，金國順勢而起，北宋朝廷自然要利用好這個機會。

為此，宋徽宗表示，只要金國幫助自己收回燕雲十六州，那麼北宋朝廷就將原來每年給大遼進貢的歲幣，轉贈給金朝。這也歷史學上所說的“將軍事問題轉為財政問題”。這個策略看上去還挺合理的，但實際上是一個重大的外交失誤。為何呢？

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之下，金朝的實力遠大於宋和遼。而且，遼宋之間已經“和平友好”了百餘年之久，彼此都比熟悉。請注意，這裡的熟悉，主要指的是對其國力和政治形態上的熟悉。但是宋金兩國，就完全是兩個陌生的國家。所以這個時候，宋朝的重點不應該是和金朝聯合來對抗遼國，而是要和遼國聯合起來對抗強大的金國。因為這對宋朝來說，最好的結局是能夠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當然了，如果遼國只有在宋朝的支援下，才能同金朝抗衡的話，那麼宋朝則可以佔據更為有利的形勢，收回燕雲十六州，那就是易如反掌了。

但如果宋朝做不到這一點，那麼最基本的處理辦法，就是在兩國正式談判之前，宋朝就必須得做好和金朝開戰的準備。可實際上呢？太過急功近利的宋徽宗，在初次見面時就將自己的全部訴求和底牌全部攤開給了金朝。這樣一來，宋朝的主動權其實已經被金朝掌握了。

但是我們還要注意的一點是，這種策略的背後，不僅僅是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執念，同時也是‘歲幣外交’的慣性策略。簡言之就是，宋朝企圖將每一次的軍事問題都轉化成財政問題，只要花錢能擺平的事情，就堅決不動手！

第二，宋朝軍事實力羸弱

在第一點中我們說到了，宋朝與金朝結盟，相約好一起攻打遼國。按照雙方約定，金朝負責進攻遼國的主力部隊，宋朝則負責進攻“燕雲十六州”。換言之，雖然金朝答應宋朝幫助其收回燕雲十六州，但是這一地區得需要宋朝自己去打下來。而正是這一打，完全將宋朝軍事力量羸弱的一面暴露給了金朝。舉個例子，當時樞密使童貫率領著二十萬大軍進攻大遼，結果卻被遼國的三萬老弱殘兵打得落花流水。由此可見宋朝的軍事實力是多麼的弱。而這一切，都被金朝盡收眼底。

那既然自己沒那個本事，那麼就只好找自己的盟友金國幫忙了。而這個時候，金朝也漸漸熟悉了宋朝的外交套路，於是便想方設法地提條件——“原本已經約定好的，我去攻打遼國的主力，你去打燕雲十六州，但是現在你沒這個實力，那麼我幫你打下來以後，你就必須得花錢來贖。”

最後我們也知道了，北宋最終花了一百多萬兩從金朝手中贖回了燕雲十六州。而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北宋的軍事和外交弱點，全部都被金朝掌握了！而接下來就是開始談條件的時候了。

第三，金朝的大舉入侵

遼國被滅之後，金朝已經覬覦宋朝的富庶，於是便隨即調轉矛頭，向南宋進發。對於來勢洶洶的金國軍隊，宋朝根本無力阻擋。宋朝軍事實力羸弱的結果，在這期間集中爆發了！為此，我們來舉兩個最有代表性的事件；

第一個事件：黃河保衛軍的潰散。在當時，黃河南岸原本有7000多守軍，這是汴梁城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可笑的是，這支軍隊卻在連金兵都沒有見到的情況下，就四處潰逃。這樣一來就導致了黃河防線完全失去作用，金兵只需要乘著小船便能輕鬆過河。金兵多半是騎兵，對水還是比較陌生的，但遺憾的是宋朝軍隊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為此時的他們早已經被金兵嚇破了膽！

第二個事件：太原保衛戰。太原是北宋的一個重鎮，具有很高的戰略地位，此時正被被六萬多的金兵包圍著。為此，宋朝緊急調遣了二十萬的主力大軍前往救援。按理說二十萬打六萬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更何況還是主力部隊。但結果還是被打金兵打敗了。

當然了，這裡我們要補充一點，宋朝軍隊的連戰連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們上一文中說的“抑武政策”。當時北宋的軍隊雖然號稱百萬之眾，但卻是各自為戰，並沒有統一的指揮。即便是當時名義上的總司令李綱，他能直接調動的軍隊不過只有兩千人而已。從這裡我們也能看出，北宋對武將權力的長期分散和抑制是導致它失敗的直接結果（選自《靖康之變》）。

第四，北宋最後的保衛戰

我把“汴梁保衛戰”稱作是北宋最後的保衛戰，因為在汴梁城破後，徽欽二帝被俘，北宋政權就正式告一段落了。在這場保衛戰中，北宋朝廷完全暴露了中樞系統缺乏軍事思維的特點。例如在金兵剛剛南下的時候，朝廷上的很多文官都一致主張棄城，只有李綱一個人主戰，但是李綱也只是個文官。這也就是說，在北宋帝國面臨危機的時候，朝廷里居然連一個能出來擔當的武將都沒有。

後來，汴梁城的軍民在李綱的組織下對抗金兵，並且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朝廷上的一些文官又開始上書皇帝，主張求和，這樣一來，就使得軍事策略因此受到了嚴重的干擾。皇帝本人也是搖擺不定，最後還是決定向金軍求和，為了表達誠意，皇帝還將李綱這樣的主戰派全都給罷免了。而此時的形勢也對宋朝越來越不利。最終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一名武將站出來建議遷都長安，但可笑的是，受到了這些原本主張求和的文官反對，原因居然是說武將貪生怕死！

而北宋帝國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喪失了最後的機會，最後只能是眼睜睜的看著汴梁城破，百姓被屠戮，皇帝被俘虜！

總結：

在我們大部分人看來，“靖康之變”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悲劇，而導致這樣悲劇的主要責任人是宋徽宗和姦臣蔡京、童貫等人。似乎北宋朝廷沒有這一群“昏君佞臣”，北宋就不會滅亡。但是，嚴格來說，這是不準確的，因為我們要知道的是，歷史並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很多時候得聯絡起國家最初的政治結構特點和歷史大勢來觀察的。

當然了，宋徽宗等人確實應該為“靖康之變”負責，但是我們僅只要這一點還遠遠不夠，我們還得知道導致這場變亂的更深層次原因。而這個原因便是北宋長期實行的“抑武政策”，導致了武官集團失去了應該擁有的軍權和戰爭決策權。

綜合來說，“抑武政策”就是一把雙刃劍，這個政策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的穩定，但是在國家面臨危機的時候卻往往無力掙脫這一束縛。所以說，任何一項措施，在制定的時候，都是針對特定問題的。而當特定的問題被解決之後，政策本身就應該被調整，而不是一成不變的推行下去（摘選自‘遊彪’—《靖康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