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梁啟超和譚嗣同是戊戌變法中的兩位先驅。其中，梁是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並在變法失敗後堅持和自己的維新式君主立憲制觀點；譚則是變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組織者，在變法失敗後作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義，召起了人們愛國的熱潮，點燃了日後革命的火種。無需置疑，他們都為變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們兩個人，結局卻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決定兵變之前，康、梁、譚等變法領導人都已從光緒的衣帶密詔和民眾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洩。光緒密勸“三日之內出逃”。康、梁風行雷厲，迅速逃往日本，準備往後死灰復燃。譚嗣同在他們走時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留者，無以酬聖主。”於是作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來。他堅決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就這樣地去了，而梁啟超卻繼續主持變法。當我們現在看到那時的風雲，該怎樣評價譚和梁的行徑呢？譚的話是否有矛盾呢？
和譚來比，我們也許可以說梁貪生怕死；和梁來比，我們也許可以說譚木訥不化。但是，從整個歷史來看，變法需要譚嗣同這樣捨己為公，用自己的鮮血來換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啟超這樣的人，以儲存實力，東山再起的。如果沒有譚嗣同，變法行動必將像他所說的那樣因為無流血者，國之所以不昌也。變法失敗時，就是需要這樣一位有號召力的人的死，來喚起人們對變法需求和信任。沒有譚，那麼梁啟超就是上天入地，也無力阻止變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場。要進步就是需要有所犧牲，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譚的另一句話說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梁啟超就是此“行者”。要使變法再次成功，就必須要儲存實力。因此，梁啟超無可厚非地作為“保留品種”留了下來。雖說梁最後還是沒有力挽狂瀾，再次發動變法，但是，譚嗣同的眼光是相當有遠見的。全像他那樣就義了，當然不可能“圖將來”。但是，他選擇了自己留了下來以酬民心，梁啟超去繼續他們的事業。這，都顯出了他捨己為公的精神。
在知道了梁和譚的事蹟後，我們的同學不是笑譚“愚魯”就是罵梁“怕死”，但是，宏觀上來看，變法有譚嗣同，又不能缺梁啟超。歷史也就是這樣，既要歌功“捨己為公”的壯烈，又要發揚“東山再起”的魄力。但是，兩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嗎？
譚嗣同選擇英勇就義，充分表現了他高尚的民族氣節和變法的決心，這無疑是對頑固派的有力衝擊，而且堅定了仁人志士的變法救亡的決心，但是，譚嗣同把變法失敗歸結為中國曆來沒有為變法流血犧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現了中華兒女不怕犧牲的英勇鬥志，他死得其所。
如果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為明智之舉。這樣，一來可以為變法儲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東山再起，為中國盡力，又可以減少犧牲。
但是，不管譚嗣同的選擇如何，都已經成為歷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仍然視他為英雄，戊戌變法的流血犧牲者。
眾所周知，梁啟超和譚嗣同是戊戌變法中的兩位先驅。其中，梁是變法的主要發起者和領導人，並在變法失敗後堅持和自己的維新式君主立憲制觀點；譚則是變法的主要思想者和組織者，在變法失敗後作為六君子之首英勇就義，召起了人們愛國的熱潮，點燃了日後革命的火種。無需置疑，他們都為變法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他們兩個人，結局卻是截然不同的。
在西太后決定兵變之前，康、梁、譚等變法領導人都已從光緒的衣帶密詔和民眾的流言中得知了事洩。光緒密勸“三日之內出逃”。康、梁風行雷厲，迅速逃往日本，準備往後死灰復燃。譚嗣同在他們走時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留者，無以酬聖主。”於是作為“留者”，他毅然留了下來。他堅決地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譚嗣同就這樣地去了，而梁啟超卻繼續主持變法。當我們現在看到那時的風雲，該怎樣評價譚和梁的行徑呢？譚的話是否有矛盾呢？
和譚來比，我們也許可以說梁貪生怕死；和梁來比，我們也許可以說譚木訥不化。但是，從整個歷史來看，變法需要譚嗣同這樣捨己為公，用自己的鮮血來換取民心的；也需要有梁啟超這樣的人，以儲存實力，東山再起的。如果沒有譚嗣同，變法行動必將像他所說的那樣因為無流血者，國之所以不昌也。變法失敗時，就是需要這樣一位有號召力的人的死，來喚起人們對變法需求和信任。沒有譚，那麼梁啟超就是上天入地，也無力阻止變法的早早草草地收場。要進步就是需要有所犧牲，這是歷史的必然性。
但是，譚的另一句話說得更有道理：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梁啟超就是此“行者”。要使變法再次成功，就必須要儲存實力。因此，梁啟超無可厚非地作為“保留品種”留了下來。雖說梁最後還是沒有力挽狂瀾，再次發動變法，但是，譚嗣同的眼光是相當有遠見的。全像他那樣就義了，當然不可能“圖將來”。但是，他選擇了自己留了下來以酬民心，梁啟超去繼續他們的事業。這，都顯出了他捨己為公的精神。
在知道了梁和譚的事蹟後，我們的同學不是笑譚“愚魯”就是罵梁“怕死”，但是，宏觀上來看，變法有譚嗣同，又不能缺梁啟超。歷史也就是這樣，既要歌功“捨己為公”的壯烈，又要發揚“東山再起”的魄力。但是，兩者不可兼得而不可缺一，不是嗎？
譚嗣同選擇英勇就義，充分表現了他高尚的民族氣節和變法的決心，這無疑是對頑固派的有力衝擊，而且堅定了仁人志士的變法救亡的決心，但是，譚嗣同把變法失敗歸結為中國曆來沒有為變法流血犧牲者是片面的，但他的死，正表現了中華兒女不怕犧牲的英勇鬥志，他死得其所。
如果譚嗣同和梁啟超等人一起逃跑，也不失為明智之舉。這樣，一來可以為變法儲存有生力量，有望他日東山再起，為中國盡力，又可以減少犧牲。
但是，不管譚嗣同的選擇如何，都已經成為歷史，站在今天的角度，我們仍然視他為英雄，戊戌變法的流血犧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