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都認為元和清都是中華文明，但他們的少數民族性質的確在各種政策上沒那麼自信。這兩個朝代又偏偏走了兩個極端。清，是接收中原文化，也願意向漢文化靠攏，結果就是滿族被同化的最明顯，滿族自己的文化即使在滿族自治縣也不那麼明顯了。

所以才會有那麼嚴重的文字獄發生。這就是明顯的不自信的表現。而統治集團的內心的不自信，給真正的繁盛、以及後世帶來無限的隱患。清代的康乾盛世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且歷史最久的盛世。然而今日，許多人將這一盛世稱為“紅薯盛世”。

那麼，這個長達一百餘年的古代盛世究竟與紅薯有何關係呢？所謂“兩薯”指的是紅薯和馬鈴薯，這個對康乾盛世的戲謔說法，實際上說到了封建社會執行的本質。民以食為天，那時候老百姓的最廣泛追求就是食能果腹。只要解決了吃飯問題，其他問題也就都解決了，其它問題也就都好辦了。

康乾盛世如果放在清朝，這個200多年的歷史裡面應該可以算，但是如果放在大的中國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可能還真未必是。在明朝，明成祖在位的期間，很多方面也是要超出康乾盛世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康乾盛世要和他們比，當然是有所不如的啦。

那您說他是不是呢？當然，如果你認為上面幾個是，況且這個也是，那也錯不到哪去，反正是和這些盛世相比，是有差距的，這個我想很多人都是承認的，或者也是沒有多少疑問的。在文化方面也是到後期開始逐漸有了放鬆，特別是乾隆還編撰了四庫全書，這個也是很厲害的，對文化方面的發展，具有開創性的作用。

特別是清朝後期，到了咸豐，光緒帝，包括溥儀即位以後，這些方面那幾乎是差得太遠了，正因為有這些原因，所以我們說他前期的130年，從康熙到雍正到乾隆，那幾乎比後面的130年要強得多的多了。至於飽暖後其他方面的追求，總歸還需要相當的時間積累。

所以，只要能一定程度地解決吃飯問題，而統治者又不瞎搞胡搞，那麼鐵定能開盛世，這是封建時期的鐵律。具體到康乾盛世的吃飯問題，紅薯和馬鈴薯功不可沒。現在人以小麥麵粉和水稻大米為主食，但這只是近幾十年才形成的局面。往前數幾十年，麵粉和大米根本不是大眾化食物，而是非常高檔的食物。

為什麼？這兩種植物太嬌貴了，就算是現在袁隆平、李振聲等人開發出了優良水稻和小麥品種，種植起來也依然需要農藥化肥精心呵護。所以在幾十年前，水稻小麥的產量極低，在兩三百年前的康乾時期就更低了。康熙初年的全華人口約為一億人，到乾隆末年則超過三億人口，這種在大基數下的翻倍增長，必然是以民有所食為前提的。

中國不是紅薯和馬鈴薯的原產地，紅薯大約是在1593年引入中國，馬鈴薯也是在此前後進入中國。相比於水稻和小麥，紅薯和馬鈴薯的最大特點就是適應能力強，對生長環境沒有沒什麼特殊的要求，非常適合大面積種植。在近乎野生的條件下有著非常可觀的產量，一年能兩熟、三熟，能源源不斷地為老百姓提供食物。

清朝宮廷劇這幾年也看的不少了，很多的學者也會研究說康乾盛世是朝廷的功勞。其實不是的，中華民族的疆域和人口都增加了。在盛極一時的時候，中華的疆域可是達到1300萬平方公里的，人口也達到了一兩個億的水平。但是這裡要感謝一兩個人，他的功勳更大。

那就是把紅薯引進來中國的陳振龍先生和普及推廣的金學曾先生。是他們兩位把紅薯從國外引進到國內並讓農民種植，農民才在大災之年不至於餓死。所以後來福建有建設先薯亭來裡面兩位的功德的。可以說其功德太大了。紅薯完全可以作為主糧來吃的，營養價值很高，可以讓人吃飽肚子而不至於餓死。

這樣在清朝時期，由於社會關係比較穩定，適合人口大量的繁育，而且糧食的生產也能夠跟得上了。因此就出現了人丁興旺，物產豐富，舉國同慶的局面。國富民強也就是這個道理。所以來說呢，大面積的紅薯推廣和種植，農民有休養生息和吃飽飯的條件，反過來又刺激了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更有力氣來開荒種田。

這樣的結果就是糧食麵積擴大，國家糧庫積蓄充裕，社會安定，舉國歡慶，這樣的局面就是康乾盛世啊，但是貌似和紅薯的高產，和農民的休養生息有關係的。因此，稱康乾盛世為紅薯盛世，也不算過分的。歷史是農民創造的，而紅薯養活了農民和很多人，這個說法是說得過去的。

“康乾盛世”這一提法，出自民國初年滿清遺老編篡的《清史稿》。《清史稿》由於極力為滿清歌功頌德、仇視辛亥革命，被民國政府列為禁書，歷屆民國政府都不予承認其正史地位，因稱之為“稿”。自民國以來，學者對滿清都持猛烈批評態度，且史學界普遍認為“康乾盛世”不過是滿清御用文人和滿清遺老叫出來的。這個“封建時代最後的盛世”得不到後世史學家的公認。

在這裡，有必要追根溯源下滿清統治者與明朝的關係。清太祖努爾哈赤原系建州女真，其先祖猛哥帖木兒、董山等被大明封為都督僉事和都督。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八年(1375年)，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揮使司。洪武末年，明政府三次向東北地區進軍，建立了對斡難河域的管轄。永樂七年，明朝在斡難河、黑龍江，嫩江、精奇里江、烏蘇里江、格林河、松花江、享滾河等流域共設一百三十個衛所，任命了大批女真頭人為指揮使、指揮僉事、千戶和鎮撫。永樂七年，又在黑龍江口的特林地方設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正統十二年(1447年)，共有一百八十四衛和二十個所及五十八個地面(城、站)。萬曆時期，女真衛所增至三百八十一衛及三十九個千戶所(地面、站、寨)，分設在西起鄂嫩河，東轄庫頁島，北達烏第河，南瀕日本海，包括整個黑龍江流域和烏蘇里江以東的廣大地區，有力地加強了明朝政府對東北地區的統治。由此可知，滿清先祖努爾哈赤，並非是什麼獨立政權的君主，而是明朝遼東巡撫轄束的“建州左衛都督”和“龍虎將軍”，是明朝政府的地方官員。《明實錄》關於女真衛所的記載，在《滿文老檔》裡有著詳細的敘述，充分證實了所謂東北為滿清嫁妝論的荒謬無知，也顛覆了所謂滿清奠定現代中國版圖的荒謬無知論。現代中國的版圖是中華歷朝歷代打下的堅實基礎，是黨領導人民解放軍一槍一彈打出來的。

起源於西伯利亞的滿清統治者，被沙俄驅趕遷至明朝東北地區，被明朝政府收留，明末趁內亂入關，佔據華夏河山。入關後，為維護對華夏民族的統治和奴役，在政治上高壓、思想上奴化、經濟上閉關鎖國，資本主義工商業遭受嚴重打壓，明朝“隆慶開關”以後近百年的對外開放格局被徹底破壞，明朝中後期出現的思想啟蒙運動和西學東漸被徹底打斷，明朝後期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被徹底扼殺。

滿清康乾時期雖然社會經濟有一定恢復，人口數倍於明朝，然其人口猛增的根本因素是得益於明末引進的番薯等農作物被推廣種植。實際上，在滿清康乾統治頂峰時期，依然與明末有巨大差距。明萬曆末，中國耕地總數783萬頃。而滿清順治16年，中國耕地總數是549萬頃。直到乾隆31年，中國耕地總數達到741萬頃，才接近明末水平。至於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20年所謂“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所謂“康乾盛世”都遠遜明朝末年，更別提明朝中前期了，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這一時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高度的文化壓制，大興文字獄。據不完全統計，康熙時文字獄30多起，雍正時文字獄20多起，乾隆時文字獄更是高達150多起。文字獄是滿清統治者為了禁錮思想、鞏固統治所犯下的泯滅人性的罪惡，在士人中造成了極大的恐慌。他們不敢發表任何論述，生怕一不小心就跌入文字獄的深淵，被砍頭和株連九族。在滿清殘暴的文化壓迫下，中華文化遭到了空前殘酷的催殘與扭曲。

康熙時，下令禁止公開討論天文預兆和曆法研究。1715年，康熙在科舉考試中也禁止了相關內容。此前兩年，鄉試和會試的策問，都已禁止涉及天文、樂律和計算方法。滿清社會無知無能和愚昧的種子，就是所謂“千古一帝”康熙一粒粒播下的，這也是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本原因之一。乾隆38年開《四庫全書》館，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繳"詆譭本朝"之書，盡行銷燬。乾隆四十年令四庫館臣對所收書籍“務須詳慎決擇，使群言悉歸雅正”。不僅不利於滿清的文獻被禁燬，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各地查繳禁書更高達三千多種、十五萬部還多，焚燬的圖書超過七十萬部。禁燬書籍與四庫所收書籍一樣多。歷史學家吳晗說：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再看看西方人印象中的所謂“康乾盛世”。乾隆59年，來訪的英國使者馬戛爾尼記載滿清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 …很多人沒有衣服穿… …軍隊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使團成員約翰·巴羅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說：“不管是在舟山還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裡，沒有看到任何人民豐衣足食、農村富饒繁榮的證明。……除了村莊周圍，難得有樹，且形狀醜陋。房屋通常都是泥牆平房，茅草蓋頂。偶爾有一幢獨立的小樓，但是決無一幢像紳士的府第，或者稱得上舒適的農舍。……不管是房屋還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國泰晤士河邊的兩個城鎮）相提並論。事實上，觸目所及無非是極度貧困落後的景象。”

“清初蜀中三傑”之一的唐甄，在康熙40年記載：“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是四空也。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根本是子虛烏有，實則是中華文明在滿清時期陷入歷史最低谷。所謂“康乾盛世”根本不存在，反而應稱之為“飢餓之世”“奴化之世”“沒落之世”。

古代盛世，多是指人口增長。

畢竟古代人口增長，需要安定的環境和老天的臉色。要是連年天災人禍不斷，不可能有盛世的可能。天下進入安定，基本就是走向繁盛的景象，人們有空閒時間，自然會做其他事，比如創作各種涉及當時情況的文藝作品。而清朝之前，華人口巔峰都在一億多左右徘徊，這個受到糧食產量的限制。【這裡以北宋和明朝為例，明朝的領土中，有效耕地部分，並沒有超越北宋太多，而且明朝滅亡前，沒有更高產的作物推廣，水利設施的投入也不如宋朝，所以明朝巔峰時期，人口應該不會超越北宋巔峰太多。除了少部分比較極端的，1600年後的明朝人口，多數歷史學家都估計在1.2~1.5億之間。】

但是，清朝時期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達到4億的龐大人口數量，要知道，其他時期最極端的估計也只接近2人口。

而這一切的功勞，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 紅薯、土豆等高產作物的普及 和 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其中紅薯的進入中國最早、分佈較廣、產量高、旱澇保收的特點，名氣最大。【經歷過開國大饑荒時代的父輩說，那個時候，種什麼都長紅薯，要不是紅薯豐收，都要餓肚子帶走很多人了。】但清朝後期各種腐敗軟弱，乾隆後期的昏庸，和很多人用現代的眼光歷史文獻記載比較完善的康乾盛世。在很多人恨屋及烏心裡下，也看不起這個盛世，即貶其在番薯盛世。

其實古代標準來看，康乾盛世的確是古代歷史上的一大盛世。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所以關注的人多，而且晚清又是羸弱，所以很多人對清朝沒有好感，認為清朝非常垃圾（但再怎麼垃圾，也沒有出現明朝末年大批明朝軍隊投降六萬不到滿人屠殺自己人）

對番薯盛世的說法，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產量合計僅佔全國糧食產量的4.63%，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並突破2億、3億直至4億的作用並不重要，清朝中國數億人口的主要糧食仍然是傳統作物。歷史地理學家韓茂莉亦指出將康乾盛世歸功於南美作物這一提法缺乏事實依據，儘管玉米、甘薯傳入中國，對農業、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從沒有達到絕對優勢，傳統糧食作物依然是農作物中的主流，在期間，農民能夠進食肉類的機會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

但他們喜歡用洋人的觀點反駁，所以一樣用洋人的觀點來證明比較好

首先是罵清朝的馬戛爾尼，因為馬戛爾尼揭露清朝的黑暗面，被不少人支援（不過說的也沒錯，要知道現在也是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但看其對清朝的正面評價：“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

馬戛爾尼訪華團成員之一的愛尼斯·安德遜卻如此評價：“殺頭案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關於這問題，我甚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聽，一有機會就向人探問，我不只問過一個人，有好幾個人，至少有70歲高齡的老人，他們從未見過或聽到過有殺頭處刑的事，在這人口非常多、商業又發達的國內也不常有”；“走過的鄉村（北京郊區）前後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這城市（廣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寬，用寬大的石板鋪砌，房屋超出一層的很少，用木材和磚建築。商店的正面大門之上有漂亮的陽臺，因而門前形成一街簷，用各種油漆裝修得很美麗”；“這個馬車隊伍停歇在一個大市鎮內，鎮名“吉陽府”。說它是人口稠密，則我又用了這冗繁的語詞，這語詞可以同樣應用於整個帝國，如每個村莊、市鎮、城市；不，每一條河流和河流的兩旁也充滿了人。在這國家裡，在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人口是極為眾多而且是到處是那麼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後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道路兩旁不少別墅田莊散佈在田野之間，大為增色，也足以證明其富裕”；“不能不對這位偉大、顯赫、聰明、慈善的中國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國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聲，他對他們的康樂與興旺從未忘懷。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況是：他保護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什麼，清朝皇帝保護百姓？這個洋人是滿遺）

馬戛爾尼：“又有兵丁一大隊，數在五百、一千之間，向吾行迎接之禮！此兵隊衣服極整齊，軍械亦極鋒利！皇帝（乾隆）天性豁略有大度，讀書解事理。性質慈善而篤信佛教。對於臣下恆持恕道，然有與之為敵者必窮治弗敕。又為國家興盛、功業宏大之故，處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無關緊要之事，皇帝意中以為不善者輒盛怒以臨之。怒則其勢洶洶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為大臣者不能操縱事權。”

馬戛爾尼：“吾儕自館舍出發，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進早食。清河乃一小鎮，有城牆衛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絕佳，道路亦平坦極利行車。而人民勤儉、誠實之狀復與英華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於英國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至揚州，其地商業堪盛，吾等本擬在此略作休止。茲以松大人已改換計劃，擬抵杭州後始命停船，故此間並未耽擱，揚州名勝之區僅在吾眼簾中一閃而過也。” （什麼？竟然沒有想到，你馬戛爾尼怎麼可以背叛我們?你罵乾隆就好了，為什麼還要說乾隆的好?馬戛爾尼我看錯你了，你馬戛爾尼是滿遺）

歷史學家彼得·佩德：“清朝建立了史無前例的霸權，幾乎不會受到外來侵害，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在和平時期進行軍事創新。”（你這滿遺，還敢給清朝找藉口，還說什麼史無前例的霸權?）

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從1300年到1750年，中國和歐洲發生的戰爭數量相比而言大致相當，1750年後至1839年是“清朝大和平時期”，儘管該時期民變不斷，且當中部分規模較大，但是與以往大部分時期的中國曆朝歷代相比，在“大和平時期”發生戰事的頻率和數量較少。（什麼？戰事頻率低？這個洋人是滿遺）

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魏斐德、羅威廉（William T. Rowe）和歐立德等稱這段時期為“High Qing（盛清）”(1683－1839)，認為是清朝興盛與繁華的時期，是帝制中國最後的高峰期（盛清？這洋人是滿遺）

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漢學家菲利普·阿爾登·孔恩：“清代皇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獨裁，皇權與官僚制度存在不穩定的依存關係，皇權必須隨時提防來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脅”（竟敢否定清朝皇帝獨裁？這洋人滿遺）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沈艾娣（給自己起的中國名）指出，乾隆對英使的首次訪華，感受到的是英國對清朝的威脅，乾隆認為必須加緊增強軍事防禦，而非盲目自大和對外交禮儀斤斤計較。經過研究及分析600份軍機處、宮中檔、內閣、內務府檔案後，沈艾娣指出只有一兩份檔案與“磕頭禮儀”有關，在馬戛爾尼離開北京時，乾隆頒佈了大量加強軍事防禦和防止英國襲擊中國的檔案，下令各地嚴守海防口岸，做好防禦的軍事準備，特別在舟山和澳門提前備兵，以避免兩地被英華人佔領。乾隆還下令，由於英華人可能會對中國發起進攻，故需要減稅；清朝所有的尤其是廣東的稅務官員都要嚴格按照規定收稅，不準敲詐，不可以對大量的英國商船提高稅率，以避免給英國藉口進攻中國。其餘的信件，則是關於各地政府如何做好軍事防禦（什麼？乾隆竟然這麼有眼關，這洋人是滿遺）

美國曆史學者馬世嘉（Matthew Mosca）：在馬戛爾尼到訪中國的同時，清方逮捕了一個廓爾喀族間諜，清朝從名該間諜瞭解到英國東印度公司獲得了印度孟加拉邦的統治權，乾隆已意識到英國會對喜馬拉雅山外造成威脅。”（什麼？又來一個吹乾隆眼光，這洋人是滿遺）

加拿大歷史學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城市手工業如棉紡織業，製陶業等也已從17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的蕭條陰影中走出來，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甚至還超過了以前的生產水平。”亦指出在17世紀末，紡織業，製陶業，製鹽業和礦冶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這些可觀的經濟變化產生的大量財富使中國仍然分化劇烈的社會出現了差距縮小的趨勢，也使得僅憑人的著裝來判斷他的社會地位變得更加困難（不用說了，這洋人是滿遺）

加拿大歷史學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16世紀初，明王朝實行了閉關政策。明初，朝廷曾進行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標誌。但這時，遠洋探險已告結束。一度引以為榮的中國艦隊成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廢物。海上貿易逐漸讓給了外華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則繼續佔據著通往中亞大陸的陸上商路。”而在康熙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急劇膨脹和發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廣州口岸，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這裡運往歐洲銷售，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一度令荷蘭東印度公司產生危機感（什麼？竟然還要黑我大明!這洋人絕對的滿遺）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給自己起的中國名）：在清朝的統治下，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什麼？清朝貿易全歐洲都不能比，這洋人是滿遺）（順變一提，閉關鎖國始於明朝。清朝禁止鴉片，被英華人罵閉關鎖國，而這一說法又被馬克思接受，所以清朝閉關鎖國的說法成為主流）

美國曆史學家歐立德：乾隆年間的前期和中期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疆土擴張、軍事力量強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榮的時期。在國際上，清朝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實體，其領土讓所有歐洲國家都相形見絀。清朝的人口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總數的1/4，是當時歐洲人口的3倍。中西貿易在乾隆年間獲得了相當的發展，英國每年要從中國進口2300萬鎊紅茶，這些茶葉帶來的茶葉稅，為英國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每年有3000萬兩白銀流入中國（什麼？清朝和英國貿易？人口是世界的四分之一？還每年有3000萬兩流入中國？這洋人是滿遺）。

美國曆史學家歐立德：乾隆帝非常熟悉西方地理是，他甚至讓天主教耶穌會傅教士蔣友仁在圓明園一座大殿的牆上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他知道法國爆發了革命，也知道俄國宮廷中當前的陰謀。乾隆帝在接見馬戛爾尼使團時故意問“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義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是為了給對方留下“偉大的大清帝國不可能對遙遠的小島國家英國有任何的興趣”的印象。當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展示英國海船的模型時，他詳細詢問了關於軍艦上零件以及英國造船業的問題，次日，乾隆就密令軍機大臣傳諭兩廣總督：“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這洋人又來吹乾隆，絕對的滿遺）

多倫多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貢德·弗蘭克：康乾時期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些白銀是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該成就直接緣於中國經濟和華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巨大、不斷增長且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嗯，雖然最後識相的說鴉片戰爭之後東方衰敗，但肯定康乾盛世，吹清朝。這個洋人是滿遺）

美國曆史學系教授曼素恩：康乾時期的另一個成就是國家識字率的提升，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女性的識字率。由於貿易產業的發展，該時期的男性出門得更頻繁，為了讓家中的男性在家外獲得成功，家中的女性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權威。這意味著在一些上流家庭中，一名最理想的母親是跟他們的丈夫一樣都受到教育，都會閱讀和寫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的兒子儘可能在年輕的時候學會讀書識字。清代在重視和強調對婦女的教育這一方面，跟以往的朝代相比是一項很大的改變（什麼康乾還讓女人識字？讓女人在家庭中有地位？不可能的，這洋人是滿遺）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魏斐德（給自己起的中國名）：清朝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快地擺脫了17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令歐洲君主羨慕的是，在多爾袞，順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礎上，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都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什麼？清朝帝國？這個洋人是滿遺）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傑裡·本特利編寫的《新全球史：文明的傳承與交流》為美國上千所學校的教科書：“康雍乾整體上保持了穩定和繁榮的局面，國家財政收入增長極其迅速，中國這塊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不!這美國教授是滿遺!這些學校的學生都是滿遺!!）

法國傳教士白晉：“康熙皇帝經常到各地巡視，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在這樣的觀察時，即便最卑賤的工匠和農夫，皇帝也允許他們接近自己，並用非常親切溫和的態度詢問他們，這常常使得普通百姓至為感動。康熙皇帝會經常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並且他一定要問到的問題是他們對當地的官吏是否滿意。如果百姓普遍傾訴對某個官員的不滿，康熙皇帝會將他撤職。但是如果百姓讚揚到某個官員，他卻並不一定僅僅因此就提升那個官員。”;“康熙皇帝的孝順和感恩是如此罕見，他因此獲得了舉國百姓的尊敬和擁戴。”。

白晉還提到康熙對賑濟災區與安撫饑民的手法：“我們在北京的其中兩年，我們親眼目睹了以下這些確證的事實。當時，兩三個省遭受了大旱災，造成農業嚴重欠收。康熙皇帝為此深為憂慮，他免除了這些省份的賦稅，並設立常平倉進行賑恤，但仍不能滿足災區的需要，於是，他又向災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調撥了大量的糧食和鉅額款項。為了進一步賑濟災區的窮人，康熙皇帝又採取了捐官的政策，允許富人中有學識的人，如果能夠透過做官資格的考試、證明他確有才幹，並向災區捐獻一定數目的糧食，便可買到一個相應的官職。當時，為了尋求生路，大量的窮人紛紛湧入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這些人全都招用於六部官署的建築工程，從而找到一個既幫助了窮人又使他們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辦法。並且，這個辦法也有利於安撫饑民，防止他們因走投無路而發生動亂。”（我不聽，他是滿遺滿遺）

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康熙）親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圖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就像在北京時的慣例一樣，他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為他們的皇帝是從天而降的，他們的目光中充滿異常的喜悅。為一睹聖容，他們不惜遠涉跑來此地，因為，對他們來講，皇帝親臨此地是從不曾有過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興於臣民們赤誠的感情表露，他盡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們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比利時?爾等小國，爾等不知名的小國之人還敢當滿遺?）

《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玄燁是中華帝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他的統治時間不僅僅是最長的，而且也是最具有活力的，在中華帝國的歷史上更是最複雜的。也許同時他是冷酷而且粗心大意的，在判斷的時候會犯錯誤，但是他卻擁有敏銳的自我分析能力以及對帝國的使命感，這都標誌著他是少有的可以隨心所欲的改變人類歷史程序的人！而且被眾多歷史學家（包括中國，日本和西方的史家）所注意的是，康熙的統治可與俄國的彼得大帝以及法國的路易十四相媲美，而他們三人的共同特點標誌著前工業時代，傳統君主王權的最高階段。”“而且，康熙在很多事上，行事果斷，對於統治和文化做出了許多有益的事，而他的人品與品格則成為理解導致清朝秩序鞏固的眾多因素的入口點。（作者真是無恥，竟敢吹捧康熙，我百萬投降六萬不到的滿人明朝軍隊定能滅了這作者滿遺）

而思想啟蒙家伏爾泰更是對康熙、雍正、乾隆是讚美有佳，誇他們仁慈、文學充沛。讚美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中國是世界上開化最早的國家，我們誹謗中國，唯一的原因，便是中國的哲學和我們的不同”。（什麼？伏爾泰說的是謊話，他伏爾泰是滿遺!）

柏楊：玄燁大帝，這個中國歷史上最英明的君主之一，年輕氣壯，有劉邦豁達大度的胸襟和李世民知人善任的智慧。（哦~，原來是柏楊啊，寫那個《醜陋的華人》的作者，這就難怪了。我大明是無比的偉大光明，而他柏楊和袁鵬飛都是滿遺!）

毛澤東：滿族是個了不起的民族，對中華民族大家庭做出過偉大貢獻。他還說，清朝開始的幾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的頭一個偉大貢獻是打下了今天我們國家所擁有的這塊領土。我們今天繼承的這大塊版圖基本上是康熙皇帝時牢固地確定了的康熙三徵噶爾丹，團結眾蒙古部，把新疆牢牢地守住。他進兵西藏，振興黃教，尊崇達賴喇嘛，護送六世達賴進藏，打敗準噶爾人，為維護西南邊疆的統一，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他進剿臺灣，在澎湖激戰，完成統一臺灣的大業。他在東北收復雅克薩，組織東北各族人民進行抗俄鬥爭，和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保證我永戍黑龍江，取得了獨立自主外交的勝利，為鞏固東北邊疆做出了重大獻。（什麼!!說這話的簡直。。。額。。咳咳）

而對於清朝的火器。康熙請洋人南懷仁製造火炮，南懷仁寫出《神威圖說》一書，介紹了西方的制炮理論和方法。之後改造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炮近千尊，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式成立火器營。設鳥槍護軍參領16人，鳥槍驍騎參領24人，分別作為統領官。在清軍與準噶爾汗國首領噶爾丹的戰役中，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噶爾丹“駝城”。隨行的法國傳教士張誠（給自己起的中國名）記載：“每個火槍手營地前，放著八門火炮，我們曾帶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這種，其中有兩門較大的野戰炮，從外表看，做工精細，上面還鍍有金色；還有兩門小型臼炮，共計有六十四門小型野戰炮，八門壯觀的中型炮和八門迫擊炮。

乾隆二十一年(1756)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皇朝禮器圖式》《練閱火器陣紀》《火器真訣解證》，《火器略說》，《中西火法》，《炮法撮要》。

清朝初期容許漢族民眾持有冷兵器，但仍然警惕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的流存。雖然清朝在法律上嚴禁民間私制火器，說是利器。不容百姓擁有。但在實行上卻沒有也難以嚴加管制，終清一代火器在民間幾乎隨處可見，製造和銷售火器在民間已有相當的規模，出於自衛、捕獵、遊戲等原因有不少平民都擁有了火器，甚至在京城也有鐵匠私造火器售賣。此外，清朝希望士紳掌管的民間武力協助國家維持基層社會的秩序和協助保衛國土，加上亦需顧及民間狩獵和自衛的需要，故清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民間武器合法存在，有云：“粵人善鳥槍，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槍一具，教之擊鳥”。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都不會樂見民間有大量武器，特別是不願看到有精利武器在民間流傳，但基於上述原因，清朝對民間火器的政策經常陷入兩難狀態，幾次下來禁止也沒有遇見各該督撫實施。

再看文字獄：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於一些明朝遺民的反清思想，康熙帝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處理，一些著作例如詩僧函可的《千山詩集》、被指“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所著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在顧炎武的著作中記載了莊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之事，當中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批評清初滿洲貴族的暴行，而王夫之則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他認為“夷狄”乃“異類”，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號召漢人起來反抗滿洲人的統治，《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清初思想家唐甄，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

用言語文字反對統治者在中國曆朝都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明、宋以及統治相對寬鬆的唐朝也透過強制手段對號召民眾推翻現政權的人進行懲處。

在18世紀，發生文字獄的年份大約三十年，且主要是集中在乾隆中葉。內容清楚和時間明確的文字獄總共有58起，若算上不確定的案件，至多不超過100起。在五十多起文字獄中，有二十多起是因包括少數生員的下層百姓缺乏政治常識，例如誤觸廟號、御名或因語言“狂悖”而被清政府羅織罪名；有五起是因為胡廷內部政府鬥爭以文字得罪者，分別是汪景祺案、戴名世案、胡中藻案以及彭家屏等案；有七起是因為皇帝過分敏感而造成的案件，例如世臣之案；其餘的二十多起案件源於臣民確有不同思想觀念或政治見解但不是有意公開反清而得罪。

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打擊的物件比較集中，主要是危害和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思想，對不同學術、學派、宗教以及科學技術的探討，乃至文學藝術的創作, 清朝政府採取的則是優容並蓄的措施。對公然反對官方統治哲學的理學且說出“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的戴震也從未追究其“害義傷教”之罪，貶斥理學、被正統學者批評是“名教罪人”的袁枚也從來沒有被治罪。在18世紀，真正由皇帝發動的和針對學者的文字獄比較少見，而且大多從寬處理，對於禁書也只是官方藏起來，沒有燒燬。（要知道明朝初期也是一樣，因為元朝社會開放程度、科技發展極致。對社會文化、宗教、科技從不打壓。漢人翻譯蒙古人名字多用：黑、醜、禿都不管。甚至有人故意舉報詩人有反元情節，都被元挺駁回，理由是：詩人發散情感，不算。以至於元末很多漢人為元朝殉國。而洪武期間農民起義就達120多次，實行文字獄、禁書。而朱元璋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元以寬失天下）

明朝建國之初大量地主文人不願仕官效明朝，為此採取自殺、自殘肢體、逃往漠北、隱居深山以及斬斷手指等方法，誓不出仕。為此朱元璋設立新刑罰，宣告“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為罪行，殺害當時許多不願效忠明朝以及為新朝當官的學者，導致“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而在康熙年間清政府容許有“反清”思想的學者嚴繩孫任命擔任官職，在任職一段時間後，嚴繩孫放棄“反清”思想，從原本的“不享無妄之福”到“九死從今總負恩”，後來甚至把康熙視為恩人。

對於盛世，侯楊方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徵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盛的秦朝傳至二世後滅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漢朝戶口減半，導致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唐朝的開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間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摺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

而且清朝的賦稅輕，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華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達700萬英鎊，摺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賦稅很輕的國度。康乾時期又對外積極擴張用兵，同時大興各種工程，但國家每年的財政都有盈餘，國庫儲備銀也逐年上升，充盈的國庫是大幅度免除賦稅的重要物質保證。乾隆認為：“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簷蔀屋自為流通。”即與其將財富積聚國庫，不如讓它流通於民間，藏富於民，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康乾時代才能在對外積極擴張、對內大興工程的同時卻不增加賦稅和人民的負擔，因為國力強盛，扣除軍費和工程費的開支，國家財政照樣有盈餘。

最後要說的是，康乾盛世雖然是盛世，但其社會本質還是封建社會，其弊端肯定不少。在西方爆發工業革命時，清朝沒有去了解、去學習，夜郎自大、沒有從打敗周圍無敵手的夢中醒來，在有能力打敗英國的情況下選擇割地賠款，清朝的短見、無知、無能與腐敗，使其多次自救失敗。

更不用說爆發革命，西方之所以會爆發資產階級革命是因為西方有皇帝、貴族、教會可以相互制約，在西方爆發資產階級革命之前的長時間戰亂，與黑死病死去三分之一的歐洲人也是思想啟蒙與革命發生的因素。

而中國自從春秋戰國以後能與皇權對抗的貴族就已經消失了。

雖然清末新政在最後十年發展迅速，可以和其他國家叫板，反過來開軍艦到其他國家要求其賠償，1909進軍西藏驅逐英軍，南海驅逐日本。但其頑固、不適應潮流、思想落後最終被自己培養的新軍推翻，建立共和制。當然也不指望清朝會主動讓權，只能去推翻帝制。

當康熙皇帝35歲時

英國在世界上率先實行君主立憲改革

當乾隆皇帝駕崩時

美國總統華盛頓也同年逝世

康乾盛世與時代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

搞什麼禁海令

搞什麼留髮不留頭

搞什麼文字獄

搞什麼連坐

最不可思議的是一口通商

全國只有廣州一個國際貿易港

直到《中英南京條約》被迫五口通商

一個號稱盛世的政府怕什麼?

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們

他們論證出國家主權屬於人民

他們還論證生而為人不可剝奪的權力

那就是自由的權利、生命安全的權利、以及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這簡直要愛新覺羅的命啊

如果人民知道了這些理論。

至於紅薯對於活命的價值

沒有經歷糧食短缺的人無法理解

如果做社會學調查

人口大省的老年人可能還有印象。

就算紅薯還不能支援人口增長很多

那麼再加上同期引進的土豆

2.5個億人口不算什麼

極大地補充了稻米、小麥、小米、莜麥的不足（紅薯土豆都是明朝末年引進物種）

因此可以這麼駁斥:

只增加紅薯一個品種

不足以解釋人口增加到2.5億

紅薯盛世不成立

如果稱作紅薯洋芋盛世

可以勉強。

以人口做為盛世一定沒有道理

你看印度、孟加拉國、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越南、奈及利亞、民主剛果、葉門

人口膨脹嚴重

經濟發展低下。

如果以開疆擴土

做為盛世標準

你就好像在鼓動俄美突破善良與道德準則

中國周邊國家只有兩個可以壯著膽子睡覺

盛世只能以人民生活水平、自由程度、

生命安全保障程度、私人財產不可侵犯性、文化的創造力、科技的大發展、國防系統有效

綜合衡量

自我標榜肯定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