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和以色列的深仇大恨說白了，還是宗教仇恨，是整個伊斯蘭世界與猶太教派以色列領土紛爭的延續。穆斯林之間雖然衝突不斷，但對於共同的敵人以色列卻關點出奇的一致，無論是遜尼派還是什葉派，內鬥時血流成河，面對以色列時又可以暫時擱置爭議，調轉槍口共同對敵。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領土，屠殺巴勒斯坦人，招致了整個阿拉伯國家的憤怒。無奈鳩佔鵲巢的以色列非常歷害，五次中東戰爭阿拉伯國家幾乎完美敗北，不但沒有戰勝猶太國家以色列，相反又被以色強佔了大片土地，敘利亞.埃及等中東強國也只能忍氣吞聲。伊朗雖然是身在中東事外的國家，但做為什葉派宗教領袖國家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多年來伊朗不但給予了巴勒斯坦人大量的經濟援助，同時也不理會美國的阻撓和以色列的憤怒。堅決支援抗擊以色列最堅決的真主黨和哈馬斯武裝。巴勒斯坦哈馬斯武裝使用的武器絕大多數都是由伊朗供給，成了以色列剪不斷理還亂的心腹大患，面對哈馬斯和真主黨的偷襲以色列也真的頭疼不已，這些聚而成軍散而為民的武裝派別就住在巴勒斯坦難民營，大打國際社會壓力太大，小打也會殃及無辜平民。黎巴嫩真主黨也不時捲入衝突之中，這一支生力軍經過多年戰爭磨礪非常能打，敘利亞戰場上也出現了他們的身影，用的同樣是伊朗的武器裝備。以色列恨透了這些雜牌軍，他們是以色列最想消滅的敵人，與其說巴以衝突是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的鬥爭，不如說是伊朗的全力支援才使得巴勒斯坦有戰鬥下去的動力。

以色列與伊朗的鬥爭明裡暗裡一直在進行之中，熱度超過了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的任何國家，阿拉伯國家被打敗了可以選擇與敵共舞，而伊朗卻是血戰不退不死不休，如此境界以色列面對伊朗時又豈能不劍撥弩張。

長期以來，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因為巴以衝突帶來的領土爭端和民族矛盾，關係一直處於惡化狀態，歷史上雙方還打過幾次大規模的中東戰爭。

但是同處中東地區的伊朗並非阿拉伯國家，而且歷史上波斯人還曾一度幫助過猶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那麼，為何現在兩國針鋒相對呢？

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伊朗在經過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成立了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宗教信仰在國家政治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在伊朗人心中，伊斯蘭教的聖城耶路撒冷被以色列佔領是不能容忍的，伊朗不承認以色列立國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點，在於雙方都視對方為本國的重大威脅。對以色列來說，伊朗核技術及核設施對它構成極大挑戰，是埋在身邊的一顆炸彈；而對伊朗來說，鑑於美國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不得不對被稱為美國在中東地區不沉的航空母艦以色列採取強硬立場。

別再說什麼“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有深仇大恨”啦！實際上，從1947年以色列獨立前夕到本世紀初，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伊朗與以色列基本上都保持著友好而緊密的關係，雙方交往的深入程度堪稱“準盟友”。

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不僅是中東地區第二個預設（雙方未公開設立使領館）以色列主權地位的國家，而且雙方還在情報、軍事、農業、科研等方面展開密切合作。在蘇聯切斷對以石油供應後，伊朗馬上在1年內給以色列運去1000萬噸石油！而以色列則幫助伊朗重建震後災區、發展現代高效農業，還一度與伊朗聯手研發新型遠端反艦導彈並啟動核計劃！諸位沒看錯，就是核計劃。當時（1977年）巴列維王朝已內政不穩，但以色列仍按計劃幫助伊朗建設核設施。

巴列維國王統治時期，與“以色列國父”本·古裡安在內的以方政要私交很好，本·古裡安還曾親筆致信巴列維國王，在信中熱情洋溢地將前者盛讚為“現代的居魯士大帝（古波斯帝國創始人、歷史上著名的偉大君主）”。鼎鼎大名的以色列摩薩德則手把手地幫助伊朗組建自己的情報機構“薩瓦克”（波斯語“國家情報與安全部”），使之成為巴列維獨裁專制政權的重要支柱和幫兇。

這裡有必要扯兩句當時的伊朗與阿拉伯國家關係——巴列維國王對待巴以問題和阿以衝突，完全是從自身利益出發的，因此他表面上同情、支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正義事業”，卻口惠而實不至，除了偶爾指派外交代表在聯合國大會上投個票“意思意思”，其餘的實質性動作基本上沒有。

別忘了，伊朗是個奉行君主制、什葉派佔多數、以波斯人為主體的國家，其與阿拉伯世界在之前的上千年裡一直是競爭乃至敵對關係。再加上冷戰開始後，與伊朗爭奪中東霸權的埃及、敘利亞等國與蘇聯走得很近，這些都讓走親西方道路、痛恨蘇聯且同樣野心勃勃的巴列維國王不可能對阿拉伯世界有什麼認同感。此外，當時埃及納賽爾革命在中東掀起了一股推翻君主制、走向共和的風潮，此舉更讓巴列維國王視前者為仇寇，又怎麼可能去真心實意地支援他們呢？最明顯的例證莫過於第3次中東戰爭結束後，伊朗竟然給以色列發去賀電……

書歸正文。時間轉眼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一場突如其來的教派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霍梅尼上臺執掌了伊朗軍政大權。諸位以為從此伊朗就跟以色列徹底掰了？沒有的事！

別看霍梅尼張口閉口地罵以色列是“小撒旦”（美國是“大撒旦”）並斷絕了官方關係，但實際上雙方的軍事合作關係一直在秘密進行。長期8年的兩伊戰爭期間，遭西方國家封鎖和孤立的伊朗處境困難，拿著美金滿世界採購軍火都卻難找到賣家。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又是以色列伸出援手。

有資料顯示，從1981至1983年，以色列對伊朗軍售總額就高達5億美元，考慮到伊朗缺乏硬通貨，這些軍火款項都是用石油替代交易的。據一位伊朗軍火商估計，開戰初期伊朗外購的武器裝備有80%來自以色列，包括反坦克炮、坦克和飛機零備件、各種口徑炮彈、陶氏反坦克導彈。

甚至有一種說法認為，1981年6月7日以色列空襲摧毀伊拉克即將完工的奧西拉剋核反應堆，不僅是為了消除薩達姆政權對自己的潛在核威脅，也是為當時內外交困的伊朗提供強有力的軍事支援。

而來自美方解密資料顯示，美國政府還挫敗了以色列向伊朗偷運價值20億美元美製武器的企圖，這筆數目驚人的秘密軍火大單包括：18架F-4“鬼怪”戰鬥機、46架“天鷹”攻擊機、近4000枚包括“響尾蛇”在內的各型導彈、雷達、迫擊炮、野戰通訊器材、機槍彈藥、M-60坦克發動機和炮彈以及C-130“大力神”運輸機備件。

另據西方學者所著《海灣戰爭：起源、歷史與後果》一書中披露，兩伊戰爭期間，以色列向伊朗境內長期派駐有約100名軍事顧問和技術人員，為伊朗軍方提供戰術諮詢建議和軍工技術保障。這批以色列軍事人員長期秘密居住在伊朗首都德黑蘭北部一處警戒森嚴的營地中，直到兩伊宣佈停火1年後才撤離。

從巴列維王朝垮臺到世紀之交，伊朗與以色列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一直保持著微妙的特殊關係，伊朗歷屆政府在公開場合經常大罵以色列，然而私下裡兩國卻交往不斷。比如，1997年當選的伊朗改革派總統哈塔米一邊痛斥以色列是“寄生蟲”“非法政權”，一邊又公開承諾保護包括猶太人在內的本國所有少數族裔。2005年4月出席已故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的葬禮時，哈塔米甚至和他的老鄉、同樣生於伊朗亞茲德省的時任以色列總統摩西·卡察夫並肩坐在一起並相互握手問候。

即使在2005年伊朗強硬派總統內賈德上臺後兩國關係愈發緊張的情況下，伊朗仍然與以色列在商業、安保、抗震等領域保持著一定合作關係。比如2009年4月，伊朗市場上突然出現了大批進口甜橙，據悉這批號稱來自阿聯酋迪拜的水果，其原產地就是以色列。2011年12月美國彭博社又爆料稱，伊朗官方目前使用的大多數網際網路監控裝置都是由一家以色列高技術公司製造的，只不過在運往伊朗前先到丹麥重新打包並更換了新標籤。“中東觀察”網站則在2013年披露，2006年伊朗錫斯坦省遭遇地震災害後，以色列專家也曾受邀前往災區進行調查。

那麼，伊朗和以色列的關係惡化又是到什麼時候才變得不可收拾了呢？雙方明火執仗地“動刀子”始於2006年以軍入侵黎巴嫩期間，伊朗革命衛隊協助真主黨武裝發射反艦導彈嚴重毀傷了一艘在地中海巡弋的以色列戰艦。

或許有人會問，為啥伊朗選在這個節點跟以方徹底撕破臉呢？道理很簡單，從那時起伊朗開始走上整合什葉派力量、爭奪地區霸權的道路，併力圖打通“從波斯灣到地中海”的戰略走廊，而要做到這一切都需要樹立一個“公敵”。於是乎，揹負著“阿以爭端”原罪的以色列（還有美國）自然成為前者的“眼中釘、肉中刺”，變成了伊朗用來對外招攬“小弟”、對內增強凝聚力的最佳靶標。

再往後便是外界所看到的兩國報復動作與衝突烈度呈“螺旋式上升”——2009年以色列大舉出擊，不惜跨國空襲截斷伊朗經蘇丹-紅海-地中海東部向真主黨武裝和加沙哈馬斯偷運武器的走私路線；2010至2012年摩薩德又連續暗殺5名伊朗國寶級核科學家（4死1重傷）；2010年以色列動用“蠕蟲病毒”惡意損壞了伊朗納坦茲核濃縮工廠的1000多臺離心機。

2011年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伊朗與以色列更是在這處“第二戰場”龍爭虎鬥，打得不可開交，伊朗在敘境內設立的軍事基地和導彈、無人機倉庫雖屢遭以方空襲而損失慘重，但並未動搖其紮根敘利亞直接威脅以色列本土的既定政策。

可見，過去70年來伊朗與以色列的恩怨情仇基本上與意識形態無關，而主要和兩國的利益取向特別是伊朗地區戰略變化密切相關。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伊朗與以色列交惡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後者的錯誤，而更多緣於伊朗的“主動選擇”。只要伊朗謀求地區霸權乃至躋身世界列強的國策不變，其與以色列之間存在的這一“結構性矛盾”就不可能有有效化解。

別忘了，早在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隨著石油收入激增、綜合國力特別是軍力大大增強，當時的巴列維國王已經開始有意識地疏遠以色列，改為運用親阿拉伯策略來謀求中東霸主地位。如今歷史再次重演，而逆向思索伊朗和以色列跌宕起伏、情節曲折的複雜關係，是否也在冥冥中預示著或許有朝一日，這對“歡喜冤家”又會突然化敵為友、握手言和呢？這事可真是誰都說不準啊！

伊朗是阿拉伯國家，信奉伊斯蘭教，世界各國樹敵人或朋權都是十根據當時的國情決定的，伊郎革命推翻了巴列維王朝，如果美國不與伊新政權交惡，現在的伊政府與以色列是友好國家，至少不是敵對的。一個國家把另一國樹為敵人，一是利益，二是領土，三是國內政治需要。

是伊朗首先與以色列交惡、伊朗在霍梅尼前的巴列維國王的時候與以色列關係保持良好互助關係。伊朗實行的是世欲的現實主義風格、國家在中東算是比較富強的社會環境的國家之一、自從霍梅尼以宗教信仰的形式給伊朗老佰姓洗腦後、極端主義!宗教在伊朗社會中得了加強、推翻巴列維國王后、霍梅尼為了他自己更大的政治慾望、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要在中東成為領導者、領導中東

這個問題要從歷史和現實等多方面去考慮——不是以色列要和伊朗交惡，是伊朗人要和以色列關係交惡。

這個邏輯需要搞清楚，不讓不會正確認識中東問題。

就這個提問木叔回答兩個原因：

1979年伊朗推翻國王政權的革命，連同國王政權的外交關係也一同給革命掉了。

伊朗巴列維王朝和美國與以色列是好朋友，甚至還成為冷戰時美國反蘇的前沿陣地。但巴列維王朝內部腐朽，過度西化，伊朗老百姓很不滿，最終革命後什葉派教士掌權，恢復了傳統的宗教保守主義治國的風格。

於是美國被伊朗革命後的政府用宗教標籤來打擊，成了敵人。美國被稱作大撒旦、以色列被稱為小撒旦。而且以色列這個名字都不允許在伊朗出現。

伊朗政府和媒體提到以色列的時候，用的是“猶太復國主義政權。認為他們霸佔了耶路撒冷聖城，在宗教上，是不可原諒的。

因此，伊朗革命後意識形態和美國與以色列不同，是其關係差的主因。

伊朗是什葉派最大的國家，該派系和遜尼派歷史上存在不睦，伊朗革命後一直試圖恢復波斯帝國對中東的影響力，這必然引起中東絕大多數遜尼派國家的反感和抵制。

在此背景下，伊朗一定要樹立一箇中東人都討厭的目標，自己成為抨擊這個目標最賣力的人，才會讓更多人支援自己。

以色列就成了伊朗實現中東霸權主義戰略的一個目標。

這也就是為什麼，本來以色列和阿拉伯人有領土爭端，但歷史上與猶太人沒太多恩怨的伊朗人卻比阿拉伯人還反以的現實原因。

實際上，國與國之間的親疏敵對和“種族”並不一定有直接關係。

比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閃米特人後裔，長相也很相似（長臉、大鷹鉤鼻子、捲髮等特徵），生活、飲食習慣也很差別不太大（每七天一個“禮拜日”，muslim過週五的“聚禮日”，猶太人過週六的“安息日”；猶太人和muslim的齋戒、割禮、葬禮、禁食豬肉和血液，宰割牲畜前要念經，宰殺牲畜挑筋等教規習俗也非常相似）。

此外，《聖經》舊約中的創世紀和《古蘭經》中，都清清楚楚的寫著——兩族都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他們的祖先分別是同父異母的兩兄弟。因此，猶太人的以色列和波斯人的伊朗的敵對，多是大國作祟的環境中，宗教情結和兩國國家利益的衝突。而且，這種敵對也是近四十年來的事，沒有什麼源遠流長的結怨。

甚至，從歷史上看，波斯人還有恩於猶太人。

公元前6世紀，猶太國被滅後約50年，波斯攻佔巴比倫，居魯士大帝釋放了猶太囚徒（“巴比倫之囚”），並對猶太人給與較為寬鬆的生存環境。

這一時期，出了個著名人物，波斯王后——以斯帖，她也是《聖經》的眾多女主之一。

以斯帖從巴勒斯坦被擄到波斯，成功的隱瞞了猶太人的身份，成為波斯王的王后，跟國王過的非常和諧。

不過，好景不長，此時的波斯權臣哈曼向國王挑撥要將猶太人全部殺絕，沒收他們所有財產。最終，該陰謀被王后以斯帖挫敗，拯救了所有猶太人。而且，波斯國王得知妻子的猶太人身份後，並沒怪罪，反而任命了猶太人末底改為宰相，參與國家治理。

可見，國王兩口子是真愛。

以斯帖事蹟被傳頌於《聖經·以斯帖記》，猶太教的普珥節也是紀念的這個。這段佳話曾多次被拍成影視劇，比如美國電影《與王一夜》所以，從古波斯時代開始，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日子過得還是可以的。

除了波斯王后的作用外，客觀的看是：波斯帝國實行重商政策，經濟發展是國家重心。擅長經商的猶太人自然被重用。

但跟歐洲慘烈的排猶浪潮相比，伊朗地區的猶太人整體上沒有遭過大規模的迫害，平靜的延續著自己的生活。

到了近代現代，愷加王朝（1779年至1921年）後期，猶太人開始參與議會選舉，走上伊朗近代政治舞臺。

繼愷加王朝後的巴列維王朝則更為世俗化，崇尚政教分離，推行西方化改革，對以色列建國也沒有激烈反應。雖然兩國宗教有差異，但上層掌權者並不怎麼放在心上。

（70年代的伊朗時尚雜誌）甚至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和以色列兩國之間出現了罕見的親密關係，伊朗成為除以色列以外，中東第二大猶太人聚集地。

國家層面上看，幾次讓以色列險些滅國的中東戰爭，都是以色列和阿拉伯盟軍打的，波斯大叔伊朗只是個“吃瓜群眾”。兩國沒有國恥家仇，隔了挺老遠，沒有領土接壤，自然也不存在邊境糾紛。而且，當時在中東，除了沙特，伊朗和以色列都是美國的鐵桿盟友。此時，兩國在經濟方面合作領域非常廣泛。伊朗憑藉資源優勢，與以色列聯合修建輸油管；以色列也為伊朗的石油貿易進行了援助，還在聯合國中，給巴列維的伊朗積極“點贊”，軍事上，以色列曾向伊朗傳授過導彈技術。

然而，好景不長，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後，伊朗被整成了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還天天高喊著要建立“什葉派新月帶”。首先看，兩國不和，還是大國關係影響。

伊朗是反美順帶反以色列，而且，就以色列自身來說，伊朗是唯一能在中東地區威脅以色列生存的國家；伊朗背後又有俄羅斯忙碌的身影，美國藉助以色列打壓伊朗，就等於在擠壓俄羅斯在中東的生存空間。

伊斯蘭革命後，美國的中東“三大支柱”只剩下“兩根”，又急又氣，走掉的那根還成了自己的死敵。911之後，美國還把伊朗定義為“邪惡軸心國”，以色列作為美國爸爸在中東的代理人，自然開始高調幫襯美國。

伊朗當然也不是吃素的，又是搞核武、又是發射導彈的。而且，中東地區國家目前只有兩個國家，其位於本土的彈道導彈能夠覆蓋以色列全境，一個是伊朗，一個是沙特。

伊朗的導彈是自己造的；沙特的導彈則是向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大國購買的，沙特作為美國的盟友，美之所以允許沙特擁這個，自然認為沙特不是個威脅。

此外，伊朗還擁有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和武器製造行業，還能自主發射衛星。加上伊朗作為中東大國，資源豐富，領土是以色列的好幾十倍，人口和後備軍事人員也是以色列的十倍以上，還天天叫著要建立“什葉派新月帶”，整的以色列在一邊心驚肉跳的。

此外，伊朗積極支援以色列的敵人——巴勒斯坦的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巴沙爾政府。

從古代看到近現代，千年來，縱觀中東和歐洲各族，只有波斯人手上沒沾著猶太人的血....直到伊朗開始輸出自己旗下的真主黨，支援巴勒斯坦的哈馬斯。

伊朗長期對真主黨的援助，使其成為了威脅以色列北方邊境的重要軍事力量。

巴勒斯坦問題方面呢，本來在法塔赫的主導下，巴方決定作出一些讓步，同以色列和談進展順利，建國有望。此時，伊朗資助的真主黨在巴勒斯坦扶持個極端的哈馬斯，結果巴勒斯坦國沒建成，阿拉伯人自己開始內訌。近幾年的敘利亞內戰，為了保護巴沙爾政權，伊朗更是呼啦啦的派出了八萬志願兵來助戰。

此外，伊朗還很會扶持當地政權或者地方武裝來獲得影響力。比如，除了敘利亞政府軍、黎巴嫩真主黨外，還有葉門胡賽武裝、伊拉克政黨等等，背後都有伊朗忙碌的身影。這方面讓色列非常忌憚。

加之，伊朗一直在找機會成為擁核國家，以色列作為中東地區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絕不會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

還有重要的一點是，宗教與耶路撒冷問題。

雖然伊朗人和阿拉伯人互相仇視了千年，但在共同的信仰，尤其是在什葉派信徒的歸屬上，伊朗自然更傾向於阿拉伯世界。比如敘利亞，就是個最典型的阿拉伯國家，伊朗實打實的幫助巴沙爾取得了今日的戰果。巴沙爾今年2月去伊朗訪問，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

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熱情友好的握手擁抱，貌似仇恨早就拋到了腦後。當然，那得是一個教派的，否則就互為”異教徒”了（比如伊朗和沙特）。

此外還有中東的死結——耶路撒冷問題。三教聖城耶路撒冷，一直被以色列佔據著。更火上澆油的是，2018年5月14日，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正式遷往耶路撒冷。結果，之後的一個月，以色列和伊朗又互相扔了數次導彈，不斷放出狠話。

此番情景，讓兩千年多年前，恩愛情深的波斯王兩口子情何以堪.....

總的來看，一般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親疏敵對，可以歸結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然而在中東，貌似並不通用。這片熱土上，敵人的敵人，那還是敵人。

伊朗也是穆斯林！其實穆斯林是一個非常團結友好的宗教（除去那些智障的野心家），從默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的時候就透過古蘭經向所有信徒宣揚團結，他們把教友當成兄弟姐妹。所以只要是信伊斯蘭的人在他們眼裡就沒有區別。比如我們看到土耳其人對以色列人也是非常仇視的，因為以色列人在過去幾十年裡殘殺了許多阿拉伯人，這些人都是他們的伊斯蘭兄弟。從這點上看，伊朗打壓以色列更多是出於取得周圍阿拉伯國家與人民的支援。

其次，伊朗是波斯人，波斯人跟猶太人是歷史冤家。波斯人是商人出身，猶太人也是商人出身，這兩個民族一直往來穿梭各地，靠經商販賣貨物發家。所謂的同行是冤家，這兩個民族從一開始就在打，最後猶太人擊敗了波斯人，成為全球商業領域的佼佼者，而波斯人則不得不龜縮回伊朗波斯灣。伊朗反以可以取得國內人民的支援。

第三點，以色列躺槍的。伊朗跟以色列也有過蜜月期，當時的伊朗是親美的政府，以色列也是親美的政府，這兩個國家因為美國走在一起。後來伊朗單飛把美國甩開，然後美國就開始封堵伊朗，伊朗開始仇美，而以色列作為美國的跟班自然也被列入美國一派，伊朗打不到美國，只好打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可以給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力量提供後勤補給（武器方面），所以伊朗打以色列實際上是點美國的死穴。

有意思的是，伊朗其實歷史上同猶太人並沒有什麼矛盾，因為猶太王國很早就滅亡了，沒有機會和波斯人交手。

相反，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奴役很多年。甚至伊朗人信仰伊斯蘭教以後，也被阿拉伯世界當做異端，非穆斯林。

兩伊戰爭一般認為是阿拉伯社會支援伊拉克，對異端伊朗的打擊，不讓伊朗在中東太囂張。

然而，伊朗卻將以色列視為大敵，相反卻和阿拉伯社會努力搞好關係。

為啥？

原因很簡單。

完全是因為現實的政治因素，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第一，伊朗是伊斯蘭教國家。

早在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因是美國盟友，表面上同以色列還過得去。

至少幾次中東戰爭，連伊拉克都參加了，但伊朗沒有。

不過，這不代表伊朗對以色列有什麼好感，只是因為國際政治而已。

實際上，伊朗人也是穆斯林，認為猶太人佔據了他們的聖地耶路撒冷，是一定要將她們趕走的。這是宗教衝突，沒有辦法緩解的。

第二，伊朗有很多反對以色列的軍事部署。

自巴列維王朝垮臺以後，伊朗由教士掌控，開始和美國對立，自然也和以色列對立。

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部署的一顆棋子，伊朗自然也要對付它。

說通俗點，以色列和美國是一體的。

伊朗打擊以色列的目的，是動搖美國在中東的佈局，就是對付美國。

911以後，美國把伊朗列在支援國際恐怖主義國家的黑名單之首，還把伊朗稱為“邪惡軸心”。

可見，美伊成為死敵，那麼伊朗就要不惜代價打擊美國陣營的中東力量，以色列首當其衝。

從伊朗伊斯蘭革命以後，部署了很多對付以色列的招數。

首先，伊朗開始公然支援哈馬斯，提供武器彈藥和人員均是培訓。

哈馬斯被以色列、美國、加拿大、歐盟、約旦、埃及和日本確定為恐怖組織。

但伊朗卻認為他是抵抗組織，是義兵。

哈馬斯對以色列展開過無數的攻擊，而後臺支持者之一就是伊朗，由此伊朗和以色列關係急轉直下。

自然，哈馬斯只是伊朗的一招佈局而已，還有黎巴嫩真主黨。

黎巴嫩真主黨幾乎是伊朗一手扶持起來的，他活動在黎巴嫩南部地區，專門和以色列作戰，嚴重威脅到以色列的北方領土。

以色列對真主黨打擊多年，曾經遭受過很大的傷亡，這筆賬自然算到伊朗頭上。

在敘利亞的出兵，也是針對以色列。伊朗在敘利亞有相當兵力的部署，但目的不僅僅是協助阿薩德政府軍，仍然有明顯對付以色列的目的。伊朗的基地同以色列控制的戈蘭高地近在咫尺，雙方曾經多次擦槍走火，激烈交火。

要真正理解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我們得把歷史簡單梳理一遍，否則不大容易理解清楚。

阿拉伯與以色列之所以交惡，完全是因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

猶太滅國之後，絕大多數猶太人流浪在外，主要是在歐洲，只有極少部分猶太族人依然留在巴勒斯坦低區，這種狀態持續了兩千多年。所以，巴勒斯坦地區，古老的猶太故地，作為阿拉伯人的土地，其存續時間早就超過了兩千年。

哪怕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後來殖民統治了該地區，這塊土地的主要居民依然是阿拉伯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奧斯曼土耳其加入了德國領導的同盟國一方，結果同盟國戰敗於英國領導的協約國。因此一戰結束之後，奧斯曼帝國面臨解體，土耳其自身也處於被宰割的命運，於是本來土耳其人所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區（包括如今的約旦）成了交由英華人託管的土地。

在這時候，阿拉伯人當然要爭取在巴勒斯坦建國。而歐洲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也認為找到了機會。

事實上約旦與以色列建國，也全都是拜英國所賜。約旦王室與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是透過努力向英國政府進行外交公關，先後在巴勒斯坦地區取得了建國的權力。約旦由於本身依然是阿拉伯人的國家，所以沒有什麼問題。而以色列卻是由世界各國的猶太人重歸兩千多年前的祖先故地定居而成，這在阿拉伯人眼裡無異於是侵略。

而對於英國以及整個西方世界來說，支援猶太人復國是有好處的，這一來化解了西方人與猶太人之間的民族矛盾與文化衝突；二來猶太人在中東的重新存在，恰恰等於承擔了西方人在中東地區的代理人角色。所以，無論是英國還是後來替代英國全球角色的美國，都是十分支援以色列的。

猶太人的宗教與阿拉伯人所信仰的伊斯蘭教，古時雖然同源但久已分裂，這本身也是潛在的巨大矛盾因素。所以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矛盾。先是由定居權利與領土糾紛，逐步演化為民族矛盾，再進而一步步上升為宗教與文化衝突。在這種情況下，同為伊斯蘭世界的伊朗，也就找到了介入巴以問題的藉口。

我們要注意，對於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來說，巴以衝突的核心是領土與民族糾紛，並不是宗教衝突。但是對伊朗來說，支援巴勒斯坦人民對以色列的抗爭，卻是充滿了伊斯蘭色彩的。

所以，伊朗的這種介入，實際上不僅引起了以色列的仇視，同樣對自命為阿拉伯國家老大的沙特來說也是敵人。沙特認為伊朗完全是在中東地區爭搶領導權，試圖在整個中東地區發動什葉派主導的伊斯蘭革命。

而在以色列眼裡，伊朗對巴勒斯坦問題的過度介入，完全是其透過領導反猶主義試圖在中東地區謀奪霸權的野心表露，而這種野心又是以犧牲以色列的安全與合法權利為代價的。當然，伊朗自身的宣傳定位自然是否認以色列的這類攻擊的，伊朗認為自己只是盡到支援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的責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