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結(719—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陽附近)人。早年入長安應試不第，曾經歷過一段“耕藝山田”“與丐者為友” 的生活。天寶十二年登進士第。安史之亂，曾率鄰里一起逃難。肅宗乾元二年，由蘇源明推薦，召入長安，上《時議》三篇，陳述兵勢，遂擢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後拜道州刺史。
元結是一個“嘗欲濟時難”的詩人。他曾多次上書，指責朝廷宮吏，陳述民生疾苦，提出了“救世勸俗”的政治改革主張。他在文學上，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淫靡詩風。要求詩歌能“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達到“上感於上，下化於下”(《系樂府序》)的政治目的。這正是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先聲。
元結的詩歌創作實踐了他的主張。他的《憫荒詩》寫於天寶五載，《系樂府十二首》寫於天寶十載，是盛唐時較早的新樂府詩。《憫荒詩》是詩人見了淮陰一帶水災，便託言採錄“冤怨時主”的隋代民歌，譴責帝王的窮奢極欲。詩裡有云：“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這種憤怒情緒和大膽思想在當時是少見的。又如他《系樂府》裡的《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鹿。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寫出了貧婦在封建官府壓榨下的痛苦心情。《去鄉悲》寫人民離鄉背井的逃難生活，《農民怨》寫農民在災荒年月的哭訴無門，也都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刻同情。
元結這種同情人民、批判現實的精神，到安史之亂以後有了更為深刻的發展。在《喻襄溪鄉舊遊》裡，他以痛苦不安的心情寫出自己作官前後和人民關係的變化。
往年在襄溪，襄人皆忘情。今來遊襄鄉，襄人見我驚。我心與襄人，豈有辱與榮?襄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
他這種喜歡接近人民，不喜歡作官吏的心情和杜甫“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合未曾嗔。”(《假日小園散病》)的思想基本一致。廣德二年他作道州刺史時寫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舂陵行》形象地描寫了戰亂之後道州人民傷亡疲敝的情形：
……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詩中譴責了官吏們的嚴刑苛斂，也表現了自己寧肯諱詔待罪也不願逼迫人民鬻兒賣女的高尚感情。詩末說，“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詞”，說明他是有意為民請命的。《賊退示官吏》一首，語意更為沉痛：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他不僅指責那些強迫地方官橫徵暴斂的朝廷使臣比盜賊還不如，而且表示自己寧願棄官，絕不肯“絕人命”以博得統治者的寵愛。因此，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熱情地稱讚了他這兩首詩：“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其他如《忝官引》、《酬孟武昌苦雪》、《喻常吾直》等詩，也都富於批判現實的精神。他的山水詩如《石魚湖上醉歌》、《矣乃曲》也寫得比較真樸自然。
元結的詩，大都是古體詩，用質樸的語言抒情敘事。乾元三年，他編了一本《篋中集》，收錄了沈千運、孟雲卿等人的一些反映現實的詩，這些都體現了他的文學主張，對白居易新樂府有影響。但是他的詩有時過於古樸，不夠形象。他幾乎不寫律詩，並且在理論上反對“拘限聲病”，也作得有些過分。
元結(719—772)，字次山，河南(今洛陽附近)人。早年入長安應試不第，曾經歷過一段“耕藝山田”“與丐者為友” 的生活。天寶十二年登進士第。安史之亂，曾率鄰里一起逃難。肅宗乾元二年，由蘇源明推薦，召入長安，上《時議》三篇，陳述兵勢，遂擢山南東道節度參謀，後拜道州刺史。
元結是一個“嘗欲濟時難”的詩人。他曾多次上書，指責朝廷宮吏，陳述民生疾苦，提出了“救世勸俗”的政治改革主張。他在文學上，反對“拘限聲病，喜尚形似”(《篋中集序》)的淫靡詩風。要求詩歌能“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達到“上感於上，下化於下”(《系樂府序》)的政治目的。這正是白居易現實主義詩歌理論的先聲。
元結的詩歌創作實踐了他的主張。他的《憫荒詩》寫於天寶五載，《系樂府十二首》寫於天寶十載，是盛唐時較早的新樂府詩。《憫荒詩》是詩人見了淮陰一帶水災，便託言採錄“冤怨時主”的隋代民歌，譴責帝王的窮奢極欲。詩裡有云：“更歌曲未終，如有怨氣浮。奈何昏王心，不覺此怨尤。遂令一夫唱，四海欣提矛。”這種憤怒情緒和大膽思想在當時是少見的。又如他《系樂府》裡的《貧婦詞》：
誰知苦貧夫，家有愁怨妻。請君聽其詞，能不為酸嘶?所憐抱中兒，不如山下鹿。空念庭前地，化為人吏蹊。出門望山澤，回顧心復迷。何時見府主，長跪向之啼。
寫出了貧婦在封建官府壓榨下的痛苦心情。《去鄉悲》寫人民離鄉背井的逃難生活，《農民怨》寫農民在災荒年月的哭訴無門，也都表現了對人民的深刻同情。
元結這種同情人民、批判現實的精神，到安史之亂以後有了更為深刻的發展。在《喻襄溪鄉舊遊》裡，他以痛苦不安的心情寫出自己作官前後和人民關係的變化。
往年在襄溪，襄人皆忘情。今來遊襄鄉，襄人見我驚。我心與襄人，豈有辱與榮?襄人異其心，應為我冠纓。
他這種喜歡接近人民，不喜歡作官吏的心情和杜甫“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合未曾嗔。”(《假日小園散病》)的思想基本一致。廣德二年他作道州刺史時寫的《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是他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舂陵行》形象地描寫了戰亂之後道州人民傷亡疲敝的情形：
……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
詩中譴責了官吏們的嚴刑苛斂，也表現了自己寧肯諱詔待罪也不願逼迫人民鬻兒賣女的高尚感情。詩末說，“何人採國風，吾欲獻此詞”，說明他是有意為民請命的。《賊退示官吏》一首，語意更為沉痛： ……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他不僅指責那些強迫地方官橫徵暴斂的朝廷使臣比盜賊還不如，而且表示自己寧願棄官，絕不肯“絕人命”以博得統治者的寵愛。因此，杜甫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熱情地稱讚了他這兩首詩：“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其他如《忝官引》、《酬孟武昌苦雪》、《喻常吾直》等詩，也都富於批判現實的精神。他的山水詩如《石魚湖上醉歌》、《矣乃曲》也寫得比較真樸自然。
元結的詩，大都是古體詩，用質樸的語言抒情敘事。乾元三年，他編了一本《篋中集》，收錄了沈千運、孟雲卿等人的一些反映現實的詩，這些都體現了他的文學主張，對白居易新樂府有影響。但是他的詩有時過於古樸，不夠形象。他幾乎不寫律詩，並且在理論上反對“拘限聲病”，也作得有些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