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歷史就是歷史，沒有如果！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準確說是外儒內法！

其實後期的儒家，是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學習借鑑，相互滲透！

任何學派的成功都不是無根浮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你真以為漢武帝就喜歡儒家？

只不過是當時的歷史環境所造就的，漢開端獨尊黃老學，無為而治，與民休息，使得從春秋戰國到秦，對於社會生態結構破壞，開始修復！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匈奴不斷地刺激著漢王朝的神經，而到了漢武帝時，匈奴已經到了不得不解決的地步，

再加上漢朝內部分封制王國的內憂，迫使漢朝廷必須統一全國上下的思想動態，儒家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進一步加強了漢的中央集權，也就是說對大環境而言儒家的思想適合這個時期統治者的需求！

如果說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會有其他的學派來統一全國上下思想，加強中央集權，這是歷史環境所迫！駁雜的思想環境不適合漢王朝對外作戰，所以獨尊的不一定是儒術，但必須有一個統一的思想！

秦以法強，秦以法亡，殷鑑不遠，覆車繼軌。漢初黃老，與民休息；武帝重儒，建功立業，劉徹千古一帝，會重蹈秦的失策嗎？這問題很蠢。

漢武帝不管是採用哪家學說，也不會採用法家學說的，作為一個政治家，以史為鑑，漢武帝在位期間絕對不會採用法家學說，這是必然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其一，可以說是影響漢武帝最大的就是前朝的滅亡教訓，至漢武帝時期還是比較刻骨銘心的，秦以嚴刑峻法導致的就是滅國，雖然說秦以法強，但是最終還是未能逃脫滅亡的結局；

其二，漢高祖劉邦也是吸取了秦朝滅亡的教訓，漢初實行黃老之說，採取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得以讓國力逐漸恢復；

其三，高祖至武帝時期，國內政治是比較穩定的，百姓各興其業，漢武帝也沒有必要採取法家的學說來治國，反倒是文景時期，為漢武帝對外戰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倘若武帝國內實行苛政，勢必首尾不得相顧。

綜上幾點原因，漢武帝是沒必要選擇法家的，然而歷史是向前發展的，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治國，使儒家思想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影響後世，歷史證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正確的。

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本身就不準確。那不過是個政治口號，事實用那種學說治國不是由帝王個人愛好決定，而是當時的國情決定的。何況漢武帝只是表面上尊崇儒學，骨子裡還是霸道為主。

一、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對文景時代治國策略的調整。百家之說，多數有相通的一面，又有相矛盾之處。為政之道，有張有弛，有文有武，不會絕對按照一家學說走到底。文景時代也有儒術，也有道術。針對破敗的經濟，實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政策，便於快速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提升國力。文帝的皇后帶頭紡紗織布，大臣上朝坐牛車，皇家儀仗隊配不齊純一色的馬。這種情況下，對外只能退讓求安定，結親換邊境安寧。講氣概，講大漢威儀，行得通嗎？說是以黃老治國，實際上各便民利民學說都用。尋找儒生伏勝講經也是文帝之時。儒家學說並非不用，只是禮儀一套太奢侈，沒有全用而已。

二、漢武帝時，經過兩朝積累，家底厚實了，又甘於對內寒酸，對外屈辱，須動員民眾，忠君愛國，才調整為重儒學，尚忠義，積極進取。評價整個漢代治國之術，歷代皆評為"王、霸雜用"之術。絕非儒說獨大。每個時期情況不一樣。孔子所謂"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漢武帝用霸以服外強，文、景、宣王道治內，各用所需。非一概而論獨尊。所謂漢武帝獨尊儒術，只是確立儒學的正統地位，並不是唯儒治國，不用法家之術。真正照搬儒家學說的只有王莽改制，沒用成功，反丟了性命。孤家寡人一個，面對地方豪強去推行王田等制，想法很豐滿，現實卻是兵戎相對。一個理想主義者就此退出歷史舞臺。

三、關於漢武帝如用法家是否會改變歷史問題，實際上漢武帝並未排斥法家之術。也未完全按照儒學一套，不過是"外示儒術，內用法術"而已。任何一位成就功業帝王，都少不了王道與霸道的靈話運用。即是秦朝，如果扶蘇上位，也會有所改變，相容儒法而治。根本不需要擔心繼續推行統一六國時的嚴苛模式。任何治國模式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理論還是管用的。純法純儒治理模式或存在於一段時間，但不會通行一個朝代。再說，真正的純粹是沒有的。各有偏重才是必須的。只有小學生才會相信非A即B。

首先要敲桌子宣告，在整個漢代期間，從皇帝到社會上主流人士，就沒有產生過用法家思想來治理天下的想法，更別說漢武帝了。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只不過是用儒家思想取代道家思想作為治理天下的主導思想，其它各家思想不存在被“罷黜”或禁止的現象，只是不是朝廷用來治理天下的主流思想

一、漢代初期推崇道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原因

1、漢代建立之初，經過秦朝末年長期的戰亂，人口銳減、土地荒蕪，生產力遭到嚴重破壞，農業生產幾乎處於停滯狀態，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到處是饑荒，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百姓死者過半。那時連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純一色的馬拉的車子，將相們只能坐牛車。

針對這種情況，漢初統治者高祖、呂后、文帝、景帝吸取秦亡的教訓，實行了招撫流亡、鼓勵墾荒、輕徭薄賦、約法省禁、與民休息等政策，使農業經濟得到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經過近70年的努力，呈現出國家富強、百姓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2、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了秦亡的教訓，認為秦統治者在取天下時是成功的，但在守天下、治天下時卻是失敗的，這是由於不懂得 逆取順守 的道理。這一論斷符合歷史實際。秦建立以後，對於如何處理高度集中的政治與高度分散的經濟之間的矛盾還缺乏經驗，不懂得為了加強集權統治，必須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來管轄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尤為失策的是未能改變兼併六國時的法治手段，沒有采用倫理道德教化的方式來處理各種社會問題。為了統一思想，秦統治者採用了兇殘的 焚書坑儒 的措施，使不應激化的矛盾激化了，驅使眾多的知識分子參加了農民起義。秦王朝的暴力統治不僅表現在政治文化上，而且在經濟上也進行了空前的橫徵暴斂，強使精壯勞力服役，搞得民不聊生，終於在公元前209年暴發了農民大起義。秦二世而亡，意味著法家暴力統治思想的破產。

二、儒家思想取代道家思想的形成條件

西漢初年，漢高祖不喜儒學，使儒家的學術源流幾乎斷絕。博士制度雖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數不多，且僅具官待問而已，在傳授文化方面難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廢《挾書律》，使諸子學說復甦，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在學術思想發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黃老無為思想為漢初統治者所提倡，居於支配地位，各種不問流派的思想家也都樂於稱說黃老之言。文、景時期，出現了由無為到有為、由進家到儒家的嬗變趨勢。這為漢武帝獨尊儒術提供了條件。武帝即位時，歷經文景之治，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因家力量的強大，從政治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統思想、仁義思想及君臣倫理觀念，又恰恰與漢王朝當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思想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三、儒家思想對歷史影響

1、使漢代儒家經學得到重大發展，並從此成為後世歷代的正統思想；儒家關於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理論，符合中國封建社會的實際狀況，這是它被定為一尊的重要原因。第二，主張推行仁政。儒家學說有一重要特點，就是把政治倫理化，將統治者與服從者的政治關係染上宗法觀念的溫情色彩。這一理論運用於治道，則提出了 仁政 的主張，這是儒家有別於其他學派的又一重要表現。它維護了封建統治秩序，神化了專制王權，因而受到中國古代封建統治者推崇，成為兩千多年來中國傳統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思想。

2、它至今仍然在現實社會中影響著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生活，並及於法律等各個層面。

3、它的負面作用在封建社會後期日益明顯，固步自封，因循守舊，阻滯了學術思想的發展，阻礙了科技文明的進步，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後。

先來了解一下儒家和法家的區別：

1、儒家

儒家注重個人修養，核心思想為“仁”。從現代的角度看，其實儒家思想就是要求人自身覺醒，能夠自我約束。從而使統治者能夠“以仁治國”，被統治者能夠“重義輕利”，大家在自我約束的前提下，“天下大同”、“仁而有序”。

2、法家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法的作用是約束百姓的行為。由此可以看出法家注重監督和外力約束，以制衡權力和慾望。此外，法家反對保守的復古思想，主張銳意改革。

從兩者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具有理想爛漫主義色彩，建立在“人性本善論”的基礎上，而法家思想建立在“人性本惡論”的基礎上。這樣可以看出，法家思想其實有現代社會法治思想的雛形。如果漢武帝選擇法家，那麼很可能會導致社會思想的解放，引發人們對專制帝權的質疑，可能會增加動盪，必然會有很多認為此流血犧牲。當然，社會也可能提前進入到現代法治社會。

首先，歷史沒有如果，漢武帝選擇儒家是歷史的必然性。有人認為秦強於法，滅於法，導致漢朝不用法家的原因，個人覺得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法家並非一無是處，法家使秦一代比一代的強盛，說明法家的存在有其光輝閃耀的地方。

為什麼在統一全國十幾年後分崩離析，真的與苛刻嚴峻的法家有關嗎？答案是肯定的。統一全國後人心不穩，為了使六國百姓徹底臣服，秦朝使用苛刻高壓的法家來約束六國百姓，防止他們有反抗的念頭。因此秦被稱為“暴秦”，秦始皇也被罵為“暴君”，足以說明六國百姓對秦朝的痛恨。雖然秦始皇在位期間做了很多有利於統一的事情，但六國百姓並不領情，表面臣服內心不服。

高壓政策迎來的是強烈的反彈，只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秦始皇去世後，立刻爆發了陳勝吳廣等農民起義，六國舊貴族趁勢紛紛復國，一時間天下大亂。

漢朝建立後百姓剛剛脫離戰亂，百姓生活艱苦，可謂是百廢待興，如果這時候再用嚴峻的法家來治理百姓顯然不太合適。吸取了秦朝的教訓，漢朝使用了黃老學術，無為之治與民休息，很好的穩定了人心。

經過漢高祖劉邦、惠帝、呂后，再到文景兩帝，漢朝經濟已經蓬勃發展，各行各業欣欣向榮，漢朝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強盛。漢武帝登基後，認為黃老的無為之治已經不再適合漢朝了，再加上年輕氣盛的劉徹很想有一番大作為，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第一為了統一全國老百姓的思想。第二有為而治更加適合當時的社會發展。第三，君權天授，可以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統治。

那麼為什麼漢武帝不採用法家呢？因為黃老學術到儒家已經升了一個級別，當時百姓安定生活富足沒有必要採用法家。沒有采用法家並不等於不用法家，法是社會安定的重要基石，儒家是穩定老百姓思想的重要根基。儒與法並用，稱為內法外儒。

漢初為恢復社會生產，生殖人口，漢高祖採取黃老-無為而治思想，推行休養生息政策。

休養生息政策歷經漢高祖，惠帝，文帝，景帝，特別是經過文景歷經圖治，出現‘’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為達到“統一言論，統一法度，統一行動”的目的，漢武帝在思想上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措施。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高儒家尊崇的的地位，但是否是儒家（儒術）一家獨大？答案是否定的。所謂的百家指的是邪僻的學說，漢承秦制，並不排斥法家，其實質是儒表法裡的 ，並非不尊法。不僅漢朝，中國曆代王朝也重視修法，強調以法治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也是法制國家。

儒家學說對中國的影響主要在於道德層面，或者說是華人的價值觀層面，類似於西方的基督教對西方人的影響。儒家對華人的影響主要在於：一，責任思想：以天下為己任；二，忠孝思想：仁、義、禮、智、信；三，恕的思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倫理思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些思想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主流思想，對於維繫中華民族共同體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古代法家與儒家一直是長期並行，並不是互相排斥，只不過每個時期發展側重點有所不同。二者互相補充，保證了中國相對的穩定和長期的統一，也保證了中國領先世界兩千年。

那麼， 古代的法治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呢？古代社會的法治建立的基礎是‘’家天下‘’，皇權凌駕於律法之上，法治歸根結底是為維護皇權的權威而定的。而現代法治是民主制度的產物,其目的在於保護民主制度和公民的合法權利。

所以，不管選擇儒家，還是法家，或者儒法並重，只要封建制度不滅，皇帝不倒，就只在封建體制內迴圈不止。

提問者說顛倒了。漢武帝從來沒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是罷黜百家，獨尊法家。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張湯、杜周、江充，羅織罪名，製造冤獄，把皇族和群臣屠戮殆盡。

漢武帝重用法家酷吏，誅殺儒家大師。罷黜群儒。

第一件事、漢武帝與法家酷吏張湯謀劃發行白鹿皮幣，與大夫顏異商議。顏異認為貢品只值幾千錢，白鹿皮卻幾萬，本末不相稱。顏異並未罵劉徹。而法家酷吏張湯卻認為，顏異欲罵天子，不言而入腹，便腹誹罪之名，處死顏回十世孫，儒家大師顏異。【腹誹罪就是肚子裡罵皇帝】

第二件事，是漢武帝欲封禪泰山，被儒生拒絕。漢武帝罷黜群儒而不用。

漢武帝罷黜鬼谷學派。元鼎二年，法家酷吏張湯欲誣陷鬼谷學派朱買臣。朱買臣先發制人誣陷張湯謀反。張湯被以謀反罪處死。張湯死後，漢武帝‘突然明白’，又誅殺鬼谷學派朱買臣。

漢武帝對墨家不是罷黜，而是徹底毀滅。最後一個墨者郭解因誅殺惡吏。被漢武帝處死。墨家徹底滅絕。

漢武帝罷黜百家，唯獨重用法家。是因為法家捍衛君權，奴役臣民。

一、法家酷吏幫漢武帝羅織罪名，製造冤獄。屠戮群臣。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

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

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

元鼎五年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腰斬。

天漢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

太始元年春正月，將軍敖有罪，腰斬。

後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

二是法家酷吏幫漢武帝屠戮骨肉至親。

元光五年，法家酷吏張湯查出陳皇后施巫蠱之邪術，祝告鬼神，禍害他人，屬大逆無道。陳皇后被廢，三百多人被誅連。這僅僅是巫蠱之禍的前奏。

徵和二年秋七月，法家酷吏江充等在太子宮發現巫蠱。太子認為，若聽之任之。皇族將被天子趕盡殺絕，自己與母親更是必死無疑。於是，先發制人。武帝命丞相劉屈氂平叛，死者數萬人。太子、皇后皆死。

漢武帝利用巫蠱之禍，將自己的妻子、兒子、女兒、兒媳、孫子、孫媳，幾乎滿門抄斬。就連平定太子叛亂有功的劉屈氂等人也全部被殺。死於巫蠱之禍者，達數十萬人。

因為法家酷吏做到韓非之言的忠臣。漢武帝才罷黜百家，唯獨重用法家——從主之法，順主之為，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漢武帝還重用法家桑弘羊，賣官鬻爵，死罪可花錢免死。盤剝壓榨百姓，開徵人頭稅。漢武帝后期，吏治腐敗，賣官鬻爵。民不聊生，餓殍遍野，人口減半。相當於今天死了7億人。已經到了亡國的邊緣。

由於文臣武將被漢武帝屠戮殆盡，無將可用的劉徹重用小舅子李廣利討伐匈奴。漢朝最終大敗。

漢武帝重用法家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人吃人，人整人，人治人的邪惡帝國。幫君主作惡害人，這就是法家的使命。

法家是民主、法治、憲政的死敵。法家思想不滅，中華民族不興！

儒家思想產生於動盪的春秋無義戰，孔孟等思想家爭對諸侯爭霸社會亂象，面對貴族統治者不斷地進行殘酷的掠奪戰爭，認識到侵略戰爭給廣大民眾帶來的痛苦災難和沉重負擔，面對急功近利的霸道社會現象，孔子汲取古聖先賢的文化營養和政治理念，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總結並繼承古代文化傳統，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創立了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等儒家思想，倡導仁義禮智信等道德規範和思想理念，希望實現‘’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闡明仁者愛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友好之國，做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止於至善的禮義之邦。

孔孟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哲學理論，強調得民心者做天子，突出了小民利益，因而不會得到權貴統治者的讚賞，到了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倡君權神授，天人感應，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的封建理論，迎合了好大喜功的漢武帝心理，為統治者提供了統治的理論依據，才有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機遇。儒家思想有利於封建中央集權統治的加強，逐漸成為中國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影響封建社會朝綱倫常深遠，這也是董仲舒雖有穩定秩序的貢獻，也有限制自由的弊端。

漢武帝雖然獨尊儒學，然而有前秦商秧變法，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成功經驗，法制依然貫穿始終。儒家提倡德政禮義，強調道德感化，明確意識形態。法家強化制度，懲戒制止犯罪，約束行為規範。內修儒學，外用法典仍然是維護統治的措施。法律是行為的底限。法律是道德的依託和支撐，道德是法律的根基和良知，道德建設和法制建設在作用上相互滲透互相促進。法律必須以公認的道德規範為基礎，道德必須靠公正的法律來維護。法乃治國之本，律是做人準繩。道是立世規律，德彰人生哲理。國無法不立，人缺德難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