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成就得益於同期社會文化環境的滋養。

首先，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門閥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有著優越的條件從事文化活動，他們中間有很多學識廣博的學家，涉及很多領域，比如書，畫，文，史……由於處於有閒階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物質基礎去專心學業，並多有大成者。毛漢光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比較重視的社會價值專案為：孝悌之品德、文才、禮法、外貌、與禮儀、清談及應付、藝術等六項，其中藝術類又以書法最受重視。”[7]而龔鵬程先生也認為：“書法，在漢魏南北朝間，是新興的藝術門類，也是當時地位最高的藝術。”[8]在中國古代，特別是魏晉，文士受到社會的尊崇，一個人要躋身名士階層，就必定要具備各個方面的才藝，詩、書、琴、畫、棋，成為文人，特別是門閥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隨著玄學的興起，文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才情如何，直接關係到他們在當時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譽等等，因此，書法受到普遍重視就不奇怪了。這一時期，雖然世家大族因勢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9]，但他們從客觀上對皇權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對學術、藝術的控制，抑制了“獨尊”局面的出現，加上他們本身對書法的重視程度，無疑為書法藝術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

第二，從社會風氣上來看。《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有一段這樣的資料：

劉宋時期的朱異，射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沈約戲謔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異沒有領悟出沈約的意思，沈約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10]劉宋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宗炳素來有高節，晚學都來討教，而宗愨獨任氣好武，不為鄉里人所稱道。[11]當時還有一個人叫張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隸書”，讀諸子之書，在十餘歲的時候，他去拜訪當時的吏部尚書褚彥回。褚彥回問其騎射的本領，張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見馬害怕，也無力牽弓射箭。彥回聽過後，很是驚詫。[12]可見尚文輕武之風不是個別現象。顏之推身經數朝，多經亂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誡後輩說，先王重視武力，並以此認為是選賢任能的標準。但是，他又說，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們騎馬遊獵。他認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習此”（《顏氏家訓·雜藝》）。無疑是以南方士族為榜樣。他還告誡家人說，即便千年來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曉書寫記錄，莫不從事耕田養馬之類的事情。這樣看來，如能常擁百卷書，千年可不為小人（《顏氏家訓·勉學篇》）從此便可看出顏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藝術修養。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從魏晉到南北朝時期，雖然時代更易頻繁，但是世風中有很多地方卻是延續傳承的，崇尚文藝的社會風氣仍然沒有變化。正是因為如此,大量上層書家出現，與此同時，庶族為了躋身上層社會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藝方面的修養。一個人要得到社會的認可一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藝，而善書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藝之一。《六朝書法與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兒子王彬善篆隸，與其兄長王志齊名，當時人盛讚為：“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同時代的劉沆，勤於讀書，工於篆隸，美風姿，容止可悅。[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東裴敬憲，性情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於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晚輩都仰慕與他。[14]

如此可見，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書法都已成為了社會所公認的素質與修養的重要組成分之一。

第三，從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來看。漢魏以來，被稱為是人性自覺的開始，也是藝術自覺的開始的時期。魏晉之人開始著力於研究生命的價值，講究形神之美和形質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風度，形質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等，而這些都是士人應該具備的修養，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現。東漢書法家蔡邕在《筆論》[15]裡提出“書者，散也”的著名論斷，論述了書法抒發情懷的藝術本質，以及書家創作時應有的精神狀態。隨後則論及書法作品應取法、表現大自然中各種生動、美好的物象，強調書法藝術應講求形象美。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勢》裡，首先提出了“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書法美的哲學根據，闡發了漢字結構本身所蘊含的美感因素。至此，書法漸漸進入藝術時代。所以，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不斷提高，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就有了其發展的最有力的基礎——大眾認同感。

第四，從宗教文化對書法的影響來看。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始興，到南北朝時，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無論北方還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眾，幾不可想象。道教產生於東漢，至兩晉傳遍於天下。由於道教為某種意義上的偶像崇拜，興廟建寺是必然之舉，於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普天之下，無處無廟觀。而眾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闡發教義所依據的經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說道教，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道教之宣傳除口頭相傳以外，還要藉助於筆墨的抄寫。道經抄寫被認為是一種積累公德的行為。道家經典《雲笈七籤》卷三八〇《善勸戒》說：“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頤。”另外，“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絛軸，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17]因而抄經為道教所大力鼓勵的。然而，道經是聖人所垂之象，是眾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徑，經書能使終生超脫五濁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經就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了。不僅抄經的環境要求幽靜，而且抄經者皆為能書之人。道教經典[18]中曾說，如果書法遲拙不清不能抄經，富者可以用金帛僱人，而貧者可以出賣勞動力，請人幫助抄經。因此，僱請善書之人抄經便成為一種風氣。隨著道教傳播範圍及影響的擴大，對抄經的需求越來越大，以至於從事抄經的“善書”之人越來越多，因而書法藝術也隨之擴大了影響。與道教相同，佛教的傳播也需要大量善書之人抄經以滿足社會對佛經的需求。就佛寺數目看來，“東晉偏安一百四載，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謂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時合寺兩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餘寺”[19]。“北魏佛寺也達到3000，隋近4000，此皆為大寺，至於私家蘭若招提，皆不計其數。”[20]而眾多的寺院都需佛經以供誦讀，在這種背景下，善書之人大量出現也不足為奇了。另外，佛教對書法的影響與道教的不同更在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涉及全國範圍的滅佛運動，由於滅佛之舉使佛教圖書，經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道宣《續高僧傳》中曾記載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避此難?[21]”這說明為防止再遭劫難，使佛法永存，佛教內部產生了相應的護法運動。於是石經就應運而生了。可以這麼說，滅佛事件客觀上激發了書法與佛教的新結合，使佛教書法不再僅僅是紙張上的手抄經，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渾厚、肅穆之體。正所謂“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借藝術為資用”。[22]

第五，從寒人崛起與書法的關係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士族把持國家大權的同時，出身相對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這一點在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表奏題答，書法都代表其門面，因而時人十分重視，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為帝王簽名，題答的事例。《六朝書法與文化》 一書中曾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蕭道成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上手跡下文，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紀僧真“諸權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於隨機應變,“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但善書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紀僧真最初被賞識，是蕭道成在淮陰時隨從左右，“以閒書題，令答遠近書疏”，因而“自寒官曆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23]

可見，沒有這方面的特長，他根本沒有得以升遷的機會。北朝也有類似的情況。呂思勉先生說過：“虜主不能書而使工書者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進而身份升遷，地位提高。而這種沒有家族背景，僅因“善書”而被擢用，從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乏其例，所以，書法成為了中下層階級仕途的敲門磚，很多寒人勤苦學書，由此，書法藝術便漸漸的在民間擴散，書法的社會基礎也慢慢的擴大了。

第六，從社會條件來看。藝術社會學認為：“社會條件向藝術創造提供了機會，而不能構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機會和社會條件是有機的聯絡在一起的。社會現象和藝術現象匯發生巧合的情況，但這不能說明它的因果關係。”[25]的確，在魏晉南北朝蕭條，混亂的社會狀態下仍然產生了如此輝煌的書法成就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藝術和社會條件方面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和藝術發展有直接關係的物質條件的發展。因為物質條件的發展可以豐富藝術的表現手法，從而拓寬藝術的表現領域。魏晉南北朝時，與書法發展密切相關的諸物質要素在逐漸豐富，其中文房四寶製作的講究和廣泛應用於書法，對書法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書法就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魏晉時期繼承了漢代的制筆技術，很多書法家對於制筆都有自己的見解，甚至於親自造筆。王羲之書札當中曾說到對筆的要求，他說：“復與君，斯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26]而這一時期，紙的品種的多樣性也為書法的表現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六朝書法與文化》一書中列舉了多種紙張品種，如晉時的麻紙、魚卵紙、紫紙、蠶繭紙、蜜香紙、六合紙、側理紙、剡藤紙，南朝時的張永紙、黃紙、桃花紙等等。紙張的廣泛使用給魏晉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外部條件，除了有利於傳播以外，更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作品的出現，因為紙的多方面表現效果有助於書法藝術化的程序。同時，紙張應用於書法還使書法交流和收藏變得容易了許多，這對整個書風的外傳和繼承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七，從社會的需要看。提到書法的發展，不得不提各種字型的相繼問世。顯而易見的，書法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東西，其生存與發展由社會的需要來控制，沒有實用的書寫也就談不上書法的產生，書法被視為一種藝術品，也是在實用書法產生之後而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少有作品是脫離實用性而純粹是欣賞性的。隨著藝術的自覺，書法開始有了自身的價值，也慢慢的從文字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這種審美價值隨著書體的發展而體現著不同的內涵。書法藝術的發展是伴隨著書體的演進而進行的，而書體的演進除了書法本身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之外，還受著社會的影響和制約。如果按照不同字型出現的時間排序的話，大體上是遵循由繁到簡由複雜到簡單的發展規律演變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書法作為一種工具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漢代出現的草書，就是屬於這種情形。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27]魏晉南北朝期間，以篆字為代表的古老字型的實用場合已不太多，轉而帶之的是草隸書，因而，唐書論家李嗣真《書品後》雲：“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書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日益失去其實用價值，最後只能在宮殿裝飾上發揮其作用，這一點在北朝表現的比較明顯，當時，古篆之書成了宮殿題榜的書體，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以後，隸書便漸漸代替了古篆。《水經注》雲：“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而此時的南方，書法在士人手裡成為展示他們風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暢之今體，如隸書草書。同時，其他各種各樣的字型也漸漸在被廢除。唐時張懷瓘《書斷》中雲：“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難看出，失去實用價值的字型都漸被廢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會的需要。因此，可以這麼說，社會的發展與需要是真正的調節劑，它干預著書體的產生和盛衰，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書法的繼承和發展。

第八，從文化教育的情況來看。魏晉南北朝雖為亂世，但是對文教卻極為重視，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數民族聚集地，也“苟獲小安即思興學”[30]。而且，官學發展的同時，私學亦盛。《晉書·隱逸傳》載祈嘉博通經傳，教授門生百餘人。而張重華，受其業者兩千餘人。以上記載說明雖然戰亂不已，但私學不斷。北朝雖因佛教，道教的盛行衝擊了以儒學為基礎的官學，但是因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極力模仿漢制，推崇華夏文化，所以其官學的也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因玄學不行於北方，反使儒學及其典章盛於南朝，特別是北魏統一了北方後，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長期的分裂及喪亂嚴重影響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是中華民族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還是明顯的表現了出來。儘管各個政權下的教育形式、內容都有所不同，但書法教習普遍受到重視，甚至將書法列為童子業的必修課。這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特殊的社會背景及文化環境以及多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給書法藝術如此絢麗奪目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其自然的發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塊無可替代的豐碑。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書法藝術大豐收的時代。無論南北，書法都顯現出勃勃的生機。明顯的，一種藝術的繼承和發展不可能是單線條的，因此，南北交流與書法交融對於書法的發展無疑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南北政權分隔，導致文化不同，這早有定論;然而書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卻是從清代開始的。《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提到，清朝“書分南北之說”盛極一時，有文雲：“在漢末、魏、晉之間，正書，行書分為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習。”[31]但是，王國維卻對書分南北之說提出疑義，其《梁虞思美造像跋》雲：“阮文達公作<南北書派論〉，世人推為創見，然世傳北人書皆碑碣，南人書多簡尺，北人簡尺，世無一字傳者。然敦煌所出蕭涼草書扎，與羲、獻規模亦不甚遠。南朝碑版，則如〈始興忠武王碑〉之雄勁，〈瘞鶴銘〉之浩逸，與北碑自是一家眷屬也。此造像若不著年號，地名，又誰能知為梁朝之物耶？”對此我深表贊同，就南北時代相近之碑誌書法相比較而言，其書法風格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僅因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我覺得這缺乏足夠的證據。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政權鼎立，但各個政權之間的來往卻從未中斷。王元君在《六朝書法與文化》中總結了四點當時促進書法南北交流的途徑：“1、各政權之間的互通使節，善書者的出任，促進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動，促進了書法的交融。3、書跡的直接流通，導致書風的相互影響。4、寫經之交流，促進書法的交流。”這裡，我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漢化的不斷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著書法的南北交流與融合。大量的資料證明，以長江為界，將書法強分為南北，無疑是將複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了。但這並不等於完全否認書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徵。南方受玄學的影響較為深，士大夫文人幾乎無一不受其染。北方則承漢之遺風，守家法，深究章句，善於博考。“南朝人長於啟牘，嫣美疏放，北朝人長於碑誌，渾厚朴拙”。然而就書體而言，北方無非隸、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帶古意；南方卻以行、草為主，古意脫盡。所以，在我看來，並不是在南北書風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於書體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謂風格上的差異。《書法與中國文化》[32]一書中提到：“南北朝時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權歸屬於不同種族，由此出現文化上的細微差異本屬尋常，必須看到這些差異皆非本質性的，僅為政治環境及地域風情所致。”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交流融合仍處於主流地位。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靈魂中，由此具備了“上續漢魏之隸意碑風，下開隋唐之楷體書韻”的獨特魅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書法藝術取得高度成就並有突破性發展的時代，此後，書法藝術在中國大地上深根發芽並蓬勃的發展著，魏晉南北朝書法家燦若群星，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隋唐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書法藝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前進著，它用自己獨特的魅力踩著歷史的舞步烘托出社會的背景和時代的聲音。它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預示著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需要也就真真實實的反映了一個時代各個方面的特徵及人作為主體的意識觀念。

魏晉南北朝是繼春秋戰國後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動盪時期,但書法成就極高,書家倍出。而且這一時期,書法在備受社會看重的同時,開始了向海外的傳播。《南史.齊高帝諸子上》說:書家蕭子云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到建鄴求書,逢子云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云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跡。子云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可見此時書法作為藝術而為人所重的程度。從戰國時代人們對書法美的纂覺,到漢代蔡邕、師宜官書法的觀者摹者如潮,再到南朝蕭子云書名遠播,這一驚從的變化確實讓人振奮。說明書法藝術確能予人們精神以莫大的慰藉,而使它成為一種人們不可或缺的主流藝術之一。他們的作品之所以為萬世所流傳成為經典,就是因為他們的藝術表達出了人們有的心靈感受。而這種感受,則成為一種美的表徵。書法藝術能日重一日,正在於其中能溢美,它能跨越國界,超越民族,其原因也在這裡。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三百多年的漫長曆史階段。眾多的書家,不勝列舉,而首推第一位留有書跡的今楷大家鍾繇。他生活於151年至230年間,字元常,穎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魏明帝時官至太傅,世稱鐘太傅。鍾繇在書法上取得了全面的成就,隸、楷、行、草書無所不精,但以楷書為最善。據載,他師法於曹喜、蔡邕及劉德升等人而自有建樹,其楷書天然朴茂,結字每求奇險而能於穩。雖是今楷,卻甚得漢隸中古拙之意。後民世學習楷法者可以說必從鍾繇書中出才

以為上法,王羲之亦多有得宜。鍾繇的學書過程是頗費苦心的,有傳說他曾入抱犢山學書三年,又嘗求蔡邕草法於韋誕,誕不與輒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後來韋誕死,鍾繇遂盜發其冢而得蔡邕筆法,於是晝夜苦學。庾肩吾《書品》贊鍾繇天然第一,工夫次之。梁武帝《書評》稱:鍾繇書發雲鶴遊天,群鴻戲海。都贊到了鍾書古樸自然之一關鍵處。鍾書現可見《宣示表》《薦季直表》《丙舍帖》等作品。

鍾繇之外,三國時期著名書家有魏國的韋誕、邯鄲淳、衛氏家族、胡昭、虞鬆散吳國的皇象、蘇建。賀劭等人。只有蜀國書家尚未見著錄。西晉書家,優秀者有索靖、成公綏、杜預等人,而以索靖為代表人。

東晉短短百年,書法史上卻能寫下重重的一筆,一是由於這時出現了眾多家族集團(多是在朝顯貴)壟斷書壇的奇妙場面,二是因為其中的王氏家庭中出現了此後為中國書法發展標程立範的人物,即王羲之的出現。

眾多家族即:四庾、六郗、三謝、八王等等。

四庾:庾亮、庾懌、庾翼、庾準。亮為懌、翼之兄;準為亮之孫。三代俱善書法,庾翼(字稚恭,車騎將軍)最為突出。翼少時曾與羲之齊名。《晉書.王羲之傳》說: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服,因與羲之書雲: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在未見到羲之此書之前,翼內心本不服羲之。翼在荊州時,其子弟皆學王羲之體,翼不悅,曾與都下書雲:小

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騖,皆學逸少(羲之)書,須吾還,當叱之。

六郗:郗鑑、郗愔、郗曇。郗儉、郗恢。愔、曇為鑑之子,超為愔之子,儉、恢又為曇之子。郗鑑,官至太傅,為王羲之岳父。六郗之中,郗愔最為有名,工楷草二體,與庾翼並列。

三謝:謝尚、謝奕、謝安。尚為長兄,奕、安為弟。謝安書法尤為突出。謝安字安石,官至太傅。安初未仕,隱居會稽之東山,常與羲之同遊。謝安長於尺牘,看不起王獻之(羲之子),獻之曾作書與安,以為必被安珍視,可謝安卻將就來書之後作答回覆,並不為珍,獻之甚憾。不過謝安可與郗愔、庾翼同列,實不及獻之。

八王:王導、王劭、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珣、王蒙、王述。要論東晉書法家族之中,王氏一門最著,不只眾人皆之的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王導、王珣等都相當傑出。王珣的《伯遠帖》便與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合稱三希。清高宗曾將此三帖藏在今北京故宮博物院養羽殿中,以為稀世之寶,並以三稀作堂名。

王氏有三宗。一宗屬琅玡臨沂,王祥之後。王導(元帝時丞相)即是王祥之孫。王劭(車騎將軍)為王導之子。王導第三子王洽(劭之兄)之子即是王珉(繼獻之為中書令,獻之世稱大令,獻之,羲之叔父王廙。而王廙是王導之孫。另一宗屬太原,魏司空王昶之後,王昶曾孫乃王述(尚書令,封藍田侯)。王蒙也屬這一宗,封為金紫光祿大夫。

二王父子是王氏家族乃至整個東晉書家中的傑出代表。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玡沂人。出身貴族,官至右

將軍,會稽內史,人稱王右軍。因與王述不和辭官,定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於篆、隸、楷、行、草書無不精絕。早年從衛夫人學書,後渡江北遊,得見李斯、曹喜等人書作,又在許下見到了鍾繇、梁鵠書法,洛下見到蔡邕手跡,遂變初學而自成家法。一變漢魏以來質樸風格,形成妍美流便的新書風。王書歷來為世人所重,雖與唐太宗的極力推舉有關,但更主要是書法至王羲之時代,筆法、結體、章法都已達到近乎完美的境地。書風雖主妍美,但卻摒絕了凡俗之氣,下筆時,婉轉中透著剛韌,用筆京華莫測,極耐人尋味。儘管王書真跡已無存,但自唐宋以來傳下了數量可觀的雙勾摹本或刻本,仍能觀到王羲之書作的佳處。特別是永和九年(353年)暮春,羲之與同道四十一人會於山陰蘭亭,在飲酒賦詩之際,用繭紙與鼠須筆所寫的行書序文《蘭亭序》(現存唐代摹本),尤能見王書風範,所謂行書天下第一,為後世研習者所必學的範本。

王羲之學書,極其勤苦。曾鞏《墨池記》說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的確,王羲之書法,到晚年始登峰造極,是用一生的時間換來,也才使他成為歷史上書法的大成者。

王獻之(344~386年),字子敬。羲之共有七子,善書者就五人,獻之為第七子,書法最佳,與父親合稱二王。獻之七八歲時已學書,羲之密從獻之背後摯其筆不得,而嘆:此兒當有大名。正像當年羲之曾慨嘆羲之書才那樣,獻之

後來每想與父親爭高下,謝安曾問他: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勝。謝安又說:外論不如此。獻之說:時人那得知敬。不過就歷史地看,獻之還是難列羲之之上。

二王的成就是全面的,但就其對後世的影響論,更多的是行、草書作,或者說二王書法之精華,尤在行、草上。清代書家梁獻在談到晉以後各代整體書風時說:晉尚韻,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態。(《評書貼》)這個尚韻二字,正道出了代表晉人成就的二王書法風格的特徵與妙處,且這些特徵與妙處,在二王行草書中表現得尤為典型。[注:今人金學智在《中國書法美學》一書中,對梁獻觀點中尚未提到的時代,根據前人的其他相關理論作了補充,即商周尚象、秦漢尚勢、晉代尚韻、南北朝尚神、唐代尚法、宋代尚意、元明尚態、清代尚質。看法也甚有見地,不無可資借鑑處。商周尚象,是指商周時書法文字造型多能以象取意,帶有原始的痕跡;秦漢尚勢,主要指漢代隸書(包括章草)的已脫去象形的外殼開始形成了一種純粹的線構符號,並且書寫時特別強調對線結構體勢的有意誇張與組合;晉代尚韻,是指由於書體上擺脫了隸書(也包括章草)的做作,用筆上也就隨這崇尚自然流便,全在平淡中去求得理法。其餘各代整體書風,將在後面書史的講述中闡述。]

晉以後中國持續了近二百年的南北兩朝對峙局面。書法上表現出了不同的兩種傾向。南朝主承東晉書法一脈,北朝則承漢制大興碑刻,開成了著名的北碑書風。

南朝歷宋、齊、梁、陳四個朝代,書家不少,但總體論不乃東晉。

宋時書家主要有羊欣(善楷書)、孔琳(善草書)、蕭思話(善行書)、范曄(善篆書)及詩人謝靈運等人。

齊時的書家中,王羲之四世孫王僧虔最為出色。他繼承家法,也學鍾繇,楷、行書尤佳。相傳齊高帝亦善書,嘗與僧虔以書作賭。書畢高帝問:誰為第一?對回:臣書第一,陛下亦第;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高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王僧虞之外,其子王慈與從弟王儉也都是書史留名的書家。

梁朝書法,首推蕭子云,即本節曾提到過的以三十九紙而易得金貨數百萬的書家。他是齊高帝之孫,善草隸。

陳朝時的書家僧智永,可能應是整個南朝中最傑出的一員。在吳興永欣寺為僧,稱永禪師,名法極,俗姓王,乃羲之七世孫。唐初的大家皆出於其法,影響巨大。據傳智永嘗住樓上研習書法,至業成方肯下,真草俱佳(真,即正,亦即楷書),被認為是自晉後得右軍法者第一人。研習之勤,竟有禿筆頭十甕見埋。現傳世作品主要有《千字文》等。

記得秦時用於帝王紀功的刻石,曾推動過書法的發展,產生過像李斯那樣的一代書家。漢代將碑刻風尚延續下來,又使許多書家的書跡得以流傳。到了魏晉之際,國家明令禁止立碑,使碑刻與書法的姻緣部分被割斷,碑刻數量銳減,只有少數像《爨寶子》碑一類碑刻因地處雲南邊遠地區而得以沿續。故而這時期大多書家(如二王等)手跡多是書寫作為存留的方式上發展起來。同時紙的大量使用也推動了這一發展(寫本書的盛行)。漢末之亂,使典籍大量亡佚,更兼佛教

初興,出現了眾多以抄寫、寫經為業的經生。在碑上書寫,是有待於刻的,主要在於結構,用筆的講求,而紙絹上的書寫則不再經過任何加工轉換,直寫而成,因而對書法美質的追求就不只限於結構與用筆,用墨的講求也被提了出來。這是書法上的一大進步。

北朝提前遠離了東晉的統治,便不會像南朝那樣到東晉如此深刻的影響。北朝承漢制,大興立碑之風,書法上也多直接從漢隸中取法變化。由於主要用於碑刻,也由於直接取法漢隸而變化,使北朝不僅以楷書盛,書風上也與王書一脈相去甚遠,形成了北朝碑刻的鮮明特徵,其中更以魏碑最為典型。所說的南北朝尚神,就是主要以魏碑為代表而言的。

北朝書法名品極多,但書者留名不祥。因歷史原因,各代都會遺漏許多書家,甚至可能是大書家,北朝之魏初,主要有崔、盧兩族。崔氏有崔悅、崔潛、崔宏、崔浩。崔宏最著,善於草隸、行押之書(行書)。據傳,崔宏當時是朝廷文誥,四方檄書,未嘗妄染翰。盧氏一族有盧諶、盧偃、盧邈、盧淵等人,以盧淵最有名,當時京中宮殿牌匾多是他所題寫。在崔、盧二族之外尚有書《中嶽嵩高羅靈廟碑》之寇謙之等人。

後魏有鄭道昭,字僖伯,開封人。有名的《鄭文公上下碑》即出其手。

北齊有張景仁,以一時能書而入仕。鄭述祖以書《雋修羅碑》而留名。

北周有趙文淵(曾書《西嶽華同碑》)以及在南朝與蕭子云齊名

而後入北朝的王褒等人。

一些名作如《龍門二十品》《刁決遵墓誌》《張猛龍碑》《張黑女墓誌》的作者未能留名,實屬憾事。南北朝這一時期,在書法史上的特殊地位在於楷書藝術上的承上啟下。魏晉楷書,不僅隸味十足,還更多是小楷,南北朝碑刻對中楷與大楷都進行了深入的探求與嘗試,為後來唐代楷書的立法作了充分的準備。楷書擺脫了隸書做作走向了自然,但楷書也應該有自身的法則與規範,南北朝正是處於規則的摸索之中,它的切入點是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王僧虞《筆意贊》),說明在從隸書走向更為自然的楷書時,書家們的立足點是首重字的神采,即強調字要具有富於生命力的動感。故而將六朝書法與後來的唐楷相比,則又顯然更為楷氣十足。南北朝書法的這種狀態,即是所謂南北朝尚神之含義。

謝謝邀請！說說僅知的淺識，不一定正確，可能很片面，懇求方家和朋友們批評指正！南北朝書法在書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里程碑似的重要作用！它雖然一直處於戰亂狀態，但其書法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上承漢、魏、晉之精華和發展之趨勢，下啟隋唐書法之繁榮昌盛和發展，開啟了方勁、恣肆、雄強之書風，猶以大楷（即世所謂魏碑)、民間書法最為繁盛，進而成就了唐代大楷書的完善和完全成熟，而成為了千古之楷模。唐代諸賢雖大都宗法魏晉，然而其大楷書的形成，無不受南北朝（魏碑）書風的影響和滋養，可以說沒有南北朝書法，就不能有唐代大楷書的形成和繁榮。

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成就得益於同期社會文化環境的滋養。

首先，從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門閥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為一個特權階層，有著優越的條件從事文化活動，他們中間有很多學識廣博的學家，涉及很多領域，比如書，畫，文，史……由於處於有閒階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和物質基礎去專心學業，並多有大成者。毛漢光先生曾經指出，中國比較重視的社會價值專案為：孝悌之品德、文才、禮法、外貌、與禮儀、清談及應付、藝術等六項，其中藝術類又以書法最受重視。”[7]而龔鵬程先生也認為：“書法，在漢魏南北朝間，是新興的藝術門類，也是當時地位最高的藝術。”[8]在中國古代，特別是魏晉，文士受到社會的尊崇，一個人要躋身名士階層，就必定要具備各個方面的才藝，詩、書、琴、畫、棋，成為文人，特別是門閥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內容。隨著玄學的興起，文人在文學藝術方面的修養，才情如何，直接關係到他們在當時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進而影響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譽等等，因此，書法受到普遍重視就不奇怪了。這一時期，雖然世家大族因勢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9]，但他們從客觀上對皇權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對學術、藝術的控制，抑制了“獨尊”局面的出現，加上他們本身對書法的重視程度，無疑為書法藝術的自由發展提供了條件。

第二，從社會風氣上來看。《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有一段這樣的資料：

劉宋時期的朱異，射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沈約戲謔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異沒有領悟出沈約的意思，沈約說：“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10]劉宋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宗炳素來有高節，晚學都來討教，而宗愨獨任氣好武，不為鄉里人所稱道。[11]當時還有一個人叫張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隸書”，讀諸子之書，在十餘歲的時候，他去拜訪當時的吏部尚書褚彥回。褚彥回問其騎射的本領，張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見馬害怕，也無力牽弓射箭。彥回聽過後，很是驚詫。[12]可見尚文輕武之風不是個別現象。顏之推身經數朝，多經亂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誡後輩說，先王重視武力，並以此認為是選賢任能的標準。但是，他又說，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們騎馬遊獵。他認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習此”（《顏氏家訓·雜藝》）。無疑是以南方士族為榜樣。他還告誡家人說，即便千年來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曉書寫記錄，莫不從事耕田養馬之類的事情。這樣看來，如能常擁百卷書，千年可不為小人（《顏氏家訓·勉學篇》）從此便可看出顏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藝術修養。

從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從魏晉到南北朝時期，雖然時代更易頻繁，但是世風中有很多地方卻是延續傳承的，崇尚文藝的社會風氣仍然沒有變化。正是因為如此,大量上層書家出現，與此同時，庶族為了躋身上層社會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藝方面的修養。一個人要得到社會的認可一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藝，而善書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藝之一。《六朝書法與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兒子王彬善篆隸，與其兄長王志齊名，當時人盛讚為：“三真六草，為天下寶”。同時代的劉沆，勤於讀書，工於篆隸，美風姿，容止可悅。[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東裴敬憲，性情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於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晚輩都仰慕與他。[14]

如此可見，無論南方還是北方，書法都已成為了社會所公認的素質與修養的重要組成分之一。

第三，從人們對藝術的理解來看。漢魏以來，被稱為是人性自覺的開始，也是藝術自覺的開始的時期。魏晉之人開始著力於研究生命的價值，講究形神之美和形質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風度，形質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質，道德修養等，而這些都是士人應該具備的修養，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現。東漢書法家蔡邕在《筆論》[15]裡提出“書者，散也”的著名論斷，論述了書法抒發情懷的藝術本質，以及書家創作時應有的精神狀態。隨後則論及書法作品應取法、表現大自然中各種生動、美好的物象，強調書法藝術應講求形象美。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勢》裡，首先提出了“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書法美的哲學根據，闡發了漢字結構本身所蘊含的美感因素。至此，書法漸漸進入藝術時代。所以，隨著人們審美觀念的不斷提高，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就有了其發展的最有力的基礎——大眾認同感。

第四，從宗教文化對書法的影響來看。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魏晉始興，到南北朝時，佛教的發展也達到了空前的規模。無論北方還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眾，幾不可想象。道教產生於東漢，至兩晉傳遍於天下。由於道教為某種意義上的偶像崇拜，興廟建寺是必然之舉，於是到了南北朝時期，可以說是普天之下，無處無廟觀。而眾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闡發教義所依據的經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說道教，在印刷術沒有發明以前，道教之宣傳除口頭相傳以外，還要藉助於筆墨的抄寫。道經抄寫被認為是一種積累公德的行為。道家經典《雲笈七籤》卷三八〇《善勸戒》說：“勸助治寫經書，令人世世聰明，博聞妙頤。”另外，“書寫精妙。紙墨鮮明，裝潢絛軸，燒香禮拜，永劫供養，得福無量，不可思議”。[17]因而抄經為道教所大力鼓勵的。然而，道經是聖人所垂之象，是眾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徑，經書能使終生超脫五濁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經就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了。不僅抄經的環境要求幽靜，而且抄經者皆為能書之人。道教經典[18]中曾說，如果書法遲拙不清不能抄經，富者可以用金帛僱人，而貧者可以出賣勞動力，請人幫助抄經。因此，僱請善書之人抄經便成為一種風氣。隨著道教傳播範圍及影響的擴大，對抄經的需求越來越大，以至於從事抄經的“善書”之人越來越多，因而書法藝術也隨之擴大了影響。與道教相同，佛教的傳播也需要大量善書之人抄經以滿足社會對佛經的需求。就佛寺數目看來，“東晉偏安一百四載，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謂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時合寺兩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餘寺”[19]。“北魏佛寺也達到3000，隋近4000，此皆為大寺，至於私家蘭若招提，皆不計其數。”[20]而眾多的寺院都需佛經以供誦讀，在這種背景下，善書之人大量出現也不足為奇了。另外，佛教對書法的影響與道教的不同更在於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涉及全國範圍的滅佛運動，由於滅佛之舉使佛教圖書，經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道宣《續高僧傳》中曾記載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避此難?[21]”這說明為防止再遭劫難，使佛法永存，佛教內部產生了相應的護法運動。於是石經就應運而生了。可以這麼說，滅佛事件客觀上激發了書法與佛教的新結合，使佛教書法不再僅僅是紙張上的手抄經，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渾厚、肅穆之體。正所謂“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借藝術為資用”。[22]

第五，從寒人崛起與書法的關係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士族把持國家大權的同時，出身相對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這一點在南朝表現得最為明顯。由於表奏題答，書法都代表其門面，因而時人十分重視，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為帝王簽名，題答的事例。《六朝書法與文化》 一書中曾有一段這樣的描述：

蕭道成在領軍府時，“令（紀）僧真學上手跡下文，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紀僧真“諸權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於隨機應變,“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但善書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紀僧真最初被賞識，是蕭道成在淮陰時隨從左右，“以閒書題，令答遠近書疏”，因而“自寒官曆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23]

可見，沒有這方面的特長，他根本沒有得以升遷的機會。北朝也有類似的情況。呂思勉先生說過：“虜主不能書而使工書者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進而身份升遷，地位提高。而這種沒有家族背景，僅因“善書”而被擢用，從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不乏其例，所以，書法成為了中下層階級仕途的敲門磚，很多寒人勤苦學書，由此，書法藝術便漸漸的在民間擴散，書法的社會基礎也慢慢的擴大了。

第六，從社會條件來看。藝術社會學認為：“社會條件向藝術創造提供了機會，而不能構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機會和社會條件是有機的聯絡在一起的。社會現象和藝術現象匯發生巧合的情況，但這不能說明它的因果關係。”[25]的確，在魏晉南北朝蕭條，混亂的社會狀態下仍然產生了如此輝煌的書法成就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藝術和社會條件方面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尤其是和藝術發展有直接關係的物質條件的發展。因為物質條件的發展可以豐富藝術的表現手法，從而拓寬藝術的表現領域。魏晉南北朝時，與書法發展密切相關的諸物質要素在逐漸豐富，其中文房四寶製作的講究和廣泛應用於書法，對書法的發展可以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關節點。沒有這個物質基礎，書法就不可能有長足的發展。魏晉時期繼承了漢代的制筆技術，很多書法家對於制筆都有自己的見解，甚至於親自造筆。王羲之書札當中曾說到對筆的要求，他說：“復與君，斯真草所得，極為不少。而筆至惡，殊不稱意。”[26]而這一時期，紙的品種的多樣性也為書法的表現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六朝書法與文化》一書中列舉了多種紙張品種，如晉時的麻紙、魚卵紙、紫紙、蠶繭紙、蜜香紙、六合紙、側理紙、剡藤紙，南朝時的張永紙、黃紙、桃花紙等等。紙張的廣泛使用給魏晉南北朝書法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外部條件，除了有利於傳播以外，更促進了真正意義上的書法作品的出現，因為紙的多方面表現效果有助於書法藝術化的程序。同時，紙張應用於書法還使書法交流和收藏變得容易了許多，這對整個書風的外傳和繼承有著重大的意義。

第七，從社會的需要看。提到書法的發展，不得不提各種字型的相繼問世。顯而易見的，書法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東西，其生存與發展由社會的需要來控制，沒有實用的書寫也就談不上書法的產生，書法被視為一種藝術品，也是在實用書法產生之後而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很少有作品是脫離實用性而純粹是欣賞性的。隨著藝術的自覺，書法開始有了自身的價值，也慢慢的從文字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種有獨立審美價值的藝術。這種審美價值隨著書體的發展而體現著不同的內涵。書法藝術的發展是伴隨著書體的演進而進行的，而書體的演進除了書法本身隨著時代發展而發展之外，還受著社會的影響和制約。如果按照不同字型出現的時間排序的話，大體上是遵循由繁到簡由複雜到簡單的發展規律演變著。這種情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書法作為一種工具與時俱進的必然要求。漢代出現的草書，就是屬於這種情形。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鋒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27]魏晉南北朝期間，以篆字為代表的古老字型的實用場合已不太多，轉而帶之的是草隸書，因而，唐書論家李嗣真《書品後》雲：“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書隨著時間的發展而日益失去其實用價值，最後只能在宮殿裝飾上發揮其作用，這一點在北朝表現的比較明顯，當時，古篆之書成了宮殿題榜的書體，到了北魏遷都洛陽以後，隸書便漸漸代替了古篆。《水經注》雲：“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而此時的南方，書法在士人手裡成為展示他們風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暢之今體，如隸書草書。同時，其他各種各樣的字型也漸漸在被廢除。唐時張懷瓘《書斷》中雲：“然十書之外，乃有龜、蛇、麟、虎、雲、龍、蟲、鳥之書，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難看出，失去實用價值的字型都漸被廢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會的需要。因此，可以這麼說，社會的發展與需要是真正的調節劑，它干預著書體的產生和盛衰，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書法的繼承和發展。

第八，從文化教育的情況來看。魏晉南北朝雖為亂世，但是對文教卻極為重視，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數民族聚集地，也“苟獲小安即思興學”[30]。而且，官學發展的同時，私學亦盛。《晉書·隱逸傳》載祈嘉博通經傳，教授門生百餘人。而張重華，受其業者兩千餘人。以上記載說明雖然戰亂不已，但私學不斷。北朝雖因佛教，道教的盛行衝擊了以儒學為基礎的官學，但是因為少數民族政權的統治者極力模仿漢制，推崇華夏文化，所以其官學的也具有相當大的規模。而因玄學不行於北方，反使儒學及其典章盛於南朝，特別是北魏統一了北方後，這種現象尤為明顯。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長期的分裂及喪亂嚴重影響了文化教育的發展，但是中華民族重視文化教育的傳統還是明顯的表現了出來。儘管各個政權下的教育形式、內容都有所不同，但書法教習普遍受到重視，甚至將書法列為童子業的必修課。這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特殊的社會背景及文化環境以及多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給書法藝術如此絢麗奪目的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使其自然的發展成為中國書法史上一塊無可替代的豐碑。

我們知道，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書法藝術大豐收的時代。無論南北，書法都顯現出勃勃的生機。明顯的，一種藝術的繼承和發展不可能是單線條的，因此，南北交流與書法交融對於書法的發展無疑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南北政權分隔，導致文化不同，這早有定論;然而書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卻是從清代開始的。《六朝書法與文化》中提到，清朝“書分南北之說”盛極一時，有文雲：“在漢末、魏、晉之間，正書，行書分為南北兩派，東晉、宋、齊、梁、陳為南派，趙、燕、魏、齊、周、隋為北派。……兩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習。”[31]但是，王國維卻對書分南北之說提出疑義，其《梁虞思美造像跋》雲：“阮文達公作<南北書派論〉，世人推為創見，然世傳北人書皆碑碣，南人書多簡尺，北人簡尺，世無一字傳者。然敦煌所出蕭涼草書扎，與羲、獻規模亦不甚遠。南朝碑版，則如〈始興忠武王碑〉之雄勁，〈瘞鶴銘〉之浩逸，與北碑自是一家眷屬也。此造像若不著年號，地名，又誰能知為梁朝之物耶？”對此我深表贊同，就南北時代相近之碑誌書法相比較而言，其書法風格並沒有太大的差別，如果僅因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將書法分為南北兩派，我覺得這缺乏足夠的證據。魏晉南北朝期間，雖然政權鼎立，但各個政權之間的來往卻從未中斷。王元君在《六朝書法與文化》中總結了四點當時促進書法南北交流的途徑：“1、各政權之間的互通使節，善書者的出任，促進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動，促進了書法的交融。3、書跡的直接流通，導致書風的相互影響。4、寫經之交流，促進書法的交流。”這裡，我想再補充一點，那就是北方少數民族漢化的不斷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著書法的南北交流與融合。大量的資料證明，以長江為界，將書法強分為南北，無疑是將複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了。但這並不等於完全否認書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徵。南方受玄學的影響較為深，士大夫文人幾乎無一不受其染。北方則承漢之遺風，守家法，深究章句，善於博考。“南朝人長於啟牘，嫣美疏放，北朝人長於碑誌，渾厚朴拙”。然而就書體而言，北方無非隸、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帶古意；南方卻以行、草為主，古意脫盡。所以，在我看來，並不是在南北書風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於書體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謂風格上的差異。《書法與中國文化》[32]一書中提到：“南北朝時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權歸屬於不同種族，由此出現文化上的細微差異本屬尋常，必須看到這些差異皆非本質性的，僅為政治環境及地域風情所致。”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時期，書法的交流融合仍處於主流地位。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魏晉南北朝書法藝術的靈魂中，由此具備了“上續漢魏之隸意碑風，下開隋唐之楷體書韻”的獨特魅力。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書法藝術取得高度成就並有突破性發展的時代，此後，書法藝術在中國大地上深根發芽並蓬勃的發展著，魏晉南北朝書法家燦若群星，他們繼承了前代書法的優良傳統，創造了無愧於前人的優秀作品，也為形成隋唐書法百花競妍、群星爭輝的鼎盛局面創造了必要的條件。書法藝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前進著，它用自己獨特的魅力踩著歷史的舞步烘托出社會的背景和時代的聲音。它的發展從某種程度上預示著社會的需要，而社會的需要也就真真實實的反映了一個時代各個方面的特徵及人作為主體的意識觀念。

南北朝，在書史上是一個自由而無所事事的時代。既無大的發展，也無什麼重要作品。它是承接了晉書的氣韻而自由發揮。雖然沒有出現什麼大書家，但此期的楷書卻得到任意發揮。所謂任意發揮，是指面貌的多樣性。從現代角度看，楷書的嚴肅與嚴謹並無多少可以發揮變化空間，然而在南北朝時期，恰恰是楷書的天下。它一改晉書王義之書風，而使日常生活中的楷書具備了從今天看來也是難度極大的楷法自由，無論是用筆與結構。當然，不得不說這是魏晉精神與文化價值的沿續，只因時代的改變，而使楷書同樣可以追求與具備魏晉時期那種文人的精神享有，同樣可以在比較嚴肅與嚴謹的楷書得從展示。這種楷書的自由，應該說體現了南北朝時期，所謂無所事事的時代特徵。也正是這樣一種看似什麼也沒有的特徵，到使得藝術的追求顯示出平淡之間的多樣性。因為它的多樣性(楷書)，而為唐代楷書法則的建樹，提供了必要的基礎。從而使唐代楷法走進了中國藝術史與中國文化史。也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書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中的審美經典。從這一角度看，南北朝時期，對中國書法的影響，到正如此期的佛學，在默默無聞，稍無聲息之間，對中國書法作出了難以為人尋覓的貢獻。它的影響也正因此而成為我們今天可以回顧的，那麼一種星光燦爛。(手扎，自寫)。

南北朝的書法就其藝術價值與歷史地位來講，魏碑以其筆法的厚重剛健、結構的寬博嚴謹和格凋的高逸宏放而佔有突出位置，北中國從曹魏至北魏，風氣基本上屬於質樸剽悍和粗獷豪放型別。從藝術發展的規律看，任何一門藝術無不受地域、風俗和時代的影響，書法藝術當然也不例外。北朝時期盛行的北碑書體獨具風格。它繼承了漢隸的筆法，結體謹嚴，筆姿厚重，沉穩大方，雄健挺拔，給人以粗悍之感。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之間的交融和學習促進了書法藝術向著多元方向發展。雖然北朝的統治者都不是漢族，但他們任用的文官卻大多數是漢人。不僅如此，他們還有意識地接受漢族的先進文化。尤其是494年迂都洛陽，推動了漢民族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不同民族的審美意識相互影響，遊牧民族那種豪放不羈、質樸清新的氣息糅進了漢族文化藝術中，同時崇尚雄健強悍的審美心理也在傳統運筆結構的基礎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不僅線條變得粗獷剛勁，結構趨於跌宕多姿，而且整個書風都呈現出雄強潑辣、渾厚朴拙的時代風尚。 崇尚宗教及秦漢以來刻石立碑的風俗，進一步刺激了書法藝術的繁榮。整個北朝，佛教大盛，並在整個社會生活中佔據重要地位，隨之而起的便是興建寺廟。僅洛陽一地，寺廟就多達1300多所。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大量優秀的造像碑記產生了。特別是洛陽龍門大量開鑿石窟，造像祈福。造像總數超過萬尊，造像題記2000餘塊，而且內容及藝術風格迥異，使龍門石窟成為書法藝術的寶庫。

再說南朝，雖然當時只擁有荊楚到吳越一段的長江流域，但這一地區的文化與中原迥然不同。晉朝的官吏、文人避亂到江南以後，明顯受到吳楚文化的影響，由此形成了南朝文化。由於南朝人以漢族為主，人文思想多為傳統學識。加之藉助山清水秀地理之殊，書法發展以傳統為脈絡，總體藝術特徵表現為飄逸蘊藉，圓熟秀媚。特別是書法大家智永。智永俗姓王，名法極，人稱智永禪師，為王羲之第七世孫。540年為避災禍，出家做了和尚，後來成為佛門高僧和書法名家。智永書法藝術的代表作品是《真草幹字文》，前後為江南諸寺書寫了800餘本作品，可謂中國書法史上少有的壯舉。智永的另一大貢獻就是永字八法傳授後世，以說明楷書用筆和組織方法，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綜觀南北朝的書法藝術，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啟示：一個政治安定、社會升平的時代，可能會為藝術的興盛和繁榮創造必要的條件；而動盪不安、充滿了戰爭與苦難的歲月，依然能啟用藝術家的靈智和激情，同樣會產生許多經典之作。儘管整個南北朝在中國的歷史發展程序中顯得支離破碎，脈絡相對複雜，然而正是在如此深刻的社會背景之下，這個時期的藝術作品變得更加厚重和多姿多彩。

高老莊以前是遠近聞名的大村，村裡傳統上出了很多寫字畫畫的名人，作品也非常多，被稱為遠近聞名的書畫模範村。有一天村裡來了幾個惡霸，攪的天翻地覆。村裡幾個有錢的就合計著搬家，搬到村外的河南岸去，那裡魚草豐美也挺適合居住的。於是他們變賣了自己以前的家產去河南岸去住了。至此河北面就叫高老北莊，河南岸就叫高老南莊。

北邊因為惡霸當了村長，一開始弄得民不聊生，吃飯都成問題了還啥字畫的，後來有一代村長上位以後，信起了佛，大造寺院，又立碑又建廟，之前有過曹操有祖訓不許刻碑，但是村民們也畏懼村長，所以以前的書法傳統又起來了，人們根據以前的風格，加以變通在碑上刻著各種隸書，楷書。因為大都是勞動人民，所以碑上基本上沒有署名，但是不得不說，他們刻的渾厚蒼勁有力。後來人們起了個名字，把這一時期北莊的作品叫做魏碑。

南莊以前都是比較有錢的人，都是村裡的名門望族，同時也記得祖訓不準在碑上刻字，所以他們就拿當時非常珍貴的紙寫字，叫帖。因為比較悠閒，比北莊過的好一些，所以南莊經常歌舞昇平飲酒取樂。所以寫的字也特別飄逸龍飛鳳舞。形成了以行書草書為主的瀟灑飄逸，區別於北莊的工整端正。

後來兩個莊統一了，統一後，就改名叫隋了。因為之前南北兩朝的書法傳統不一樣，各有個的長處優點，不管是承襲漢制隸書楷書的北朝，還是傳承魏晉的南朝，都進行了長遠的探索研究。為隋唐書法的繁榮做出了理論基礎和突出貢獻。

北朝：指拓跋氏統一北方建立的魏國後分裂成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大力提倡漢文化和崇信佛教，造塔造像盛行。墓葬離不了碑刻，墓誌，這為書法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南朝：指晉亡後公元317-420歷時104年的宋，齊，梁，陳四朝。南朝雖禁碑，但全國上下都喜愛書法，書法盛行。以尺牘，書札墨跡傳世。

南北朝對峙分裂，造成政治 經濟 文化 地域習俗發展不同。書法藝術經過書法家們不斷推陳出新，楷 行 今草等書體趨於成熟。

南北朝書法差異：1.傳世書跡不同。南朝以尺牘，書札為主，傳承東晉風流；北朝以石刻為主，遙接漢代傳統。2.書體不同。南朝繼承東晉傳統，書體是行草書，風流妍妙，溫婉嫵媚；北朝主要使用隸楷錯變體，書體質樸厚重，雄健豪放。3.書法代表人物不同。南朝書法家多貴族 顯要：如羊欣.王僧虔.蕭子云等。北朝書家多為無名人物。

這一時期書法繁榮有多種原因：一是民族融合豐富了書法藝術的題材和風格；二是玄學.道教.佛教盛行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為書法藝術注入了活力；三是造紙術的成熟為書法藝術提供了廉價方便的載體。尤其是社會各階層喜愛書法，為其繁榮培育了沃土。

南北朝大分裂，大融合在客觀上使中華民族文化大交流，為後來的隋唐文化的大燦爛.書法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