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的《史記》大部分是真實的。

《史記》就是研究歷史，考證歷史的資料。文物考古中要用到《史記》來考證。好多先古時期的出土文物又證明《史記》記載的大部分國事是正確的。

例如，清代道光年間陝西出土的青銅器大鼎，上面銘文很多，都是以篆書為主。細心研究鼎內銘文是西周時代周成王的“冊命”。根據《史記.周本記》中的記載:“毛叔鄭奉明水”句章考證為，毛公者，武王之弟也。後來才定名為毛公鼎。這也是出土文物參照《史記》記載命名的原因。另外，在出土古墓中大部分都有石碑雕刻的墓誌銘，墓誌銘上的內容如果和《史記》中記載的故事一致，就無爭議。反之，如果墓誌銘中記載的歷史和《史記》中記載的事件不一致。一般以墓誌銘中記載為歷史。

《史記》和文物考古中出土的《墓誌銘》都是記載歷史事件的。兩種方式互相補充，對歷史事件的考證更有科學依據。

總的說來《史記》大部分是真實的。

看到這個問題讓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民國時期的歷史學界有一個古史辨派，也就是顧頡剛、錢玄同那批學者，他們系統地提出了一個理論——“歷史層累說”。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看到的古代歷史，是在轉述的過程中，逐漸地一層一層被累加上去的。越到後來，說的歷史就越久遠，越到後來，中心人物的故事就越豐富。說白了，在那個時代，歷史和神話很像，是靠一代代人往上穿鑿附會地加東西，才形成我們看到的模樣的。不太可信，所以古史辨派又被稱之為疑古學派。

最著名的例子，說孟姜女哭長城這個故事是怎麼來的。孟姜女的故事華人都很熟悉，她跟白蛇傳、梁山伯與祝英臺、天仙配並稱“四大愛情故事”。說的是孟姜女的丈夫範喜良被抓去修長城，然後累死了，孟姜女思夫心切，千里迢迢去找，結果得知了丈夫已死的訊息。一悲傷就哭了十天十夜，把長城給哭塌了，找到了範喜良的屍體，安頓好丈夫的屍骨之後，孟姜女又把秦始皇給罵了一通，然後跳海自盡。 據說孟姜女跳海的地方就在山海關，到現在那兒還有一座孟姜女的廟。你看，時間、地點、情節、人物，都是有鼻子有眼的。

可顧頡剛先生一考證，發現這個故事剛開始只有一個模糊的影子，然後是一代代人穿鑿附會，才把它編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這個故事最早的版本，是一條不到四百字的歷史記載。說的事也很簡單，就是在春秋早期（跟秦始皇毛關係都沒有，早了四五百年）當時齊國發動了一場戰爭，有一個叫杞梁的人戰死沙場戰。不久之後，齊國的國君和杞梁的遺孀偶遇，畢竟是自己間接把杞梁害死的嘛，齊國君主有點愧疚，就要當著杞梁妻子的面要弔唁一下杞梁。但是杞梁的妻子回絕了，因為按那個時候的禮節，如果要弔唁應該上家裡去，而不能在郊外隨隨便便的來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的故事，本來的意思是說杞梁的妻子是一個非常遵循禮制的人，但是就從這個模糊的影子開始，後面就一點點的發生層累變化。

這事是發生在春秋時期，到戰國的時候，第一個層累出現了。原先杞梁的妻子是不哭的，但是戰國的傳說當中她已經開始痛哭流涕了，甚至當地的一種歌調，都是以她來命名的。 到了西漢的時候，故事就更加具體了，杞梁的妻子不但哭了，而且把城牆都給哭塌了，連後來跳水自殺的情節也都有了，只不過不是在山海關。 到了唐朝，情節就更豐富了，杞梁夫婦直接穿越變成了秦朝人，杞梁妻也哭塌了城牆見到了白骨。 再往後發展，就跟我們熟知的版本差不多了，只不過杞梁妻有了一個正式的名字叫“孟姜”，杞梁也改頭換面變成了“範喜良”。總而言之，我們熟悉的那個“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最早也是在明朝才完成的。

我今天說這個，並不是想重複古史辨派的結論，說古代歷史的記載都是不可信的。恰恰相反，這可能正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歷史記載上的造假和層累，換一個角度看就是文化基因的變異和創造。根據進化論的原理，物種的演化就是一代代的抄襲上一代的基因。但是總會有抄錯的地方，那些有利於適應環境的錯誤就被保留下來，這就是物種演化的根本機制。 其實不僅是物種，人類會犯錯，能想象，能層累地堆積各種想當然的東西，這恰恰是人類創造力的源泉。

話說到這裡，你還在意司馬遷的《史記》真實嗎？

先放出我個人的結論：

首先，治史一定都是有態度的。但是我們要看他的出發點，而不是糾結於對錯。當時書寫和記錄的手段都不完善，這對於資料的留存是致命的。司馬遷治史的態度相當嚴謹，《史記》中的所有的記錄都是有根有據（有些我們現在見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經過司馬遷的嚴格篩選辨別，對於不能斷定的則都記錄下來（如《老子韓非列傳》中記錄了三個“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懷疑的《史記》中別無參考的孤證被後來新資料的發現所證實（如《殷本紀》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細節描寫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來源的蛛絲馬跡（如《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當然也有個別被當前出土的新資料所證偽的記錄（如蘇秦、張儀的故事），但這主要是司馬遷在資料不多時只能依照當時不可被識別的錯誤史料所致。錯誤一定在所難免，但很大程度是因為歷史侷限性造成的，但他最大的貢獻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自身的史學修為，系統的整理了之前上至五帝的記載（這就是為什麼他沒從三皇說起），他會把合理的（有對有錯）都記錄下來，為後世留存，不然現在我們連質疑都不知道質疑什麼。

下面具體展開來談。

司馬遷是懷著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嚴謹求實的研究態度來創作《史記》的，被稱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史記》是司馬遷一生心血的結晶（也包括很多他父親司馬談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先河。談史記必然繞不開《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這兩篇文章，其中記錄了很多工作細節和工作態度。

《史記》中有很多遠古時的記載不見於當前可見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臨其境的細節描寫，這些都不禁讓讀者質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歷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會不會在史學與文學的交界處跑偏了。從古至今，對《史記》真實性的懷疑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國史學家宮崎市定的觀點，他說《史記》的資料先天不足，文學性大於史學性，每一個事件都有起承轉合，簡直就是一幕幕戲劇（轉述）。

上古的典籍儲存下來的很少，春秋戰國期間對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經過“層層累積”（顧頡剛語）而更像是神話而離事實可能很遠，又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坑儒”，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等對文獻資料毀滅性打擊的文化災難。漢興以來，今文學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傳，古文學派倡導的古文經書的真偽歷來都是爭論不息，怎麼保證儲存下來的上古史料是真實而沒有經過曲解、錯訛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華民族有著優良的史官傳統，史官所記錄的史料還可以算作客觀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亂，項羽、劉邦這類草莽英雄肯定不會隨行帶上史官記錄自己的言行，而《史記》在這個時期記載的細節卻相當豐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太史公據當時已經近百年了，他記錄這些細節只能依據當事人的口述（即便是這些口述也是經過了好幾代的轉述），而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經過當事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後代）或多或少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飾過的，能保證客觀可信嗎？

同時，《史記》中還記錄了很多宮廷秘聞的細節（如荊軻刺秦王、趙高說李斯），這些記載的根據何在呢？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獻。

《史記》中運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106種（張大可《載於<史記>中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圖書分類法劃分，涵蓋了經史子集各類。至今，這些典籍半數都已亡佚，而且這並不是說《史記》中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中還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漢以後就亡佚了，自《漢書.藝文志》起就沒有著錄，致使我們無從知曉。僅從今天我們所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秦漢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

司馬遷所見史料很多後世已經亡佚，司馬遷的記載就顯得彌足珍貴，但這也造成了“孤證難立”的尷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世系表，不見於其他存世史料，長期以來學界並不能確定該記載是否真實，被很多人所懷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證明了司馬遷的記載基本上是正確的。這說明司馬遷在寫作《殷本紀》時一定有所根據（司馬遷不可能見過甲骨文），而他所依據的史料現在已經亡佚了，所以《史記》中的記載就成了“孤證”了。

對於幾條史料相互矛盾，難以辨別孰是孰非的時候，司馬遷選擇把它們都記錄下來，而不隨意剪裁。在《老子韓非列傳》中：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司馬遷把他所知的各種關於老子的說法都記錄了下來，因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這幾種記載為後世老子研究儲存了珍貴的史料，這也說明了司馬遷嚴謹的治學態度。

《史記》中也引用了一些現在看來錯誤的史料。司馬遷描寫的戰國縱橫家四處遊說的場景很為生動，尤其以《蘇秦張儀列傳》最為傳奇，這一部分主要依據《戰國策》（《戰國策》是由司馬遷之後的劉向整理成書的，但司馬遷應該看過未整理成書的相關原始資料）。但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年代約為公元前195年前後）就有未見於通行《戰國策》的內容，證明張儀在蘇秦之前成名，蘇秦是在張儀死後才開始在諸侯間活躍起來的，所以史記中蘇秦激怒張儀的和其他他們二人同臺的故事就目前看來是與此不符的。《戰國策》中的記錄是錯誤的，《史記》也就跟著錯了，這其實算是《戰國策》作者犯的錯誤。由於《史記》中大量引用了《戰國策》，《史記》中的戰國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這一部分歷史要根據考古資料來重建。

同時，《史記》還運用了大量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儲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雖然沒有成書，但史料價值並不亞於典籍，它們沒有經過加工，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亡之後，劉邦入咸陽，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家圖書館（如果項羽先入咸陽，可能就像阿房宮一樣付之一炬了），這些“圖書”包括郡縣分佈、各地形勢（圖）、戶籍資料、制詔律令、盟約條例、制度文字已經軍情、朝議、巡遊、封禪等重大活動之記錄。這些資料不但成為後來漢王朝統治帝國、徵收賦稅的基礎，也為《史記》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為有這些可靠而詳細的原始史料，司馬遷才能做到在《史記》中“其言秦漢詳矣”。

2. 遊歷訪古，實地考察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運用文獻的基礎上，司馬遷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並把它們有選擇地運用於《史記》之中。

《史記》中的《五帝本紀》一直也是大家懷疑的重點。司馬遷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據各地“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印證“百家言黃帝”與《五帝德》、《帝系姓》所傳黃帝之事，得出各地長老所稱雖“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德》、《帝系姓》“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的結論。由其訪古問故，確定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將黃帝事蹟寫入了《五帝本紀》，治學態度相當嚴謹。

司馬遷在《史記》中從多方面分析人物的運勢變遷，家族和封國的興衰起落時，他所親身考察過的故地起了很大作用。如他在《淮陰侯（韓信）列傳》中表現了韓信的大志俊才，就與他到過韓信的家鄉，聽到關於韓信少有大志，身貧而葬母於“其旁可置萬家”的“高敞地”之事而又實地考察故地後大有感概有關。

3. 身與其事，親見耳聞

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兩代擔任太史令，故他們在為許多“當代”人物立傳時，由於這些人或作古未久，所經歷的事情也發生未遠，有很多更是親身參與、耳聞目睹，所以可信度很高。

司馬遷隨從漢武帝參加過封禪大典，也曾“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這就保證了《封禪書》和《孝武本紀》的可靠性。在《封禪書》中，司馬遷對封禪制度的起源、演變敘述得清楚細緻，當與他親身參與有關。同時他還隨從武帝巡視黃河決口，親身參與“負薪塞宣房”的勞動，這也保證了《河渠書》的可靠性。至於《衛將軍驃騎列傳》、《李將軍列傳》、《韓長孺列傳》等當代史司馬遷更是耳熟能詳，還親身經歷了“李陵之禍”，自然相當可靠。

4. 經過多代轉述的口述材料（此節參考李開元先生《秦崩》、《楚亡》中觀點甚多，也見於李開元先生在三聯韜奮書店的公開課《烏江自刎：<史記>中的口述史》）

《史記》中記錄戰國戰事以趙國最詳，這是因為祖籍趙地的馮唐、馮王孫父子相繼在朝廷為郎官，又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為世交好友，為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提供了豐富的趙國掌故。如《趙世家》中記載趙王遷誅殺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的緣由，就是“吾紋馮王孫曰”而得；《刺客列傳》中詳盡記錄了荊軻刺秦王的過程，是因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當事人，秦始皇（當時應該叫秦王政）的御醫夏無且一直活到了漢代，並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講給了司馬談，這類例證還有很多。

當然，口述史裡會包括一些口述者（或轉述者）或多或少做的對自己有利的修飾，我們相信司馬遷是經過甄辨和提煉才運用的，應該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個問題是由於司馬遷不可能對所有當事人（或其後代）進行訪談，從不同的物件那裡得到的有價值的資訊也參差不齊，所以這就造成了史料上的詳略不勻，有的重大事件寫得很簡略，而很多小事卻非常詳盡（當然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這就造成了在《史記》中留下記錄的多少不是看當事人的貢獻大小，而是看有多少史料被儲存下來。如在《項羽本紀》的最後一部分：

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併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谷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對於這麼一場決定歷史走向的楚漢大決戰，決定勝負的垓下之戰具體過程寫的很簡略，而戰前劉邦如何邀約韓信、彭越，戰後漢軍追擊、項羽“烏江自刎”的具體細節寫得非常清楚，彷彿親身經歷一般，這也是《史記》最為悲壯精彩的一幕之一。

在這次大決戰中，留下姓名出場次數最多的是項羽，他是傳主，這是再自然不過了。而排名第二的是一個叫楊喜的人，他出場了兩次，而他當時只是一個騎兵小將領，在這次戰鬥中的表現並不英勇，還被項羽“瞋目而叱“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這也是張飛長坂坡故事的原型），卻被記錄的如此詳細，而追擊部隊的首長灌嬰也只是出現了個名字而已。

楊喜因為搶得了項羽屍體一部分而封侯，這也是他人生的巔峰，之前默默無聞的楊家因此而開始發跡，到了楊喜的第四代孫楊敞，就已經官居丞相了。楊敞是西漢名相，也是中國歷史上聲名遠播的弘農楊氏的一世祖，出了楊震、楊修、楊素、楊炯、楊萬里等一系列歷史名人和我這個當代二逼，之後連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也想攀上這個家世以提高身價，可見有多麼顯赫了。

楊敞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常常被人忽略，他是司馬遷的女婿。現在看這一切都變得合理了，楊喜當年追擊項羽而起家的光榮事蹟（當然這其實並不算光榮，項羽活著的時候被嚇得六神無主，項羽自刎後他倒是搶屍體搶得很帶勁）被楊家時代流傳下來，作為楊敞岳父的司馬遷自然也就知道得很清楚，於是就把這些細節寫進了《史記》，按照知乎的說法，這應該叫“私貨”。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司馬遷歷史細節寫作的史料來源。楊喜經歷了追擊項羽的全過程，雖然他的視角有限，但他也可以透過詢問戰友、審訊戰俘等方式細緻地瞭解本次行動的全過程，這也能說明司馬遷對這一事件細節瞭解的原因。

我們再來看在鴻門宴中大放異彩的樊噲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而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恐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樊噲闖帳生吃彘肩挽救劉邦於危難之中的確是大功一件，而像樊噲這樣一個粗人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卻比張良還要果決，面對項羽慷慨陳詞，讓人有一種“開掛”的即視感。同樣我們可以發現樊噲在整個《史記》中出場次數很多，不但在《樊酈滕灌列傳》中，還見於《高祖本紀》、《項羽本紀》、《留侯世家》、《淮陰侯列傳》等，關於他的細節描寫還要多於功勞比他大的周勃。我們可以發現在《絳侯周勃世家》中，在高祖在世時只是周勃一生的功績的流水賬（這些都可以在官方檔案中找到），到了剷除諸呂后，才有了些詳細的記載，那是因為周勃是剷除諸呂再造漢室的大功臣，不能不著重記錄。周勃、周亞夫父子兩代人都是漢室的大功臣，周勃罷相後低調去世，周亞夫更是因功高震主被漢景帝陷害致死，周家從此便銷聲匿跡，關於周勃早期的口述史也就不容易被司馬遷採集到了。

樊噲比周勃就幸運多了，在《樊酈滕灌列傳》中，司馬遷說：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後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後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餘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

樊他廣雖然被免去了爵位降為平民，但他還是有機會和司馬遷進行細緻而深入地交流，因此樊噲的很多細節的口述史就能被保留在《史記》中了。

我是六菠蘿，閩南小生一枚。

只要是認為書寫的歷史，都會帶上主觀的色彩。

而司馬遷也不例外，在史書中他也是褒貶不一的。對劉邦的缺點也講了不少，對失敗者項羽和漢將李陵也大加讚揚。

所以，那些儘量不帶感情色彩的史書尚且不完全真實，更何況司馬遷。

但司馬遷寫的歷史，大部分都是有真實歷史的，只是細節不同而已。

司馬遷的史記在中國史書界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創造了正史的體例，就好像是在Word裡建立了文件格式，不符合這個格式的連打都打不開，就別說讓人讀了。但如果據此就說史記是完完全全百分百可靠的歷史真實，卻也不足為信，原因很簡單，這部書畢竟只是司馬遷一人蒐集整理資料完成的歷史鉅著，絕大部分文字也是由司馬遷個人完成的，儘管他具備兩代史官的特殊身份，儘管他有著極為嚴謹的治史態度，也並不能完全保證所蒐集的資料就是絕對完整，同時也不能保證所褒貶人物就完完全全沒有個人情感。

同時，史記裡有意思的事情是對於人物對談的描述都是如同親臨現場一樣，很明顯，司馬遷當時不在現場，那個時候也絕對沒有留聲機和錄音筆，可是司馬遷能夠寫的合情合理而且活靈活現，完全符合後來的發展結局，這實在是匪夷所思的能力。對於當時就存在的不同說法，司馬遷也根據自己作為史官的獨特眼光，對於史料進行了合理的取捨，比如說到秦王嬴政的身世，在秦始皇本紀裡就說他是莊襄王的兒子，而在呂不韋列傳裡，說法就似乎是呂不韋的私生子一樣了，兩種說法同時存在，把判斷就留給了讀者了。在蘇秦張儀的列傳裡，這兩個人的年代也很值得考究。

司馬遷在史記自序裡，也並沒有說這就是天下唯一正史，而是說自己的史記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以，我們讀史記也完全沒有必要把它當成是歷史的絕對真實，而可以把它看作是對歷史許多重大事件的評論員文章，當然，這是很重要的一家之言，也基本代表了長久我們這個國家對歷史的一個基本看法，也是很有學習價值的。

首先，治史一定都是有態度的。但是我們要看他的出發點，而不是糾結於對錯。當時書寫和記錄的手段都不完善，這對於資料的留存是致命的。司馬遷治史的態度相當嚴謹，《史記》中的所有的記錄都是有根有據（有些我們現在見不到了），所有原始史料都經過司馬遷的嚴格篩選辨別，對於不能斷定的則都記錄下來（如《老子韓非列傳》中記錄了三個“老子”）。有很多之前大家懷疑的《史記》中別無參考的孤證被後來新資料的發現所證實（如《殷本紀》中商王朝的世系），也有很多細節描寫可以找到太史公史料來源的蛛絲馬跡（如《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刺客列傳》中的“荊軻刺秦”），當然也有個別被當前出土的新資料所證偽的記錄（如蘇秦、張儀的故事），但這主要是司馬遷在資料不多時只能依照當時不可被識別的錯誤史料所致。錯誤一定在所難免，但很大程度是因為歷史侷限性造成的，但他最大的貢獻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自身的史學修為，系統的整理了之前上至五帝的記載（這就是為什麼他沒從三皇說起），他會把合理的（有對有錯）都記錄下來，為後世留存，不然現在我們連質疑都不知道質疑什麼。

下面具體展開來談。

司馬遷是懷著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嚴謹求實的研究態度來創作《史記》的，被稱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史記》是司馬遷一生心血的結晶（也包括很多他父親司馬談的心血），既是一部史學名著，又是一部文學名著，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先河。談史記必然繞不開《太史公自序》《報任少卿書》這兩篇文章，其中記錄了很多工作細節和工作態度。

《史記》中有很多遠古時的記載不見於當前可見的其他史料，也有很多使人身臨其境的細節描寫，這些都不禁讓讀者質疑太史公究竟是在寫小說還是在寫歷史，可靠性究竟有多少，會不會在史學與文學的交界處跑偏了。從古至今，對《史記》真實性的懷疑從來沒有停止過，最典型的就是日本著名中國史學家宮崎市定的觀點，他說《史記》的資料先天不足，文學性大於史學性，每一個事件都有起承轉合，簡直就是一幕幕戲劇（轉述）。

上古的典籍儲存下來的很少，春秋戰國期間對上古史的追述也是經過“層層累積”（顧頡剛語）而更像是神話而離事實可能很遠，又經歷了秦始皇“焚書坑儒”，項羽一把火燒了阿房宮等對文獻資料毀滅性打擊的文化災難。漢興以來，今文學派全靠老儒生口耳相傳，古文學派倡導的古文經書的真偽歷來都是爭論不息，怎麼保證儲存下來的上古史料是真實而沒有經過曲解、錯訛乃至篡改呢？

此外，中華民族有著優良的史官傳統，史官所記錄的史料還可以算作客觀可信。而到了秦末大亂，項羽、劉邦這類草莽英雄肯定不會隨行帶上史官記錄自己的言行，而《史記》在這個時期記載的細節卻相當豐富，包括非常精彩的“鴻門宴”和“烏江自刎”，太史公據當時已經近百年了，他記錄這些細節只能依據當事人的口述（即便是這些口述也是經過了好幾代的轉述），而這些當事人的口述肯定是經過當事人（甚至包括他們的後代）或多或少按照對自己有利的方面修飾過的，能保證客觀可信嗎？

同時，《史記》中還記錄了很多宮廷秘聞的細節（如荊軻刺秦王、趙高說李斯），這些記載的根據何在呢？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獻。

《史記》中運用了大量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106種（張大可《載於<史記>中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圖書分類法劃分，涵蓋了經史子集各類。至今，這些典籍半數都已亡佚，而且這並不是說《史記》中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中還引用了很多典籍在西漢以後就亡佚了，自《漢書.藝文志》起就沒有著錄，致使我們無從知曉。僅從今天我們所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秦漢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

司馬遷所見史料很多後世已經亡佚，司馬遷的記載就顯得彌足珍貴，但這也造成了“孤證難立”的尷尬境地。最典型的就是《殷本紀》中詳細記載了商王世系表，不見於其他存世史料，長期以來學界並不能確定該記載是否真實，被很多人所懷疑。直至清朝末年殷墟甲骨文出土，證明了司馬遷的記載基本上是正確的。這說明司馬遷在寫作《殷本紀》時一定有所根據（司馬遷不可能見過甲骨文），而他所依據的史料現在已經亡佚了，所以《史記》中的記載就成了“孤證”了。

對於幾條史料相互矛盾，難以辨別孰是孰非的時候，司馬遷選擇把它們都記錄下來，而不隨意剪裁。在《老子韓非列傳》中：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雲。

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司馬遷把他所知的各種關於老子的說法都記錄了下來，因為他也不能分辨清楚究竟孰是孰非。這幾種記載為後世老子研究儲存了珍貴的史料，這也說明了司馬遷嚴謹的治學態度。

《史記》中也引用了一些現在看來錯誤的史料。司馬遷描寫的戰國縱橫家四處遊說的場景很為生動，尤其以《蘇秦張儀列傳》最為傳奇，這一部分主要依據《戰國策》（《戰國策》是由司馬遷之後的劉向整理成書的，但司馬遷應該看過未整理成書的相關原始資料）。但上世紀70年代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戰國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年代約為公元前195年前後）就有未見於通行《戰國策》的內容，證明張儀在蘇秦之前成名，蘇秦是在張儀死後才開始在諸侯間活躍起來的，所以史記中蘇秦激怒張儀的和其他他們二人同臺的故事就目前看來是與此不符的。《戰國策》中的記錄是錯誤的，《史記》也就跟著錯了，這其實算是《戰國策》作者犯的錯誤。由於《史記》中大量引用了《戰國策》，《史記》中的戰國部分可靠性就打了折扣，這一部分歷史要根據考古資料來重建。

同時，《史記》還運用了大量皇家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儲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雖然沒有成書，但史料價值並不亞於典籍，它們沒有經過加工，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亡之後，劉邦入咸陽，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家圖書館（如果項羽先入咸陽，可能就像阿房宮一樣付之一炬了），這些“圖書”包括郡縣分佈、各地形勢（圖）、戶籍資料、制詔律令、盟約條例、制度文字已經軍情、朝議、巡遊、封禪等重大活動之記錄。這些資料不但成為後來漢王朝統治帝國、徵收賦稅的基礎，也為《史記》的寫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正因為有這些可靠而詳細的原始史料，司馬遷才能做到在《史記》中“其言秦漢詳矣”。

2. 遊歷訪古，實地考察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所以在運用文獻的基礎上，司馬遷還進行了大量的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了大量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並把它們有選擇地運用於《史記》之中。

《史記》中的《五帝本紀》一直也是大家懷疑的重點。司馬遷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據各地“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印證“百家言黃帝”與《五帝德》、《帝系姓》所傳黃帝之事，得出各地長老所稱雖“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五帝德》、《帝系姓》“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的結論。由其訪古問故，確定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將黃帝事蹟寫入了《五帝本紀》，治學態度相當嚴謹。

司馬遷在《史記》中從多方面分析人物的運勢變遷，家族和封國的興衰起落時，他所親身考察過的故地起了很大作用。如他在《淮陰侯（韓信）列傳》中表現了韓信的大志俊才，就與他到過韓信的家鄉，聽到關於韓信少有大志，身貧而葬母於“其旁可置萬家”的“高敞地”之事而又實地考察故地後大有感概有關。

3. 身與其事，親見耳聞

司馬談與司馬遷父子兩代擔任太史令，故他們在為許多“當代”人物立傳時，由於這些人或作古未久，所經歷的事情也發生未遠，有很多更是親身參與、耳聞目睹，所以可信度很高。

司馬遷隨從漢武帝參加過封禪大典，也曾“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這就保證了《封禪書》和《孝武本紀》的可靠性。在《封禪書》中，司馬遷對封禪制度的起源、演變敘述得清楚細緻，當與他親身參與有關。同時他還隨從武帝巡視黃河決口，親身參與“負薪塞宣房”的勞動，這也保證了《河渠書》的可靠性。至於《衛將軍驃騎列傳》、《李將軍列傳》、《韓長孺列傳》等當代史司馬遷更是耳熟能詳，還親身經歷了“李陵之禍”，自然相當可靠。

4. 經過多代轉述的口述材料（此節參考李開元先生《秦崩》、《楚亡》中觀點甚多，也見於李開元先生在三聯韜奮書店的公開課《烏江自刎：<史記>中的口述史》）

《史記》中記錄戰國戰事以趙國最詳，這是因為祖籍趙地的馮唐、馮王孫父子相繼在朝廷為郎官，又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為世交好友，為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提供了豐富的趙國掌故。如《趙世家》中記載趙王遷誅殺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的緣由，就是“吾紋馮王孫曰”而得；《刺客列傳》中詳盡記錄了荊軻刺秦王的過程，是因為當時的一個重要當事人，秦始皇（當時應該叫秦王政）的御醫夏無且一直活到了漢代，並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見聞講給了司馬談，這類例證還有很多。

當然，口述史裡會包括一些口述者（或轉述者）或多或少做的對自己有利的修飾，我們相信司馬遷是經過甄辨和提煉才運用的，應該是可信的。但還存在一個問題是由於司馬遷不可能對所有當事人（或其後代）進行訪談，從不同的物件那裡得到的有價值的資訊也參差不齊，所以這就造成了史料上的詳略不勻，有的重大事件寫得很簡略，而很多小事卻非常詳盡（當然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這就造成了在《史記》中留下記錄的多少不是看當事人的貢獻大小，而是看有多少史料被儲存下來。如在《項羽本紀》的最後一部分：

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谷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併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谷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

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

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

對於這麼一場決定歷史走向的楚漢大決戰，決定勝負的垓下之戰具體過程寫的很簡略，而戰前劉邦如何邀約韓信、彭越，戰後漢軍追擊、項羽“烏江自刎”的具體細節寫得非常清楚，彷彿親身經歷一般，這也是《史記》最為悲壯精彩的一幕之一。

在這次大決戰中，留下姓名出場次數最多的是項羽，他是傳主，這是再自然不過了。而排名第二的是一個叫楊喜的人，他出場了兩次，而他當時只是一個騎兵小將領，在這次戰鬥中的表現並不英勇，還被項羽“瞋目而叱“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這也是張飛長坂坡故事的原型），卻被記錄的如此詳細，而追擊部隊的首長灌嬰也只是出現了個名字而已。

楊喜因為搶得了項羽屍體一部分而封侯，這也是他人生的巔峰，之前默默無聞的楊家因此而開始發跡，到了楊喜的第四代孫楊敞，就已經官居丞相了。楊敞是西漢名相，也是中國歷史上聲名遠播的弘農楊氏的一世祖，出了楊震、楊修、楊素、楊炯、楊萬里等一系列歷史名人和我這個當代二逼，之後連隋朝開國皇帝楊堅也想攀上這個家世以提高身價，可見有多麼顯赫了。

楊敞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常常被人忽略，他是司馬遷的女婿。現在看這一切都變得合理了，楊喜當年追擊項羽而起家的光榮事蹟（當然這其實並不算光榮，項羽活著的時候被嚇得六神無主，項羽自刎後他倒是搶屍體搶得很帶勁）被楊家時代流傳下來，作為楊敞岳父的司馬遷自然也就知道得很清楚，於是就把這些細節寫進了《史記》，按照知乎的說法，這應該叫“私貨”。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司馬遷歷史細節寫作的史料來源。楊喜經歷了追擊項羽的全過程，雖然他的視角有限，但他也可以透過詢問戰友、審訊戰俘等方式細緻地瞭解本次行動的全過程，這也能說明司馬遷對這一事件細節瞭解的原因。

我們再來看在鴻門宴中大放異彩的樊噲

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而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嗔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啖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不恐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強、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樊噲闖帳生吃彘肩挽救劉邦於危難之中的確是大功一件，而像樊噲這樣一個粗人在整個事件中的表現卻比張良還要果決，面對項羽慷慨陳詞，讓人有一種“開掛”的即視感。同樣我們可以發現樊噲在整個《史記》中出場次數很多，不但在《樊酈滕灌列傳》中，還見於《高祖本紀》、《項羽本紀》、《留侯世家》、《淮陰侯列傳》等，關於他的細節描寫還要多於功勞比他大的周勃。我們可以發現在《絳侯周勃世家》中，在高祖在世時只是周勃一生的功績的流水賬（這些都可以在官方檔案中找到），到了剷除諸呂后，才有了些詳細的記載，那是因為周勃是剷除諸呂再造漢室的大功臣，不能不著重記錄。周勃、周亞夫父子兩代人都是漢室的大功臣，周勃罷相後低調去世，周亞夫更是因功高震主被漢景帝陷害致死，周家從此便銷聲匿跡，關於周勃早期的口述史也就不容易被司馬遷採集到了。

樊噲比周勃就幸運多了，在《樊酈滕灌列傳》中，司馬遷說：

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後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後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

......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廷，德流子孫哉？餘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雲。

樊他廣雖然被免去了爵位降為平民，但他還是有機會和司馬遷進行細緻而深入地交流，因此樊噲的很多細節的口述史就能被保留在《史記》中了。

《史記》這本書在中國影響很大，欽定二十四史之首，無論文學家、史學家，都將其視為標杆，甚至很多人窮其一生都在研究這本書。

魯迅更是稱這本書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那麼《史記》真的就是完全真實的嗎?

其實，很多人都對《史記》都有一種迷信，認為它是完全公正的一本史書，全盤接收。到了最後，發現這本書和其他很多史書都不相同，甚至背道而馳。

首先對於司馬遷所著《史記》的真實性不談，但對於司馬遷個人著成此書的功績是不可否認的。其著書的治學態度和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對於魯迅“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評價，司馬遷和《史記》是受之無愧的。

史記成書於西漢漢武帝時期，由司馬遷潛心創作14年，收錄了由皇帝時期至漢武帝太初四年共3000多年的歷史。司馬遷本身文學修養深厚，看《史記》文字生動，筆力洗練，感情充沛，不單單是史學著作，也是文學經典。西漢史學家劉向評價“善敘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悝”。班固也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由此可見司馬遷在同時代的史學家眼中可以算是一個標杆，也從側面說明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翔實。

對於現在質疑《史記》的真實性，我個人認為可以從兩點分析。

一:史記的記載歷史從皇帝時代開始，到西漢漢武帝時期，中間3000多年的歷史。而這段歷史的文字資料稀少，可參考的也就更少。

二:司馬遷的文筆問題，不是司馬遷的文筆不好，反而是太好，由於第一個問題的客觀存在，很多事情有始無終或有終無始，而司馬遷又文筆邏輯清晰，尋找因果的過程難免會猜測或修飾。

下面我們詳細的分析一下這兩點，成書於《史記》之前的歷史文獻還是有的，比較集中於商周，春秋戰國。比如成書最早的《尚書》，戰國末期秦國的《呂氏春秋》，魯國的《左傳》，晉國的《乘》，鄭國《志》，還有《宴子春秋》，《秦記》《公羊傳》等等。這些文獻都是可借鑑的，但又侷限性和片面性。說到皇帝時期，文字才剛剛發明，文字記載的大多是農事等自然知識。有很多歷史資訊只能實地考察和整理歷史傳說後進行編輯。所以有虛構和奇異之處在所難免。

第二點就是文筆問題，現在再讀史記，你會發現會有很多事件會有傳奇色彩。比如寫秦始皇晚年遠行，有諸多反常以及神靈之事，旨在於鋪墊秦將亡覆。再如寫漢高祖劉邦，借劉媼感蛟龍而生子，劉邦醉斬白蛇等等。用現在看來就是極像傳奇小說。這也是最質疑真實性的部分。還有就是對於歷史人物對話和已毀建築等描述過於詳細，畢竟有些東西實在歷史久遠，難以考察，過於真實便讓人感覺有點假。當然這也是司馬遷文筆邏輯清晰的印證。對於因果不通之處進行嚴謹大膽的推測並加以文學修飾。

綜上所述，《史記》的總體記載還是比較真實，但由於所處時代的侷限性難免會有誇張修飾。可以理解。司馬遷的偉大的偉大之處在於創造了《史記》這種紀傳體形式，這種紀傳體通史也奠定了後世正史的基礎。

事實上一直以來，許多學者對於史記的真實性都存在不小的質疑。畢竟史記是司馬遷個人編撰而成的，那這其中是否包含了司馬遷個人杜撰或者主觀判斷的情節呢？

司馬遷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可以說他一家幾代都是史官，而編撰史記則是司馬遷父親司馬談的臨終的遺願，古人是很講究孝道的，既然是父親遺願可想而知司馬遷在史記在耗費的心血絕對是不可想象的。

司馬遷的史記，主要資料都是他們家族的史官記錄，這些記錄真實不真實是無從考證的，其中有沒有虛假的成分估計司馬遷自己也不是那麼清楚 。雖然司馬遷編撰史記的時候是經過了大量篩選的，但是肯定不能去偽存真。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時期，真實度應該能高一點，但是也不能說完全真實，因為就像現在，民國時候和文革時候的很多事情今天看來都是假的，又怎麼能保證寫出來的史書就完全真實？

我們來舉個栗子：小明今天在街上撿到一塊錢，於是他在日記記錄：某年某月某日小明今天在街上撿到一塊錢。等幾年過去小明去世之後，別人看到這篇記錄就這麼寫的，除此之外也沒有證據，那這一天小明是不是真的撿到一塊錢？信不信只能是看讀者自己了。而歷史其實也是這樣，有的時候透過考古，或者查閱別的文獻可以印證，而有些就說不清楚了，真實與否就在讀者一念間。

史記不實，不實就在於全書以＂正義＂價值觀統領全書，更多的象一部教化之書，正因為如此，掩蓋了許多事實的本源，誤導千年。一句語，司馬未達史家旁觀之境。

只能說司馬遷把他當時所能夠記載的資料給整理了起來……畢竟他不是一名考古學者，只能從古籍之中去整理然後推斷出自己的想法。這些東西是真是假，誰又能確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