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不是啊，秦朝並不是《史記》所記載的那樣。

後朝記載前朝歷史，是不可能如實記載的，如果前朝末帝不是殘暴、昏庸、變態，如果前朝不是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殘暴統治，新朝廷的正義性哪裡來呢？如何宣傳自己呢？

司馬遷是漢朝史官，不是神，也不見得多麼正義公正，大公無私，他寫歷史，也得按照漢朝的官方要求來寫，更不可能像有的人說的那樣私修國史，私修國史這個罪，可不是以閹代死就能解決的，看看滿清不是有個“明史案”？

要想知道秦國法律嚴不嚴珂，只看看看漢朝法律就知道了。

漢朝法律是蕭何所定的《九章律》。

高祖立漢，天下初定後，蕭何奉命依據秦政，制訂漢律。《漢書·刑法志》：“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漢初有約法三章，蕭何取秦法六律，又補充了戶律（戶口管理、婚姻制度和賦稅徵收）、興律（主要規定徵發徭役、城防守備）和廄律（主要規定牛馬畜牧和驛傳方面），合為九篇，成《九章律》，即一般所說漢律。

漢朝法律嚴苛？怕是沒有人會這麼認為吧？因為他是出了名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文景之治嘛，

秦朝亡國，不在於暴政，而在於六國新滅，沒有遷徙六國貴族後裔，沒有大規模打擊不安分的遊俠、豪強、貴族，又沒有分封子弟為諸侯王，重兵鎮守地方，而採用太過先進的郡縣制，

而剛剛結束戰爭，沒有與民休息，而又急於修建長城，長途跋涉遷徙老百姓去徭役。

徭役重其實並不算問題，李世民徭役重不重？他還是盛世呢。哪個朝代徭役又不重呢？

李世民的貞觀盛世，老百姓為了逃避徭役，把自己手足打斷，李世民不覺得徭役重，只覺得都是刁民，

《唐會要·議刑輕重》“貞觀十六年七月勅：今後自害之人，據法加罪，仍從賦役”原注：“自隋季政亂，徵役繁多，人不聊生，又自折生體，稱為福手福足，以避征戍。”

如果遷徙六國後裔去外地，搜捕不安定的分析，分封子弟為諸侯王，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二世而亡，但是，諸侯王叛亂又不可避免了。

“失期，法皆斬”，那是不可能的，

根據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沒有按期到達是很輕的罪行。《秦律·徭律》規定：“失期三日五日，誶；六日到旬，貲一盾；過旬，貲一甲。”誶是訓誡，貲是罰款。遲到5天以內的，只是訓誡，也就是批評教育。遲到六天不足十天的，罰款一盾，超過十天的罰款一甲。

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要過度神化司馬遷和《史記》，史記地位高不在於他有多真實，而在於他的文學性，“無韻之離騷”嘛，在於他是第一部紀傳體史書，有開創性，

他還說劉邦是他媽跟大蛇生的呢，能是真的？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史記高祖本紀》。

這麼寫明顯是神化劉邦，因為伏羲就是華胥踩去野外遊玩，在雷澤岸邊看見了一個大腳印，很好奇，便踩了上去。這一踩，華胥心有所動，便懷孕了，十二年後生下了伏羲。周人的始祖、帝嚳正妃姜嫄同樣是踩了大腳印而懷孕生下了棄，也就是后稷。

總的來說，秦朝法律跟漢朝沒什麼區別，都是普通法律，

即使嚴刑峻法，而對於老百姓、良民來說，嚴刑峻法不是更好嗎？可以打擊刁民，震懾刁民，哪個發達國家，不是嚴刑峻法？害怕嚴刑峻法的是刁民不對嗎？

而寬鬆的法律，對良民來說，肯定是有害的，寬鬆的法律震懾不了刁民奸人，違法亂紀的人就多了，社會問題就多了，良民不能安居樂業。

所以，分析歷史問題不能拿歷史書套，要動腦子，不要雙標。

人們常說暴秦，意思是秦國的法律太嚴苛，就是普通老百姓都受不了，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待暴秦的說法。

一是暴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秦國統一六國以後，實際上是一個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過程，制定的政策需要強力執行，俗話說，亂世用重典，剛統一後的秦朝的法律如果不嚴，手段不強，就很執行下去。另一方面，人民文明程度越高需要民主，文明程度越低，越需要專政，秦國剛統一，人心不穩，如果不實行強有力的專政，把不同意見者、不守法者解決掉，他的政策就推行不下去，這會使絕大多數人不適應，就給人暴秦的形象。

二是秦國的法律也確定過於嚴苛，比如斬腿、割鼻等等，這在現代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是秦王就這麼做了，從現在看來，確實是過去嚴苛。在那個時代，秦王的很多法律沒有經過認真的研究與討論，導致制訂出來的法律不符合社會的現狀，但是統治階段又必須要執行，最後釀成大禍，比如陳勝、吳廣起義，也是被逼的，這說明秦朝的統治階級還不成熟。

總體來看，暴秦有一定的依據，但是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歷史總有遺憾的地方，以史為鑑~

應該這樣看待秦統一後服勞役問題，雖說服勞役徵集丁壯很多，但築長城是戰略防禦，防止外侵帶來的秦發展。嚴酷吏治，沒有完整的律法，怎麼治理剛統一的國家，亂世用重典是為大秦的安定。焚書坑儒，是從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推翻孔孟思想的復辟倒退。以法家革新代表人的思想推動歷史前進，應該說秦始皇是厚今博古的帝王。

何為暴君？作為一國之君就得該殺就殺，不能仁慈，你若心手軟了，仁慈了，被殺的就是你了。所以歷史上很多皇帝幾乎都被稱為殘暴。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建立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著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建立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並不必然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建立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了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著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建立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陳陳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學家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地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著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製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併力圖效法泰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言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而言，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說，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說，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後，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迴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著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髮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所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言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後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並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說，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並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物件，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徵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後的政治行徑。基於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後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於陳勝舉事後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佔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說。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說陳勝稱王，並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說。

　　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後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餘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後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

　　復辟勢力遍地蜂起，對秦政秦制的總體攻訐，立即以最激烈的復仇方式爆發出來。六國復辟者們紛紛杜撰煽惑說辭，憤憤然將秦政一概罵倒。期間，諸多攻訐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辭，只有三則言論最成系統，因而具代表性。這三則言論，都是由張耳、陳餘為軸心的“河北”趙燕集團所生髮，既是當時最具煽惑力的言論，又是被後世“暴秦”論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們將這三則言論全文引錄如下：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稱王）……陳涉問此兩人（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不解也。”

　　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日：“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又做了范陽令的使者，這裡又有了一大篇為范陽令辯護的說辭）……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使者）。趙地聞之，不戰以下城者三十餘城。

　　這三則以攻訐秦政秦製為軸心的言論，具有顯然的不可信處：

　　其一，強烈的復仇心態與權謀目標，使其對秦政的攻訐具有明顯的手段性，喪失客觀真實性。簡單說，第一則是張耳陳餘利用農民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對陳勝設定了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於稱王，農民軍當一面全力對秦作戰，一面同時扶持六國貴族儘速復辟。這一陷阱的要害，是誘騙農民軍抵擋秦軍，而六國貴族趁機復辟稱王。為了這一目標，張陳兩人將“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列為“暴秦”首惡，而將復辟六國貴族作為“為秦樹敵”的首要急務。而後來的事實是：包括張陳集團在內的六國貴族，一旦借陳勝兵力出動，則立即迅速稱王，絲毫不顧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這等因赤裸裸的權謀需要而蓄意生髮的“暴秦”說，是典型的攻訐說辭，無法與嚴肅的評判相提並論。是故，後世說者大多悄悄拋棄了這一說法，不再將滅六國作為秦帝國的罪行對待。

　　其二，為達成儘速下城佔地的實際利益，虛聲恐嚇，肆意誇大。蒯通說范陽令之辭，是“秦任酷吏”說的代表。其對民眾仇恨之誇張，其先前的恐嚇與後來的撫慰之間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顯然的事實是：蒯通為使自己成為縱橫名士，先恐嚇范陽令，再允諾自己所能給范陽令的前途：只要降趙為復辟勢力收服城池，便可“轉禍為福”；而後，蒯通再轉身變作范陽令特使，對武臣又大說范陽令苦衷，使武臣“從其計”；再後，蒯通又搖身變作武臣特使，賞賜范陽令以侯爵印並高車駟馬；至此，蒯通個人目標達成而成為名士重臣，范陽令也“轉禍為福”，武臣也藉此得到三十餘城。此等秦末策士捲入復辟黑潮，其節操已經大失戰國策士之水準，變成了真正的搖唇鼓舌唯以一己之私利的鑽營者。即或大有“賢名”的張耳陳餘，後來也因權力爭奪大起齟齬，終究由“刎頸之交”變成了勢不兩立。我們要說的是：此等實際利益爭奪中的虛聲恐嚇說辭，多有肆意誇大，不足作為史料憑據。

　　其三，此類說辭大而無當，與當時事實有顯然的矛盾，其諸多紕漏完全經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團的說辭，其顯然的誇大胡謅至少有四處：一則，“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史記》只雲“數十萬”，尚且可疑。百萬大軍攻秦，全然信口開河。二則，“陳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時，陳勝農民軍連一個陳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來方二千里土地？三則，“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帝國軍費來源頗多，說辭卻誇張地歸結描繪為“家家按人頭出錢，官府以簸箕收斂”這一殘酷形式。四則，“家自為怒，人自為鬥，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就實而論，舉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殺與殺官事實，如項燕劉邦舉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盡皆這般，何以解釋章邯大軍出動後在大半年之內的秋風掃落葉之勢？

　　其四，秦末復辟勢力具有典型的反文明性，其強烈的施暴實踐，最充分地反證出其誅暴言論的虛偽性。作為秦末復辟勢力的軸心，江東項羽集團的大暴行具有駭人聽聞的酷烈性。《史記·項羽本紀》記載了項羽集團對平民與降卒的六次大屠殺，全部都是戰勝之後駭人聽聞的屠城與殺降：第一次襄城屠城，坑殺全城平民；第二次城陽大屠殺，殺光了此前輔助秦軍抵抗的全城平民；第三次新安大屠殺，坑殺秦軍降卒二十萬；第四次咸陽大屠殺，殺戮關中平民無計，大燒大殺大劫掠大掘墓；第五次破齊大屠殺，坑殺田榮降卒數目不詳，大劫掠大燒殺，逼反覆闢後的齊國；第六次外黃大屠殺，因一個少年的利害說辭而放棄。種種大規模暴行之外，項羽又恢復了戰國大煮活人的烹殺，後來又有殺楚懷王、殺秦王子嬰並嬴氏皇族、大掘秦始皇陵等暴行。項羽集團頻頻大規模施暴，使大屠殺的酷烈惡風在秦末之亂中驟然暴長。號為“寬大長者”而相對持重的劉邦集團，也有兩次大屠城：一屠潁陽，二屠武關。自覺推行安民方略的劉邦集團尚且如此，其餘集團的燒殺劫掠與屠殺則自可以想見了。

　　當時，不幸成為“楚懷王”的少年羋心，對項羽的種種惡魔行徑始終心有餘悸。這個楚懷王對大臣將軍們憂心忡忡而又咬牙切齒地說：“項羽為人，剽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之處，無不殘滅！”故此，楚懷王堅執不贊同項羽進兵咸陽，而主張“寬大長者”劉邦進兵咸陽。剽者，搶劫之強盜也。悍者，兇暴蠻橫也。猾者，狡詐亂世也。賊者，邪惡殘虐也。少年楚懷王的這四個字，最為簡約深刻地勾出了項羽的惡品惡行。這個聰明的楚懷王當時根本沒有料到，因了他這番評價，項羽對他恨之入骨。此後兩三年，楚懷王便被項羽以“義帝”名目架空。之後又被毫不留情地殺害。楚懷王能如此評判，足見項羽的酷烈大屠殺已經惡名昭著於天下了。

　　太史公亦曾在《項羽本紀》後對其兇暴深為震驚，大是感慨雲：“羽豈舜帝苗裔邪？何興之暴也！”《索隱述贊》最後亦大表驚駭雲：“嗟彼蓋代，卒為凶豎！”——很是嗟嘆啊，他這個力能蓋世者，竟陡然成了不可思議的兇惡之徒！顯然，項羽之兇惡為患，在西漢之世尚有清醒認知。孰料世事無定，如此一個惡欲橫流兇暴駭人的剽悍猾賊，宋明伊始竟有人殷殷崇拜其為英雄，惋惜者有之，讚頌者有之，以致頌揚其“英雄氣概”的作品廣為流播。如此荒誕之認知，我族良知安在哉，是非安在哉！

　　整個戰國之世兵爭連綿，沒有過一次屠城暴行。秦始皇滅六國大戰，秦軍也沒有任何一次屠殺平民的暴行。秦末復辟勢力卻變成了瘋狂惡魔，對整個社會展開了變態的報復，其殘暴酷烈遠遠超過了他們所指斥的“暴秦”千百倍。此等無與倫比的大破壞大摧毀暴行，“楚漢相爭”的短短几年，成為中國乃至整個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颶風大破壞時期。其直接後果是，繁榮昌盛的帝國文明在五六年中驟然跌入了“人相食，死者過半”的社會大蕭條大赤貧境地，以致西漢建政五十餘年後仍然陷入嚴重赤貧而不能恢復。

首先，秦王朝的確很殘暴。但就如一事有兩面性，一人有多面性一樣，殘暴，只是秦王朝的一面。我們評價一件事物要用多元的角度和多樣的眼光。但是有很多時候，人們往往以偏概全。

孫皓暉先生寫作《大秦帝國》其中最重要的一個目的就是讓人們真正瞭解歷史上真實的秦王朝。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變成了典型的人治下的法制國家。在商鞅變法以前人們習慣用沒有約束力的禮制文化來培養人們的道德，使人們形成一種道德上的自覺性，從而維護社會的穩定，然而這種道德雖然對社會教化有一定作用，但對維護社會穩定來說，它的作用在春秋戰國時代及其以後是非常微弱的。禮制文化主要是靠人們的思想道德對人們產生約束力，但是這種約束力並不是強制性的。當人們的思想道德下降時社會便開始腐敗，縱觀山東六國。從君王到大臣，再到普通老百姓，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腐敗奢華的社會里。如果就以殘暴而論，山東六國，雖然自居禮儀文明國家，但是對待普通老百姓的剝削，遠遠要比秦國狠得多。

秦始皇建立秦王朝以後，他在全國範圍內推行這種法制文明，然而習慣於西周禮樂文明的山東六國並不適用這種新的文明形態，所以他們要復辟，他們掀起了無數次所謂的復國運動。但是這些復國運動都被秦王朝扼殺於無形之中，鎮壓於反叛之時。為了鎮壓這些六國貴族的復國運動和六國小民的不安分，秦朝不殘暴，面對這些洶湧的復古逆流，恐怕帝國的大廈，早就被這些運動所產生的口水給沖垮了。

秦朝到底殘暴不殘暴，這並不重要。關鍵是統治者是怎樣宣傳它的？中國封建社會，更確切的來說應該是專制主義社會雖然是在法家學說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但是自從漢朝以後統治者推行的都是儒家學說，講究禮義仁愛智信。然而，我們看看秦始皇和秦朝的所作所為，與這些儒家學說格格不入。作為一種被官方統治者正統化的學說，怎麼能夠概括不了秦朝呢？既然概括不了，那就將它抹殺掉。

一言以蔽之，秦朝之所以在歷史的風塵中被殘暴黑化，秦國之所以在崛起過程中被認為虎狼。完全是因為儒家學說和法家學說在意識形態上衝突不可調和所產生的惡果。

因為統治者要宣傳儒家文化否定法家學說作為正統社會意識形態存在的正當性。那麼依靠法家學說作為意識形態所存在的秦朝，必然會成為封建統治者所攻擊的靶子，這樣秦朝成了眾矢之的也就不足為奇了。

兩者都是事實。

其實原因很簡單：

秦皇年邁，放任趙高亂國而已。

秦發源地甘肅，陝西不過是當年東出最先征服的地方。

周幽王被犬戎殺死後，豐鎬（西安）被犬戎殺得片甲不留。

秦國發源地在甘肅天水，秦公墓在甘肅隴南禮縣大堡子山。

秦攻破豐鎬（西安），趕走犬戎，代替周幽王定都咸陽。

秦王仁厚，講究不戰而屈人之兵。

“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秦王滅六國，靠的是割地，真正攻城的有幾個？

人屠白起敗壞秦王名聲，被秦王直接賜死。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偉業後，在史記上被記載為暴君，事實並不如此。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為的是統一大秦朝的文字統一。

秦王朝叫暴秦，根本原因是秦始皇作為“神”，與當時源自道家的法家聯合武士階層的墨家，暴力的推翻了儒教的傳統信仰體系，強佔了人們的思維空間。

所以暴秦的幾個代表符號，一直作為民族的記憶在傳承：

一.秦始皇自稱“皇帝”，這可是一個曠古絕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稱呼，因為只有秦始皇才真正享用了這一政教合一的稱呼的宗教和世俗兩方面含義，皇的意思，是大神，帝的意思，也是大神，兩者合用，就是宇宙間的主宰，曠世無雙的大神，這也是民間玉皇大帝信仰產生的根源，神力無邊，意味著摧毀以前的一切儒教信仰根源，讓人們換種生活方式生活。

二.後來的歷朝歷代，明面上都比較不喜歡法家這種特殊的道家（就是被滅國的諸侯國國君、國師、國相繼承人資格擁有者團體），因為他們鼓動秦始皇對同類舉起了屠刀，這就是所謂的“坑儒”，直接坑殺的是傳統儒教祭祀階層地位的道家“方士”，而保留了新銳的道家“法士”，變相的事實坑掉了“儒教”，使血腥的暴力介入了相對比較開放的思想領域，使思想領域變得不再單純。

而且其後由於秦始皇的早早駕崩，導致法家優秀人物趙高的“指鹿為馬”，形成中國歷史上第一種專權模式---法家專權模式。

三.後來中國社會，墨家代表的武士階層地位也開始變得低下，一是秦始皇派出去尋訪長生不老藥的齊地墨家鉅子徐福兩次欺騙了秦始皇，透支了武人的信用，二是被騙的秦人本來很多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士階層為主，由此導致對墨家思想的不信任和懷疑也達到了頂峰，使墨家思想完全淡出歷史舞臺，也就是說，武人的不受重視及墨家思想的淡出，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涉及到有史以來最大的不誠信事件。

把秦王朝作為反面教程，說來有點可笑。秦的強大，無與倫比，韓趙魏楚燕齊沒有一個國家是弱國，而這些國家中傑出的人才更是不少，談不上勵精圖治，但其能力，其實力，我們不容置喙。但就這七國全被秦滅，而秦被當做反面教材？難道不可笑嘛。

此外，評價一個王朝的成功與否，必須客觀公正，佔在歷史潮流中，秦的崛起，勢不可擋。秦軍事的強大，暫且不談，就以其變法圖強來說，沒有一個不是激勵，有利於國家統一的，也許秦法嚴苛，但法是約束，不嚴怎麼約束。

作為反面教材的秦，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國家，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第一個以戰止伐，還有完善的中央集權制度，被以後歷朝歷代沿用，就憑這些，可作為反面教材？

當然，有人說，它的消極一面也不容忽視，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要以大環境為主，秦的功不容忽視，秦的過，談談罷了，不必深究。

史書尚且後人評，開著上帝的視角，如何不偏不倚的評說？倒不如多念其功，學其長處，過好自己這一生。

這個算是被黑的，秦始皇主要的成就在於統治六國，北上抗擊匈奴，南下守住南中國，完成了真正的中國統一。眾所周知在各開國皇帝完成統一之後，首先就會殺害所有的功臣從而穩定地位。而秦始皇並沒有殺害一個功臣，而是高管俸祿。

而為何秦國在統一六國後短短15年就滅國了呢？在秦朝統一六國後，兵力太過分散，蒙氏兄弟帶領三十萬將士誓死抗擊匈奴。而又讓趙佗帶領50萬軍隊平定南中國。而此時咸陽只有區區幾萬人在保衛始皇帝。秦始皇早已知曉會有人起義來反秦，在趙佗平定南中國後。但秦始皇下定密令，如有反賊作亂，爾等要堅守國土，不許北上秦王。大意就是如果有人來反我，你要守住華夏的國土，不要讓匈奴因為中原內戰而入侵中原，讓百姓不得安生。要不然即使我們統一了中原，也照樣對不起百姓和祖先。這就是為什麼項羽、劉邦等大軍攻入咸陽城時，趙佗選擇隔岸觀火不去救秦，從而保住了中國的版圖。如此深明大義的皇帝被扣上了暴秦的帽子。而南中國是哪裡，就是廣西、廣東、海南等地，包括現在的香港澳門

我們再說一下焚書坑儒，前者焚書並不是始皇帝所謂，始皇帝把民間的好書等等全部收集到咸陽城看管起來，為了起到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打造一個真正的國家首先要統一文化，統一貨幣。而焚書者為項羽，項羽進咸陽城一把大火燒了秦宮，包括始皇帝從民間收鐮上來的書。再說後者坑儒，實際坑的不是儒家而是那些方士，方士們騙了秦始皇可以長生不死，秦始皇殺掉了一些方士。一個殺20萬秦軍的項羽都沒有稱為暴君，秦始皇竟然被稱為暴君。 秦二世的昏庸無道後，劉邦戰勝項羽成立漢朝。而劉邦的做法則和嬴政不同，劉邦殺掉了開過功臣臧荼、張敖、彭越、韓信、英布等人。隨後以除暴秦安定民心，所說暴秦以除，但是劉邦仍然使用嬴政的管理制度管理漢朝，從而奠定了400年的漢朝輝煌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