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句話應該是日本著名學者日野開三郎的觀點，日野先生認為唐廷只所以滅亡，正是因為藩鎮得到削弱。但追根溯源，此語實乃出自宋代學者尹源，原文為“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此語出自尹源《唐說》，呂祖謙所編《宋文鑑》及《宋史·尹源傳》均有載錄。這句話的原意是說藩鎮導致唐朝衰弱，但衰弱之唐朝何以不亡，卻恰恰有賴藩鎮的維繫。

導致唐朝走向衰弱的安史之亂，實際上就是因邊疆設定的節度使區，導致外重內輕。中央無可靠軍事力量憑籍，邊疆軍政長官得以起兵叛亂。唐王朝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中原地區也遍置方鎮，戰後為了安撫安史降將，在河北地區設定了三個最為著名的割據型藩鎮：魏博、成德、盧龍，史稱“河朔三鎮”，與河南地區的淄青鎮、淮河上游的淮西鎮，構成唐中後期最為之名的叛藩。但即便有諸多叛命藩鎮存在，其餘唐廷設定的中原防遏型藩鎮，諸如宣武、武寧、淮南等，在肩負保護大運河運輸線的同時，還肩負著防遏這些割據型藩鎮的使命。而長安西北的諸多方鎮，諸如鳳翔、涇原、邠寧、鄜坊等，又是防禦吐蕃的重要力量。而諸如浙西、浙東、宣歙、江西等方鎮，還是唐帝國極其重要的財賦來源地。日野先生的證據就是，經過唐憲宗元和年間兩稅三分制和歸還刺史軍權改革後，地方藩鎮的財政權力和軍事權力都得到很大削弱，從而失去割據的經濟和軍事基礎。但從眾多唐代材料來看，這項改革成功推行的地域，是有限的。因此，這一觀點，仍然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唐朝的強大，不僅是經濟、軍事、外交、風氣的強大，更重要的是解決了困擾中原王朝幾百年的權利格局問題。

在唐初，“關隴貴族”一家獨大，朝堂所有的職位都被他們佔據。

李世民登基後，在承認“關隴貴族”特權的前提下，引入了“山東豪傑”來制衡，並且分封宗室，成為第三方勢力。這樣，就形成了穩定的權力格局，大唐的盛世由此開始。

這一套體系玩到唐玄宗手裡的時候，玩脫了。

唐玄宗全面打壓了宗室的力量，把王子、王孫們全部養在長安，不允許參與朝政。

而在邊塞設立節度使，重用胡人將領。他們不僅掌管幾十萬大軍，還能管當地的賦稅、人事調動。朝廷裡呢，關隴貴族經過幾代皇帝打擊，早已沒落。

一句話：中原空虛，邊塞權重。

原本穩定的三角結構，徹底崩塌了。於是，安祿山美滋滋的造反了，唐玄宗只能灰溜溜的逃亡成都。

等到“安史之亂”被平定後，朝廷意識到，要重建大唐的政治格局。

那麼，在這場遊戲中有哪些玩家呢？

藩鎮肯定是重要的一環。在“安史之亂”後期，朝廷已經沒有能力打下去了，而剩餘的叛軍也沒有能力繼續進攻，雙方達成妥協，封三個叛軍首領為節度使，史稱“河朔三鎮”。

這樣，大家名義上還是一家人。

為了防禦“河朔三鎮”，朝廷在河東、河南一帶有設定了一大批小的節度使，將河北緊緊包圍。但是時間久了，這一大批的“防禦型”節度使也產生了離心力，開始想要割據稱王。

於是，朝廷只好在江南、關中、西南等地在設立一批節度使，把之前的一批“防禦型”節度使再度包圍起來。

這樣，整個大唐天下就被大大小小的節度使瓜分殆盡。

但這個時候，大部分節度使還是聽朝廷的命令的。因為朝廷裡還有兩股勢力：宰相派和太監派。

宰相派，以出身門閥士族的文官為主，“鄭半朝”、“李半朝”都是在這個時候。他們掌握著天下的人才、經濟、輿論，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太監派，以皇宮裡的太監為主，以依附於他們的徒子徒孫為輔。他們掌握著唐朝新的中央軍——神策軍。這支軍隊有十幾萬人，戰鬥力強大。

你看，繞來繞去，唐朝的政治格局還是三方勢力相互制衡。

這個時候藩鎮很強大，朝廷沒有辦法徹底剷除，只能透過制衡來維持天下的穩定。

如果哪個節度使造反了，那麼朝廷就號召周圍的節度使一起圍毆他，不聽命令的話，神策軍就出去打那個不聽話的。所以，天下藩鎮大部分都是聽話的。

這種局面，雖然不復盛唐的聲勢，但能維持。這就是：藩鎮強唐弱。

直到黃巢起義，才把這種局面打破。黃巢縱橫千里攻入長安後，嬌生慣養的神策軍早已不能打仗，被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桶。那些門閥士族的宰相官僚們，也被殺了一大批。

從此，朝廷的兩根支柱再也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熟悉歷史的我們知道，一家獨大往往就意味著改朝換代。這以後的時代，將由朱溫和李克用唱主角。

一個是黃巢餘部，一個是靠剿滅黃巢起家，真是一對歡喜冤家。

朱溫在以後的30年間，陸續平定了中原的各路節度使，李克用在河東苦苦抵抗。整個北方，朱溫一家獨大，改朝換代就提上日程了。

這就叫：藩鎮弱唐亡。

這句話還有另一個說法：“亡唐者藩鎮也，存唐者亦藩鎮也”。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唐朝的藩鎮體系絕然不同於任何其他朝代，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體系。他既不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體系，也不同於西晉和明初的親王體系。唐代的藩鎮制度，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制度。

藩鎮始於唐睿宗時期，興起於唐玄宗朝。唐玄宗時，為了保衛邊疆地區的安全，唐朝朝廷在邊疆地區設立了十個節度使，史稱“天寶十節度”。這些節度使提領地方軍政大權，本來是為了在邊疆有戰事的時候可以隨時應付而設立的。

可唐玄宗晚年昏庸，信用了安祿山，使安祿山一人身兼范陽、平盧、魏博三鎮的節度使。大唐生力軍的一半都掐在了安祿山的手上。於是終於養虎為患，爆發了安史之亂。經過八年的平叛戰爭，唐朝元氣大損，由盛轉衰。更重要的是，唐朝的平叛工作並沒有做徹底（也無力做徹底），對於安祿山的一部分降將，朝廷只能姑息養奸，讓他們在自己的地盤裡繼續維持權力，封他們為節度使，這就是唐朝長期割據的河北三鎮（盧龍、魏博、成德）的來源。

河北藩鎮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裡，長期割據，地方軍政財政一切由自己做主，官員任免，財政稅負均不取決於中央，而且節度使世襲罔替。偶爾有發生兵變的時候，殺掉前任節度使自立的兵變者也會得到朝廷的承認。河北三鎮在唐朝中後期無異於獨立王國，被史學家稱之為“名為藩封，實同異域”。

而朝廷想收回河北的努力也一直沒有停止過，朝廷在圍繞著三鎮的地方設立了一大堆節度使，呈包圍之勢。後來這些包圍河北的藩鎮也有獨立的傾向，而天下的節度使有感於朝廷的弱勢，也時有叛亂髮生，中央無力禁止。

在藩鎮的強勢下，中央的權威一天不如一天。黃巢大起義的時候，中央禁軍幾乎一觸即潰，唐僖宗朝廷流亡四川，全靠節度使供養。至此，唐朝朝廷的權威徹底蕩然無存，天下進入節度使割據時代，此即所謂“藩鎮強唐弱”。

而“藩鎮強唐亡”，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有個有趣的對比，宋朝。

宋朝可以說是唐朝的繼任者，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不過是唐末亂世的延續。宋朝的政治體制反思的唐朝的教訓，高度控制地方軍政。地方軍隊的一切權力均收回中央，地方財稅全部貢納中央統一分配。在中央供養了數量巨大的禁軍（中央軍），而地方的實力則被削弱到不能再弱，所以稱宋朝為“強幹弱枝”。

強幹弱枝自然有自己的好處，如不會再有地方割據的發生。可是也有巨大的壞處——面對外敵侵略，中央一完，就全完了。

金兵南下，攻下了東京汴梁城，將整個北宋朝廷連同徽欽二帝打包帶走，北宋天下一片大亂，幾乎沒有人給予金兵以有效反抗。

反觀唐朝，唐朝被稱作是“國都六陷，天子九逃”。唐朝曾經有六次被敵人攻陷了國都長安，皇帝有九次被迫從首都跑路。可是除了最後一次以外，唐朝每次都能成功反殺。無論是安史之亂，吐蕃進京，涇原兵變，還是黃巢大起義，唐朝皇帝跑到四川，一紙勤王詔下去，地方的驕兵悍將們平時不聽中央號令，可是在為難時候卻總能和中央休慼與共。多年的獨立狀態讓藩鎮幾乎等同於獨立王國，不需要中央的配合也能獨立支援戰爭。於是地方藩鎮一擁而上把敵人消滅，皇帝又能鑾駕回京。可以說沒有地方上這群聽調不聽宣的驕兵悍將們，唐朝早就亡於“國都六陷”的某一次了。

唐朝的制度決定了唐朝命運，唐朝的軍隊/稅收不在中央，在地方——藩鎮節度使手裡。

秦漢時期，消滅了分封制（宗法制），但是培養起來了另一批地方豪強——各地的刺史（地方官）們形成計程車族門閥。比如三國時期的十八鎮諸侯，都是地方官。

到了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因為有了科舉制度（不要小瞧科舉制度，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就是模仿科舉制度）。唐太宗時期，天下太平，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誰來養兵。

唐朝時期，中央不負責養兵，唐朝中央政府只給少量的經費，養兵的費用由地方節度使自己搞，所以地方節度使不但有兵權，還有稅收等權力。這個權利結構就相當於一個國中之國，尤其是節度使掌握著兵權。當然，這在李世民這個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十分牛叉的皇帝這裡，各地節度使都無法做大。李世民經常把節度使們進行調防，一個節度使在一個地方不會呆太久，就被調到新的地方了，下面的將領對新領導還沒熟悉或者節度使提拔的將領還沒形成氣候，節度使本人就被李世民一道詔書調走了。所以，節度使很難再一個固定的地方紮根，形成自己的勢力來對抗中央。

唐朝的力量由三方形成：宗室、隴右士族、山東豪傑（山東指的是函谷關以東）。三方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但是，這個情況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時候，李隆基玩的失控了。李隆基晚年，由於之前宗室爭奪皇位，（韋皇后毒死了皇帝自立為皇帝，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平定韋皇后），李隆基大力打擊宗室。任用胡人安祿山為河北節度使。李隆基過於自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讓安祿山一直做河北的節度使。安祿山在自己的地盤上，透過一二十年的精英，形成了自己的軍隊和一套親信班底。

此時，各地的節度使也都差不多，很少調動。於是安史之亂爆發了，唐朝在鼎盛時期爆發了一場禍亂。由於中央沒有軍隊鎮壓安祿山，只能依賴各地節度使，甚至向羌人借兵平定叛亂。最後終於在郭子儀的帶領下，平定了安史之亂。

然而，在安史之亂中，各地藩鎮割據已經形成。唐朝的軍事上，對藩鎮嚴重依賴，唐朝中央十分弱小，藩鎮十分強大。唐朝中央無法節制各地節度使相互攻伐兼併。在唐德宗廢除了劉宴變法後，唐朝徹底成了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的局面形成了。

所以，藩鎮強，唐朝弱；藩鎮弱，唐朝亡。

安史之亂結束後，唐朝形成藩鎮林立的局面。 五代沿襲唐代藩鎮割據形勢，藩鎮攻伐兼併不已。 到北宋初期透過一系列的削藩措施，藩鎮割據的問題雖然基本得以解決，但卻又出現了地方軍力弱化、邊防不穩的形勢。 當代學界從不同角度對藩鎮問題進行了研究，大多對藩鎮割據持否定的態度。①然而宋人從本朝面臨的實際問題出發，對不同時期藩鎮割據作用的認識並不相同。 這應是當代藩鎮割據研究應當予以注意之處。一　宋人的黃巢起義前之唐代藩鎮觀宋人認為唐末肯定其積極作用，這是宋人對唐代藩鎮認識的重要特點。１． 黃巢起義前藩鎮作用的雙重性。宋人對唐末前藩鎮的認識是辯證的，認識到唐末之前藩鎮具有雙重作用。 如尹源撰枟唐說枠， 指出“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於理。 夫弱唐者，諸侯也。 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和維唐的雙重影響，藩鎮對於維持唐王朝的延續發揮了重要作用。 王讜認為：“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亦藩鎮有以亂之。 其初跋扈陸梁者， 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 故其所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認識到了藩鎮“去唐之亂”和“致唐之亂”的雙重作用。２． 黃巢起義前藩鎮作用的積極性。宋人不僅認識到唐末前藩鎮的雙重作用，而且肯定了其積極作用。 抗金大臣李綱認為在唐廷面臨著外族入侵，內地藩鎮跋扈叛亂，農民起義等壓力下，“皆賴方鎮相與掎角以定其亂，則方鎮之兵不得謂無功於唐。”集權是一種威脅的同時， 也能夠起到拱衛京師的作用。 北宋末年時任御史中丞的秦檜指出： “大金自 去歲問罪中原，②之前的藩鎮具有雙重作用， 而且重點［ １］在尹源看來， 藩鎮具有弱唐［ ２］王讜也［ ３］藩鎮對中央入境征戰已踰歲，然所攻必克者無他，以大金久習兵革，中國承平百年，士卒罕練，將帥未得其人也。 自 古中國地土、甲兵之威，四鄰無有， 將相英雄， 世不乏才。 使異日 士卒精練若唐藩鎮之兵，將相得人若唐肅、代之臣， 大金之於中國能必其勝哉？”軍隊戰鬥力，是對藩鎮能夠練就精兵、增強軍力積極作用的認可。３． 黃巢起義前藩鎮制度可借鑑性。北南宋之交的抗金名臣李綱認為“今天下之大患，在金人與蠭起之盜賊， 其勢非複方鎮之制， 而假之權不足以捍禦。”出的備邊禦敵八策中提出：“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鎮帥拊之，許之世襲，收租賦以養將士，習戰陣，相為唇齒以捍金人， 可無深入之患。 又滄州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 道， 如 諸鎮之制。 則 帝都有 藩籬 之固矣。”改造藩鎮制度，使藩鎮節帥有財權、兵權，無用人之權。在南宋初面臨“江北、荊湖諸路盜亦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力不能制”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藩王室，較之棄之夷狄，豈不相遠？”不是完全沿襲唐藩鎮之制，而是對其進行改造，使之有軍權財權而無用人之權，以期既能夠解決南宋面臨的問題，又不會造成尾大不掉之勢。改造藩鎮的另一種方式，建都督，廣地域。 南宋末年面對蒙元的大舉入侵，文天祥上疏宋恭帝建議：“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 ４］秦檜建議“士卒精煉若唐藩鎮之兵”，提高［ ５］因此李綱主張借鑑唐藩鎮之制，在給宋高宗上書提［ ６］［ ７］的情況下，範宗尹建議“今當稍復藩鎮［ ８］範宗尹認為應該“稍復藩鎮之法”，・ ９５・第 １４ 卷　第 ７ 期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雞 西 大 學 學 報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Ｘ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Ｖｏｌ． １４　Ｎｏ． ７Ｊｕｌ． ２０１４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 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 使其地大力眾， 足以抗敵。 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 彼備多力分， 疲於奔命， 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宋人的黃巢起義之前藩鎮觀自 有其新特點， 認識具有雙重性，黃巢起義之前藩鎮對中央是一種離心力的同時，也具有維繫朝廷存在的客觀作用。 唐末之前， 對中央造成威脅的主要是河朔割據型藩鎮，除此之外還有中原防遏型、邊疆御邊型、東南財源型藩鎮。央形成一種微妙的平衡， 起到維繫朝廷存在的客觀作用。唐末前藩鎮能夠維繫朝廷存在的同時也起到抵禦外族入侵的作用。 枟新唐書・ 兵志枠所說：“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 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道出了藩鎮的設立與邊防的關係。 天寶沿邊十節度使的設立的目的就是備邊，防禦少數民族政權的入侵。 杜牧在枟戰論枠中也說：“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量弓健馬無有也。 卒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裹，吾何以御之？”二　宋人的唐末五代藩鎮觀宋人對唐末五代藩鎮基本上持批判、否定態度，對此北宋和南宋時期的宋人均有很多論述。１． 北宋時期的否定論。北宋建立後，為避免如五代一樣淪為短命王朝，迅速滅亡，北宋君臣積極總結唐末、五代政治得失，吸取教訓，逐步建立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立防弊之政，借鑑的主要是唐末五代藩鎮的弊端，北宋君臣對唐末五代藩鎮的弊端有清醒的認識，宋太祖和當時宰相趙普有這樣一段對話：初，上既誅李筠及重進，一日 ，召 趙普問曰： “天下自 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凡易八姓， 戰鬥不息， 生民塗地，其故何也？ 吾欲息天下之兵， 為 國 家長久計， 其道何如？” 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 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 今所以治之， 亦無他奇巧， 惟稍奪其權， 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則 天下自 安矣。” 語未畢， 上曰： “ 卿勿 復言，吾已喻矣。”宋太祖所說的“ 唐季” 實際上是指五代時期的“ 後唐”，而非大唐王朝。 趙普將天下禍亂的原因歸結為“方鎮太重，君弱臣強”，宋太祖對此非常贊同，可見北宋君臣對唐末五代動亂之源有著一致的認識，這也是北宋君臣對唐末五代藩鎮弊端反思的結果。 宋太祖也正是在“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 的思路下，解決宋初的藩鎮問題。 宋太祖對唐末五代藩鎮的認識也為後來的繼承者所遵循和推崇，宋太宗總結國家興亡時曾對宰相說：國之興衰，視其威柄可知矣。 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 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救斯弊。 暨朕篡位， 亦徐圖其事，思與 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 ９］［ １０］各型別藩鎮相互制約，與中［ １１］歐陽修的這種說法［ １２］［ １３］的“祖宗之法”。 北宋建［ １４］［ １５］這裡所謂“唐季喪亂”，應該是指唐末也就是黃巢起義之後。 宋太宗的表態不僅是對太祖所立法制的遵守， 也包括對太祖對待唐末五代藩鎮問題態度的認同。 宋哲宗時的文人華鎮認為：“僖昭之釁，覆李氏之業者，在乎方鎮割據，宦官擅制而已。”方鎮割據和官宦專權。 而他所說的“僖昭之釁”， 應該具體指唐僖宗、唐昭宗之後， 因此其所謂“在乎方鎮割據” 應該是指唐末方鎮。２． 南宋時期的否定論。北宋上至君臣下至士大夫均對唐末五代藩鎮持否定態度，南宋也是如此，如陳藻認為唐代數患在於“閨門也，外國也，藩鎮也，宦官也，朋黨也，盜賊也”。前期的武、韋、李、楊專權；外國之禍指唐代後期吐蕃、回紇、沙陀等少數民族政權入侵；朋黨之禍指牛李黨爭；盜賊之禍指農民起義；藩鎮，則是唐代後期長期之患， 黃巢起義之前以河北藩鎮為主，黃巢起義後主要是宣武節度使朱溫與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而最終代唐的是朱溫，是唐末藩鎮。 因此陳藻所說的藩鎮之患很大程度上是指唐末藩鎮之禍。王稱也說：“唐季以來， 至於五代，藩鎮之禍烈矣。”在王稱看來，藩鎮之禍唐代已存在， 但藩鎮之禍達到“烈”的程度是在五代時期，也主要針對五代藩鎮而論。 南宋後期的呂中也認為：“至於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藩鎮弊端的借鑑。宋人的這些議論，建立在借鑑藩鎮弊端的基礎之上基本上是對唐末五代藩鎮進行嚴厲的批判，揭露唐末五代藩鎮造成的消極影響，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宋人的唐末五代藩鎮觀又是片面的、極端的。 何燦浩先生將唐末藩鎮分為四種類型。末之前增多，但能夠兼併和干政的強藩畢竟是少數，宋人所批判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指這類強藩，只有此類強藩才能對政治走向產生重大影響，成為宋人眼中的“禍亂之源”。 但數量更多的附鎮和屬鎮只能是強藩兼併和爭取的物件，其對政治的影響極其有限，不太可能成為“禍亂之源”。三　結語總之，在整個宋代，對唐、五代藩鎮的認識，一直存在多重認識。 對黃巢起義之前藩鎮的認識具有雙重性， 突出肯定藩鎮的積極作用，這種認識具有進步性和客觀性。 對唐末五代藩鎮基本持批判和否定態度，這種認識建立在借鑑藩鎮之弊的基礎之上，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不足之處，這種認識過於片面、絕對， 以偏概全。 認識的進步， 是時代環境的逼迫。 但僅僅停留在認識層面， 沒有具體改良藩鎮制度、設立藩鎮以抵禦外辱的措施，並不能解決宋代面臨的問題。 然而，宋代是個積弱的歷史時代，不改變這種積弱的形［ １６］華鎮認為導致唐朝滅亡的兩個原因是［ １７］閨門之禍指唐朝［ １８］［ １９］呂中批評的也是五代藩鎮， 是對五代③雖然唐末五代藩鎮的絕對數量比唐・ ０６・第 ７ 期　　　　　　　　　　　　　　　　 雞 西 大 學 學 報 　　　　　　　　　　　　　　　　２０１４ 年 勢和導致積弱的制度，對唐五代藩鎮的任何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基礎上的任何一種借鑑，都不可能改變宋朝國運。

當筆者看到這十個字的時候，筆者一下子理不清楚這個問題的頭緒該怎麼解釋。如果說“藩鎮弱唐強，藩鎮強唐亡”，這樣的形容才比較正確。怎麼會是“藩鎮強唐弱，藩鎮弱唐亡”這樣的總結呢？

公元762年，持續好幾年的安史之亂終於平息。這場腰斬大唐王朝盛世，終結唐朝命運的安史之亂，留下了實在太多的隱患。

安祿山雖然死有餘辜。但是安祿山死後，安祿山手下的十幾萬叛軍。並沒有被大唐王朝消滅。對於當時的大唐朝廷來說，實在是沒有餘力，再去對這些跟隨安祿山造反的叛軍秋後算賬。也只能默認了這十幾萬大軍。在安祿山故地，形成割據的事實了。原來，安祿山所謂的三鎮節度使的地盤，此時變成了後來唐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河北三鎮。也叫河朔三鎮。其名為魏博鎮，成德鎮和盧龍鎮。

終唐一代，終於無法將這三大割據政權完全消滅。雖然幾次對這三大鎮進行討伐。然而，因為唐朝後來的衰弱表現，這三大鎮割據的事實終究無法改變。公元820年，原來魏博鎮節度使田弘正移居成德鎮，他來成德鎮，是受唐朝命令，來成德鎮當節度使，結果，沒過多久，成德鎮兵變，殺死田弘正全家，推成德鎮牙將王庭湊為節度使。在田弘正走後，魏博鎮也發生兵變，公元822年，魏博鎮將領史憲誠被亂兵推為節度使，同是，盧龍鎮也多次軍亂，先是盧龍鎮將兵驅逐唐朝任命節度使張弘靖，後來朱克融為盧龍鎮節度使。公元825年，盧龍治所所在的幽州又發生兵變殺節度使朱克融，亂兵推薦李載義為節度使。

除了三大鎮以外，一些地方的其他反正見到有這三個例子可循以後。其他地方的軍將認為也可以效法這三大鎮。一些離唐朝中央政府比較遠的地方軍鎮也有希望割據地方的野心。中唐比較大的幾次叛亂，那就應該屬於山東的李師道叛亂還有淮西地方的吳元濟，以及蜀地的劉闢還有鎮海一帶的李琦。從地理上看，希望在地方稱王割據的軍閥，分別是在山東，河南南部，四川北部，還有江蘇一帶作祟。他們會生出這樣的幻想，就是因為當時流行的藩鎮一旦失去中央控制，中央只能預設地方割據的事實，進而，這些獨立王國的軍閥，就可以在地方為所欲為了。而對於這些藩鎮，唐王朝也只能預設地方軍閥存在的現實。雖然這些軍閥後來被消滅，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存在，無疑是在削弱大唐王朝各方面實力的毒瘤。

在被消滅的四者中，有兩者是唐王朝必然消滅的割據軍閥，這就是江蘇的李琦還有蜀地的劉闢。這二人心生割據不臣之心的原因，大概也就是因為他們所佔據的地盤優勢。其中，蜀地不僅是後來唐朝的兩大錢庫之一，熟悉歷史的人都知道，蜀地行路難，一些險關只要派兵駐守，外地的軍隊一旦攻打，面對這些關隘，幾乎是無懈可擊。除了蜀地以外，被認為是唐朝後期“揚一益二“的稅收重地——揚州一帶。距離揚州不算太遠的鎮江軍閥李琦，自視甚高，他是唐朝宗室，又掌握地方稅收外加軍政大權。認為既然河北地方有割據的軍閥，自己怎麼不能行割據之事？

除了這兩個緊緊握著唐王朝經濟命脈的傢伙以外，李師道和吳元濟的危害也相當的大，李師道所佔據的地盤非常大，如果單和河北那三大鎮節度使相比，那三大鎮沒有一個鎮的所佔的土地數量能比過李師道，在唐朝對淮西地方進行圍剿的時候，李師道甚至派人進入長安周邊地區，殺人放火的恐怖行動就沒少幹，如果能買通皇宮的宦官，可能連皇帝也被李師道幹掉。吳元濟所佔點地盤雖然不算太大，但是，吳元濟所控制的蔡州正好是一個水陸要道，一旦淮西地方對朝廷不滿，切斷這個水陸運輸線的話，那揚州地方的財富，就別想再到達長安附近。

可以說藩鎮的存在，就是時刻威脅唐王朝命運的頑疾。雖然唐王朝也進行過幾次對藩鎮打擊，可是，隨著大唐王朝中央權勢的下降，即使對一些地方進行了打擊，在事後，將大方鎮拆除成小藩鎮，然而，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除藩鎮割據的危害。後來的黃巢起義，雖然黃巢一度攻入了長安洛陽附近，然而，此時，正是唐朝生出遍地藩鎮的時候，如果說黃巢之亂前，唐朝的中央政府還保有一支對各地藩鎮進行打擊的神策軍。黃巢之亂前後，唐朝中央失去了軍事上的優勢存在。另外，黃巢能殺入關中，本身就是淮南節度使高駢的異志導致的。在黃巢死後，唐朝徹底被藩鎮所肢解，各地的賦稅被節度使扣留用於養兵，各地的藩鎮只要不與唐朝中央接觸，在事實上又形成了不知道多少的獨立王國。

此時，如果還認為藩鎮弱的話，那可是一種不瞭解唐朝歷史的誤讀了。當時天下一些強悍的藩鎮，就比如朱溫等人，肆意攻殺，搶奪兼併不聽話的其他軍閥地盤。一旦被軍閥打敗，就退回自己原來的地盤。當時的皇帝也只能眼睜睜看著那些藩鎮打來殺去。不僅藩鎮不聽從唐朝命令，連皇帝一家的生活都衣食無著，李茂貞劫持皇帝一家後，當時的唐昭宗家族過著飢一頓飽一頓的日子。

而在更早之前，就算在唐朝可以將這些藩鎮剪除的時候。一些聽話藩鎮的危害，也是極大的，藩鎮軍閥頭子的生活，驕奢淫逸。揮金如土者數不勝數，從郭子儀到被殺的李師道，吳元濟，無一不是如此。

藩鎮這個產物，本身就是古代中國的一種軍事應急機制，對中樞政權來說，從來都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唐朝的藩鎮，有自己特殊的一些情況，但大致意思跟別的朝代，類似得以割據的各種官制都是一個意思。古代交通不便，通訊困難，邊鎮軍事集團你不給他臨機決斷的權利，一但有事，靠廟堂之上大佬遙控指揮，黃花菜都涼了，一些有為的君主在位時，會調整好民生，攢下些國用，供養一支大軍，去周邊征伐，但這些君王身後，就總會留下財政上的窟窿，成為一個朝代滅亡最初的禍根，因為我們國家古代疆域範圍內，靠幾十擔糧食的損耗，朝邊鎮送到一擔物資，這就是主流的後勤保障情況，所以更主流的情況就是朝廷耍無賴，拖欠邊鎮物資，給些奇奇怪怪的政策，讓邊鎮自己去養活自己。唐朝是安史之亂叛軍先事實上形成盧龍等三鎮割據，朝廷又在這三鎮邊上放了一堆藩鎮，這些藩鎮可就是藉著政策開始割據的，對唐王朝呢，又有點香火之情，所以趴在王朝身體上吸血，可以造成王朝衰弱，但是藩鎮強呢，也多少可以替王朝做點事，軍事上保護一下朝廷，等藩鎮弱下去了，吸血是照舊，但幫助保護王朝的能力卻沒有了，這種時候，滅亡不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從東漢漢末年群雄割據到北宋初年宋太祖改革政治制度，在這將近八百年的歷史中，唐朝中後期的藩鎮割據格局，其實是一種最穩定的權力格局，沒有之一。

說起藩鎮割據，要先從府兵制開始說起。北魏分裂之後，由於武川軍事集團的實力遠遠弱於河北軍事集團，特別是邙山大戰後，武川派損失慘重，因此武川派的老大宇文泰開始重用關隴本地豪強，他一面給老百姓分田地，形成世襲的兵農一體制度；一面用高官厚祿對關隴當地豪強進行籠絡，並將全國劃分為若干個折衝府，讓被拉攏的關隴當地豪強對分了地的老百姓進行管理，這便是所謂的府兵制。

那麼搞這套府兵制有什麼好處呢？首先老百姓的積極性被調動了。那些分了田的老百姓有一些特權，因此打起仗來特別賣力；同時由於軍戶有自耕田，經濟上可以自立，中央也不需要承擔過大的財政壓力。最關鍵的是有利於中央集權！於是後來的北周、隋朝和唐朝中前期也都沿用了這套了制度。

但是這個制度也有一個問題，就是兵農一體的體制太僵化。比如說，府兵家庭的男性天生就有打仗義務，哪怕是這個男性打從孃胎出生就是個殘疾，他也要參軍。因此這就導致府兵到了後來，素質大大降低。並且由於唐朝中期土地兼併嚴重，府兵制的基礎均田制被破壞，很多府兵的土地被兼併，失去了經濟來源，而他們又要承擔自購武器，自帶軍糧為國家打仗的義務。這怎麼可能呢？於是府兵大量逃亡，府兵制也就崩潰了。

在府兵制崩潰後，唐朝又想出了募兵制，也就是招募職業軍人。這套制度有優有劣，優點在於募兵的素質較高，打仗不含糊，能夠維持唐王朝的統治；缺點是募兵的軍費開支太大，中央政府負擔不起。因此唐朝皇帝便想出了節度使制度，也就是給節度使一定的行政權和財政權，讓他們管理募兵，等於把管理地方的擔子甩給節度使了。

設定節度使之後，對唐朝對外的戰爭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玄宗一朝名將輩出，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高仙芝遠征小勃律，安祿山徵契丹，唐朝都沒有動用中央軍，只靠節度使的邊防軍就取得了巨大的軍事勝利。由於節度使們將外患擋在了國門之外，戰事只限於邊境，因此內地的老百姓可以免遭戰爭侵擾，同時也不再需要承擔兵役，影響農業生產，這才創造了盛唐的開元盛世。

因此可以說，節度使是順應了唐代軍事形勢的需要，在當時有其積極的作用。只不過後來唐玄宗昏聵，過於縱容節度使，導致邊鎮兵多勢強，而唐朝中央勢弱。外重內輕的危局既已形成，形勢就不在唐廷掌控之中，才為後來安史之亂埋下了禍根。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於范陽起兵。繼而，摧枯拉朽。潼關之戰後，忠於唐朝的節度使大半被殺（有的是被唐玄宗自己殺的），玄宗倉惶逃到蜀中，只留下威信不夠的太子李亨抵抗，李亨又是個沒本事的人，只會對節度使和外番奴顏婢膝，繼而導致唐朝的中央權威盡喪。等到平定安史之亂後，節度使坐大的局面形成。為了制約邊境藩鎮的威脅，唐朝中央自己在內地設立中原藩鎮，讓內地和邊境的藩鎮形成相互制約。再後來藩鎮割據尾大不掉，唐朝便承認了藩鎮的半獨立性質。藩鎮強唐弱，就是這個意思。

那麼這是不是就說藩鎮割據一定就是百無一用的呢？其實也不是。

唐朝的藩鎮割據格局，從唐肅公元757年回到長安算起，到880年黃巢進入長安，存在了123年；在這123年時間裡，大唐皇帝都是貨真價實的皇帝，雖然有不少皇帝是傀儡，但這些傀儡皇帝是宦官的傀儡，並不是藩鎮的傀儡。因此總的來說，藩鎮割據時期的唐朝皇帝都是貨真價實的皇帝。

唐朝在這個時期給人的印象，乍一看去好像皇帝都好窩囊，跟盛唐之前完全沒法比。但如果再把時間線拉長，跟東漢末年至安史之亂的這幾百年進行對比，毫不誇張的說，藩鎮時期的唐朝真的太穩固了，而且穩固的時間也是最長的。

比如三國時期的魏蜀吳三朝，都是短命的割據政權；再比如西晉、前後趙、前後秦、前後燕和北周、北齊，南朝宋、齊、梁、陳這十幾個政權，也都是短命王朝。不是亡於外患就是亡於無休無止的內訌。藩鎮割據時期的唐朝，皇權穩定性是遠超這些政權的。

對比了一些短命的，再看看享國時間比較長的東晉、北魏。東晉一共立國103年，從時間上就輸了。更主要的是，東晉的皇帝大都是傀儡皇帝，而且純24K的傀儡；北魏一共立國148年，從時間上看，略勝藩鎮格局下的唐朝。但是北魏開國之初只是塞外的割據政權，它是到了公元439年才統一北方。因此北魏統一北方的時間，其實還不到一百年時間。而且北魏死於非命的皇帝也多的去了，比如馮太后、胡靈太后專權時期，北魏皇帝就形如傀儡。 從這層意義上，北魏的皇權的穩定性，也實在不能與藩鎮格局下的唐朝相比。

對比完兩個享國時間比較長的，再對比盛唐之前的唐朝。先拋一個結論，安史之亂之前的唐朝皇帝可謂是高危職業！高祖被太宗篡位，高宗被武則天架空，中宗和睿宗兩兄弟被武則天廢掉。後來武則天被迫退位，中宗又被媳婦毒殺，睿宗也很有自知之明的禪位給玄宗。這整個136年的歷史中，只有李世民一個人算是有驚無險的熬完了皇帝生涯。

這樣一看，從東漢末年到趙匡胤陳橋兵變七八百年的歷史裡，說晚唐的藩鎮格局，是最穩定的權力格局，一點都不為過。

那麼藩鎮割據下的唐朝為什麼穩呢？其實道理很簡單。藩鎮割據之前，歷代王朝能想到的統治手段無非就是以下幾種：

搞分封，讓同姓諸侯王代為管理，結果就是諸侯王叛亂；

重用外戚，借老婆家的勢力管理全國，結果外戚專權了；

重用豪族，借豪門大族的勢力管理全國。結果權臣篡位；

重用宦官，利用宦官制衡大臣。結果宦官們又專權亂政。

儘管隋朝開創了科舉制，但當時的科舉制只能算半科舉制，隋唐兩朝對參考人員的限制要求太多了。真正做到寒門出仕子，那還要等到宋朝。所以唐朝的皇帝，其實根本沒有多少既有才，又願意效忠的人才可用。搞來搞去還是老套路。

相比於諸侯王、外戚、豪族，藩鎮割據的危害性簡直太小了。為什麼小呢？因為藩鎮本身也存在制約關係，小兵殺中層軍官，中層軍官殺節度使，節度使再殺下面的人，藩鎮內部也是亂的。所以藩鎮割據問題的核心不在那些節度使，而在節度使麾下的驕兵。這些兵痞子全無畏上之心、忠誠之念。中央供養不起，又不敢裁撤，因此地方藩鎮對唐朝的穩定起實際到了一個很好的緩衝作用。否則藩鎮的驕兵就不是整日鬧響、擅自殺立節度使，而是像五代時那樣，直接造反，動輒就奔皇帝去了。

也就是說，大多數的藩鎮其實沒有很高的政治追求。除了安祿山和朱溫這兩貨之外，根本就沒有幾個藩鎮對皇帝的寶座感興趣。藩鎮的兵痞子只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只要不動這些兵痞子的利益，萬事好商量。而如果有藩鎮想動皇帝，其它藩鎮也不會坐視不管，因為這會影響到藩鎮割據的政治平衡。

在這種藩鎮割據的格局下，唐朝的皇權雖然受到衝擊，屬於半死不活的狀態。但是皇帝也省去了很多煩心的事，不會受到諸侯、豪族和外戚的影響。只不過唐朝自玄宗後，繼位的皇帝大多都是庸才，導致皇權被宦官所掌控，對大臣的黨爭也管控不到位。最後一場浩大的黃巢大起義，把皇權最後一絲威嚴也給掃沒了。而黃巢起義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藩鎮被削弱，藩鎮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起義軍出身的朱溫盡掃河南藩鎮，繼而誅殺宦官和皇帝，唐朝也由此滅亡。藩鎮弱而唐亡，便是這個意思。

從某種意義上，藩鎮割據是中國政治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從漢朝開始，唐中期的藩鎮割據之前，歷朝歷代都是豪門貴族和皇帝共掌大權的政治格局，在這種豪門大族控制的政治格局的背景下，皇帝必須用人惟親，才能對豪門進行制約。結果就是諸侯王造反、外戚干政、宦官專權，但是不用這些人似乎也不行，因為如果皇帝不用人惟親，他隨時會被其它軍政大佬或者豪門代表利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把他蹬掉。因此可以說，皇帝從大街上隨便拉出一個路人也比重用豪門的公子哥要保險。因為豪族不會感恩於皇帝，而普通人則會感激涕零。

但是從藩鎮割據之後，唐朝開始向官僚政治的格局轉化。在這個時期，唐朝沒有諸侯王叛亂和外戚專權的問題，豪門對皇權的干預也大為減輕，只剩下宦官和地方勢力這兩個毒瘤。不過趙匡胤建立北宋後，這兩個毒瘤也被一併給剷除。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意義的皇權至上的時期，也是中央真正實行集權管理的時期。

因此藩鎮割據，實際上是起到了一個承上啟下的作用。它上乘傳統的豪族政治，下啟北宋的平民政治，處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格局的過渡階段。只不過皇權在這個階段遇到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那就是軍人勢力失控的問題。

不過宋朝為了解決藩鎮割據的問題，也搞的有點矯枉過正了。宋太祖將地方行政權、財權和軍權全部集於中央，這固然是削弱了地方對中央的威脅，增強了中央集權。但代價就是外患頻繁，北宋長年處於捱打狀態。中央被三冗問題壓的透不過氣。這一現象，其實又回到了唐朝設立藩鎮之前。北宋後期為了打西夏，照樣給了武將很大的權力。從一點可以看出，在當時那種生產力水平下，要想抵禦外番，必須要給地方實權，但是給的太多了又會搞割據。大多數中原王朝不是死於外番就是死於內患，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在這種死迴圈下轉了幾千年。

總的來說，安史之亂是唐朝的區分線。安史之亂前，唐朝可以算是“後隋朝”，之後則是“前宋朝”。當帝國由擴張變為內斂，政治體制也是一定會改變的。藩鎮割據雖然不好，但卻是當時維繫帝國統治和王朝基本版圖的權宜之計。

唐朝的制度決定了唐朝命運，唐朝的軍隊/稅收不在中央，在地方——藩鎮節度使手裡。

秦漢時期，消滅了分封制（宗法制），但是培養起來了另一批地方豪強——各地的刺史（地方官）們形成計程車族門閥。比如三國時期的十八鎮諸侯，都是地方官。

到了唐朝，也不例外；唐朝因為有了科舉制度（不要小瞧科舉制度，西方的公務員制度就是模仿科舉制度）。唐太宗時期，天下太平，產生了一個巨大的問題——誰來養兵。

唐朝時期，中央不負責養兵，唐朝中央政府只給少量的經費，養兵的費用由地方節度使自己搞，所以地方節度使不但有兵權，還有稅收等權力。這個權利結構就相當於一個國中之國，尤其是節度使掌握著兵權。當然，這在李世民這個雄才大略文治武功都十分牛叉的皇帝這裡，各地節度使都無法做大。李世民經常把節度使們進行調防，一個節度使在一個地方不會呆太久，就被調到新的地方了，下面的將領對新領導還沒熟悉或者節度使提拔的將領還沒形成氣候，節度使本人就被李世民一道詔書調走了。所以，節度使很難再一個固定的地方紮根，形成自己的勢力來對抗中央。

唐朝的力量由三方形成：宗室、隴右士族、山東豪傑（山東指的是函谷關以東）。三方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

但是，這個情況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的時候，李隆基玩的失控了。李隆基晚年，由於之前宗室爭奪皇位，（韋皇后毒死了皇帝自立為皇帝，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平定韋皇后），李隆基大力打擊宗室。任用胡人安祿山為河北節度使。李隆基過於自信，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他讓安祿山一直做河北的節度使。安祿山在自己的地盤上，透過一二十年的精英，形成了自己的軍隊和一套親信班底。

此時，各地的節度使也都差不多，很少調動。於是安史之亂爆發了，唐朝在鼎盛時期爆發了一場禍亂。由於中央沒有軍隊鎮壓安祿山，只能依賴各地節度使，甚至向羌人借兵平定叛亂。最後終於在郭子儀的帶領下，平定了安史之亂。

然而，在安史之亂中，各地藩鎮割據已經形成。唐朝的軍事上，對藩鎮嚴重依賴，唐朝中央十分弱小，藩鎮十分強大。唐朝中央無法節制各地節度使相互攻伐兼併。在唐德宗廢除了劉宴變法後，唐朝徹底成了藩鎮割據。五代十國的局面形成了。

所以，藩鎮強，唐朝弱；藩鎮弱，唐朝亡。

對於這句話我有些不同的理解。下面就讓我來說說：

前半句很好理解，“藩鎮強則唐弱”。因為整個殘唐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演變過程。安史之亂後，藩鎮割據局面形成。開始，這些藩鎮節度使們還只是觸犯其利益時與中央朝廷作對，漸漸演變為聽調不聽宣，最後變成則是殺伐決斷人人自專。最早不聽從安排的節度使僅僅是河北的魏博、成德、盧龍三鎮（此三鎮原為安祿山、史思明手下降將）。後來慢慢演變為全國各地的藩鎮皆不聽指揮。中央朝廷的政令只能傳遞到京城附近的州縣。當時的藩鎮之間如同異域，互相攻伐吞併，而各地兵源便成為重要的戰略物資。處於這麼個禮崩樂壞的時期，禮義廉恥比不上真金白銀，往往是各地節度使要做個什麼事情便先要犒賞三軍，只能無奈的截流下地方財政以供自己使用。所以，中央政府在喪失對於藩鎮控制權的同時也喪失了兵源、稅收以及官員任免的權力。而這樣的中央政府還是需要養活天下的皇族以及一整套中央政府系統，需要對抗周邊的少數民族敵人，入不敷出，自然日漸衰弱。這一切都是因藩鎮的壯大而起。譬如一棵大樹，應該是杆強而枝茂。現在枝葉養分過豐，那麼樹杆自然孱弱。

後半句“藩鎮弱則唐亡”。這半句我覺得有兩種意思。

第一種積貧積弱，無力抵抗外敵。瞭解唐朝歷史的都知道，唐是大一統的國家，可是在其的文化生態圈中除了藩鎮。它的敵人還包括農民起義以及回鶻、吐蕃及契丹等少數民族。過去的唐朝威名遠播，周邊的國家都知道唐朝的富有，唐朝衰落後，就像一個只有孤兒寡母的富翁家庭。各個勢力都想來大唐打家劫舍，做那一本萬利的事情。安史之亂後吐蕃等軍隊便曾攻陷過帝都長安。在當時的唐朝主要的抵抗力量便是藩鎮的軍隊，而藩鎮為了朝堂的官爵名譽也願意為中央充當打手。等到後來，藩鎮勢力衰弱，便再也無力抵抗這些敵人。這才讓黃巢不費吹灰之力攻陷長安，扯下了唐朝最後一塊遮羞布。

第二種強藩崛起，改朝換代加速。當時的藩鎮如同世襲。藩鎮剛剛建立。中央政府還擁有著足夠的權威去限制藩鎮之間的兼併。後來中央政府權威下降，藩鎮內部爭鬥不斷。致使老的藩鎮逐漸沒落。朝廷為了安撫平滅黃巢起義的新貴族們將這些新鮮血液放入到帝國的各個角落。這些新的藩鎮摧枯拉朽的擊敗舊藩鎮吞併他們的土地。建立起來新的秩序。逐漸便取得了結束唐朝改朝換代的實力。五代中後梁的建立者朱溫，後唐的奠基者李克用都是如此的人物。所以才說“藩鎮弱則唐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