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通常不會無緣無故出現，它往往是對逆境的一種反應，其中80%的病例都是在經歷了重大人生變故後發作的。

念高中時，我經歷了一段艱難時期。跟那時的許多同齡人一樣，我覺得自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並且有一種強烈的孤獨感。我不再期待有什麼東西能夠帶來希望，我總是賴在床上，我自殘，我甚至還寫了一封遺書。

那是一段糟糕的日子，我不希望任何人有此遭遇。但是，這些自毀行為或許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給我帶來了好處。我最終說出了自己的境況，外界開始介入，我的生活漸漸走上了正軌。我住進了醫院，這嚇到了我，讓我不再想沉溺於過去的痛苦經歷。我重新開始吃藥，為了留在學校，積極配合治療。

高成本訊號：根據自殺行為的議價模型，對一個人所處的社會網路來說，自殺是一種成本高昂、因而顯得真誠的訊號，這跟雄孔雀開屏是一個性質。

在人生的某個階段，每6個美華人中就有1個會遭遇一次重性抑鬱障礙。“障礙”這個詞概括了我們大多數人是如何看待抑鬱症的。它是一種故障，是系統出現的缺陷，是需要修補和拋在身後的東西。

然而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抑鬱症根本不是什麼功能障礙，而是一種旨在實現某些特定好處的進化機制。毫無疑問，不管是在高中時期，還是在以後的日子裡，我都想過抑鬱症是否給自己帶來過好處。如果這些心理學家是對的，那意味著，我們對抑鬱症的看法也需要一次“介入”。

關於抑鬱症的進化功能，這方面的理論有很多，當前最流行的觀點之一是“分析性思維反芻假說”。麥克馬斯特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保羅·安德魯斯（Paul Andrews）和弗吉尼亞大學學生健康服務中心的精神病學家J·安德森·湯姆森（J. Anderson Thomson）曾在2009年的一篇長文中，對這一假說做了最為詳盡的闡述。安德魯斯指出，抑鬱症的生理症狀和心理症狀似乎構成了一個有組織的體系。抑鬱症會導致：快感缺乏，即對大多數活動失去快感或興趣；沉思時間增加，深陷個人痛苦根源無法自拔；某些型別的分析能力得到增強；以及大腦用於鞏固記憶的快速眼動睡眠時間出現延長。

在安德魯斯看來，這些症狀是有違進化設計的非隨機組合。畢竟，為什麼一種障礙會產生如此同步的一組反應呢？他認為，這種設計的功能是讓我們超脫正常的生活追求，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或解決抑鬱的根源上——比如說，一段失敗的感情。如果你生活中的某樣東西出現故障，你需要去承受，並加以修復。按照這種觀點來看，伴隨抑鬱症而來的混亂和極端思緒，儘管會讓你感到一切都沒有價值並誇大自己所處的糟糕境況，但卻是擊破日常幻夢、使你專注於自身問題所必需的。在一項針對61名抑鬱症患者的研究中，80%的人稱，沉思時間增加至少給他們帶來了一個好處，包括自知之明、解決問題以及預防未來犯錯。

範德堡大學心理學教授斯蒂文·霍倫（Steven Hollon）說，“大多數抑鬱症都是自己停止的，也就是所謂的自行緩解。對於這個過程，安德魯斯或許提供了一種解釋。”此外，“認知行為和解決問題的療法之所以能夠起作用，可能正是因為它們觸發並加速了這個原本需要在幾個月時間裡發生的過程，使其縮短到幾周。”

甚至連自殺行為也可能是一項經過設計的功能。少數研究者認為，我們可能已經進化出在特定條件下的自殺傾向。華盛頓州立大學人類學家愛德華·哈根（Edward Hagen）是這個假說最積極的支持者之一，他和同事們正在為兩個自殺行為模型尋找證據，這兩個模型都將自殺視為一種策略性行為。

第一個模型被稱為“整體適應度”，它以“自私的基因”這一概念為基礎——所謂“自私的基因”是指，在自然選擇中，繁殖的最基本單位是基因而非生物個體。你的基因並不關心你能不能成功繁殖，只要它們能繁殖就夠了；而且它們存在於很多人身上，並非只有你一個人。所以，基因可能會誘導作為宿主的你做出自我犧牲，只要此舉能為你的家族成員帶來足夠多的好處，因為他們是跟你共享許多相同基因的。因此，人類不僅尋求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適應度，而且還包括家族整體的適應度。就比如，大多數父母會毫不猶豫地衝到公交車前去救自己的孩子；一些針對自殺想法的研究也發現，不想成為負擔是受訪者經常說到的一個理由。

自殺行為的第二個策略模型是“議價模型”，它建立在“高成本訊號”這個概念的基礎上。高成本訊號的一個典型例項，就是雄孔雀開屏。拖著一扇引人注目的大尾巴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它不僅耗費能量，而且容易引來捕食者。但是，一隻雄孔雀的適應度越高，它擁有大尾巴的成本就越低。這樣，大尾巴就在進化過程中變成了雄孔雀向雌孔雀展示遺傳適應度的標誌。並不是因為具有吸引力，才成本高昂，恰恰相反，是因為成本高昂，才顯得有吸引力。除了傳遞適應度資訊之外，高成本訊號還可以傳遞需求資訊。不妨想一想雛鳥。如果母鳥就在旁邊，它們是不需要嘰喳求食的。而且，鳴叫會引來捕食者，使得這一行為具有高昂的成本。不過，一隻雛鳥越是飢餓、越是體弱多病，它因鳴叫而被捕食者吃掉所造成的損失就越少，而它因鳴叫而被母鳥餵食所得的好處就越多。所以，大聲鳴叫是更需要獲得食物而發出的真誠訊號，母鳥會對它做出迴應。長久以來，人類學家和精神病學家一直把企圖自殺視為尋求幫助的呼救行為，但他們認為這是病態形式的呼救，沒有經過周全的成本效益分析。在整體適應度模型中，自殺的目標是死亡，而議價模型中，這個目標是尋求幫助。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絕大多數自殺企圖都未致命。

舉例來說，議價模型預測，作為自殺行為的主要風險因素，抑鬱症之所以能經常被用作議價工具，前提條件是，其他人會做出包容性的迴應。在一項1997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剛流產的女性在跟母親或朋友發生爭吵後，會出現更嚴重的抑鬱和焦慮，但前提是，她們也認為母親或好友非常關心自己。如果身邊的人根本不在乎你，以抑鬱迴應社交衝突，這種辦法是無法奏效的。透過把基因和親緣關係的存續置於風險之下，抑鬱症可以成為一種議價籌碼。

此外，議價模型或許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女性患抑鬱症的機率是男性的兩倍。在2016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哈根與赫爾辛基大學心理學家湯姆·羅森斯特羅姆（Tom Rosenström）分析了4,192例美國成年人的資料。他們提出了一項假說：由於男性的體能強於女性，所以他們更有可能在社交衝突中使用憤怒作為議價策略，而女性則更有可能依靠抑鬱。資料顯示，上肢力量更強的人患抑鬱症的機率更低。更重要的是，在研究人員去掉體能這個變數後，男性和女性患抑鬱症的機率就趨同了。哈根還從高成本訊號的角度，對產後抑鬱症進行了描述：母親對自身或嬰兒的健康失去興趣，或許可以將其視為一種手段，藉此向不夠給力的伴侶或身邊人群尋求幫助。對那些無法爭取到足夠支援的人來說，抑鬱症似乎有意或無意地被用作了一件工具。

那麼，基於這些關於抑鬱症的進化模型，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根據我的理論提出建議，我是有點猶豫的。”哈根說，“因為這相當於認可了我的理論，因而隨時可以把這些知識帶出實驗室，應用於臨床治療了。但我不認為我們已經走到那一步了。”他還指出，即便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前景仍然暗淡，因為找到解決方案並不容易。治療抑鬱症可能需要解決你與家人之間的嚴重衝突，而這裡面並沒有好壞對錯之分。就治療而言，臨床醫生或許會把患者的家人請過來一起解決問題，但很多人已經在那樣做了——“所以，在實踐中，我說的很多東西都不算激進。”哈根說。

然而，這些理論的確讓我們能夠以新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對抑鬱症的傳統反應。如果抑鬱症是一種我們在有意或無意中被設定好去執行的策略性反應，那麼透過抗抑鬱藥物去抑制其症狀，這麼做還有意義嗎？哈根把抗抑鬱藥物比作止痛藥，他說，如果腳踝骨折，醫生只用止痛藥而不用石膏，這是不道德的。我們需要解決問題的根源。作為精神病學的診斷手冊，《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已將重大生活變故（包括失去親人）從重性抑鬱障礙的診斷標準中刪除，對此，哈根頗感遺憾。此舉是為了讓抑鬱症的診斷變得更加客觀、科學，也是為了鼓勵專業人士把注意力放在可觀察的症狀而非成因上。

但對於往往存在明確前因的抑鬱症來說，對因果關係的漠視導致患者的許多正常反應被歸為“反應障礙”——而這直接源於把抑鬱症視為一種身體故障，而非我們進化出來的一種策略性反應。醫生開出的抗抑鬱藥物或許能改善患者的情緒，但同時也阻礙了患者去解決問題的根源，不利於患者在長期內進一步改善自己的情緒。抑鬱症通常不會無緣無故出現，它往往是對逆境的一種反應，其中80%的病例都是在經歷了重大人生變故後發作的。舉例來說，如果一位女性經歷了至親去世，那麼她下個月患上抑鬱症的可能性會增加20倍。

此外，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即便抑鬱症在漫長的歲月中進化成了一種有用的工具，那並不意味著它在今天還有用。我們進化出了對糖分和脂肪的渴求，但這種適應性已經與熱量充足的現代生活環境格格不入，從而導致了肥胖症的流行。如今，抑鬱症或許也已經是一種不合時宜的反應。哈根認為，在人類進化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與親屬住在一起，他們隨時會干預我們的生活，所以，藉助抑鬱症這種工具，或許很快就會解決問題。而如今，我們獨自生活，從一個城市遷徙到另一個城市，周圍的人並不怎麼關心我們的繁殖適應度。這種情況下，抑鬱症的訊號就可能遭到忽視，然後惡化，導致持續性的嚴重功能障礙。當然，還有一些抑鬱症病例是無法透過進化功能的角度去解釋的。布朗大學精神病學家彼得·克萊默（Peter Kramer）指出，至少有一些抑鬱症病例是由遺傳缺陷或是消極思維模式引起的。包括哈根在內的大多數研究人員都認為，抑鬱症並非一種由單一成因引起的疾病。

即便抑鬱症和自殺行為在如今仍有一定作用，也並不意味著它們就是為此進化出來的。精神病學家、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進化與醫學中心主任倫道夫·內瑟（Randolph Nesse）在論及議價模型時，提出了這種可能性。“為了控制他人，有些人的確會以自殺相威脅，正如他們會以殺人相威脅，或是威脅要揭露秘密一樣。”他說，“但我認為，這些並不是由自然選擇所塑造的特定適應性，只是人們試圖影響他人的諸多方式之一。”

而對於自殺行為的整體適應度模型，內瑟更加不認同：“動物中也有很多為親屬犧牲自我的例子，但我覺得，自殺並不屬於這種情況。為什麼不直接跑開呢？”

顯然，抑鬱症的進化模型並未得到整個精神病學界的認可。據精神病學家湯姆森說，“精神病學專業仍然把抑鬱症純粹視為一種疾病。”醫療保險的限制讓很多精神科醫生放棄了談話式療法，轉向更有效的藥物治療。所以，“抑鬱症唯一的疾病模型得到了大量政策上以及科研方面的支援。”湯姆森說，“我經常對同事們說，你們對抑鬱症患者開出的藥物本來是沒有必要的。”

如果湯姆森、哈根等人是對的——抑鬱症其實是一種進化策略——那麼，我們的治療策略將需要調整。哈根認為，抑鬱症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醫學問題。在200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安德魯斯與一名同事闡述了“社會導航假說”，該假說認為，與其開處方藥，“不如在保護性的監管之下，讓抑鬱症發揮其對社交網路令人痛苦、但卻具有潛在適應性的魔力，這或許才是最好的選擇。”此外，對患者的境遇和病因給予更多關注，也是有必要的。

對於抑鬱症這種不穩定的病症，用不帶個人色彩的進化觀點去思考，對任何人來說，都很難做到，尤其是對那些曾經被抑鬱症壓倒的人來說，更是如此。我有時會感嘆，如果沒有患上抑鬱症（現在病情已得到控制），我也許會更加樂觀勤奮。但即便到了今天，我也承認，抑鬱症或許也給我帶來了好處。它讓我對人生的目的這種更深層次的問題陷入了沉思，儘管——或者說，恰恰是因為——它讓我質疑一切事物的價值，包括抑鬱症本身。

翻譯：何無魚

漫長的進化決定優勝劣汰，人的抑鬱機制能遺傳下來必有其存在的價值。

月有圓缺，人有悲歡。人們總是喜歡平靜、喜悅的時刻，不喜歡痛苦、悲傷的情緒困撓。人們高度精密和自動化的身心機能，會自動搜尋發現到這些令人不快的情緒並迅速引流，讓人們平靜下來。

人們自動平復不良情緒的這一功能，就是中醫所指的“肝經”收納緩衝甚至儲存情緒的功能，也是我近幾年來率先提出的《情緒的堰塞湖》機制。

肝(經)主情志喜疏通豁達，所以情緒問題易疏不易堵，這點中醫的觀點極為高瞻遠矚，為我們現代醫學、心理學、生活哲學提供了一個綱領性的研究和前進道路。

基於對中醫肝經機能的理解，結合對接手的眾多實際個案研究反思，發現人們身心中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功能，就是總是能潛意識的主動搜尋並發現不良情緒，同時加以攔截引流，避免人們不良情緒進一步發展。

攔截和引流的情緒效能量物質被緩衝儲存到“情緒的堰塞湖”中，堰塞湖自帶調節大壩，會在恰當的時間洩洪調節。

相當一部分的抑鬱症者前期存在大量或長期的不良情緒，“堰塞湖”上游山洪暴發，容納調節功能潰塌，導致焦慮抑鬱情況的爆發……

綜上可見，焦慮抑鬱症實質還是身心機能疏導情緒而不得已採取的一種宏觀調控！

天生抑鬱必有用！

抑鬱巔峰，世代從醫，師古而不拘泥，提倡推陳出新，自成《情緒的堰塞湖》理論和實踐體系，尤其擅長結合中醫對焦慮抑鬱強迫失眠恐懼等的鑑別診斷調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