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熙（1867——1948），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蜀中五老七賢之一，世稱“晚清第一詞人”。他“工詩，善書，間亦作畫。詩篇援筆立就，風調冠絕一時。偶撰戲詞，傳播婦孺之口”，蜀傳有“家有趙翁書，斯人才不俗”之諺。光緒十八年(25歲)高中進士，殿試列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應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國史館編修，轉官監察御史。

X

趙熙一生勤學，讀書不倦。家有藏書數千卷，多精心評點，今成都草堂藏有趙評點杜詩四部。其文章駢散俱精，以散文為多，尚存有成都草堂、峨眉山、樂山烏尤諸寺碑文。趙詩學古最精，運用最活，兼擅古體與律、絕，尤精五律。趙熙博學多才，抱負遠大，卻無法在當世施展，就寄情于山水之間。曾五去夔巫，一登嵩山，一遊西湖，五遊峨眉，共宜“為詩載蜀山蜀水之青碧而出也。”一生作詩3000餘首，解放初郭沫若自任部分印費，在上海倡印《香宋詩前集》上下冊，錄詩1300餘首。四川又出版《香宋詩鈔》，錄詩500首。《香宋詞》313首，則於民國7年（1918）即刻版印行。人謂“香宋詞人，稟過人之資，運靈奇之筆，刻畫山水，備極雋妙，追蹤白石，而生新過之”，可謂知言。趙熙書法橫幅

趙熙書法，字型秀逸挺拔，融諸家為一體，時人稱“榮縣趙字”。民國2年（1913），成都少城公園建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趙為書寫碑名於西南。偶亦作畫，喜山水小品，頗富詩情。

民國8年，趙熙主持修纂《榮縣誌》，任總纂。該志共十七篇，附圖表數種。

民國《榮縣誌》行文嚴謹得體，反映了榮縣社會實際，並加以標點斷句，事為創舉，被譽為巴蜀名志而獲得廣泛讚譽，為榮縣的文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成就及榮譽

趙熙詩札

趙熙書法是集古之大成，於宋元之前的書法大家幾乎都有涉及，且每學一 家都能融合變化，來去自如，寫出自家新意，千年書壇唯見此人而已。

餘中英在趙熙書法序中寫道：“先生書法，初出於顏趙，中年以後端莊勁重，上追唐賢，不規規於一家者，蓋由學問性情使然。”

近人陳兼與稱其“書法最工，初為帖學，近小歐陽，後泛涉漢魏諸碑，於北魏之張猛龍，尤有入處。故所作峻整慄密，而又氣骨森張，近百年間，罕有與並”，

陳兼與還說：“先生書札特精且勤，友朋有書必覆。或簡短數行，或連篇累牘。文字高古，有六朝人風格。而小行草筆精墨良，疏落有致，每令人愛不釋手，得之者珍如拱璧。簡札散佈人間頗多，有以學問商榷詩詞酬唱者，即素未識面，亦未嘗不予裁答。”

這些都是真實中肯的評價。 趙熙學一家成一家，食古能化，化能融合，任取一家都已自成一體，然趙熙並不滿足於此，一生都在學習不同的風格，豐富著自己的書法，使自己的書法最終達到了秀逸樸厚、變化多端的藝術境界。

趙熙詩札

縱觀千年書壇，能稱之為集古之大成的書家不多，王右軍、米芾、趙子昂幾人而已。王右軍兼具眾美，開書壇先河，尊為“書聖”，但由於年代久遠，右軍所集的古字可考證的已不多。

米芾自謂為“集古字，人見不之不知以何為祖也！”，是食古能化之人，米老學書直追晉人，用筆則是任意揮灑，結字任其成形，謂刷筆法，意韻卻與晉人不謀而合。而這種集古人意韻成功的千年書壇也就出了人米芾而已，一般書家很難做到。

趙子昂是公認的集古之大成的書家，書風一生沒有多大變化，一眼就能看出出自右軍門下，一生沉浸於右軍的晉人意韻中，形神兼備；晚年著力於李北海，增以寬厚。將古人筆法結構爛熟於胸，提練總結，形成一套成法，信手寫來也不失法度，自謂“用筆千古不易！”告誡後人，雖被後人奉為至理名言，而更多的是對自己圓熟的用筆手法感到無比自信。

趙子昂統領元代書壇，尊為元代第一，而影響力當然不僅在元朝。

元朝以後的明朝，書壇領袖人物文徵明、祝枝山、董其昌、王寵等，都對趙子昂書法寵愛有加，文徵明學趙，領悟其圓熟筆法，參以右軍聖教序，自創一格，但骨子裡與趙子昂一樣，不斷重複的將已成風格做到極致，風格無大起落；祝枝山學趙，不知何故，學得一身野逸習氣。王寵學趙，不受趙束縛，自創新法，氣韻高古。董其昌學趙，卻不把趙放在眼裡，直追晉人氣息，學米芾，也想學米芾集古人韻味。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別署中國之新民，廣東新會人，光緒已丑年（1889）舉人。他的書法藝術，初崇唐楷，後攻魏碑及漢代隸書，其取法北碑的書法理念深受康有為影響。梁啟超的書法，屬於學者型別，但又與一些以行草見長的學者型書家不太一樣。他在文、史、哲方面的成就太高，再加上他作為政治家的聲名顯赫掩蓋了書法家的聲望。梁啟超在北碑上有相當高的造詣，在隸書創作方面也有極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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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的書法藝術

梁啟超是一位興趣廣泛，知識淵博的學者，他不但是中國近代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還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書法家。

一

明清由於科舉制度的盛行，士人多研究書寫端正勻稱的館閣體。唐代歐陽詢的楷書筆力遒勁，結體端莊嚴謹，是他們書法入門的必修課。梁啟超出生於晚清年代一個半農半儒家庭，新會又是個素有“海濱鄒魯”之稱的文化之鄉，他從小受父輩悉心教育，十二歲中秀才，１７歲中舉人。因此，少年時的梁啟超也依鄉例進行書法入門，接受傳統的嚴格的訓練，打下了歐體楷書的深厚基礎。

１８９０年，梁啟超１８歲，受業於康有為主辦的萬木草堂，攻讀經世之學，時逾數載。康氏是中國近代書學史上提倡碑學且卓有造詣的書法家，１８８９年寫成《廣藝舟雙楫》，這部碑學理論，在晚清碑學中興時期，給碑學作了一個新的總結和發展。梁啟超既從師康有為，書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揚碑抑帖”理論的影響。同時，具有革新思想的梁啟超也並不滿時下的靡弱書風，他試圖衝破陳陳相因的桎梏，另出新意。因而在創新意識的基點上，康梁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他在書藝實踐中，也是沿著這條路子走的。在臨池上，康氏選擇圓筆一路的魏碑下功夫，得力於《石門銘》；而梁氏則向方筆為主的魏碑進取，如《賈思伯碑》、《龍藏寺碑》、《張猛龍碑》、《高貞碑》等。

１８９８年，康梁“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在日本的１４年間，梁啟超未輟翰墨，繼續研習魏碑。晚年在整理校勘所藏碑帖時，其中寫有這樣一段記：“碑以宣統元年（即１９０９，梁啟超３７歲——筆者注）出土，餘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歡喜累日，當時曾武斷為張猛龍、賈思伯同出一人手，蓋筆勢既相近，年歲復銜接也。今諦審其結體較松，用筆有斧鑿痕，實未足比張猛龍……。”此足可說明他鑽研魏碑的一段經歷。

梁啟超楷書藝術的昇華期是在晚年。“戊戌變法”時，梁２６歲，此後的２０年，他雖不輟臨池與書法研究，但由於晚清朝庭的腐敗及民初政治的動亂，他一心救國，積極投身挽救中國的偉大事業，不得不捲入政治鬥爭的旋渦之中，到１９１８年（４６歲）才離開政治舞臺，先後在南開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任教，同時潛心整理、研究文、史等各種學術源流。儲存下來的梁氏墨跡和手稿，很大部分都出在這段時期。

梁啟超早期的歐體楷書是寫得相當精妙的。在１９１０年至１９１１年，他曾用歐體小楷手抄康有為的詩集《南海先生詩集》用以出版，深得康有為的讚賞。梁啟超晚年的楷書歐體特點仍隱約可見，但已逐步向魏碑雄強、勁健一路的風格發展了。他取唐代楷法和漢隸筆意融入魏碑，剛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勁健而俊雅的藝術風格。以碑帖相融的創作方法，別開新路，自成一家。

從梁啟超晚年的一些楷書來看，其橫畫、豎畫多下筆方利，收筆圓潤，撇捺之伸展等均具《張猛龍碑》之特徵；有些撇畫又向上回鋒收筆，橫畫出現波磔，隸意尤存。“松陰繞院鶴相對；柳絮蓋溪魚正肥”一聯（見附圖），為梁氏１９２７年５５歲時所書。聯中“陰”、“相”、“對”、“蓋”等字，極具歐體形態，其結體幾與《九成官》相同；“魚”、“正”等字又可見出自《張猛龍碑》。然而，此聯用筆卻以圓筆為主，與《九成宮》、《張猛龍碑》的用筆有所不同。整幅作品看上去剛柔相濟、骨力內涵，使人感覺到有一種潛在的力量。筆者認為，這正是梁氏晚年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結合，藝術風格從成熟到昇華的體現。

二

梁啟超在書法藝術方面，不獨楷書有深厚的造詣，而且行草書也寫得相當精妙。

清末至民初，中國書壇繼阮元、包世臣著書立說，倡導碑學，康有為再著《廣藝舟雙楫》推波助瀾，尚碑書風形成高潮。繼而碑學與帖學並重，互為交融，遂形成一股新的書法潮流。其中行草書隨著光緒三十年（１９０４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得到迅速的發展。特別是進入民國時期後，由於行書書寫便捷，抒情達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眾的廣泛應用。梁啟超的行草書藝術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發展的。這是客觀方面因素。

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豐，包括政治、哲學、史學、文學、經濟、教育、新聞、自然、地理、法律、宗教、倫理等等學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種。有人計算過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數千件）足有２０００多萬字，如果以他４０年的寫作時間完成，平均每天至少要寫２０００字。據載，梁氏一夜就寫成了７０００字的《國民籌還國債問題》。這樣，對於梁啟超來說，行書自然是他從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書體。因此，這是梁氏行草書藝術賴以發展提高的一個內在因素。

梁啟超行草書藝術的發展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民國前（即梁氏３８歲以前），為沿襲階段；一是進入民國後，為昇華期。

梁氏的青年時期，也就是他拜謁康有為為師之後，其行草書臨池要數中唐顏真卿《爭座位帖》及《祭侄稿帖》用功最多。梁啟超１８９９年致犬養毅函（原件藏日本岡山縣博物館，由日本坂出祥伸教授影印寄贈我市梁啟超研究會），粗觀全篇信筆疾書，一氣呵成，行氣章法自然流暢，無矯飾凝滯；細看其用筆圓轉、外拓，鋒毫變換精到自然；字型姿態飛動。這些都與顏真卿《爭座位帖》、《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見，梁氏在此之前對行草書的書寫技巧，已非常熟練和精到。及至１９０３年，梁啟超書贈竹友先生的行草書四屏（原件藏新會市博物館），在用筆方面保持了顏書上述二帖圓轉外拓，而在結字方面，那寬博大度的體勢顯然是受到“康體”行草書的影響。往後的幾年裡，梁啟超又轉學初唐歐陽詢的行書。１９１１年梁氏致林獻堂的信札（見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傳記文學》），字型修長，清勁秀健。從字裡行間，不難窺見歐陽詢行書《史事帖》、《夢奠帖》等的影子。

在此之前，梁啟超的行草書面目基本上還未形成自己的風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梁氏既受康有為碑學思想的影響，在廣集漢魏碑版的同時，對北魏碑誌廣泛臨習，尤喜愛方筆峻勵、體態多變一類的碑誌，儘管政事繁忙，奔波勞碌也未輟筆。從而為他中年以後個人書法風格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進入民國以後，梁啟超行草書再由唐代上溯到晉代，宗法王羲之《集字聖教序》和《十七帖》，追摹晉人遺韻。透過不斷的實踐、應用、探索，逐漸以方筆一路魏碑之體勢和筆意融入行書之中，形成勁健而俊雅的自家風格。梁氏晚年在校勘所藏碑帖時寫的行書跋語，是他這種書風成熟的標誌（見《梁啟超題跋墨跡書法集》）。這些跋語中，行楷互滲，魏碑體勢明顯可見；其用筆沉著穩健，方圓結合，輕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筆之中體現運筆的規範，又在結體中生髮出豐富的運筆變化。

歲月流逝，藝業永存。梁啟超在書法藝術上所取得的成就，將在中國書法史上載上不朽的一頁。

從梁啟超一生的書法藝術實踐及傳世的書法作品(手跡)來看，其書法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梁啟超少年時習字開始至1911年，即清光緒至民國成立前，也就是梁氏40歲之前，是梁啟超書法藝術實踐的承襲期。第二個階段是1912年至1922年，即梁氏40歲至50歲間，是梁啟超書法藝術實踐的融合期。第三個階段是1923年後，也就是梁氏50歲之後，是梁啟超書法藝術風格形成的昇華期。梁啟超書法藝術活動及成就主要在民國成立以後，以此定位，他應屬民國時期的書法家。

下面試結合清末民初中國書壇狀態，通過樑啟超在各個階段中的書法藝術實踐探討其楷書、行書(行楷書)和隸書的風格特點及其形成和發展過程。

楷 書

清代，科舉盛行。一般讀書人，都忙於鄉試朝考，因此要練習寫白摺子、大卷子。所寫正楷規矩嚴格、法度古板，被稱之為“館閣體”(也叫翰林字)。為了適應寫白摺子、大卷子，故當時讀書人以學歐體(歐陽詢)、趙體(趙孟兆頁)的為多。梁啟超出生於晚清時代一個半農半儒家庭。因此，少年時的梁啟超也依例進行“館閣體”楷書的學習。後來，他在回憶學書經歷時也說過：“我年輕時候，想得翰林，也學過些時候的翰林字，到現在總不脫大卷子的氣味。”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睿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賞心悅目，久久不願離去。由此產生對書法藝術的濃厚興趣。之後便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

1890年，梁啟超18歲，受業於康有為主辦的萬木草堂，攻讀經世之學，時逾數載。康氏是中國近代書學史上提倡碑學且卓有造詣的書法家，l889年寫成《廣藝舟雙楫》，這部碑學理論，在晚清碑學中興時期，給碑學作了一個新的總結和發揮。梁啟超正好在這時從師康有為，書法方面也自然要受其“揚碑抑帖”理論的影響。但梁啟超在學習書法過程中沒有跟著康有為的路子走，更沒有生硬地去模仿老師的書法。同時，康有為主張“尊魏卑唐”，認為學書“若從唐人入手，則終身淺薄，無復窺見古人之日。”而梁啟超在學習方法上也沒有盲目接受康有為“卑唐”的主張。在廣集歷代碑版的基礎上，他選擇從唐楷顏(真卿)、歐(歐陽詢)諸體入手，然後由唐牌上溯六朝碑版，進而研習漢碑，以廣泛吸收傳統的精華。在習碑臨池上，康氏取法圓筆一路的魏碑，得力於《石門銘》；而梁啟超則決然擺脫“康體”的“陰影”，選擇了方筆為主、方圓結合的北魏碑誌如《張猛龍碑》、《高貞碑》、《爨龍顏碑》、《張黑女墓誌》和《李超墓誌》等進行臨習，試圖另闢蹊徑，開創個人獨特的書風。

現在我們能見到的梁啟超最的楷書書跡有兩件。—件是1894年為家鄉茶坑村文昌閣撰書的門聯，另—件是1898年致康有為的小楷信札。從梁氏的這兩件早期的楷書中，儘管未有風格可言，但從字裡行間，卻可窺見他年青時對書法學習的認真態度。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逃往日本。出逃時，他身邊不忘帶上心儀的碑帖。在逃亡的14年間，梁啟超雖然身居異國，但學習書法之興趣依然不減。後來他在整理校勘所藏碑拓《李壁墓誌》時寫有這樣一段記：“碑以宣統元年(即1909年，時梁啟超37歲)出土，餘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一拓片，歡喜累日，……”還有在1911年9月間，他跋自臨張猛龍碑贈女兒令嫻時寫有“遍臨群碑，所作殆成一囊”句。是他身居異國期間繼續蒐集碑刻拓本和研習書法經歷的記錄。從他1900年在澳洲墨爾本題岡州會館的楷書對聯以及1905年署《飲冰室自由書》書名字跡，多少能窺見他在這一相當長的年月裡的學書軌跡。

在日本的歲月裡，梁啟超從事社會活動之餘與著述之餘，書法臨池用功最多的要算王羲之的小楷《黃庭經》了。他在1909年至1911年間，先後以小楷手抄自作詩集一冊以及《南海先生詩集》一冊，從這兩冊手抄詩集的小楷手跡中，可見在當時梁氏於二王小楷的功力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當時康有為顯然對他的這兩冊手抄詩集所展示的書法藝術十分滿意。康氏在梁啟超手抄自作詩集中多處地方就書法的用筆、結構方面作了眉批，還在梁啟超手抄的《南海先生詩集》題詩，稱讚其書法“精妙絕倫”。

1912年後，粱啟超回到中國。在政務與著述之餘，一如既往鍾情於他的“業餘愛好”。只要一有閒暇，他便傾情於書法臨池。從梁氏1914年所書的贈鶴儔仁兄楷書對聯及1915年題西樵山白雲洞楷書對聯等作品可看出，經過多年的臨習，其書法藝術水平已有明顯的提高。

1916年間，他曾再度以歐陽詢《化度寺碑》為書課加以精心臨習，說明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然是不斷在唐代歐楷與魏碑之間來回遊弋，似乎在探索兩者之間可以相融的路徑。1916年楷書署《盾鼻集》書名便是他這一探索經歷尚未成熟的“產品”。其間，他還深研隋《龍藏寺碑》，意在探索從魏碑到唐楷嬗變的軌跡。

1918年，梁啟超46歲。自這一年開始，梁氏逐漸退出政壇，潛心於著述和教學活動。這時，他意識到要開始注重自己的書法個性形象，於是刻了一枚專用於書法的印章，印文曰：“任公四十五歲以後所作”。1923年，梁氏51歲。這一年，他在北京西郊翠微山秘魔巖養病，日作書課l小時。期間，他又刻了一枚印章，印文曰：“任公五十以後手筆”。他決意要向人們展示自己的書法藝術經過數十年的研習所取得的成果。

梁啟超在1922年50歲之前，其楷書面目還未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然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粱氏一直沒有停止過對北魏碑誌的臨摹。儘管政事繁忙，奔波勞碌也未輟筆。直到50歲以後，他還對多種魏碑進行過認真的臨習。正由於他對北魏碑誌的廣採博取，從而為他50歲以後書法藝術風格的形成打下深厚的基礎。

同時，梁氏在50歲前後，還著力研習漢碑，探索取漢隸筆意，以豐富魏體楷書的神態。1925年2月5日，他在致仲策弟的信札中寫道：“日來寫張表，專取其與楷書接近。一月之後，請弟拭目觀我楷書之突飛也。”可見他其時對自己的探索成果是充滿信心的。

從梁啟超50歲以後所寫的楷書作品來看，確實已逐步形成自家的風貌。他取唐代楷法和漢隸筆意融入魏碑，剛柔相得益彰，形成了勁健而俊雅的藝術風格。其結體多以魏碑扁方的體勢為主，但歐體楷書的險峻特點仍隱約可見。用筆方整為主，圓潤為輔；橫、豎畫起筆方利，收筆圓潤及轉折之方稜，均取法魏碑；而橫畫收筆上翻，撇捺之伸展外拓，漢碑隸意猶存。如果說1926年所寫的楷書作品如贈寄 庀 仁兄集句楷書對聯、楷書七言詩軸、贈杏村仁兄楷書對聯、“清風紅樹”楷書對聯以及楷書軸等尚帶有一些悍氣，在用筆上還帶點刻意追求北碑的刀刻所形成的稜角方筆的話，那麼他在1927年所寫的楷書如南海先生七十壽文、贈鐵庵集陶句楷書對聯、贈王力集宋詞楷書對聯、贈任父仁兄楷書對聯以及贈豪伯姻兄楷書對聯等則更有特色。這些作品，用筆、結體都極具個性，細細品味，剛柔相濟、骨力內涵，使人感覺到有一種潛在的力量。筆者認為，這正是梁氏50歲以後以唐楷融入魏碑取得自然結合，藝術風格從成熟到昇華的體現。

行書與行楷書

清代中晚期，由於受“館閣體”的影響及碑學大興的負面影響，行草書藝術的發展曾一度衰敗。隨著光緒三十年(1904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行書藝術才得以恢復生機。特別是進入民國時期後，由於行書書寫便捷，抒情達意，更是得到文人以至一般人民群眾的廣泛應用。梁啟超的行書藝術就是在這樣一種氛圍中發展的。這是客觀方面因素。

另外，大家知道，梁氏一生著述甚豐，包括政治、哲學、史學、文學、經濟、教育、新聞、自然、地理、法律、宗教、倫理等等學科，其中重要著作一百多種。有人計算過他一生著述(包括信函數千件)將近2000萬字，如果以他33年的寫作時間完成，平均每年要寫60萬字。據載梁氏一夜就寫成了7000字的《國民籌還國債問題》。這樣，對於梁啟超來說，行書自然是他從事著述、信函交往的主要書體。這是梁氏行書藝術賴以發展提高的一個內在因素。

梁啟超40歲之前所寫的大量行草書，基本上也是在沿襲著傳統的基礎前行的。

梁氏的青年時期，也就是他拜謁康有為為師之後，其行草書臨池要數唐顏真卿《祭侄稿帖》用功最多。如梁氏1899年致犬養毅信扎，粗觀全篇，可見其當時信筆疾書，一氣呵成的情景。書中行氣章法自然流暢，無矯飾凝滯；細看其運筆圓轉、外拓，鋒毫變換精到自然；字型姿態飛動。這些都與顏真卿《祭侄稿帖》惟妙惟肖，如出一手。可見，梁氏在此之前對行草書的書寫技巧，已非常熟練和精到。及至1903年梁啟超書贈竹友先生的澳亞歸舟雜興二首草書四屏(圖29)，在用筆方面保持了顏書圓轉外拓的特點，而在結字方面，那寬博大度的體勢似還受到“康體”行草書的影響。之後，梁啟超曾臨習過歐陽詢的行書。1911年梁氏致林獻堂的信札(見1967年12月《傳記文學》)以及其間所寫的部分書信，字型修長，清勁秀健。從字裡行間，不難窺見歐陽詢行書《張瀚帖》、《夢奠帖》等的影子。

此外，梁啟超40歲以前的行書還有1907年致楊度的信札選段和1910年寄贈仲策弟的行書詩箋，都是梁氏這一時期行書藝術的代表作。

但以上所提到的這些行草書作品或行書作品，畢竟是梁氏承襲古人的東西，儘管寫得很好，尚未形成屬於自己的個性。1912年後，即梁氏40歲後，隨著他對北魏碑體楷書的研習，其行書的體勢也逐漸發生了變化。納碑版筆勢於行書之中，是他這一階段行書的主要特點。因此，1912年後梁氏的行書都逐漸帶有北魏體的意味。本書所收錄梁氏19l5年至1918年的信札和題跋碑拓的多件行書作品，如致梁思順信札、致仲策弟信札、致徐樹錚信札以及俞玄墓誌跋等都反映出他這一階段中行書變化發展的軌跡。

1923年起，也就是梁氏50歲以後，其行書(行楷書)藝術透過不斷的實踐、應用、探索，逐漸以方筆一路魏碑之體勢和筆意融入行書之中。特別是1925年初在校勘所藏碑刻拓本時寫的行楷書跋語如尉富娘墓誌跋、高湛墓誌跋、張通妻陶貴墓誌跋、顏勤禮碑跋、姚辯墓誌跋、皇甫 磷 墓誌跋及聖教序跋等，這些跋語中，行楷互滲，魏碑體勢明顯可見；其用筆沉著穩健，方圓結合，輕重、徐疾、提按分明；既在每筆之中體現運筆的規範，又在結體中生髮出豐富的運筆變化。是他行楷書風格成熟的標誌一。

1925年後，梁啟超於行草書似乎還在繼續探索，所見其臨王羲之十七帖和臨章草千字文都寫得相當精妙，並非偶而為之的習作。可惜，他的探索因生命的早逝而未能延續下去。

趙熙書法是集古之大成，於宋元之前的書法大家幾乎都有涉及，且每學一 家都能融合變化，來去自如，寫出自家新意，千年書壇唯見此人而已。

梁啟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和文學家、學者。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他的字型，就是普通的毛筆字【行書】。當然，他的楷書功底也是十分深厚的。我我們可以稱之為《梁啟超體》。只是行書無特色，與孫中山的差不多。別人也就不研習他的筆法了。不像宋徽宗的字型，柔中有飄逸，細柳帶瀟灑。所以，我們電腦裡都有他的《瘦金體》。報紙上也屢屢出現。

趙熙（1867——1948），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蜀中五老七賢之一，世稱“晚清第一詞人”。他“工詩，善書，間亦作畫。詩篇援筆立就，風調冠絕一時。偶撰戲詞，傳播婦孺之口”，蜀傳有“家有趙翁書，斯人才不俗”之諺。光緒十八年（25歲）高中進士，殿試列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應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國史館編修。

　　趙熙書法，字型秀逸挺拔，融諸家為一體，時人稱“榮縣趙字”。民國2年（1913），成都少城公園建立“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趙為書寫碑名於西南。偶亦作畫，喜山水小品，頗富詩情。

　　剛柔並舉，在趙熙書法中，形成了所謂“榮縣趙字”風格特色，這種風格特色從理論上分析，似乎很普遍，對很多書法作品都可以用這樣的字眼進行評價和概括。但究其實質，在這普通的字眼裡，蘊含著極為深邃的內涵。

　　任何一個書法家，其書法風格特色的形成，都與他人生經歷、思維方式、性格情結等分不開的。從以上對於趙熙粗略的瞭解與分析中，可以看出，趙熙既是一個性格思維極為活躍，同時又是一個相對保守、自戀的人。這種雙重的性格也導致了趙熙書法風格中的特殊性與獨特性，所謂“榮縣趙字”獨特的含義之產生也在於此。

　　趙熙書法是集古之大成，於宋元之前的書法大家幾乎都有涉及，且每學一家都能融合變化，來去自如，寫出自家新意，千年書壇唯見此人而已。餘中英在趙熙書法序中寫道：“先生書法，初出於顏趙，中年以後端莊勁重，上追唐賢，不規規於一家者，蓋由學問性情使然。”近人陳兼與稱其“書法最工，初為帖學，近小歐陽，後泛涉漢魏諸碑，於北魏之張猛龍，尤有入處。故所作峻整慄密，而又氣骨森張，近百年間，罕有與並”，陳兼與還說：“先生書札特精且勤，友朋有書必覆。或簡短數行，或連篇累牘。文字高古，有六朝人風格。而小行草筆精墨良，疏落有致，每令人愛不釋手，得之者珍如拱璧。簡札散佈人間頗多，有以學問商榷詩詞酬唱者，即素未識面，亦未嘗不予裁答。”這些都是真實中肯的評價。 趙熙學一家成一家，食古能化，化能融合，任取一家都已自成一體，然趙熙並不滿足於此，一生都在學習不同的風格，豐富著自己的書法，使自己的書法最終達到了秀逸樸厚、變化多端的藝術境界。

梁啟超是廣東人，他的書法初崇唐楷，後又主攻魏碑及漢代隸書，其北碑理論深受其師康有為影響。梁啟超的書法，屬於典型的學者書法，法度嚴謹，端莊清雅，雅俗共賞。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趙熙（1867——1948），字堯生、號香宋，四川榮縣人。蜀中五老七賢之一，世稱“晚清第一詞人”。他“工詩，善書，間亦作畫。詩篇援筆立就，風調冠絕一時。偶撰戲詞，傳播婦孺之口”，蜀傳有“家有趙翁書，斯人才不俗”之諺。光緒十八年（25歲）高中進士，殿試列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次年，應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國史館編修，轉官監察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