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戊戍變法是康梁與光緒的失敗，不能單單認為戊戌變法失敗了。

事實上慈禧對變法也是支援的，不然怎麼會有百日維新呢？但是康梁特別是康有為，想借變法，助光緒奪自已的權力。這一點令慈禧不能忍受。康梁刺殺失敗後，慈禧開始果斷反擊，屠殺異已勢力。

所以與其說戊戌變法失敗了，不如說戊戌變法只是一個手段，結果是光緒與康梁作繭自縛。戊戌變法該變的法也變了，算是成功吧，只是戊戌變法所變之法本就無法使中國富強。它推崇的是君主立憲制，而且是君權極重的君主立憲制，這根本救不了中國！國父孫中山能輕意推翻它，就是明證。康有為日後淪為保皇派已在反歷史程序了，也是明證。

康有為的戊戌變法是保皇派的變法，慈禧是贊同的，也變了，但救不了衰弱的大清！

個人認為即使沒有慈禧太后也很難成功，其實在當時的社會困境下，變法能夠覺醒民智已經算是很成功了，妄想透過一次紙面上的變法來實現強國無異於水中月鏡中花，變法勢必會觸碰到除皇帝君主以外的統治階級的利益！

不可能成功！幾個儒生而已，出過國嗎？精研過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了解西方的科技革命嗎？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建立在有一大批瞭解西方的人才並予以重用的基礎上的。光緒皇帝身邊沒有這種人，沒有對時代認識的高度對未來中國的展望，改革不可能成功！

老佛爺是有權威和震懾力的，老佛爺不干涉就等於默許，那戊戌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戊戌變法之後的庚子之變，對慈禧太后的觸動是最大的。三個朝廷重臣被八國聯軍抓去，在直隸總督大堂當眾宣佈死刑。隨後幾天之內，皇親貴胄大臣及其家屬無奈自殺的將近1800人。而庚子賠款更是達到了四億倆白銀。這可是大清八年的財政收入啊！

所以，後來慈禧太后實行了“清末新政”，就是君主立憲、議會、憲法、三權分立等等，其實就是戊戌變法那一套。因為是慈禧太后主持，就沒有哪個王公貴胄大臣敢公然出來反對。

本來，清末新政實施的時間表已經確定。但慈禧太后突然死亡，使中國社會失去了一次和平過渡到新時代的機會。

開篇明義，能成功！

如果慈禧提前十年真正退休而不是退而不休，或者乾脆提前十年掛了，那麼1898年的戊戌變法還是可以成功的。理由有如下四個：

但誰天生就是雄才大略？沒有慈禧和清廷宗族守舊派的阻撓，袁世凱這種漢族實權勢力的搖擺派勢必將靠攏光緒帝；改革中將會得利的工商階層是最堅定的支援派；工商階層的壯大將會解決部分失去土地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得益的貧民百姓也是支援的；士人階層中，除了八股腐儒，也早就恨透了綿延數十年的落後捱打，希冀於改變社會現狀，無疑也是持有歡迎變法的態度。

最牴觸變法的，是清朝宗室和八旗子民。光緒帝藉助袁世凱等人的漢族實權勢力，可以平衡他們的反噬力量，能為光緒爭取到足夠多的寶貴的試錯空間，但光緒帝不能在裁撤政府部門和保守官員的步子上邁得太大，保持好相對穩定的政府架構，發揮好輿論導向作用。

且不說二百多年前的光榮革命催生了近代化的君主立憲制度，單說近一些的君主立憲改革，1868年的日本明治維新和1871年德國統一後頒佈的《德意志帝國憲法》距離戊戌變法的時間不過二三十年，他們取得的成功經驗都可以借鑑，他們那邊新鮮出爐的失敗教訓也同樣可以吸取，為戊戌變法提供了珍貴的現實參照物。

說到經驗，肯定有人會置喙李提摩太和康有為的“中美英日合邦”一說太過挑戰當時的世界秩序，這種想法自然有些超前，但假如你瞭解現在的“五眼聯盟”的互動互通，仔細想想，李、康提議的超越時代的“四眼聯盟”的前景，未必是個壞方向。

除了對中國有領土野心的沙俄，其他歐美列強的態度無疑也是保證變法成功的基礎。事實上，英國和美國對中國缺乏領土野心，他們從一開始最關心的正是通商利益，一個以“工商立國”的中國更符合他們的需求。

甲午戰爭後的日本對清朝的態度也在發生有益的變化，一方面，他們需要時間去消化經營既得的北韓和臺灣，另一方面，日英同盟的結成和對沙俄的仇視使得他們對華領土的野心沒有那麼鮮明，哪怕做不成“四眼聯盟”，他們也的確很想拉攏清廷，一致對付北邊的兇鄰。

所以，才有的八國聯軍中日軍的“友善表現”，才有日俄戰爭中日軍的前赴後繼，才有的伊藤博文前來“支援”戊戌變法，才有日本國內的“東亞同文會”與中國漢族實權派的良性互動。

歷史當然容不得假設，但如果這種勢頭髮展下去，中日之間多一些互信，少一些誤判，形成某一種同盟關係，共同對付沙俄（日俄戰爭事實就是這樣做的），把沙俄勢力擠壓回歐洲的皆大歡喜的前景，未必很遙遠。

戊戌變法失敗兩年後，庚子國難降臨，慈禧太后那種狹隘守舊的“愛國主義”最終碰在了歷史發展的鐵板上，自從兩宮迴鑾後，慈禧也痛定思痛，開啟了清末新政。

仔細研究清末新政與戊戌變法的內容，你會發現，僅僅是短短兩三年後，清末新政的步子邁得比戊戌變法更大！不管是從機構改革、軍事改革、經濟改革還是教育改革，甚至是八旗裁撤後的出路等等，慈禧不僅全面支援，還硬是答應了君主立憲制度，要知道，這是戊戌變法時，光緒曾沒來得及同意康有為的不多的建議之一。

假如把清末新政提前幾年“合併”到戊戌變法時期，多給君主立憲制度幾年的預備時間，讓立憲派最終如願，清末的君主立憲制度能否發展成形，還真是不好說。清末新政下的清朝末年經濟增長率能連續突破10%，本身就證明拖垮清朝的並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民族矛盾（清朝早期誠然如此，但到了晚期，民族矛盾主要存在於革命黨人的宣傳之中），更不是屢戰屢敗的民黨，實際是一次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的鐵路國有化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