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他們從事的領域不同，這個不好比較。單從文學水準來看，王安石是古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世尊稱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文學水平可見一斑，司馬遷完成了《資治通鑑》，後世與《史記》相提並論，文學史學水平不相上下。作為政治家，司馬遷與王安石不是一個水平的，王安石對北宋社會矛盾看的飛常準，採取的對策---王安石變法，如果能更好實施，對後世的中華民族也是幸事，可惜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誓死抵制，使王安石變法功虧一簣。可見，司馬遷對社會的事一竅不通，跟別談眼光。

評價一個人首先看他(她)做了什麼事，及當時的心態和對社會的貢獻與未來的影響。

對比之下顯然王安石甩司馬光幾條街。

謝邀！王安石和司馬光都是北宋後期著名的政治家，又都是文學家。兩人各有千秋，王安石和司馬光先後擔任宰相，又彼此為政敵。歷史上有著名的王安石變法，後遭到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保守派的抵制而功敗垂成！在政治方面王安石的貢獻要大一些。在文學方面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而司馬光的歷史著作《資治通鑑》對後世統治者影響深遠。

王安石的貢獻是人類性的，他在十一世紀的改革中就提出了財富變數觀，社會財富不是定量的，可以透過提高社會財富解決中央財政收入。司馬光認為社會財富是定量不變的，官多取利，民就少利。

《資治通鑑》是專門給頂層治理天下看的。

司馬光是“不世之功臣，當世之罪臣”，為什麼怎麼說呢？“不世之功臣”指的是他寫了《資治通鑑》，作為千古兩司馬中的一司馬對於中國史學的貢獻是有目可睹的。這部書也為宋以後各代統治階級提供了治國理政參考讀本。確實是很牛！說他是“當世之罪臣”指的是北宋而言，作為保守派對於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徹底的否定，不顧宋朝國家社稷安危，為了自己集團的利益，確實很不高尚。這個例項我在之前的問答已經有所闡述，大家可以去了解下他上臺後推行的一系列的政策。這些都直接導致了後來金兵南下的快速性和北宋滅亡的可能性。雖然責任主要不在他，但也算是罪臣之一。或許司馬光至死也不會想到這樣的結果。說到王安石那就不得不提他的變法，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就是要改變宋朝的積貧積弱的現狀，而他確實也改變了這個現狀，他的“青苗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甲法”，“農田水利法”等確實使得北宋出現了富國強兵的現狀。而且王安石是一個理財專家，他的好多舉措對於今天來看都不過時。但是為什麼歷代會有那麼多人摸黑王安石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為正統思想找一個替罪羊，而王安石就是那個替罪羊。綜上來看，其實兩人都在當時歷史有重大影響，論貢獻司馬光主要在史學方面，因為他的《資治通鑑》，王安石主要在他的治國理政方面因為他的變法。

王安石和司馬光，古人貢獻的兩個典型：

中國自古"文史一家"，司馬光的光芒是寫史，王安石的成就在於文學。

若從文史一家的角度來看，兩人在文字方面的地位，是等價其高的，沒有誰高誰低之分。

只是王安石的名聲，好像要大點。在於王安石的文字裡，主觀感受、主觀色彩多一些，更喜聞樂見一些。

而思馬光的《資治通鑑》，講述了戰國初期到五代1300多年的歷史，透過寫史給後人以借鑑，體裁上更嚴肅一些。

自古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王安石的名聲大一點，絲毫不影響司馬光也是個偉大的歷史人物。

改革，這是兩個人的爭執點。改革嘛，就是對原來一些舊的東西革除，建立一些新的秩序。在這裡，兩個人又是矛盾對立的雙方，這裡沒說他們是敵對，因為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想大宋朝‘’富國強兵‘’。

理念是王安石先提出來的，但這也是司馬光的願望呀。

大宋朝當時的狀況是：國庫銀子太少，軍隊軟了吧唧沒有戰鬥力。

但是增加國庫銀子，提升部隊戰鬥力，你得有辦法呀，王安石就提出了一系列方法，如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等，實施起來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引起了社會的動盪，改革嘛，就是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反抗抵制是必然的。

王安石的辦法雖然激進了點，但是出發點絕對是好的。從王安石的出發點上來說，司馬光絕對是不反對的。

司馬光的意見是，要採取更穩妥、更踏實，更漸進的步驟向前邁進。

你說司馬光的意見有錯嗎？好像也很有道理。

但是，當時以及後世的人，都把王安石那幫人形容為改革派，把司馬光那幫人形容為保守派。

這麼說有毛病嗎？好像也沒毛病。

只是這一說，讓人產生了這麼一種印象：這兩個人是對立的，是不可調和的，是敵對的。

而實際上，確實形成了這樣的效果。

其實，王安石司馬光都是皇權堅定的維護者，他們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採取什麼樣的方式方法維護皇權，採用什麼手段來鞏固皇權，兩人在這兒有了分歧。

本來分歧是可以調和的，是可以協商的，畢竟朝廷重臣分成兩派，你讓基層的官員們怎麼去執行相關的政策，這不是逼著他們選邊兒站隊嗎？華人為官處事的中庸之道，讓這些官僚們也很難辦，幹也不是不幹也不是。

問題是，皇上或者有發言權的皇后，他選邊站啊!

這就麻煩了，這個皇帝當權，它讚賞王安石，那個皇帝當權，他又欣賞司馬光。

於是問題就大了，皇家不是鐵板一塊，它也左右搖晃，一朝君子一朝臣，皇上又多短命。於是大臣們上了船，管你王安石船，還是司馬光的船，都有些迷糊，因為掌舵的一會兒是這個皇上，一會兒是那個皇上，一會兒駕這條船，一會兒駕那條船，一會兒一個風向，讓坐船的這些大臣們都不知道，最終會駛向何方。

但是改革者需要立竿見影，但事情做了一半，又換了個皇上，他又要矯枉過正。而哪個皇上都認為自己是明君，都要乾點建功立業的事，福及百姓，讓後世景仰。

這個事情一個亂吶，其實從根本上說，國家幹一件大事兒，沒有達成一個廣泛的共識，並持之以恆，什麼事情都很難做成。

歷史上的改革都是激進的，如果不是激進的，而是小刀不快，慢慢拉那種，那就不叫改革，那叫調整。

但王安石的出現恰恰是以改革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只能是激進。

簡單點說，中國歷史上的改革，都是封建王朝對自己內部利益格局的調整，它好又咋地、壞又咋地，對老百姓來說，無非就是多吃一塊肉，少吃一塊肉的感覺。

你能說老百姓多吃一塊肉，就對你這個朝代歌功頌德嗎？你能說老百姓少吃一塊肉，就對你這個朝代深惡痛絕嗎？

所以，改革派和保守派無所謂對錯，就看掌權的統治者更需要哪一個。

顯而易見，當後世朝代需要改革時，就大力褒獎王安石；當後世朝代需要漸進調整時，就大力推崇司馬光。

歷史就沒有對與錯。就王安石與司馬光來說，歷史貢獻都大，因為他們是兩個可以借鑑的典型。

個人覺得司馬光雖然與王安石是一生的死對頭，甚至與王安石死了，司馬光還寫文章諷刺王安石。但是王安石於國於民都要強於司馬光，王安石變法斷斷續續影響北宋後期，甚至於哲宗皇帝不是死的突然，不至於讓向太后立了端王趙佶這個敗家子，簡王當政又是另一景象。而司馬光當時被主張變法的神宗貶到西京洛陽，十餘年間編寫資治通鑑那是國家支援，撥款立項的，只是司馬光支援編寫！與司馬遷以一人之力編寫史記是無可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