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發明是指中國古代對世界具有很大影響的四種發明.

　　即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印刷術.

　　四大發明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對世界文明發展史也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指出,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種發明已經在世界範圍內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況都改變了：第一種是在學術方面,第二種是在戰事方面,第三種是在航行方面；並由此又引起難以數計的變化來：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國、任何星辰對人類事務的影響都無過於這些機械性的發現了.”

　　馬克思評論：“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雖然沒有提到造紙術,但是正是它為印刷術的產生和推廣提供了必要條件.四大發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和造紙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中國之所以成為文明古國的標誌之一.古代,中國的科學技術在許多方面居於世界的前列.5世紀後的千餘年裡,歐洲處在封建社會之中.在這個漫長的時期裡,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在向前發展,而歐洲的科學技術卻停滯不前.只是到了十五、六世紀,由於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逐步形成,歐洲的近代自然科學才得以誕生.中國的四大發明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成為“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物質基礎：印刷術的出現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和受高等教育的狀況,便利了文化的傳播；火藥和火器的採用摧毀了封建城堡,幫助了資產階級去戰勝封建貴族；指南針傳到歐洲Nautilus的手裡,使他們有可能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為資產階級奠定了世界貿易和工場手工業發展的基礎.總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在人類科學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這些偉大的發明曾經影響並造福於全世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前進.

造紙

指南針

活字印刷術

使用火藥的明代火炮

四大發明是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一種觀點，是指古代中國的四種發明，一般是指造紙術、指南針、火藥及活字印刷術。為了搞清楚四大發明是不是科學，我們需要先看一下科學和發明的定義分別是什麼。

科學的定義：科學（英語：Science，希臘語：Επιστήμη）是透過經驗實證的方法，對現象（原來指自然現象，現泛指包括社會現象等現象）進行歸因的學科。科學活動所得的知識是條件明確的（不能模稜兩可或隨意解讀）、能經得起檢驗的，而且不能與任何適用範圍內的已知事實產生矛盾。科學原僅指對自然現象之規律的探索與總結，但人文學科也被越來越多地冠以“科學”之名。人們習慣根據研究物件的不同把科學劃分為不同的類別，傳統的自然科學主要有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地質學和天文學。邏輯學和數學的地位比較特殊，它們是其它一切科學的論證基礎和工具。科學在認識自然的不同層面上設法解決各種具體的問題，強調預測結果的具體性和可證偽性，這有別於空泛的哲學。科學也不等同於尋求絕對無誤的真理，而是在現有基礎上，摸索式地不斷接近真理。故科學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偏差的糾正史。因此“科學”本身要求對理論要保持一定的懷疑性，因此它絕不是“正確”的同義詞。

而發明的定義是：發明是一種獨特的的、創新的有形或無形物，或是指其開發的過程。可以是指對機械、裝置、產品、概念、制度的創新或改進。

因而，發明與科學雖然都強調創新，但是科學強調的是認識世界的一整套邏輯和方法，因而與主要是以改變人類生活的實物或概念的開發過程有很大的區別。因而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不能算科學，只能算技術。

如果拿目前的科學標準來看，有些人認為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畢竟現代科學起源於西方，這其中也涉及到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李約瑟之問，或者說李約瑟難題。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正式提出一個問題：“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197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博爾丁稱之為李約瑟難題。

進而很多人會質問“中國近代科學為什麼落後”、“中國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等問題。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從另外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古代的科學和技術，他們主張不應該用現代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的科學。

現在回答問題本身，四大發明是不是科學？

當然，這需要首先來考察一下什麼是科學，但是這不免又一次落入對科學的界定，而這種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也是起源於西方的體系。

在中文裡，科學”一詞由近代日本學界初用於對譯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它歐洲語言中的相應詞彙，歐洲語言中該詞來源於拉丁文“Scientia”，意為“知識”、“學問”，在近代側重關於自然的學問。而科學是指一個建立在可檢驗的解釋和對客觀事物的形式、組織等進行預測的有序的知識的系統。

所以從這個界定來看，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不能歸為科學，它應該是技術。技術是被髮明出來的，而科學只能是發現出來的。

實際上，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出版過一本圖書，題目是《中國古代重要科技發明創造》，書中除了列出的四大發明之外，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技術。當然從書名來看，我們就能體會到這些發明技術並沒有被列入科學的範疇，而是技術的範圍。

先引用百度百科，關於科學的定義。

科學，分科而學的意思，後指將各種知識透過細化分類（如數學、物理、化學等）研究，形成逐漸完整的知識體系。它是關於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學問，它是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

所以，這就很好解釋了。尤其是這一句，“它是關於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學問”，所以很顯然，四大發明當然算科學。

而且我可以這樣說，人類對火的發現（對鑽木取火的發明，對運用火來取暖、烹飪等的實踐），以及人類對語言和文字的發明，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兩個科學技術突破。

而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當然有。四大發明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華人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東西多了去了。我這裡從頭開始，重點提幾個。

一，漢字。漢字是世界主要幾種語言中為數不多的表意文字（絕大多數主流語言用的都是表音文字，比如阿拉伯文為基礎的各種語言的文字，比如拉丁文為源頭的歐洲語言的文字，都是表音文字）。

而且漢字是始終在傳承和發展的很古老的一種文字，像日文、韓文、越南文、滿文、蒙古文，這些歷史都很短。短的只有一百來年，長的也不過一千多年。而漢字的歷史，起碼從甲骨文開始，甚至是更早的骨刻文。

至於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優劣。不同立場就有不同看法。但表音文字的優點是會口語，就會書寫。而表意文字，則是知道字意，詞意就可以理解個大概。

漢語詞彙絕大多數都可以望文生義。比如，佛字。華人專門為了佛教而創造的漢字，從文字結構來說，佛就是悟道的人。（佛教不是一神教，並不信奉超自然超世俗的神。而佛教重視的是坐禪悟道。所以才有了這句佛教的名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歹徒放下屠刀能成神嗎？不能，但可以成佛。因為佛本來就是感悟道理的人，歹徒放下了屠刀，不再傷害他人，就是一種感悟）

同樣的文字，還有仙。山人，仙也。居於山中（不食人間煙火）的人，當然可以是仙。仙也不是神，一種超脫境界的人而已。當然，望文生義，不一定準確。畢竟隨著漢字的使用，很多文字有了很多引申意，也有可能混淆改變了本意。但造字的時候卻確定了文字的原意，佛、仙都是人字旁，都是人（中國古人有想成仙的，有想成佛的，但哪有想成神的？）。

再比如通天徹地還能貫通中間，這就是王。直立行走，這就是人。張開的嘴巴，並有向上翹起的兩個嘴角（甲骨文到小篆），這就是口。而說話不偏不倚，這就是中。說話不偏不倚還執筆（篆刀）記下來，這就是史。

所以，漢字是一個很偉大的發明和創造。雖然文字有很深的民族性和國家屬性。但漢字絕對對華人來說是漢文化不斷傳承的中流砥柱。而從口、中、史三字的結構組成，我也可以論證漢字有嚴謹的科學性。

二，漢姓。或者說中國姓氏。

中國姓氏歷史，甚至比中國的文字歷史還要早。因為中國的成文史（信史）最早也就是《春秋》和《竹書紀年》但包括商朝到春秋的半信史階段。和商朝之前的傳說史階段。中國古人能千古留名的。都是有姓氏的。比如黃帝，姬姓，軒轅氏、有熊氏…。炎帝，姜姓，神農氏、連山氏…。而中國的文字歷史無論是有待確定的骨刻文還是甲骨文。都沒有炎黃的歷史要早。

文字的首要使命是給部落、族群、首領（帝王）服務的。既然炎黃時期就有姓還有氏，那麼當時有文字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無非是沒有具體的文物佐證而已。

而已知的世界各個民族，絕大部分民族的姓氏歷史都沒有中國姓氏歷史長。而中國的姓氏不僅僅是姓氏。還是一個很基礎的社會制度（這放在炎黃時期和史前更是重大的制度突破）。

姓，女生也。最初姓的目的是在群婚走婚階段確定母系血緣的，是為了防止近親結婚的。尤其是透過分子人類學可以佐證，中國漢族主體基因就是O3，有極少數老亞洲人基因C，但沒有另一個老亞洲人基因D，甚至漢族幾乎沒有O2b（漢族只有0.5%，而日韓卻都有1/3的O2b基因）這就論證了一個問題。因為姓氏（制度），首先因為姓來防止了近親結婚，提升了群體素質。並在近親結婚易出低能兒的恐慌下提高了侵略和征服的慾望。所以漢人的祖先（O3族群）驅逐了C和D基因（遊牧民族基本都有C基因，五胡亂華之後C基因開始融入漢族，只不過至今比例很低。而D基因則是藏族的D1和日本和族34.5%的D2），甚至驅逐了同源的O2b（日韓都有31.5%）基因。

而分子人類學，是當代科學。古人則是另一套科學，姓氏這個科學的制度。再簡單說一下氏，雖然秦始皇之後姓氏合一。但最起碼炎黃到秦始皇之間是姓氏不同的。姓以別婚姻（防止近親結婚），氏以別貴賤（確定地位不同）。而姓是原始社會、母系社會的典型產物。而氏的出現則代表了華夏進入了父系社會和階級社會。其中氏的來源有發明（如軒轅氏、張氏）有創新（如神農氏），也有爵位和官職（如王、公、侯。司馬、司徒），氏的出現又鼓勵了發明創新和軍功，進一步提升了華夏祖先的擴張能力和擴張成果。

所以姓氏（制度）對於華人來說是一個具有很高科學性的發明和創新。

三，科舉制度。

之前在別的答主的回答後面我也提到了科舉制度。他居然問科舉制度有什麼用。如果他不是無知，只能是刻意貶低中華了。科舉制度，是官員選拔上的一大創新。雖然漢朝到隋朝之間也有諫舉制度和查舉制度，但都很難避免世襲的問題。官員的世襲，降低了人民的競爭意識。要麼世代為官，要麼世代工農商。而科舉制度的出現，很大的提升了一國之內的競爭意識，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而且科舉制度，是中國首創。而且也流傳到歐洲，影響了歐洲的發展。而且歐洲人也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四大發明之外的第五大發明。現代西方國家文官考試製度就是對中國科舉制度的借鑑和發展。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都對科舉制度所體現的平等和公平原則驚歎和折服。美國漢學家卜徳在《中國思想西入考》一書中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贈予西方的最珍貴的知識禮物”。

話題略大，到此為止。反正，中國古代的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科學是很多的。比如在軍事武器上，馬蹬、火炮、火槍、地雷、水雷等。都是中國的首創發明。只不過元明清三朝，近七百年的時間，長期處於大一統階段，降低了國家的競爭意識。而比如科舉制度隋唐時期就傳入了北韓、越南、日本等東亞國家。也傳入了歐洲。甚至因為匈奴、突厥、蒙古的西征。中國的武器技術被這些遊牧民族傳入了歐洲。而歐洲又長期處於分裂階段，擁有一直存在的競爭意識。所以歐洲因為競爭而逐漸強大。中國因為元明清三朝近七百年的大一統（尤其是明清的某些錯誤政策）而逐漸因為失去競爭意識而落後。

所以，中國錯過了地理大發現，錯過了全球擴張，也錯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蒸汽技術），差點錯過第二次工業革命（電力技術）。但中國沒有錯過第三次工業革命（資訊科技），甚至要引領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慧、清潔能源、無人控制技術、量子資訊科技和生物技術等全新的技術革命）。

我對中國的未來，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充滿信心！中國古代有對全人類和對華人自己非常重要的諸多科學技術制度的發明創新。中國未來也必然會有更多有利於華人和世界的科學技術突破！華人早就已經確定，科技是第一生產力！

四大發明是不是科學？首先，答案是肯定的。四大發明肯定是科學！

其次，區分科學、科技、傳統科技、近代科技！

科學是指關於發現、發明、創造、實踐的學問，是關於人類探索研究感悟宇宙萬物變化規律的知識體系的總稱(科學是科學思想、自然法則和知識體系)，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

科技是指科學＋技術。倆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互影響，難以截然分開。第一次工業革命，科學與技術尚未真正結合；第二次工業革命，科學與技術開始真正緊密結合；第三次科技革命，科學與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速度大為加快。科技就是第一生產力！

傳統科技與近代科技。傳統科技是指與古代經濟發展，特別是小農經濟相適應的科學技術。如天文曆法、數學、農學、醫學等。近代科技是指與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科學技術，包括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傳統科技是經驗科學，近代科技是實驗科學。特別是後者，講究實驗、實證、強調邏輯推理，理論總結，能重複再現。

中國在傳統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以前，始終走在世界的前列，而近代科技卻遠遠落後於西方！

中國傳統科技的輝煌就包括四大發明，造紙術、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其中，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在宋元時期都有了重大改進發展並傳入歐洲，對歐洲的社會轉型起了重要的歷史作用。

科學技術能否轉化為生產力，產生社會效益，取決於社會環境！！！

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會不會發展為現代科學？》，地址是http://www.toutiao.com/i6471374945266958861/ ，拋磚引玉，和朋友們探討。

“四大發明”一直就有爭議，“爭第一”可以說是產生爭議的一個癥結點。華人四大發明的發明權，雖然遇到一點點挑戰，但基本上還是穩固的。對這四個偉大發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是華人的驕傲。

我們從小受教育，對四大發明都很熟悉，也一直將它們當做中國的榮光。但另一方面，對四大發明的爭議和批評也很多。這些批評有的很誇張，情緒比較激烈。所以四大發明值得我們略加討論。

四大發明最早出現在培根的《新工具》裡，只有三大發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沒有造紙。培根說這三項發明改變了世界歷史，但他並沒說這三項發明是誰做出來的。他認為這些發明的來歷是不清楚的。稍後馬克思基本上承襲了培根的說法，也是說三大發明，馬克思說火藥把騎士的城堡炸得粉碎，指南針造成了地理大發現，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最後成為改變這個世界的槓桿。但是馬克思也沒有把這三個發明歸於中國。

從三大發明變成四大發明，最初是來華的耶穌會士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他把造紙放了進去。最大的功勞要歸李約瑟，他大力讚美和強調這四大發明是華人做出的貢獻。李約瑟長期研究中國科學史，不斷稱頌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他被視為“華人民的偉大朋友”。四大發明透過李約瑟提倡之後，進入了我們的教科書。

對四大發明的質疑中，部分有道理，部分屬於情緒化

有關四大發明的爭議中，聽上去最有顛覆性的一條是：今天全世界用的都是黃色炸藥，而華人所發明的火藥是黑火藥，這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列，那些反對四大發明中關於中國發明火藥的人就揪住這一點不放。雖然宋朝沈括在《夢溪筆談》裡記載了畢昇的活字印刷術，但是既無實物傳世，也未能推廣。批評四大發明的人就抓住這一點，說畢昇的活字即使是真的，也是不能商業化的，甚至懷疑它的真實性。20世紀70年代在中國陝西灞橋發現了一些 “紙”有些人堅持認為那是紙，於是所謂“灞橋紙”變成一個爭議的問題。

另一個爭議的問題是指南針，這又和司南及水、旱羅盤聯絡在一起。提出爭議的人質疑：中國古代到底是真的發明了指南針，還是隻不過發現了地磁現象？另外關於水羅盤、旱羅盤的爭議也相當多。有些人認為，旱羅盤是西方人發明的，水羅盤可能是華人發明的，但是也有爭議。這一系列爭議的源頭是司南。而司南有一個致命弱點，即只有古代記載，卻至今沒有人能用天然磁石將它複製出來。

我們應該承認，這些批評裡有一部分是有道理的。但是許多爭論都是情緒化的，要挺四大發明，可以挺到極端；要批四大發明，也可以批到極端。這兩個極端，是從夜郎自大到虛無憤青。而我們現在要做的，則是心平氣和地來考察這些爭議。

黑火藥是北宋軍隊標準裝備，傳到歐洲將城堡炸得粉碎

古代華人發明的火藥，是用硫磺、硝石和碳按照一定配比混合成的黑火藥。這從唐代一些煉丹文獻裡就可以看到，最初它很可能是煉丹家無意中發現的。這裡最重要的一個年份是公元1044年，這年北宋編纂了《武經總要》——類似當時北宋國家軍隊武器裝備的標準教科書，書中出現了三個黑火藥的配方。這表明至少到公元1044年，火藥已經成為北宋軍隊的一項標準裝備。

企圖動搖華人在火藥上的發明權有兩條路徑：一條是試圖從西方古代文獻中找到一些比北宋更早的火藥記錄，另一條是糾纏黑火藥和黃色炸藥的區別。

第一條路徑上，爭奪黑火藥發明權的大致有這樣四個候選者：希臘火、海之火、印度和培根。這裡我們先要區別燃燒劑和火藥。燃燒劑在燃燒時需要外界供給氧氣，而火藥本質上是一種“自供氧燃燒”，即火藥本身能夠提供氧。在黑火藥中，硝石就是用來提供氧的。上面四個候選者中的希臘火、海之火，確實有年代很早的記載，希臘人和拜占庭軍隊曾用它們焚燒敵艦，但它們都是燃燒劑，所以實際上沒有資格與黑火藥競爭。第三個競爭者是印度，但是比較權威的觀點認為，印度直到13世紀還沒有火藥，最早在印度出現的火藥實際上是元朝軍隊遺落在那裡的。所以印度作為爭奪黑火藥發明權的候選者是比較弱的一個。最有趣的是13世紀的著名學者羅傑爾·培根（RogerBacon，1214～1294）。一些西方人認為培根已經發明瞭黑火藥，他們的依據是，據說在培根的著作裡有一個用隱語寫成的黑火藥配方。西方有人把這個隱語透過調整字母順序，甚至新增字母的方式，“釋讀”成了一個黑火藥配方。但是這種“釋讀”方法本身就站不住腳，況且即便培根真有這樣一個黑火藥配方，也在《武經總要》之後兩百多年，所以培根仍然不能爭奪黑火藥的發明權。

既然可以確認黑火藥是華人發明的，那麼我們再來解決黑火藥和黃色炸藥的問題。

今天全世界用的炸藥都屬於黃色炸藥系統。黃色炸藥來源於公元1771年發明的苦味酸，最初是作為染料的，後來發現這種黃色染料有很強的爆炸性質，1885年法國第一次將它用於軍事用途，裝填在炮彈裡作為炸藥。這樣一來，問題就很清楚了：當年馬克思說火藥把騎士的城堡炸得粉碎，顯然不是說1885年之後的事情，起碼在17世紀就已經發生了。那是被什麼炸碎的呢？當然是被華人發明的黑火藥炸碎的。

至於黑火藥向西方的傳播，恩格斯的論斷比較可信。恩格斯對軍事史有興趣，他總結出火藥西傳的路徑：從中國到印度，再從印度到阿拉伯，然後從阿拉伯到歐洲。在這個過程中，歐洲騎士的城堡被黑火藥炸得粉碎。因此華人發明的黑火藥確實改變了世界歷史。

東漢蔡倫發明造紙已是定論，包含了對紙的傳統定義

本來我們都知道東漢的宦官蔡倫發明了一種造紙的方法，其法簡單經濟，這一直是被作為定論的。許多西方學者也贊成這一定論。在這個定論裡，包含了對紙的傳統定義。

為何提出“灞橋紙”是自尋煩惱呢？因為將這些近似爛棉絮的、最大隻有巴掌大小而且沒有書寫證據的東西稱為紙，實際上就降低了紙的技術標準，放寬了對紙的定義。此舉帶來的後果，則是中國在造紙上的發明優先權反而有可能喪失！

為什麼呢？如果允許放寬對紙的定義，那如何對待埃及的紙莎草紙？紙莎草紙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了。而且今天在世界各大博物館裡藏了很多紙莎草紙的作品，上面有顏色鮮豔的圖畫和文字。如果執意要把灞橋發現的絮狀物說成紙，那古埃及那些有大量圖畫文字在上面的、用植物纖維做成的紙莎草紙，能說它不是紙嗎？而一承認埃及的紙莎草紙也是紙，那中國的造紙發明優先權就喪失了——紙莎草紙比蔡倫造紙早了3000年。

華人發明了指南針還是地磁現象，與司南能否復原有關

中國關於指南針的歷史文獻記載是相當晚的，但一講司南，我們就把它的歷史提前到先秦。許多人甚至在《韓非子》中找到了證據，認為戰國時期就有司南了。司南的標準圖案（一個天然磁石做的湯匙）在小學課本里就有。但是迄今並未發現任何古代的司南實物，這個圖案實際上是王振鐸在20世紀40年代假想出來的。該圖案後來上了1953年的紀念郵票，於是成為定論：華人在戰國時代發明了司南。當年王振鐸的報告說他已經用天然磁石複製成功司南，但是這具司南從來沒人見過，至今下落不明。現在博物館中陳列的司南，通常都是合金製造的，並用電磁線圈對它充過磁，這樣才能夠指南。這樣的陳列品不能稱為複製。

涉及司南的最早文獻是 《韓非子·有度》，但從上下文來看，其中所說的司南並不是指一個器具，而是類似於我們說的“規矩”、“法度”這樣的意思。已經有人寫論文詳細分析了中國古代大量文獻中出現的“司南”字樣，其中有很大的比例並不是指能夠指南的器具。要證實先秦時代就有司南，只有兩條路徑：一、發現一個古代司南實物，而且這個實物是天然磁石的，並且能夠指南；二、用天然磁石複製出一個真正能夠指南的司南。既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實物和複製品，那麼司南迄今仍然只是一個神話。

為什麼有很多人願意維持司南這個神話呢？因為司南這個神話和指南針的發明權有很大關係。有人認為華人只不過發現了地磁現象，這和發明指南針還有距離；而如果我們戰國時代就發明了司南，那就能保障我們在指南針上的發明優先權。

中國雕版印刷優先權不動搖

培根和馬克思說的三大發明裡面有印刷術，印刷術包括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雕版印刷比較簡單，就是讓刻工在一塊木板上，把我們要的文字或圖案雕出來。印刷的時候在這個木板上刷油墨，然後把它印到紙上。古代的雕版印刷都是這麼印的。通常我們認為現藏大英博物館的公元868年王玠印造的《金剛經》是雕版印刷最早的實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華人在公元868年才學會雕版印刷，應該在這之前就會了。

活字印刷就比較複雜了。宋代沈括《夢溪筆談》裡記載了畢昇用泥燒成活字，能夠用來印刷。但這只是一個記載，既沒有泥活字的實物傳下來，也沒有用這個泥活字印刷的東西傳下來。這個記載是不是可信？說實話也不是100%可信，但是我個人覺得它有80%可信。不過當時這個泥活字並沒有得到推廣，也沒有關於畢昇用泥活字賺錢致富的記載。從畢昇往後900年，中國的絕大部分書籍仍然都是用雕版印刷的。這說明泥活字沒有能夠在商業上取代雕版印刷。在泥活字之後又發明了木活字和金屬活字，這兩種活字也被嘗試過。但是這些活字都沒有商業價值。

爭奪華人的印刷術發明權最厲害的是南韓。南韓人的做法分兩步，第一步是爭奪雕版印刷的發明權，如果這個被他們爭奪到了，整個印刷術的發明權就是他們的了，他們就可以說“南韓發明了印刷術”，那四大發明中的一個就變成南韓的了。

1966年在南韓一個廟裡面發現了一卷《陀羅尼經咒》，這是一份漢字的雕版印刷品。它的年代比剛才我們說的王玠印造《金剛經》的公元868年要早。這個《陀羅尼經咒》印刷的年代，可以肯定是在公元704～751年之間。因為公元704年這個《陀羅尼經咒》才被譯成漢文，而公元751年是南韓這個廟落成的年份，這個東西是在廟落成之前埋下的，所以可以確信是公元751年之前。於是南韓人在世界上造輿論，說他們發現的《陀羅尼經咒》比大英博物館藏《金剛經》要早。

但是南韓人完全迴避了一個非常致命的問題——這卷《陀羅尼經咒》是從哪裡來的？在當時，日本和北韓半島諸國都非常流行從中國進口佛經、書籍之類的東西，這些東西被當做珍貴的文化禮物。因此很多西方研究雕版印刷的專家都認為，這個《陀羅尼經咒》是在中國印刷了以後，送到北韓去的。因為當時這個廟落成的時候會需要這樣的禮物，這個《陀羅尼經咒》就是從大唐搞來的。這個《陀羅尼經咒》上面有幾個漢字，是武則天時代所用的特殊漢字。因此現代大部分中國學者和那些研究雕版印刷的西方學者認為，這卷《陀羅尼經咒》是在中國印刷了以後送到北韓去的。所以它的發現仍然不能動搖中國的雕版印刷發明權，相反還提早了中國雕版印刷術的實物年代。

當然這樣的解釋也不能說有100%的說服力，因為現在既沒有這卷《陀羅尼經咒》來自中國的直接證據，也沒有它是在北韓當地印刷的證據。所以學術界認為，南韓發現的這個《陀羅尼經咒》，並不能顛覆華人在雕版印刷術上的發明權。但是他們確實也提出了一點點挑戰，儘管這沒有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

南韓有“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金屬活字上或有優先權

但是下面一件事情南韓人確實得分了。2001年6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在南韓清州發現的《白雲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印刷於公元1377年）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由南韓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承認北韓人在金屬活字上具有世界第一的發明權。當然這並未動搖中國在印刷術上的發明權，但是南韓得到了金屬活字上的優先權。因為北韓人確實非常熱衷於鑄造金屬活字，他們用金屬活字印了大量的書，所以在金屬活字上可能他們是有優先權的。

現在的情形是，南韓人企圖爭奪中國的雕版印刷術發明權，不太成功但也有一點小進展。在活字印刷上，他們要超過畢昇做不到。但是在金屬活字印刷上，他們佔了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他們比中國的金屬活字印刷要早。

為什麼畢昇所發明的泥活字，以及後來的木活字和銅活字都不能推廣呢？直到現代西方的印刷術傳入之後，中國的雕版印刷才廢棄呢？在歐洲，古登堡在15世紀發明金屬活字，很快被商業化推廣了。而中國的活字印刷為什麼這麼難推廣？這是因為中文和西文之間確實有著一些根本的差別：

第一點是前期投入。以英文為例，26個字母，加上數字、標點符號等等，做一套只需要幾十個不同字元（當然需要大量複本）。但漢字不是這樣，在古代有幾萬個漢字，就是今天在簡體字普及之後，常用漢字也有幾千個。也就是說，造一套西文字成本很小，但要造幾萬個不同漢字（同樣需要大量複本），造一套字就非常昂貴。古代的活字都是官方或者是皇家來製造（北韓的金屬活字也是如此），就是因為它需要很大的投入。其次是對員工素質的要求。古代中文的活字印刷，排字工人必須是一個認識幾萬個漢字的人，但是西文的排版工人甚至可以是一個不識字的人，因為它一共只有幾十個符號。所以在現代印刷術發明之前，漢字沒有優勢；現代印刷術發明之後很久，漢字仍然沒有優勢。只有到了電腦時代，漢字的春天才真正開始了。如今中文和西文相比，在排版、印刷方面的劣勢已經完全消失。今天中文打字可以比西文打字更快。

華人四大發明的發明權，雖然遇到一點點挑戰，但基本上還是穩固的。對這四個偉大發明，我們仍然可以認為是華人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