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清廷宣佈退位後，在之後的一段時期裡，很多旗人紛紛改換漢姓，一時蔚然成風。

這一現象的出現，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旗人漢化已久，早在乾隆中後期，旗人能夠讀寫滿文的已經很少（除了少數皇室貴族和高層），而大體接受了漢文化。

事實上，在這一時期就有旗人官員附庸風雅而改用漢姓，比如有個鈕鈷祿氏的官員對外自稱郎姓（鈕鈷祿的本意是“狼”），因此而遭到乾隆的痛斥。

二是辛亥革命時，一些地方發生了衝擊甚至大肆殺戮旗人的現象，比如在武昌，數百名旗人被殺，在西安更是發生了屠城事件，旗人遇害者有數萬人之多。

再如太原、南京等地，都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在此恐懼心理下，很多旗人（尤其是外地駐防旗人）紛紛改用漢服，改用漢姓，以此避禍。

三是民國年後，因為革命風氣的影響，旗人地位一落千丈，很多地方有清算老賬的不當做法，有些地方或職位故意排擠旗人，對旗人非常不友好。

而因為歷史的原因，旗人除了當兵派差外不能從事他業，但清廷覆亡後，舊日的俸祿（即所謂鐵桿莊稼）不復再有，旗人不得不自謀生計。

在被社會排斥的情況下，很多旗人為了生存而不得不隱藏自己的身份，並主動將自己改姓改名，以尋求可能的就業機會。

好在清末民國時，旗人和漢人基本沒有什麼大的差異，尤其在語言方面，基本都是說漢話，所以這次的民族融合還是相對順利的。

最終，不到三十年的時間，昔日的旗人群體也很快融入了整個社會，最終泯然眾矣。

題主提的問題首先不確切，滿族人改漢姓並不是在清朝滅亡後開始的。

先說說清朝前期的金人改漢姓問題。

女真人改漢字姓是有一個歷史漸進的過程，一般說來，金初興之時，改漢姓的情況較少，至金中期隨著女真人口的流動加劇，各族人民間的接觸頻繁，自然融合的趨勢增大，因而互相之間通婚現象增多，改漢姓說漢話已成為一種自然趨勢。因而改漢姓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卻一度遭到金統治者的限制。金世宗完顏雍和章宗完顏璟曾先後四次下令嚴禁女真人著漢裝，說漢話，改漢姓，其用意是保護女真風俗，維持和鞏固其統治，惟恐女真人向漢人學習，防範各族人民間的來往和融合。金世宗在大定十三年(1173)五月和大定二十七年十二月曾兩次下詔禁女真人不得改為漢姓，犯者抵罪。《金史·輿服志》則更具體：“初女真人不得改為漢姓，違者杖八十，編為永制。” 章宗也曾兩次下詔，明昌二年(1191)十一月，“制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譯為漢字(姓)”，另外泰和七年九月“敕女真人不得改為漢姓。”金統治者三十餘年間禁令屢申，充分表明民間自動改漢姓者已不在少數，已經達到禁令所不能禁止的趨勢和程度。這些都無可爭辯地說明了，女真人進入遼宋地區以後，由於人民之間的接觸來往，習染漢俗，一些女真人改稱漢姓，已成事實，這是客觀的事實和趨勢。這說明各族間自然融合符合歷史發展規律，是一種社會進步現象，強行阻止是很困難的。

下面再說說元代：

在姓氏稱謂上，元代不僅有少數族群的漢化，也存在著漢族“胡化”(主要是蒙化)的現象。元代漢人取蒙古名字的事例非常普遍，清代史學家趙翼就已注意到“元漢人多作蒙古名”；今天學者對此也已經有了較為細緻的研究。李治安教授指出，元代漢人使用蒙古名的動機主要有兩點。第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冒充蒙古人，或者以此拉近與蒙古當政者的心理距離，藉此求得仕途通達。按照元代制度，作為正官的各級“達魯花赤”，只能由蒙古或色目人擔任，而漢族官員中頗有改用蒙古名字冒襲達魯花赤的事例，僅在從大德八年(1304)到延佑三年(1316)的十二年裡，元政府就先後三次予以申禁。元代漢族官員及其親屬當中採用蒙古名字的例子極為普遍，李治安教授已經給出了上百個例證，這裡還可以補充兩個典型的案例。一個是生於南宋淳佑九年(1249)的徽州人陳龍(入元后仕至清湘縣主簿)，其長子即取名“伯顏”，與威名赫赫的蒙古滅宋統帥伯顏(Bayan，1236—1295，意思為“富”)同名，其孫輩中更有以“忽都”(Khudu)、“察都”為名者，其家族很早就在名字上顯示出蒙古化的傾向。而一時流風所至，甚至連“聖裔”也未能免俗。河北沙河縣人孔天鐸系“聖人之裔”，其曾孫卻名為“塔識不花”，任蒙古字學教授。這兩個事例中的主人公，一位是由宋入元的南人，一位是被視作漢族文化標誌的孔裔，但在事關族源氏系的名字稱謂上，卻沒有表現出後人想象中的文化矜持，都輕而易舉地接受了外來統治民族的影響。

可以看出，在更換統治階層後，採用更能順應當時形勢，有利於生存的姓氏稱謂是每個朝代都存在的現象。

清代八旗人物，他們雖然各有姓氏，但習慣上以名之首字相稱，即民間俗稱“以名代姓”，原本姓氏僅在正式履歷中才予以註明。

福陵七品官那丹珠，漢族即稱為那大人，但其並非姓那，而姓覺爾察氏。杭州將軍常恩，人們雖稱其常將軍，但不姓常，而姓富察氏。大學士瑞麟，人稱其瑞中堂，他兒子懷塔布任禮部尚書，叫他懷尚書，人們早如此稱謂，父既不姓瑞，子也不姓懷，而父子本姓葉赫那拉氏。

據《遼陽滿族烏蘇氏家譜》（P6、7）載：從康熙初年，烏蘇氏九世祖開始滿漢通婚。穆成額或富岱之庶妻（即小夫人）多為漢族人（含漢八旗旗人）。從十世祖以後娶漢族人為妻者，逐漸增多。滿漢習俗開始融合，相互同化。在康熙年間曾有想逐漸改滿姓烏蘇氏為漢姓吳，結果未實現。其後裔在清代初中期，仍按滿俗命名。道光年間，經宗支共議，從十五代開始改滿姓烏蘇氏為漢姓穆。也有其他分支取先祖名字首字為姓的情況。

我們從《北京戒臺寺石刻》“左安門茶豆結緣齋僧聖會碑”中可以看出，部分八旗人物已經採用了漢姓。該碑立於乾隆八年，其中有“孫公元，廂黃旗”、“白玉臺，正藍旗”等，可見八旗人物採用漢姓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我們對此的一種估計是八旗人物的姓氏採用了一套“雙軌制”，既有原滿清的氏姓，又採用了利於與漢人溝通的漢姓。

所以說，清朝滅亡滿族才改漢姓的說法是不確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