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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籍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土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鎮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雲。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櫱,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餘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餘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日:先生數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哉?譯 文徐渭,表字文長,是山陰生員,聲名很盛,薛公蕙作浙江試官時,對他的才華感到震驚,視之為國士。然而他命運不佳,屢次應試屢次落第。中丞胡公宗憲聽說後,把他聘作幕僚。文長每次參見胡公,總是身著葛布長衫,頭戴烏巾,揮灑自如,了無顧忌地談論天下大事,胡公聽後十分歡喜。當時胡公統率著幾支軍隊,威鎮東南沿海,部下將士在他面前,總是側身緩步,跪下回話,不敢仰視。而文長以帳下一生員對胡公的態度卻如此高傲,好議論的人把他比作劉真長、杜少陵一流人物。恰逢胡公獵得一頭白鹿,以為祥瑞,囑託文長作賀表,表文奏上後,世宗皇帝很滿意。胡公是以更加器重文長,所有疏奏計簿都交他辦理。文長深信自己才智過人,好出奇制勝,所談論的用兵方略往往切中肯綮。他恃才傲物,覺得世間的事物沒有能入他眼目的,然而卻總是沒有機會一層身手。文長既然不得志,不被當道看重,於是乃放浪形骸,肆意狂飲,縱情山水。他遊歷了山東(齊魯)、河北(燕趙),又飽覽了塞外大漠。他所見的山如奔馬、海浪壁立、胡沙滿天和雷霆千里的景象,風雨交鳴的聲音和奇木異樹的形狀,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華熱鬧,以及奇人異士、怪魚珍鳥,所有前所未見,令人驚愕的自然和人文景觀,他都一一化入了詩中。他胸中一直鬱結著強烈的不平奮爭精神和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悲涼。所以他的詩有時怒罵,有時嬉笑,有時如山洪奔流於峽谷,發出轟雷般的濤聲,有時如春芽破土,充滿蓬勃的生機。有時他的詩像寡婦深夜的哭聲那樣淒厲,有時像逆旅行客衝寒啟程那樣無奈。雖然他詩作的格調,有時比較卑下,但是匠心獨運,有大氣象和超人的氣概。那種如以色事人的女子一般媚俗的詩作是難以望其項背的。徐文長於為文之道有真知卓見,他的文章氣象沉著而法度精嚴,他不為默守成規而壓抑自己的才華和創造力,也不漫無節制地放縱議論以致傷害文章的嚴謹理路,真是韓愈、曾鞏一流的文章家。徐文長志趣高雅,不與時俗合調,對當時的所謂文壇領袖,他一概加以憤怒的抨擊,所以他的文字沒人推重,名氣也只侷限在家鄉浙江一帶,這實在令人為之悲哀!文長喜好書法,他用筆奔放有如他的詩,在蒼勁豪邁中另具一種嫵媚的姿態躍然紙上,歐陽公所謂的美人遲暮另具一種韻味的說法,可用之於形容文長的書法。文長以詩、文、書法修養的餘緒,涉筆成花鳥畫,也都超逸有情致。後來,文長因疑忌誤殺他的繼室妻子而下獄定死罪,張元汴太史極力營救,方得出獄。晚年的徐文長對世道愈加憤恨不平,於是有意作出一種更為狂放的樣子,達官名士登門拜訪,他時常會拒絕不見。他又經常帶著錢到酒店,叫下人僕隸和他一起喝酒。他曾拿斧頭砍擊自己的頭臚,血流滿面,頭骨破碎,用手揉摩,碎骨咔咔有聲。他還曾用尖利的錐子錐入自己雙耳一寸多深,卻竟然沒有死。周望聲稱文長的詩文到晚年愈加奇異,沒有刻本行世,詩文集稿都藏在家中。我有在浙江做官的科舉同年,曾委託他們抄錄文長的詩文,至今沒有得到。我所見到的,只有《徐文長集》、《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而今徐文長競以不合於時,不得申展抱負,帶著對世道的憤恨而死去了。石公說:徐文長先生的命途多艱,坎坷不斷,致使他激憤成狂疾,狂病的不斷髮作,又導致他被投入監獄,從古至今文人的牢騷怨憤和遭受到的困難苦痛,再沒有能超過徐文長先生的了。但儘管如此,仍有胡公這樣的不世之豪傑,世宗這樣的英明帝王賞識他。徐文長在胡公幕中受到特殊禮遇,這是胡公認識到了他的價值,他的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歡心,表明皇帝也認識到了他的價值,唯一欠缺的,只是未能致身顯貴而已。文長先生詩文的崛起(於文壇),可以一掃近代雜亂汙穢的文風習氣,百代以後,又怎麼能說他生不逢時呢?梅客生曾經寫信給我說:徐文長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怪病比他這個怪人更要怪,而他作為一個奇人又比他的奇詩更要奇。我則認為徐文長沒有一處地方不怪異奇特,正因為沒有一處不怪異奇特,所以也就註定他一生命運沒有一處不艱難,不坎坷。令人悲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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