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期基本上開國皇帝朱元璋已經將全國的局勢穩定了下來，朱元璋之後的明朝除了燕王朱棣篡位之外國內沒有發生過什麼大的戰事。而此時我們可以看看周邊各國對明朝是否存在威脅，先看看北方的北元因內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建州女真也還沒有真正的強大起來足以對抗明朝，所以此後百年間明朝的外部威脅幾乎很小。還有一點留給現代人的錯覺就是明朝基本上除了朱元璋朱棣之外基本上都是昏君居多，但是依舊強盛，反觀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那麼多明君卻衰敗腐朽那麼快。這主要因為明朝在朱元璋時期制度就已經相對健全了，很少有大臣篡權等，此外明朝在歷史中也被公認為漢唐之後的黃金時期，明代與漢相比最大的優點就是沒有外戚專權，與唐朝相比也沒有藩鎮的割據威脅中央政權，而與宋朝相比明朝對外戰爭一直取得絕對優勢所以沒有像宋一樣委曲求全繳納歲銀歲幣的習慣。明朝也歷史上其它朝代不一樣的是朱棣篡位成功之後將都城由南京遷往北京，地理位置極其靠近殘留的北元勢力，直到末代皇帝崇禎在北京自盡，所以給後人留下“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的美譽。就連取代明朝的清王朝也評論明朝為“治隆唐宋，遠邁漢唐”。

這個問題說的應該是明嘉靖帝朱厚熜，自三皇五帝開始到清末，能夠二十多年不上朝卻不至朝廷崩塌，反而開創中興局面的，也就朱厚熜這一個人了。

在歷史的傳言中，嘉靖帝奉行道教，痴心修煉長生之術。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發生幾死於宮女之手的“壬寅宮變”之後，嘉靖帝便移居西苑修道，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7）駕崩於乾清宮，沒有上過一天朝堂。

還是在歷史的傳言中，嘉靖帝雖然不上朝，卻牢牢把控著大明王朝的權力中樞，不僅常常批閱奏章直至深夜，甚至還自己計算核對戶部、工部的賬冊有無貪汙。除此以外，嘉靖力革前朝弊政，推行新政，軍事、農業、經濟等方面建樹頗豐。

單把這兩個傳言結合在一起，嘉靖帝應該不算昏君吧，雖然第一個傳言裡的他有點奇葩。

其實這兩個歷史傳言中，第一個歷史傳言中有一件事是假的，就是題目中的“嘉靖二十多年不上朝”。這則訊息僅記載於被清人修改過的《明史》，鑑於正德帝朱厚照、萬曆帝朱翊鈞皆被清修《明史》抹黑，那抹黑一個嘉靖，合情合理。嘉靖是喜歡修道，是痴迷修道，但說二十多年沒上朝，反正乾隆修的《四庫全書》，他說啥就是啥咯。

因為到了後期，大部分明朝皇帝實際上屬於大智若愚，最重要的是明朝中後期形成了極為完善的內閣系統，明朝沒有皇帝，也能處理所有政事。

無論是清流還是濁流，嚴嵩，嚴世蕃，海瑞，張居正，高拱，徐階，胡宗憲等人都是政治能手，甚至司禮監的大太監，處理政務都有一套，而皇帝把自己搞成了象徵，但卻抓著實權，用有汙點的大臣給他做白手套，用完了就換一個，保持了自己的權威還能搜刮利益制衡朝野。

這就導致皇帝只要控制住閹黨和內閣就能掌控國家，嘉靖、隆慶、萬曆、天啟皆是如此。

嘉靖皇帝並不是正統即位，他是前任正德皇帝的堂弟，正統性不高，所以他一直把自己放在一個很遠離世俗的位置，自己修仙一樣的過日子，把大臣和閹黨推到前臺，他自己做最後決斷，百允不如一默，反而提升了自己的權威。

說明亡於嘉靖就是因為嘉靖皇帝開了這個玩弄權術的頭，後面皇帝效仿，在在黨政中找平衡，但是一旦玩翻車了，國家就亡了。。

比如崇禎的朝廷：東林黨是毒瘤，魏忠賢也是毒瘤，但是他們都存在那就還能為維持住一個病態但還能運轉的朝廷，但是崇禎直接殺死魏忠賢卻沒有駕馭文臣武將之能，就只能在煤山上上吊了。而這個病態正是明朝皇帝們對於民生更熱衷於玩弄權術和人心造成的，嘉靖真是個典型，功勞就是上位的，鍋都有大臣揹著，皇帝由國家的主人變成了一個格局只在朝堂而不在天下的既得利益者。

當然這也和崇禎皇帝自己有些剛愎自用有關，有人說崇禎就需要一個愛好，躲深宮裡煉煉丹、做做木匠活兒，明朝都有可能多活十年。

況且上朝只是把明面上的活兒幹完，真正的大謀劃都在幕後完成，皇帝和臣子間幾句話、幾個表情就能決定一項國策，而且據歷史學家研究，萬曆皇帝的腳疾很嚴重，可能無法長時間上朝聽政，這可能也是原因吧。

首先 此入題便具有一定錯誤 即“萬曆幾十年不上朝不被有些人認為是昏君” 其中“有些人”是哪些人？ 我以度測 所謂有些人 即是不知史輩 往往研習歷史的人或史學家通常會把萬曆帝后期幾十年不上朝定為昏君 然而萬曆究竟有其神武之處 如張居正輔政時期及三大徵時期 至於後來如何墮落 大抵因冊封鄭貴妃與國本之爭故事 故神廟實則半賢半昏

僕拙稿但論神廟“幾十年不上朝之中後期為昏君說”

為昏聵者一 曰留中故事 先是 申時行當國 以神廟之是非為是非 是濟神廟之荒怠 處事以兩不相得罪而行政 比雒於仁上《酒色財氣疏》 神廟震怒 長洲曲解之 弗聽 乃請留中“章奏留中，遂成故事。”（《明通鑑·卷七十九》）遂開門戶之禍耳

為昏聵者二 曰門戶之禍《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申時行傳》謂長洲請帝下詔“諸司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悅。” 於是“群臣爭言立儲事，章奏累數千百，...帝皆概置不問。由是門戶之禍大起。（《明史·卷一百十四·列傳第二·鄭貴妃傳》） 至票擬不行 批紅不可 國是壅滯 遂有言論龐雜 黨同伐異 門戶大開者 以至於“諸司不問職業，而言門戶。”（《尊拙堂文集·卷二·士風》） 又若二沈相爭故事 而三十七年二月以後 其樹黨相攻尤甚 當是時 道臣鄭繼芳劾科臣王元翰貪贓數十萬 而王元翰嘗劾申時行 王錫爵 沈一貫 並舉顧憲成等罷黜十餘名當用 且白曰：“繼芳北鄙小賊，為王錫爵、申時行吐氣。”（《大明神宗實錄·卷之四百五十五》） 鄭同黨劉文炳 劉國縉等上章奏十數餘 必欲論之去國 且不待神宗詔令而困其家 元翰不堪辱 悉出箱籠以視 慟哭辭去 神廟以故技而兩不相幫（《史本紀》謂“因循牽制”《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 “由是臣僚益相水火，而朋黨之勢成矣。”（《明史·卷二百三十六·列傳第一百二十四·王元翰傳》）似此故事 蓋非神廟造就邪

為昏聵者三 曰怠政而朝廷上下解體 夫神廟怠政肇始於萬曆初 按十八年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可知 當二十年以後 則不視朝與日講 神廟四十年 道臣楊鶴雲：“皇上二十年以後罷朝輟講、齋居決事。...日與宦官宮妾處面不一見士大夫之面。”（《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四十年十月丙子條）故自萬曆二十年至四十八年 帝怠政有二十八載

當在朝廷上下解體 其內政最甚者當數內閣解體與六部行政之瓦解 自萬曆二十二年起 吏部舉王家屏 帝弗聽 又嫌沈鯉“方鯁”（《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卒令之去 而吳道南四十一年九月任命 四十三年五月到任 四十五年丁憂而去 李廷機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閣僅在任九月 陳於陛二十二年入閣 欲有所為 然“帝拒諫益甚，上下否隔。於陛憂形於色，以不能補救，在直廬數太息視日影。” （《明史·卷二百十七·列傳第一百五·陳於陛傳》）二十四年即病逝 至萬曆末 國事已大壞 神廟又患江陵之跡而“恥為臣下挾制”（《大明神宗實錄·卷之二百五十七》）故不下權內閣 亦不放權司禮 閣臣雖肝腦塗地者 但太息而已 當三十四年沈一貫與沈鯉去國 閣中惟朱賡一人 朱賡請補閣臣 不報 其在閣三年 未見天顏一面 三十五年 令葉向高 李廷機 于慎行三人入閣 王錫爵為首輔 然與廷機堅不赴任 十一月于慎行死 明年十一月朱賡死 在閣只葉向高一人 三十六年至三十九年 葉疏一百餘 請補閣臣 神廟弗聽 至四十一年方從哲 吳道南方入閣 故其時惟葉向高一人主持內閣 故曰：“然以四十一年之間，居此地者二十餘人，而臣以一人獨支七年，則臣之難又可知矣。”（《大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一十一》四十一年八月庚寅條）使內閣若此 他若吏部則甚之“舊制，給事中五十餘員，御史百餘員。至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無所屬；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領數職。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僅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故謂“職業盡弛，上下解體。”（《明史·卷二百十八·列傳第一百六·方從哲傳》）《葉向高傳》亦大抵如此：“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二十八·葉向高傳》）此朝廷上下解體耳 以至於遼左兵端敗壞 當遼事之起 浙 楚 東林彼此用事 士大夫升遷罷黜皆繫於朋黨 亦因門戶之見而紛爭誤事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四十七·熊廷弼傳》廷弼可謂一語破的 曰：“今朝堂議論，全不知兵。冬春之際，敵以冰雪稍緩，鬨然言師老財匱，馬上促戰。及軍敗，始愀然不敢復言，比臣收拾甫定，而愀然者又復鬨然責戰矣。”

為昏聵者四 曰礦稅之禍 神廟勇於斂財 視財如命 其初 江陵當國 礦稅得不行 比江陵逝 乃不可收拾矣 自十二年八月史錦請開礦至四十八年帝崩 凡三十餘載 礦稅之監橫徵暴斂 愈演愈烈 其 “四方採榷者，帝實縱之，故貪殘肆虐，民心憤怨。”（《明史·卷三百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宦官二·陳矩傳》）群臣諫言者比比 而 “帝惡言礦稅事，疏入多不視。”（《明史·卷二百一十七·列傳第一百五·沈鯉傳》）尋致高淮激變遼東 梁永激變陝西 陳奉激變江夏 李鳳激變新會 孫隆激變蘇州 楊榮激變雲南 劉成激變常鎮 潘相激變江西雲 按三十六年五月 高淮激變錦州 其恃寵恣橫 徵稅私賦倍之 自疏排程兵將 詡其功伐 總督蹇達劾之 內臣不得豫兵 帝弗聽 會索賄錦州軍戶 軍戶怒而殺其使 激眾千人圍之 吏部左侍郎楊時喬 戎政尚書李化龍乃言：“遼東重困，危在旦夕，皆高淮擾民激變，以資禍患。”（《明史紀事本末·卷六十五·礦稅之弊》）使遼左常若此 禍有不可知者矣

夫明代政體自丞相之廢 大抵以六部總攬外朝國是 其後內閣 司禮權重 有票擬 批紅之跡 內閣 司禮所以權重者 乃君上不躬親國是 權柄下移 而內臣為天子親臣 日月之左右 故內閣與內臣相傾幾敗 遂養成王振 劉瑾 魏忠賢之權閹 苟若上有賢君 下有循吏 或有可為 一旦君不賢 臣又愚 則四民倒懸矣

以神廟之季荒怠 此廢丞相所以養成耳 按丞相為外廷政府之首腦 有其領導組織 一旦廢罷 國家中樞為之一壞 雖內閣之設 然其為依附皇權之存在 一旦皇帝腐敗 焉有可為 江陵以後 神廟慮大臣植黨 既不重內閣 亦不重司禮 神廟既不重內閣 是票擬不能行 章奏多留中 國是多不能決斷 群臣建言多不聽 以至於有掛冠而去 或杜門不出者 內閣空無一人 或一人而已 故謂在內則上下解體 政治腐敗 在外則遼事日熾矣 若雲遼事之日窘 乃敗於兵戎 不如謂敗於吏治耳 凡上下二十餘載上下解體 門戶大開 礦稅四起 皆神廟所以釀成 卒致亡明 故謂明之亡 亡於萬曆者 確為一定之理耳

故思宗時“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

故《明史·卷二十一·本紀第二十一·神宗二》謂：神宗“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明朝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為什麼不被有些人認為是昏君？從題目來看，那麼這個皇帝指的就是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1572年當政到1620年崩。終年56歲。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任上，實行了張居正主導的改革，萬曆新政，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

神宗皇帝為政可以主要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早期，一個是後期。

前期神宗可以說是古代帝王的一個明君表率。個人對自己要求嚴格，勤於學習，熱衷政務，勵精圖治、生活節儉，有勤勉明君之風範，在這個期間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社會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國力得到恢復，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期間主持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鞏固了漢家疆土。比較有名的就是清廉吏治，丈清田畝，一條鞭法等等。

執政後期荒於政事，因缺乏張居正這樣的賢士應對督導、國本之爭等問題而倦於朝政，自此不再上朝，國家運轉幾乎停擺。強徵礦稅亦是在位期間被稱為一大詬病，使明朝逐漸走向衰亡。

萬曆皇帝在位期間衰敗的明王朝在這個時期重新煥發了青春，走向了活潑和開放，明朝的經濟處於當時世界經濟主導地位。並且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明朝是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

萬曆十四年（1586）十一月之後，由於避免黨爭、國本之爭、太監干政等等情形出現，以及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朱翊鈞執政中後期，幾乎很少上朝。他處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透過諭旨的形式向下面傳遞。“萬曆三大徵”中邊疆大事的處理，都是透過諭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們所希望的“召對”形式。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但是每當朝廷有重大事情他又能及時做出相應的對策和安排。所以我們可以說萬曆皇帝並沒有真正的怠政，只是換了一種方式來管理朝政。有傳聞說，也是由於他身體過於肥胖，另外腳有疾病，不適合長期坐朝聽政。再者每個人都有自己私生活，尤其是有了成就的皇帝，事業心會慢慢退減，就如同唐明皇，熱衷美色和仙道，而這些都是要花時間、精力乃至於金錢的。我們評價一個人不能以一件事來蓋棺定論，總體看神宗皇帝是明朝一個響噹噹的銅豌豆。一個百年王朝，疾病太多， 他能把這個腐朽的王朝拉回正軌又延續了這麼久，本身就能看到他的能力和貢獻。雖然後期對後金用兵失策是他一生最大的汙點，但是有個話叫做英雄遲暮。

人無完人，何況生於帝王家，受到的誘惑又怎麼是常人能想象的？綜上所述明神宗不是一個怠政的皇帝，反而是很勤政的皇帝，不過是他統治的方式比較特殊，這也就是在明朝內閣制這個特色下才能有的現象。也說明了當時中國政治模式的先進性。正如皇帝掌舵、大臣具體處理政務。這樣各有側重，詳略得當，如果事必躬親，誰又能有那麼多的精力和智力乃至時間呢？皇帝的能力是在於選拔優秀的處理政務的人才以及重大舉措的決定和實施上。

一家之言，只做談資。

首先，明朝這個大一統的漢王朝，在內閣制上做的非常好，內閣直接對皇帝負責，選出幾個首輔來，直接領導政府機構，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不一定什麼都不清楚，

比方說嘉靖皇帝雖然不上朝，但是內閣發生的大事小情，他都清楚！所以皇帝手裡抓住的是朝廷，遙控內閣！

在好比萬曆皇帝剛登基就算啥都不懂！但是內閣有張居正首輔，有秉筆太監馮寶，只要這兩個人在皇帝就可以不上朝！不管理內閣都可以放心！所以就算皇帝啥都不管不上朝但是內閣有人管理，永遠沒多大關係！所以沒人說皇帝是昏君。皇帝手裡一直都有權利來控制整個政府！皇帝是有實權的，這就是為什麼沒人說皇帝是昏君！昏君往往沒有實權，或則實權旁落！找成權利真空！所以才是昏君

首先說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不代表他幾十年不工作。這還得從明朝所獨創的一種制度內閣制說起。

在廢除丞相制度後，明太祖朱元璋親理政務，但試想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所有政務基於一身怎麼可能忙的過來，於是設立四輔制度來輔佐政事。後來發展到翰林學士幫忙輔佐，這些翰林學士的官職被命為"XX大學士"。這也就是所謂的內閣機構前身。經過數代皇帝的發展，內閣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國家的制度。即全國各地及在京大臣的“奏章”全部送至內閣，內閣大臣討論形成意見後在×呈送皇帝批准。即閣臣的“票擬”，皇帝的 “批紅”。閣臣把各省的奏章“票擬”後，再呈送皇帝對票擬的內容認可，因為皇帝是以紅筆“批示”，所以又叫“批紅”，等皇帝“批紅”閱覽後，再返送內閣直接下達部院各省。這樣的“內閣”—“票擬”體制在帝國前期行政效率還算高效正常。到了明中後期時內閣所擬之批答需交宮中司禮太監批紅，即由司禮監之秉筆太監遵照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以致內閣有票擬權，司禮監有批朱權，是內外相維的雙軌制。雙方權力的大小，又是以皇帝的向背為轉移而互相成比，因此，他們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相維相濟，而只能有對權力的激烈爭奪。但最終的決定權卻在皇帝手裡，因此明朝皇帝雖近十年不上朝但不代表沒有工作，相反所有軍國大事均牢牢的掌握在皇帝手裡。

幾十年不上朝的主要有嘉靖和萬曆兩位皇帝，但兩位皇帝統治時期還是作出了很大的功績。例如著名的戚繼光抗倭就發生在嘉靖年間。萬曆皇帝在位時更是發動了歷史上非常著名的“萬曆三大徵”，擊退了日本歷史上著名的大將軍豐臣秀吉，並且很好地震懾了日本和北韓，使他們心甘情願地臣服於我們。更是留下了“中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豪氣宣言，這次出征以後，著實是傷到了日本的元氣，他們也被明朝軍隊的氣勢威懾到了，一直到19世紀末整整三百年都不敢來犯中國。

兩位幾十年不上朝的皇帝雖然也做出了一定的功績，但幾十年不上朝對國家還是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兩位皇帝究竟算不算昏君，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每個人心裡都有一杆秤，還是讓大家去評說吧。

明朝有兩個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一個是嘉靖，另一個就是萬曆

嘉靖

嘉靖統治後期，由於國家承平日久，逐步喪失進取精神，日益腐化，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長生不老之術，從此不再上朝，直至嘉靖四十五年逝世。嘉靖二十一年，爆發了“壬寅宮變”，差點喪命。嘉靖總計二十五年沒有上朝。

但因此說嘉靖是個昏君，不免有些偏頗。

嘉靖二十多年躲在內宮不上朝，但是並不是不管朝政，而是著重關注朝廷大臣的行事。他白天在潛心修道，晚上卻在改奏章，這是他能控制群臣的關鍵。雖不上朝，卻知道朝廷上的大事，牢牢把握著軍權。

史臣：“（世宗）晚年雖不御殿，而批決顧問，日無停晷。雖深居淵默，而張弛操縱，威柄不移。”

即使後期不上朝期間，北方蒙古犯邊，南方倭寇侵擾，南北夾擊之下，朝廷出現擾亂，但家境巍然不懼，冷靜應對，派出重臣處置。即使出現首輔嚴嵩當政二十餘年，排除異己，殺害忠臣，掏空國庫，使大明王朝岌岌可危，但嘉靖一道聖旨就使其抄家滅族。

看嘉靖不能只看他罷朝後的事，嘉靖執政前期大刀闊斧推行了改革，政治上集異納諫，勤於政務，打擊權臣和封建地主貴族勢力，大赦天下，整頓朝綱，總攬內外大政，推行新政，對宦官嚴加管束，中央集權得到復興和加強，使朝政為之一新；經濟上嚴革貪贓枉法，還地於民，鼓勵耕織，體恤民情，治理水災，極大地緩解社會經濟矛盾；軍事上整頓軍隊團營，清除外患，整頓邊防。文化上改革科舉之弊。這期間，“資本主義”開始萌芽，文化和科技空前繁榮。史稱“嘉靖中興”。

總的來說，嘉靖還算是一個合格的皇帝，不能稱之為昏君。

萬曆

萬曆即位後，在張居正、馮保、李太后的督促下執政，後張居正死後，萬曆開始自己的專政生活，不再受到束縛，後因皇權與文官制度發生爭執，萬曆認為皇權受到壓抑，選擇用消極的方式與其對抗，從此開始了萬曆殆政，從此三十餘年不上朝。

萬曆前十五年，任用張居正為首輔，因年幼對張居正極為信賴。張居正在經濟上行“一條鞭法”，在政治上則整飭吏治，任用賢臣，在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抵禦邊寇。在水患上命潘季馴四次治河，成效顯著。國庫存銀存糧富足，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科學巨匠迭出、社會風尚呈現出活潑開放的新鮮氣息，邊患問題解決，“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史稱“萬曆中興”。

三十年怠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講使得明朝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重重，內政近於崩潰，朝廷官員缺失異常嚴重。黨派林立，互相傾軋，互相爭權奪利，政府職能陷於癱瘓。大興土木，屢次選美，引起百姓不滿，矛盾激化，時有民變發生。

《明史·神宗本紀》：“故論考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萬曆並非庸主，前中期勵精圖治使得大明國泰民安，百姓富足。但他對文官集團的報復——怠政，使得明朝由盛轉衰走向滅亡，實是不應該。萬曆的怠政與嘉靖的不上朝是不一樣的，嘉靖即使不上朝也能把握朝政，但萬曆卻是實實在在的放棄朝政，完全無作為。大明從此名存實亡。即使前有中興之舉也不能掩飾其懈怠之行為。

有明一代276年的歷史上，符合題主要求的皇帝——幾十年不上朝還出現了中興局面的，應該是爺孫兩個：一個是明世宗朱厚熜，一個是明神宗朱翊鈞。之所以會出現如此“離奇”的現象，主要原因（共性）有三個方面：

第一，內閣制~體制上的“優勢”，強大的文官休系，保證了政令暢通。

朱元璋沒念多少書，可政治智商奇高。他於洪武13年廢除了丞相，逐步形成了“內閣制”，內閣制的最大特點就是“首輔居中，集體決策”。正統年間的“土木堡之變”後，文官集團正式興起，到明世宗意外撿到這個皇帝時，大明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運作老練的文官制度，且大多是讀書人出身，“民貴君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大明這臺機器不論誰當主人都會正常運轉。

第二，不上朝不等於不理朝。皇帝透過兩種手段兩種渠道牢牢掌控著局勢。

上朝奏對，只是一種形式而已。有些人認為：明世宗爺孫倆加起來六七十年不上朝，就多麼多麼昏庸黑暗云云。事實恰恰相反，皇帝透過兩種有效手段牢牢掌控看朝局，皇權一點沒旁落：（1）獨特的用璽制度。六部內閣~大內司禮監~皇帝，是三足鼎立相互制約的，內閣負責起草各種檔案，司禮監的秉筆太監審看後負責批紅（初步意見），然後呈報皇上御覽，如皇上同意就硃批，然後交由掌印太監用璽蓋印，才算ok，皇上不同意，留中不發。不蓋皇帝玉璽的任何檔案還不是廢紙一張？即使皇上下發的許多口頭聖旨（上諭），也是由太監傳於內閣，再由內閣執行。明世宗的常態是“閉關”修道49天，朝廷重大事情還是瞭如指掌。人家這叫抓大放小。至於那個千夫所指的嚴嵩，則是另類。（2）廠衛“特務”制度，公開監視震攝文武百官和百姓。“廠”指東廠西廠，“衛”指錦衣衛。這是皇上的眼睛和耳朵，有明有暗，獨成體系，誰誰幹了什麼壞事、和誰在一起罵了什麼人甚至吃的什麼飯等等，皇上大都知道。那些當官的幹差事的，脊背後總有幾雙無形的眼晴在盯著，想起來兩腿都發麻。在軍隊中，派有監軍，將士的一言一行，皇上清楚地很。

第三，人才輩出，傑出的牛人能人不斷湧現，治世高手忠臣前赴後繼。

任何一個興盛的朝代，都離不開一大批賢臣良將，都是具體的“人”實幹出來的。譬如明世宗一朝：四朝元老楊廷和、為民請命的楊慎、天下義士楊繼盛、清官海瑞、抗擊倭寇戚繼光、一代儒將俞大猷、老謀深算的徐階，連嚴嵩都是“青詞”高手……再比如，明神宗朱翊鈞一朝：大明中興之臣張居正，以及“一條鞭法”的改革；“萬曆三大徵”足以揚我華夏之威，即北韓之役、播州之役、寧夏之役。萬曆朝在文化上也耀眼奪目，比如胸襟開闊的三娘子、才名遠揚的湯顯祖、為人耿直的顧完成……

清朝，少數民族建立的，你和漢人建立的差幾十年的比？同樣是封建國家，你想想如果清朝沒有遇到工業革命和資本化，你覺得清朝挺不了那四十年？

昏君的認證不是說他不上朝，而是當時的朝政的清明，有些皇帝自己雖然不上朝，但是那些大臣們以身作則，治理朝政，作為頭子，他們的皇帝，當然不會是昏君了，

說的是萬曆吧，明由盛轉衰的轉折，早期有張居正把持朝綱，所以皇帝的功能被削弱，張死後，萬曆開始崇尚宦官政治，依賴龐大的管理集團去管控國家，總體來說，朝綱整肅，也沒有過於荒唐昏聵的政策，早期的萬曆尚能勤勉，後期雖然不朝，但整個國家機器尚能依靠各方力量平衡執行，只是埋下了衰落的種子。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大部分認為不上朝就是昏君，但並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親力親為的，明朝建立了錦衣衛，內閣制度，朝事大臣負責，錦衣衛監視大臣，而錦衣衛隸屬皇帝，所以那時國家發展雖然不是很大，但也不至於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比起昏君他們還有點用處

在很多人眼中只要是明朝就是好的。即使李自成帶著饑民起義，他們也覺得都是李自成的問題，是天災，因為明朝沒有人禍，活該那些百姓餓死。即使明朝昏聵無能，貪腐嚴重，他們也覺得明朝就是好。因為是最後一個漢王朝。他們覺得凡是打擊過明朝的都是惡的勢力。

因為，雖然明朝皇帝幾十年不上朝，例如嘉靖皇帝，但是他並沒有放鬆朝政，善於馭下之術是明朝皇帝的共同特點，能夠駕馭臣下，不就是相當於做幕後的掌權者嗎，所以國家大事還是明朝皇帝說了算，加上雖然明朝皇帝不上朝，但是他們還是勤於政務，所以國家還是治理的井井有條，自然不會被認為是昏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