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失敗，我們要問怎樣變法才會成功。

歷史上的變法真正意義上成功的只有商鞅，其他的變法都是腹死胎中。像張居正變法等。變法要想成功，天時地利十分重要。首先是天時，商鞅身處戰國時期，正是變局之時，奴隸社會向封建王朝的過度時期，原本承接上層建築的井田制已經不適應時代發展，加上分封制的崩潰，由經濟到政治一系列都需要變革，那麼商鞅正是順應了這樣一個大勢，所以有天時，所以成功。（順便囉嗦一句，第二次大變局就是鴉片戰爭時期。）

剛剛說完天時，那麼就講到地利，這裡的地利可能對變法影響不是很大，但也能說明一下，畢竟是支撐上層建築的，一環扣一環，地利也就是經濟生產力，經濟生產力一定要達到那個水平才變法成功，歷史上失敗最典型的就是王莽的超前改革，生產力完全沒達到那個水平，這改那改，改成四不像，當井田制不再滿足需要時，去變法，那麼就是釋放生產力，也就得民心。

最後要講講最後一個因素----人和。歷史上的變法大多都是要麼地主高官反對，要麼皇帝反對最終導致變法破產。如何能夠團結廣大生產力，這是根本。像商鞅變法，團結了廣大生產力，導致新的地主階層上臺，那麼即使他死了，他的改革還是成功的，而像張居正，雖然變法取得成績，但首先是皇帝就趁他死了就廢除法律，這還如何成功？

包括後來新皇帝上臺，加上司馬光等老派的反對，導致王安石的變法失敗，都是這類原因。只有團結最廣大的生產力，才是變法勝利的法寶。

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次改革，曾經被列寧高度讚歎。然而，就是這麼一場改革，最終還是以失敗告終，不禁令人扼腕嘆息。

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原因在於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針對北宋統治危機的制度改良，未觸及到社會的根本問題，因此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封建社會的矛盾。

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變法的超前性和社會現實的落後性差距過大，變法沒有適應的土壤。王安石變法只是為了解決北宋統治危機，而不是真正適應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所以一時的成功過後，必然會走向失敗。

二是變法政策執行不利。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面的政策固然是好的，但是下級官員在執行的過程中，卻是陽奉陰違，故意斂財，加重百姓的負擔，這就導致變法失去原有的意義。

三是變法“斂財”的實質導致社會基礎的喪失。變法的出發點是富國，而不是富民，變法做的是把社會財富重新分配，但是這也意味著要損害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因此變法遭到社會各階層的反對，失去社會基礎。

四是變法用人不當。變法派之中，除王安石之外，其餘重要人物如呂惠卿，蔡京等人品多有問題，且有不少在當時就被視為小人。人不行，政策再好，也是不行。

五是變法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或許操之過急，導致一系列問題冒了出來，超出了社會承受能力，故而欲速則不達。

六是變法派內部矛盾重重，人心不齊。變法的領袖是王安石，但核心人物是宋神宗，宋神宗對變法的態度由最初的支援，到最後的懷疑，甚至是厭煩，極大的影響了變法的推行。再者其他的變法派，多為自己利益考慮，而非變法大局，失敗早已註定。

七是保守派的強烈反對。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在朝堂之上，積極抗爭，反對變法，阻撓變法，且且保守派人才頗多，文彥博，歐陽修，富弼，韓琦等人，無一不是有名望的人。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聽政，司馬光任宰相，新法幾乎被全部廢掉。

唉，自古以來最艱難的不是王朝交替，而是內部變革。古往今來，王朝交替成功之例很多，改革成功者，實在太少了。

王安石號臨川先生，即今江西撫州人，是北宋神宗時宰相，歷史上的改革家、思想家、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曾封於舒、荊州，死後諡號文，故世稱王荊公或王文公。

王安石少懷大志，博學多思，幼隨父(王益)宦遊各地，目賭了北宋民勞財匱的社會狀況，進士及第後，出任地方官，多年的仕途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弱的弊病，以及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立志矯世變俗、除弊興利，就向宋仁宗呈《上萬言書》，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對吏制，科舉、軍事、經濟以及奢靡頹敗的社會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分析了積貧積弱的緊迫形勢，概述了造成內憂外患的矛盾原因，請求變法改革，加強邊防，增加財富，以圖富國強兵，但並未引起朝廷重視。

宋神宗即位後，王安石被任命為參知政事，次年任宰相，宋神宗想利用王安石的聲望來推行變法，以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革除時弊，力挽衰弱，在此期間，王安石對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進行改革，史稱熙寧變法。

但是變法觸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利益，兩宮太后，皇親國戚和保守勢力聯合起來，共同反對變法，他們認為：變法侵害豪強利益不利於統治，保甲法使士兵習武練藝自備武器就會起兵做亂，皇親納稅就是侮辱權貴會引發騷亂，種種輿論攻擊和官吏的挑拔離間，外有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抵制，內有變法派內部的分裂，特別是王安石的學生鄭俠獻給神宗的《流民圖》的誣陷，使王安石被迫辭職，變法被迫終止。

王安石再相時，又逢愛子王雱病死，王安石悲痛欲絕，精神受到極大刺激，心灰意冷無心政事再次提出辭呈。

王安石辭去相位後，神宗親自主持變法，苦苦支撐，總算扭轉了英宗時入不敷出的局面，國庫財富有所盈餘積蓄。不過，沒錢有沒錢的難處，有錢有有錢的壞處，到宋徽宗朝，蔡京見國庫盈實，誘惑趙佶玩起了豐亨豫大，奢侈腐朽終使靖康之恥由此誕生，以後黨爭激烈卻怪罪王安石變法。

原因很簡單，因為改了兩個東西，第一個就是解決民間高利貸，由朝廷出面貸款給農民，惹怒了天下人。第二就是解決土地兼併，解決國中國問題。

這是一個地主鄉紳的主要收入來源，眾所周知，古代貸款都是民間的，利息非常高，是典型高利貸。可能有人要問，農民為什麼要借貸款？不借不行麼？不借不行，在古代看天吃飯，沒有農藥，沒有大棚技術，沒有雜交水稻。一旦遇到天災，甚至是一場冰雹，就會無力應對。朝廷的稅賦是很難減免的，為了應對，往往就會找地主借。

只要第二年收成好，往往都是能還上的。如果收成還不好怎麼辦呢？賣子女是最好的方法，還要看地主要不要，最後，就會把地抵押給地主。自己也會變成地主的佃戶，或者流民。要知道很多王工大臣都是不繳稅的。典型國中國。

王安石正是看到農民的慘狀，天下地獄人倫，地主宛如寄生蟲，所以提出變法。變法失敗的原因也很簡單，從傳統正義的角度來看，朝廷不得與民爭利，否則天下大亂。關鍵是，王工大臣需要過有品質的生活。

首先，王安石變法觸動了當時北宋上上下下各階層的原有利益，因此，非但得不到各階層的支援，更遭到各階層的反對。

其次，變法的初衷遭到各階層執行者的扭曲，把本來讓微利於民的變法政策變成對農民盤剝和加碼的藉口。青苗法就是最大的失敗，因此遭到廣大農民的反對。既然廣大農民都得不到利益還要加重負擔，王安石怎麼還能繼續變法下去？

最後，因為變法見不到想要的結果，連支援王安石變法的皇帝都打退堂鼓了，沒有皇帝的支援，王安石變法的根本依靠都沒了，你叫王安石怎能不失敗？！

謝謝邀請 大宋輪到神宗繼位已然是百年老店，整個帝國運轉像臺多年失修的機器，承載著越來越沉重的負荷艱難地日復一日轟鳴著。家大業大，大有大的難處，先看看神宗皇帝的褲兜裡有多少錢，熙寧年間國家財政收入五千零六十萬，支出五千零六十萬，不錯，國庫空虛。

哪一樣不要錢，國防建設140萬的軍隊開支和對外遼夏歲幣每年增加，皇親國戚生殖繁衍，龍子龍孫的隊伍愈加龐大，要維持他們的待遇，要增加管理機構，都要人要錢，這是每個朝代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碰到的問題。宋代以文治國，開科取士比前朝成倍增加，在編公務員近三萬，還有不在編二三十萬吏員，日久官場越來越臃腫，行政費用日益龐大。

官僚隊伍承平日久憂患全無，得過且過，行政機構的運作模式更是加劇了光要錢橫徵暴斂的情況。管民政的中書省知道點老百姓困苦的情況，管財政的戶部，度支，鹽鐵總稱三司不管三七二十一還在搜刮百姓，國庫早就叮噹響，管國防軍隊的樞密院還在招兵買馬。各部司互不通氣制約，中書省無法制約，沒辦法，這種制度本來就是分散權力，加強皇權而設計的。

這時候王安石頭頂光環來到了覺得天降大任於斯的宋神宗身邊，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開始了。青苗，市易，均輸，水利，免役，保甲，保馬等法出臺，大宋病急沒有亂投醫，只是下了重藥，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料到變法最後的慘淡收場。

關於變法的失敗裡面糾結著眾多的因素，新法有弊端漏洞，人為有異見黨爭。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所謂保守派看出新法畫虎不成反類犬，如果強制攤派執行會變相對百姓造成盤剝。他認為國家沒錢是用度太奢，宗室太多，官員積冗，軍隊虛臃，上書“必須陛下與兩府三司深思救弊之術，磨以歲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減”。

司馬光講得沒錯，但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有些矛盾是封建社會固有，不為意志轉移，王朝發展到一定程度勢必會帶來，王安石當然是不可能意識到的，只能就事論事評價新法事與願違的後果。

具有代表性的青苗法是出售政府以前為平抑物價的常平倉和救濟病弱災害的廣惠倉的糧食，得到的錢款來做農民春天時青黃不接的貸款，抵押物就是地裡的“青苗”。因為此時秋糧已經吃完，夏糧還沒收割，王安石用這個辦法就是讓國家替代以前富戶向農民貸款，同時再收取利息，聽上去兩全其美，農民少受剝削，貸款連本帶利歸還國家，國家還增加了收入。

問題是實際操作變成了政府壟斷的高利貸，有些地方層層加碼，暗地裡利息高了幾十倍。手續還麻煩，官辦的事情大家都多少有體會，道道手續，證明你爹是你爹，你媽是你媽，想快點吧，還得給經辦人好處費，走一關就被盤剝一次，利息倒也不低，還不如以前直接向富戶貸款，沒有花花腸子。

更要命的是王安石向全國下達貸款指標，規定各府州縣必須貸款多少，這樣硬性攤牌，盤剝照樣不少，而且官員還名正言順找到尋租名義，你不貸也不行，這是皇帝新政，不貸就是和新政過不去，就是犯法，你得考慮後果！連富戶也得貸，不然光靠窮人完不成拗相公的指標。

那些官吏怕就怕你上頭不搞花樣，只要你上邊有動作，並且是走衙門路線，他們總能有辦法把有求於他的人剝一層皮，衙門成了貸款機構，成了國家銀行，民怨沸騰也不奇怪。政府機構參與經濟運轉又當運動員又作裁判員，我們現代人是知道會有啥後果的，可王安石是意識不到，也預想不到的。

新法另一個大頭均輸法出發點是好的，以前地方向中央政府上貢財物，這樣不管當地收入行情，物品大年小年和同樣東西東貴西賤，保持所送的物資品種數量不變是不合理的。新法是成立“發運使衙門”，國家撥付巨資作本錢，讓發運使去採購國家所需物資，哪裡便宜哪裡去買，同時將國庫裡的多餘或無用的物資出賣到高價的地方，這樣產生差價也就是國庫收入。

看到這裡問題又發生在哪裡不言自明，發運使衙門成了國家最大的國營壟斷企業，又是政府部門伸手參與商品流通。政府直接做生意，只能為腐敗開啟方便之門，官方採購會好到哪裡去。按反對派蘇軾的話“非良不售，非賄不行”，買入時充大款，只買貴的不買對的，賣出時三錢不值倆錢，在買賣中官員受賄索賄中飽私囊，這種新法就似好經被壞和尚念歪了著實讓人詬病。

其它諸如市易法也有衙門開門經商的味道，商業貿易只能是民間自己的事，官方伸手哪怕是出於好意，其最終結果只能是通向腐敗的捷徑，老百姓得不到實惠反而深受其害。在宋代還遠沒有現代社會的獨立司法和銀行機構，新法的執行只能並且只可能依附帝國的各級官僚體系，把純粹的經濟活動和行政司法攪和在一起，最終結果只能是一鍋煮不熟的夾生飯。

當然變法的失敗原因還有宋神宗太想有所作為而急於求成，王安石太一意孤行，聽不的司馬光等人的意見。這裡暫且不論人為黨爭，畢竟不管是變法的還是反對的，以王安石和司馬光為代表，大多數人都是學富五車，憂國憂民。

前面講過，有些社會矛盾是不可調停的。經濟規律就在那裡客觀存在，封建社會就是那樣週而復始，假使讓司馬光來解決當時的國家積弊，也未必能有鮮招搞定。應當肯定的是王安石的勇於實踐，自古變法者就不是明哲保身之徒，以國家利益為重，不以私利苟且。

我們後人應該尊重那些敢於探索的人，少些妄加指責，變法措施本身就有歷史侷限性，不能用現代政治經濟學來要求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如果要把它歸結為一點的話，那就是王安石的變法的路徑搞反了。

歷史上的變法大抵可以分為兩種型別，一種是效率型改革，一種是活力型改革。前者適用於一個比較單一目標的系統，比如戰國時期的各國變法，其主要目的就一個——擴充軍力，打贏統一戰爭。諸如商鞅變法，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都取得了非常不錯的效果。

而活力型改革就不一樣了，它所需要完成的目標不止一個，是多個甚至是無數個，這種多目標系統的改革是要比單目標系統困難得多的。

而這兩種改革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效率型改革由於目標單一，所以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集體一個決心一下，大家一起往一個地方使勁兒就行；而活力型改革則不一樣，由於它的目標是不確定的，所以就不能靠首腦機構定決心，而要充分激發底層的活力。

而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就失敗在這裡，他的變法，是要“民不加賦而國用饒”，是一次非常典型的全方位體制改革，也就是活力型改革；而他採用的手段，卻是典型的效率型改革，也就是用行政手段來干預改革程序。

這麼搞的結果，就是形成了一條相當惡劣的發展軌跡：獲取最高權力-竭力排除反對派-啟用政治投機者-靡費高昂的制度成本-反對派反擊-黨爭開啟。而一旦黨爭開啟，就無異於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

王安石變法搞到最後，他最想造福的老百姓們都不覺得王相公的新法好，都覺得這麼折騰反而越搞越痛苦。至於朝堂之上，司馬光等人大唱反調，終於把這個號稱“三代以下第一完人”的拗相公給逐出了開封。

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問題，說到底是搞錯了改革的手段，他沒能夠調動起底層人民的改革熱情，還是一廂情願的以為靠行政干預就能獲得改革效果。這樣的改革，最後不失敗也就怪了。而實際上，中國古代的改革大多都失敗了，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要搞活力型改革，卻還按照效率型改革的路子來。

宋朝王安石的變法失敗，其主要原因是不逢其主，沒有一個象秦孝公贏渠梁那樣一位鐵了心徹底支援變革的皇帝。

宋朝到了神宗趙頊時期，階級矛盾尖銳激化，神宗趙頊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消除危機，令宰相王安石實行變法。

王安石的變法失敗，一，跟宋神宗趙頊脫不了干係，沒有變法的堅定意志。

二，跟王安石本人也有關係，他沒有大刀闊斧的徹底變革，只是觸既到皮毛，變革的大方向變味了，本來變革的目際是打擊皇親國戚，官僚，大地主，但是他的打去面太廣，傷害到了社會底層勞苦大眾的利益。

這樣的變革，主注是要失敗的。

北宋年間，土地兼併嚴重，天高皇帝遠，許多土地實際上變成了地方豪強的私產，儘管名義上屬於朝廷，而朝廷實際上從中得不到應得的利益，造成朝廷的積貧積弱。這就容易造成社會動盪，各種矛盾容易激化，威脅著北宋的統治。

王安石的變法與商殃變法的相同點是：變法依靠當朝皇帝個人，皇帝去世，無人撐腰，變法立馬失敗！典型的人存政舉，人亡政息。

兩人變法的目的也相同：都想透過具體的各種改革措施加強皇權的各種利益，希望達成富國強軍，鞏固朝廷的統治力。

兩人失敗的直接原因也一樣：敗於既得利益的地方豪強的抵制和抗衡。

變法失敗的後果也一樣：一個是秦朝的滅亡；一個是北宋的滅亡。

王安石(1021一1086年)，1042年進士及第，歷任鄞縣知縣、舒州通判等職，政績顯著。王安石為官清廉、勤政愛民、遵紀守法、不嗜酒色財利；不重權勢，朝庭屢次委以重任，安石多次固辭不就。王安石的文章立論高深，深通經術，朝野讚譽為"通儒"、"荊公新學"等的好名聲。王安石為官拒坐轎攆，是歷史上唯一一個不坐轎子的官員，安石毫不奢華、拒絕納妾的朝庭宰相。文學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死後沒有遺產留存於世。

治平四年(1067年)北宋神宗趙頊即位，由於當時北宋的軍事孱弱，國力衰竭，財稅緊蹙及朝政頹喪。宋神宗立志對宋朝全國實行改革，變法於熙寧二年(1069)開始，歷史上也稱作為熙寧變法。但，這是一場封建社會，地主階級攬權的全面改革運動，不可避免地遇到阻力以及改革條章存在弊端，反而讓市儈小人鑽利以及守舊勢力的一再阻撓，固於元豐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亦便變法宣告失敗。

宋神宗畫像。

1069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此時王安石受神宗旨意，王安石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內大刀闊斧地推行起新法。主張效法堯舜，簡明法制。深得神宗認同。

王安石變法是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庭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個領域。在中國歷史上繼商鞅變法後的又一次規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這次變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的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同時也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沉重的打擊和限制。其中，王安石改革機構，推行市易法，官府設"市易務"，在平價時收購商販的滯銷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這樣就讓官府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利潤。同時還可向商販發放貨貸。變法中改革了保甲法，按鄉村住戶，每五家為一組，稱作為保，逐級設各保。這樣有組織地讓農民平時耕種，閒時軍訓。

改革稅制，推廣田均稅，清查土地，按土地均攤賦稅，推均輸法，調節物價，

但變法過程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了損害，如:保馬法、青苗法。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引起了地主階層極大的反對，要知道，封建制度的社會體系，地主階層才是政府基礎。

青苗法，農民若在播種或青黃不接的時候可向官府借貸錢物，待秋後收成之後再以穀物或錢予以償還，但計息是2成。此法到了後來卻由官僚地主層層盤剝，到了後來竟然在2成的基礎上翻了35倍；利民之策竟變成了擾民之舉。這對於王安石來說:始料未及。

宋神宗雖主張改革，而其的性格優柔寡斷。舊制度的封建體系的仕官但凡出現新生事物，守舊派會竭力反對，其中就有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官僚往往以辭官相要挾來阻止新法的推行，其中也有蘇軾的立場。王安石力排眾議，堅持改革，也曾表示辭官來堅持立場。守舊派與改革派常常辨論不休，司馬光曾三次寫信給神宗力阻變法。到了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中國大地上發生大旱的天災，農民顆粒無收，官府賦役重稅，百姓民不聊生，沿途一派荒涼，無食裹腹，挖食草根。這現象給一個下級官員:鄭俠以繪畫的方式冒死向神宗晉獻《流民圖》，圖中流民或背鎖械，或食草根；言旱災為易法所造成，神宗大驚，對變法產生了質疑，加上司馬光多次上書皇帝要求取消新法，致使募役廢除，改革歸於失敗。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還有一個原因:在具體實行的過程中，用人不當也存在一定的因素，例如:呂惠卿、鄧綰、蔡京之流乾將棄又是王安石尚德的一個君子，雖有才幹卻無正道！元豐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哲宗繼位，高太后垂簾聽政。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掌握了政權，至此，王安石新法被徹底廢棄，史稱元祐更化，不久王安石病死。

北宋恢復了舊制，也沒了堅強的邊防力量，40年後，悲劇發生了: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4月，金兵擄走了徽、欽二帝北返，北宋滅亡，史載:靖康之恥。

封建地主階級制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官僚地主相互勾結，這些頑固私利陋習根深蒂固，且代代相傳。他們的利益基礎一旦遭到改革，無疑會動搖他們的利益，他們便會抱團反對新法，或者變著法兒擾亂新政實施，貪官汙吏更就變本加厲利用新法中的流洞盤剝人民。王安石變法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未能改變封建地主官僚階級的社會體制。唯我獨清終究會被滿是混濁的潮流所淹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