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

獻之從父學書，天資極高，敏於革新，轉師張芝，而創上下相連的草書，媚妍甚至超過其父，與其父同稱“二王”。南朝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推“王獻之”。

南朝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雲：“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非惟不復知有元常（鍾繇），於逸少（王羲之）亦然”。從這論述來說，王獻之在當時的影響不可小覷，超過了鍾繇和王羲之。

（王獻之）

改變這種狀況的是梁武帝蕭衍，他把當時的書學位次由“王獻之——王羲之——鍾繇”轉變為“鍾繇——王羲之——王獻之”。

在《觀鍾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說：“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輿論遂定，從而在南朝梁掀起了第一次學王羲之書法的高潮。

（鍾繇）

唐太宗極度推尊王羲之，不僅廣為收羅王書，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讚辭，評鍾繇則“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論獻之則貶其“翰墨之病”，論其他書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輩皆謂“譽過其實”。透過比較，唐太宗認為王羲之“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就這樣，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並鞏固下來。

（王羲之《蘭亭序》區域性）

王羲之影響了他的家族和後世子孫，也影響了後世幾乎所有書家。唐代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顏真卿、柳公權，五代楊凝式，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元代趙孟頫，明代董其昌，歷代書學名家無不皈依王羲之。清代雖以碑學打破帖學的範圍，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仍未動搖，無不心悅誠服，推崇備至。

（王羲之愛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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