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首先是一個皇帝，他最看重的當然是手中的權力和自己的天下。在北宋建立初期，趙匡胤實行的是重文輕武政策，北宋前幾代皇帝實行的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君臣之間維護著一種很奇妙的平衡關係，可以說是非常好的一種君臣制衡，這為宋朝的發展提供很好的條件，特別是在宋仁宗時期。

北宋的政治開明是非常不錯的，經歷了北宋幾代皇帝的發展，在宋神宗時期，宋朝出現了非常嚴重的財政危機，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宋神宗啟用王安石進行變法。當時，宋神宗是非常重用王安石的，王安石的權力在變法前期是非常大的，當時在變法前線的是王安石，皇帝退後一步，王安石的權力達到了宋朝權臣巔峰，破壞了君臣之間平衡。

而這一切對宋神宗來說都是一種威脅。改革也好，落後也罷，都是為了我老趙家的天下，王安石作為一個大臣權力太大了，對於宋神宗來說都是一種危險。君權至上這是帝制條件下不可逾越的底線，所以說宋神宗肯定要防範王安石的權力過大，雖然這些權利是宋神宗一步步幫他實現的。

所以，司馬光的提拔就體現了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防止王安石的權利威脅到君權，達到一種制衡的關係，我們知道，司馬光是非常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所以說王安石在變法過程中有一種阻礙，可以限制他權力的擴大，這是宋神宗，這位皇帝所願意看到的。

首先宣告一點，所有的皇帝都不願意分享自己的權力，哪怕自己手下大臣為了國家做出很大的貢獻，王安石也不例外，宋朝畢竟是一個家天下，老趙家的權利和天下，怎麼能夠分給別人呢？王安石的權力那麼大，也是宋神宗為了實行變法，一步步培養出來的，為了遏制王安石權力過大，自然要扶植出一個對手限制王安石的權力。

總之一句話，家天下誰也不能把家長的權利奪去，如果出現能夠威脅家長權力的人，自然會培養出一個制衡他的人，這就是帝王權術，宋神宗和王安石，司馬光的關係就是一種平衡關係。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司馬光被閒置了十五年，並不存在一直提拔的情況。

神宗皇帝即位時，司馬光已將近五十歲，資歷算比較深了。剛開始，宋神宗對司馬光還是比較器重的，擢升他為翰林學士。當時司馬光編撰了一本《通志》，起初只有八卷，神宗皇帝把書名改為《資治通鑑》，還親自為此書作序，勉勵他繼續完成這部史學鉅著。

隨著王安石變法的鋪開與深入，司馬光對新法越來越反對。最初司馬光與王安石主要分歧點，在於理財上。司馬光強調“節用”，王安石強調“開源”。王安石認為：“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反駁說：“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

在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後，司馬光忍無可忍了。青苗法就是政府以二分的年息貸款給農民，穀物成熟時還錢。推出青苗法的背景是這樣的：由於農作物生長週期較長，從耕作到收成期間，需較大投入。許多農民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只得向富人高利貸款，一旦還不了款，土地便被兼併。

司馬光猛烈抨擊說：“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懸官督責之威乎!”認為官府放息的危害比富人放息更大，“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因為長此以往，“貧者既盡，富者亦貧。”

與王安石的激進相比，司馬光確實比較保守，但他對新法的攻擊，並非完全感情用事，因為新法的確存在許多難以克服的弊端。在宋神宗時代，司馬光的立場顯然不吃香，故而在朝廷就混不下去了。他倒是有自知之明，自請離京，先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來又求任西京留司御史臺。他在洛陽呆了十五年之久，在這段時間裡，他埋頭著史，不問政事，完成了《資治通鑑》的編撰。直到神宗皇帝去世，司馬光才得以復出，盡廢王安石的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