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這首《滿江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通篇風格粗獷，音調激越，一氣呵成，不可抑勒，一般認為這是宋代抗金名將岳飛所作。但近代許多人提出疑義，於是文史界就此展開了論戰。
一派為否定說。
最早對此詞作者提出懷疑的是近代學者餘嘉錫，他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對《滿江紅》一詞提出懷疑，主要根據有二：（一）此詞不見載於宋元諸書中，而突然出現於明朝弘治年間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的岳墳詞碑中，不言何據；嘉靖年間徐階將其編入《嶽武穆遺文》，來歷不明。（二）岳飛之子霖、孫珂二代收錄岳飛遺稿，不遺餘力，前後達三十幾年，但岳珂編的《金陀粹編》卻無此詞。於是他向傳統看法提出挑戰，並由此引發了百年的《滿江紅》作者之爭。
著名的詞學專家夏承燾教授支援餘嘉錫的懷疑，並提出了新的論據。認為詞中“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一句最有問題，“以地理常識說，岳飛伐金要直搗金國上京的黃龍府，黃龍府在今吉林境內。而賀蘭山在今甘肅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並非金國地區”。懷疑此詞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在賀蘭山參加過抵抗韃靼侵擾的如王越一輩有文學修養的將帥，或者是邊防幕府裡的文士所作。
臺灣學者孫述宇將此詞與岳飛的《小重山》做了比較，認為詞中用了不少岳飛自己的事蹟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蹟的典故，實在是罕見的和不可思議的事。另外《滿江紅》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風颯颯的英雄詩，而岳飛的另一首詞《小重山》卻是那樣低沉、惆悵，兩者的風格和格調截然不同，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筆。
另一派則堅持岳飛說。主要論據是：（一）該詞之所以沒能收入岳珂專為其祖辯誣的《金陀粹編》，是因為當時複雜的政治局勢，岳珂沒能及時發現此詞。岳飛冤死時，被簿錄其家，連奏議文字跡也遭譭棄；發還文稿時，“其佚篇蓋不可殫數”，“飛之零章斷句，後人乃掇拾於蠢蝕灰燼之餘”（《四庫全書總目》卷 158）。（二）宋詞不見於宋元載籍而見於明清的甚多，歷史上也常有一些重要篇章在當時被遺漏或湮沒而後又重見天日的，如韋莊《秦婦吟》、張文成《遊仙窟》，甚至孫臏的《兵法》，都是後來很晚才為人發現的。（三）詞中的“胡虜”、“匈奴”、“賀蘭山” 皆借古喻今，並非實指。
臺灣學者李安認為《滿江紅》詞乃岳飛“表達其本人真實感受於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於九江”。他的根據有三條：（一）岳飛30歲時（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寵，始掌指揮大權， “因責任重大，身受殊榮，感動深切，乃作成此壯懷述志《滿江紅》詞”，才有“三十功名塵與土”之句。（二）岳飛自20歲離開家鄉轉戰南北，至30歲由九江奉詔入朝“計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詞中有‘八千里路雲和月’之句”。（三）岳飛30歲置司江州時，“適逢秋季，當地多雨，故在詞中有‘瀟瀟雨歇’之句。”
香港學者蘇信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一句，做了解釋。他說：西夏與北宋之間屢有戰事發生，真宗、仁宗時向西夏賄賂求和，才換來了暫時的安寧。岳飛對這段50多年前的歷史當然熟悉。因此岳飛便在《滿江紅》一詞中以賀蘭山借指敵境。此外，蘇信還把岳飛在收復建康城之後寫的《五嶽詞盟記》與《滿江紅》一詞做了對照和比較，認為兩篇作品的風格和情懷是完全一致的，純系一人之手筆。故而不應懷疑《滿江紅》詞是岳飛之作。
鄧廣銘也不贊成否定說。他認為：第一，南宋寶慶初已刊的趙與時著的《賓退錄》，有岳飛《題新塗蕭寺壁》的七絕，岳珂編《金陀粹編》時也未收入《嶽王家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為岳飛所作。《滿江紅》也一樣。第二，不能因為不曾見到，就斷言宋元人書中全未出現過這一作品。第三，河南省湯陰縣的岳飛廟中，迄今還矗立著一塊刻著這首《滿江紅》詞的石碑，是湯陰縣一個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所寫。這比徐階於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編輯的《嶽集》之刊行早了78年。也排除了王越作偽的可能性，因為王越取得 “賀蘭山大捷”前40年，《滿江紅》已被刻上石碑了。
陳非曾1995年著文，指出岳飛紹興三年（1133年）贈祝允哲的《滿江紅》及祝的和作，與岳飛後來的《滿江紅》風格、內容一致，因此認為，“當是岳飛後來在特定處境中，以自己的原作為基礎，適當吸收和作中的一些詞句，並改詞題為《寫懷》，表達自己輕視過去（已建勳業不足道）神往未來（趕走敵人收復失地）的精忠報國的胸懷”。至於賀蘭山，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的觀點，共有三座賀蘭山，一是寧夏中部，二是河北磁縣，三是江西贛州西北，岳飛詞中的“賀蘭山”應指河北磁縣西北部的那座賀蘭山，此地曾是抗金戰場，岳飛也曾駐過此地附近，賀蘭山就是他的練兵場。“這一座賀蘭山在‘連線河朔’中是重要的戰略據點，又是‘直搗黃龍府’必爭之地，對於岳飛有著特殊的意義”。
“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這首《滿江紅》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通篇風格粗獷，音調激越，一氣呵成，不可抑勒，一般認為這是宋代抗金名將岳飛所作。但近代許多人提出疑義，於是文史界就此展開了論戰。
一派為否定說。
最早對此詞作者提出懷疑的是近代學者餘嘉錫，他在《四庫提要辨證》中對《滿江紅》一詞提出懷疑，主要根據有二：（一）此詞不見載於宋元諸書中，而突然出現於明朝弘治年間浙江提學副使趙寬所書的岳墳詞碑中，不言何據；嘉靖年間徐階將其編入《嶽武穆遺文》，來歷不明。（二）岳飛之子霖、孫珂二代收錄岳飛遺稿，不遺餘力，前後達三十幾年，但岳珂編的《金陀粹編》卻無此詞。於是他向傳統看法提出挑戰，並由此引發了百年的《滿江紅》作者之爭。
著名的詞學專家夏承燾教授支援餘嘉錫的懷疑，並提出了新的論據。認為詞中“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一句最有問題，“以地理常識說，岳飛伐金要直搗金國上京的黃龍府，黃龍府在今吉林境內。而賀蘭山在今甘肅河套之西，南宋時屬西夏，並非金國地區”。懷疑此詞的真正作者是明代在賀蘭山參加過抵抗韃靼侵擾的如王越一輩有文學修養的將帥，或者是邊防幕府裡的文士所作。
臺灣學者孫述宇將此詞與岳飛的《小重山》做了比較，認為詞中用了不少岳飛自己的事蹟和典故，如“三十功名”、“八千里路雲和月”等等。作者自己用自己事蹟的典故，實在是罕見的和不可思議的事。另外《滿江紅》是一首激昂慷慨，英風颯颯的英雄詩，而岳飛的另一首詞《小重山》卻是那樣低沉、惆悵，兩者的風格和格調截然不同，不像出自同一人之手筆。
另一派則堅持岳飛說。主要論據是：（一）該詞之所以沒能收入岳珂專為其祖辯誣的《金陀粹編》，是因為當時複雜的政治局勢，岳珂沒能及時發現此詞。岳飛冤死時，被簿錄其家，連奏議文字跡也遭譭棄；發還文稿時，“其佚篇蓋不可殫數”，“飛之零章斷句，後人乃掇拾於蠢蝕灰燼之餘”（《四庫全書總目》卷 158）。（二）宋詞不見於宋元載籍而見於明清的甚多，歷史上也常有一些重要篇章在當時被遺漏或湮沒而後又重見天日的，如韋莊《秦婦吟》、張文成《遊仙窟》，甚至孫臏的《兵法》，都是後來很晚才為人發現的。（三）詞中的“胡虜”、“匈奴”、“賀蘭山” 皆借古喻今，並非實指。
臺灣學者李安認為《滿江紅》詞乃岳飛“表達其本人真實感受於公元1133年秋季九月下旬作於九江”。他的根據有三條：（一）岳飛30歲時（1133年）受到朝廷的恩寵，始掌指揮大權， “因責任重大，身受殊榮，感動深切，乃作成此壯懷述志《滿江紅》詞”，才有“三十功名塵與土”之句。（二）岳飛自20歲離開家鄉轉戰南北，至30歲由九江奉詔入朝“計其行程，足逾八千里。故詞中有‘八千里路雲和月’之句”。（三）岳飛30歲置司江州時，“適逢秋季，當地多雨，故在詞中有‘瀟瀟雨歇’之句。”
香港學者蘇信就“駕長車，踏破賀蘭山闕”一句，做了解釋。他說：西夏與北宋之間屢有戰事發生，真宗、仁宗時向西夏賄賂求和，才換來了暫時的安寧。岳飛對這段50多年前的歷史當然熟悉。因此岳飛便在《滿江紅》一詞中以賀蘭山借指敵境。此外，蘇信還把岳飛在收復建康城之後寫的《五嶽詞盟記》與《滿江紅》一詞做了對照和比較，認為兩篇作品的風格和情懷是完全一致的，純系一人之手筆。故而不應懷疑《滿江紅》詞是岳飛之作。
鄧廣銘也不贊成否定說。他認為：第一，南宋寶慶初已刊的趙與時著的《賓退錄》，有岳飛《題新塗蕭寺壁》的七絕，岳珂編《金陀粹編》時也未收入《嶽王家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為岳飛所作。《滿江紅》也一樣。第二，不能因為不曾見到，就斷言宋元人書中全未出現過這一作品。第三，河南省湯陰縣的岳飛廟中，迄今還矗立著一塊刻著這首《滿江紅》詞的石碑，是湯陰縣一個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所寫。這比徐階於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編輯的《嶽集》之刊行早了78年。也排除了王越作偽的可能性，因為王越取得 “賀蘭山大捷”前40年，《滿江紅》已被刻上石碑了。
陳非曾1995年著文，指出岳飛紹興三年（1133年）贈祝允哲的《滿江紅》及祝的和作，與岳飛後來的《滿江紅》風格、內容一致，因此認為，“當是岳飛後來在特定處境中，以自己的原作為基礎，適當吸收和作中的一些詞句，並改詞題為《寫懷》，表達自己輕視過去（已建勳業不足道）神往未來（趕走敵人收復失地）的精忠報國的胸懷”。至於賀蘭山，按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一書的觀點，共有三座賀蘭山，一是寧夏中部，二是河北磁縣，三是江西贛州西北，岳飛詞中的“賀蘭山”應指河北磁縣西北部的那座賀蘭山，此地曾是抗金戰場，岳飛也曾駐過此地附近，賀蘭山就是他的練兵場。“這一座賀蘭山在‘連線河朔’中是重要的戰略據點，又是‘直搗黃龍府’必爭之地，對於岳飛有著特殊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