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是明亡以後幾百年，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的名言。但是說實話，作為明亡的罪魁禍首，東林黨和閹黨誰要有這個覺悟，估計明亡也得緩幾年。

首先要明確一個概念，“閹黨”確實是黨，但是東林黨在天啟年間並不是黨，因為此時的東林中人還是有“君子黨而不群”的覺悟的。東林黨真正成為一個黨爭集團，是在崇禎繼位以後，展開對閹黨的清算的時候，這些人才跳出來的。

閹黨有多噁心，不用多說。在他們把持朝政的幾年裡面，國家被搞成什麼烏煙瘴氣的樣子，大家都很清楚。建生祠，九千九百歲爺爺，賣官鬻爵，以及打死楊漣、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都是他們的傑出代表作。

而東林黨就乾淨嗎？當他們徹底成了一個為爭而爭的黨的時候，就已經失去了楊漣們當年的風骨，而變成了一個為鬥爭而鬥爭的政治集團罷了。別的不說，東林黨領袖錢謙益，靠科場舞弊升級，最後連一點點氣節都沒保住，就這種人也值得尊敬？

現在我們這些粉絲其實就是東林黨思想的殘遺。

不割地，不賠款，不和親，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

這是臉面，我要拿出來炫耀的。當然，放在崇禎末年，這幾條也是東林黨的鐵律。

而這直接導致了明朝的迅速滅亡。

非常痛苦，這鍋得甩給自己頭上。而要想把滅國的責任甩給東林黨，就得先把這些驕傲全部揉巴揉巴，扔馬桶裡沖走。

閹黨不存在這個問題，閹黨沒有什麼政治底線，怎麼活著怎麼算，該割地就割地，該賠款就賠款，該和親就讓九公主去，還是不行，什麼狗屁國門，揹著崇禎就跑了。反正絕對不會死社稷，不會迅速滅亡。

想甩鍋就不能要臉。這就是個悖論。

閹黨和東林黨哪個對國家更有利？用這個提法，就等於是問：骨癌和腦瘤，哪個對身體有利。

猶抱琵琶半遮面，還不好意思呢。

乾脆就扯下遮羞布，痛痛快快地問：東林和太監哪一個禍害更大！

萬曆年間，他們的禍害一樣大。

天啟年間，是太監的禍害更大。

崇禎年間，太監和東林一齊禍害，但太監基本上不掌權了，東林的禍害大。

但按照明朝的規制，東林和太監的權力都來自於皇帝，如果皇帝有本事，東林和太監是一點招都沒有，也沒什麼禍害。所以禍害最大的當然是皇帝。

明實亡於嘉靖，別把身居深宮，運籌帷幄，搞權力平衡看得那麼高明和智慧。正是從他開始，權力平衡成為朝廷的重要組成部分，離開了平衡術，王朝都維持不下去。

嘉靖和萬曆搞的是三角板平衡，讓一家相對壯大，能壓住另外兩頭，如果大家力量均衡了，什麼事都別幹了，每天戰鬥吧。所以就出權臣。

天啟搞的是翹翹板平衡，自己當砝碼。

到了崇禎時期，失去了平衡。

大明王朝就垮了。

都不是什麼好鳥。

至於哪個對國家有利，我認為都沒有。無論哪個黨成了氣候，對於明朝而言都是災難。倒是這兩個政治集團對於統治者，也就是皇帝是有各自用處的，這也就成就了他們的價值。

東林黨人是一個龐大的概念，最開始起源的地方，在江浙地區，這裡是大明帝國的財稅重地，因此來自這一地區的官僚或多或少都有江南財閥的影子，這也是東林黨人能夠在明末的朝堂呼風喚雨的重要原因。

東林黨中的很多人以匡扶社稷，報效國家為己任，且道德較為高尚，當然，這是相對於閹黨而言的。這是在表面，但是當涉及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或者說涉及到他們所代表階級的切身利益，這事就兩說了。

萬曆年間的抗稅事件實際上就是東林黨人和皇權進行的激烈對抗，萬曆皇帝有感於國庫緊張，特別是自己的錢包羞澀，於是派遣太監到河南、江南等地開礦並徵收礦稅。雖然萬曆皇帝有時候不靠譜，但是他還是很清楚這筆錢應該從誰那裡出，農民兄弟沒有被搜刮。但是開礦和礦稅徵收在地方遇到了激烈的抵抗。

不得已，萬曆及時改變策略，將採礦商業化，改為徵收商業稅。但是此舉更是讓地方政府炸了鍋，要知道，當時的商業稅，是地方財政的重要來源，而如果萬曆從中抽成，勢必讓地方政府利益大大受損。因此地方官僚集團開始大舉反對開礦收稅。帶頭的，是東林黨人李三才。

東林黨人在背後大舉煽動百姓鬧事，打死打傷大量的稅收人員，最後讓開礦收稅不得不終止，此舉終於讓萬曆皇帝認識到東林黨人的真面目。

可以說，正是東林黨人自命清高，也讓皇帝清高的無恥做法，才讓明朝後期國庫日益空虛，最終走向崩潰。

但是閹黨就是好人嗎？非也。

言黨之所以形成，除了魏忠賢的不斷收攏，就是東林黨人的不斷排擠，這才讓原來屬於不同地區的朋黨走到了一起，形成了閹黨。

一般一個團隊的素質，能從領導者的素質看得出來，而魏忠賢大字不識幾個，入宮前還是偷雞摸狗之輩，這樣的領導能帶出什麼好團隊呢？

但是因為有東林黨人的外在威脅，這個團隊倒也不是一無是處，最起碼能夠團結一致，共同對外。

事實上，隨著被東林黨人打壓的人越來越過，失去立場而投奔閹黨的人的規模也越來越大，到天啟年間，六部都有閹黨成員，上到中央，下到各地機關都有閹黨的勢力。

我們知道魏忠賢不是個好人，是個十足的壞人，但是對於天啟，或者說對於明朝皇帝而言，他是個有用的人。什麼意思呢？就是皇帝辦不到的事，他可以辦到。萬曆不是收不到商業稅嗎，但是魏忠賢可以，因為好多地方大員都成了閹黨成員。有東林黨人阻撓？好說，依靠著魏公公和皇帝的親近關係，參他一本，保證消停。

所以可以這麼說，在東林勢大，皇權式微的情況下，魏忠賢是能夠幫助皇帝貫徹意志，行使權力的人！而且，只有他一人。從這一點來看，魏忠賢禍國殃民，對國家沒有好處，但是對皇帝有好處。

最早體會到這一好處的，是木匠皇帝朱由校。而當崇禎把魏忠賢幹掉，把閹黨拔除後，才發現自己的政令出不了紫禁城，自己的錢包收不來錢，不得不鄉弱勢群體農民開刀，然後導致了顛覆明朝的宏大起義。

所以說，千不好萬不好，對皇帝有用才是真的好！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是“靜Yes”，一個愛好歷史的妹紙！期待關注！

“東林未必都君子，宦官未必皆小人”，這是清初之人對二者的評價，應該算是比較人道的中肯之語。但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衡量，二者是帝制時代畸形體制下產生的畸形怪胎，只能算作是寄生在國家機器上的兩個毒瘤，“哪個對國家更有利”一問，多多少少有點腦路故障的感覺。

宦官本來就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多有身心都不健康的缺陷，歷朝歷代宦官作亂者不勝其數，中國歷史上宦官為禍最厲害的兩個朝代，一個是東漢，另一個則是明朝。

明朝宦官為禍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成祖朱棣，因為靖難之役多有建文帝身邊的宦官為內應，使朱棣盡數掌握朱允炆的一舉一動，成功上位後，朱棣對宦官信任有加，開始賦予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與以往朝代不同的是，宦官不僅僅依靠接近權利核心的便利影響朝政，而是實際擁有了行政權力。

但“閹黨”做為一種政治勢力，在歷史上也只有明朝時期才出現，也不一定全是由宦官組成，是宦官和官僚共同形成的政治同盟集團，最初是由明英宗朱祁鎮時期的大太監王振組建，併為之後憲宗朝的汪直、武宗朝的劉瑾、熹宗朝的魏忠賢等效法沿用。萬曆時期的張居正就與宦官馮保結成很牢固的政治同盟，因此才保證其改革順利推進。

閹黨集團的形成，完全不同於其它朝代單純的宦官作亂，而是本身就擁有財稅（專征）、軍事（監軍）、地方管轄（分鎮）、特務（東廠西廠）等專權的宦官集團，與朝廷官僚、地方大員相互勾結形成的政治力量，把持朝政後，左右國家政治，雖然名聲很惡，但其依附的權利核心是皇帝，貪財貪利為己，盡心盡力辦事為皇帝，應該算是維護皇權的核心力量。

黨爭在歷朝歷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國之將亡，必興朋黨”，最典型的莫過於東漢黨人和東林黨人，雖然間隔近千年，歷史上的這兩個黨人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由讀書人組成，爭鬥的物件同樣都為宦官集團。

明朝東林黨的興起，與明末朝政腐敗混亂有關，起初是一群“讀書通大義，立志冠清流”的讀書人，評議朝政、臧否人物，大多屬於空談“清議”。自古以來形成的讀書人君子品格，使初期的東林黨人大都具有傳統文人重氣節、講正氣、道德高尚的人格精神。

但在進入官場後，東林黨人日益演變成“非我族類必有異心”的“極左路線”代言人形象，打壓排除異己，往往只顧維護清高的道義，堅守“政治正確”而罔顧國家面臨的實際困難，到後期這一極端行為更變本加厲為只要不是東林黨人提出的政策主張，一概反對，甚至以死相諫，容不得有任何反對意見。

又大多出身於江南商戶士族，為了反對閹黨徵收商業稅的政策，多次發動民變，抵制朝廷開徵商稅，使明末財政收入大多集中於西北貧瘠土地上的農業方面，皆因西北地區無黨人力量為其爭取權益，而富庶的江南地區農業多種植商品作物，使國家財政來源基本枯竭，軍費、賑災都失去支援，災民暴動、軍人譁變加速了大明王朝的滅亡，這一切應該都拜東林黨人所賜。

東林黨人事實上扮演了抵制皇權、加速帝國覆滅的角色，雖然其形象比起宦官來要高大上，但他們維護的僅僅是心目中的道義，追求精神上的正義，卻對政治這種善惡美醜集於一身的混合物，貢獻微小，高尚的道德情操代替不了柴米油鹽的實際生存，國計民生不是靠漂亮華麗的政治口號就能解決的。大明王朝臨終的時刻，一同陪伴崇禎皇帝赴死的，也只有宦官王承恩，平時在朝堂上義正詞嚴的東林黨人們，早作鳥獸散了，大部分活下來的都投靠了新政權，也沒見有多正義，其實在生存面前，人人都一樣，不見得讀書人就比其他人多高尚，道義上追求的“事君如事父”倫理在生死麵前大都不堪一擊！

東林閹黨都是利益集團，哪個也不是為國為民的，比較之下閹黨多少還有點用，因為閹黨權利來自皇帝，改朝換代他們肯定完蛋，所以還知道做點實事，不光是爭權摟錢，而東林是江南豪商的代言人，自認為讀書人到了哪朝都得重用，因此行事毫無底線，專一為江南豪商免稅，當政期間廢除所有豪商之稅，礦稅，茶稅，關稅鹽稅一文不收，卻對平民加稅數倍，東逼民反，致使天下處處烽煙，又侵吞北方軍費，罷黜孫承宗等名將，任用無能之輩，逼死盧像生，致使滿洲做大。後來清朝當政，吸取明亡的教訓，發動文字獄，大肆撲殺東林餘黨，剛入關就發動明史一案，撲殺江南東林餘黨數百家，流放數十萬，對江南豪商徵收重稅，有清一代，江南財賦佔清廷總收入的一半之多，可見稅之重，東林自此煙消雲散，自取滅亡，活該

第一東林黨不是什麼黨派是徹頭徹尾的XIEJIAO組織。第二中國近千年來的恥辱都來自於儒學的宗教化上了。

時間要稍微往前推推。來到宋朝初年，在這裡二程看破了儒學的系統漏洞，那就是董仲舒，他在把儒學介紹給當時的掌權者的時候為了更好的介紹把鬼神理論引入，這本是無可厚非特殊環境下的權宜之計。

時間到了宋初二程和司馬光橫空出世把原本屬於工具書的儒學徹底引向了宗教化，把儒學經典塑造成了聖經，創立拜道德教。透過道德控制言官玩的是歐洲當時宗教審判廷的把戲。向上可以左右輿論，甚至左右皇帝的決策，這就是自下而上的控制體系。然後是司馬光死後的第一個文正(司馬光是個什麼鳥這裡就不做贅述了），這次事件很好的詮釋了一個成語指鹿為馬。完成了在士大夫界的立錐之戰。這個就是歐洲教廷玩了幾千年的封聖儀式，然後利用後世位極人臣的高官需求死後諡號的機會，透過他們的政治資源繼續向下控制中層言官體系。在其內部形成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完備的控制體系！至此XIEJIAO完全掌控了中國的精英層！

宗教和學派根本的區別是：宗教在創立之初就已經定型後世無法對它進行修正，如果可以修正老百姓會發現現在很多問題不是最優解。那宗教給人心裡上的支柱就會崩塌！對比古今，很多問題在中國古代不是不能解決而是解決了理教的地位也就崩了！學派是要與時俱進的不斷吸收新的東西進行發展的。這也是學派對於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地方！要看清我們只要把中國歷史上改革者和他們的對立陣營放在一起就看的很明白。

王安石對司馬光。張居正對徐介。魏忠賢對東林黨。李鴻章對清流。這些對手都是理學在當時的馬甲！

宗教是不能准許改革的，一旦要改所謂的聖人之言這句話就會出來。這比殺了他們還要難以讓他們接受。改革會觸動他們的教義。在這些就如同今天恐怖分子般的文臣手中國家屢次喪失中期改革的機遇和勇氣。

當一個國家動盪人民水深火熱的時候他們繼續頂著自己所謂理想把舊的朝代當成廁所裡的紙！擦一擦繼續下面王朝禍害！

這裡要補充一點的就是這個所謂XIEJIAO的教義到底是什麼？那便是井田制。井田制好不好？這毋庸置疑。千金方是中國古人智慧的結晶！是中國總能重新統一不至於像歐洲一樣徹底碎裂的最主要的因素！但是他也有他時代的制約！它成型於春秋戰國時代。那時的人口也就2000來萬，但是到了明清兩代中期那一個人口也有兩億。這是個十倍人口的大變局！人口多了而土地還是那麼多，透過井田制把人口限制在土地上形成稅收的方式無疑是要餓死人的！要改革井田制這無疑就是在觸動這些XIEJIAO徒心中最神聖的地方。王安石，張居正就是在井田制上小修小改也足以觸動那些XIEJIAO徒的精神紅線！這也註定了他們的失敗！

反過來說。XIEJIAO徒們面對井田制對於中國出現的人多地少的局面如果才可以讓井田制再次有用起來，成為最優解呢？方法很簡單就是國家再次陷入動亂，人口銳減回到地多人少的局面。他們擦擦屁股再來一次！這也解釋了中國300年一個朝代的根本原因！

黨爭就代表朝堂控制力失控，國家大害。

但是從禍害程度來說，東林禍害遠遠大於閹黨。

無他，閹黨實際是指內庭表面化。但是大明制度不讓閹人掌軍，再加上內庭無法直接管控地方，也沒有明確地方利益。所以閹黨始終是皇權下的蠢走狗，沒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而東林為代表的科舉官，則有明確的出身，地方利益，文官系統的自我執行，他們掌控就代表其他平衡力量失控。這跟東林黨人是否道德，是否好人都沒關係了，科舉官的體系就決定他們必將摧毀朝堂的基礎。

單獨的哪個都是禍害，但兩個一起時便對國家都有利。

一個國家，因為階層差異，肯定會有多種多樣的訴求。其中有強勢階層也有弱勢階層。

從一個國家層面而言，調合各階層矛盾，向著至少當下正確的方向前進才是最佳的。

對於執掌權柄與話語權的階層而言，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就是，在為自己階層利益考慮的時候忽略了其他階層的訴求，或者儘量將其他階層的訴求壓到最低。這樣很容易積累隱形矛盾，最後形成大的動盪。

東林黨其實是古代皇權社會中計程車族代表。背後的階層其實是官員、大商人、讀書人（預備官員或民間話語權掌控者）、鄉紳望族等等佔據社會資源較多的富裕群體。內部雖然有矛盾，但整體上利益訴求相似。

宦官在明朝的政治體系中實際是皇權的代表。將皇權具體化成了一個群體，參與到政治活動中。

但在明朝存在著一個體量巨大但話語權極低的群體，就是廣大的農民與城市小手工業者組成的社會中低層人群。

無論是東林黨還是宦官能夠完全控制朝堂後，都會因為本階層的利益盡最大可能的去爭取、甚至掌控與侵佔其他階層的利益。

此時國家是否能不崩潰完全看當時的掌控人的政治操守，而政治智慧反而排第二位。因為有政治操守的人會為其他階層留下生存空間，甚至留下的空間比較大，反而會抑制本階層，因為此時本階層整體佔優。這樣，各階層矛盾反而不會激化，造成體系崩潰。

對於國家而言，最優的情況是，掌握權力的階層進行有限制的爭鬥。

好處：

一、各階層在有限爭鬥中會相互清除有矛盾階層中的不良血液。比如，貪腐、枉法、過份的奢侈等等。

二、比較容易找到現下的正確方向。

古代，皇權社會雖然皇帝擁有大義名份，但皇帝的大義僅能排第二位，排第一位的是社稷，也就是國家利益與整個國家體系。

在有限鬥爭中，各方會利用大義來相互爭鬥，從而使每個擁有話語權的階層都無法憑空獲得完全的利益，獲得利益的最佳途徑是與國家利益捆綁，透過爭取國家利益時使自我階層獲取利益。

此時，無話語權的階層會因為國家利益的考量而獲得利益。

縱然朝堂上吵的再兇，但整個社會的矛盾其實是在不斷緩合的，而且國家因為現下方向的正確，會產生大量的社會利潤，使各階層都滿足。

就算當時整個社會都會暫時受損，為了國家利益，決策層也會盡量保護沒有承受能力的群體，損失由富裕階層承受，但因為富裕階層佔有一定的話語權，必會爭取補償。

但是，如果當時是某一方佔據絕對權力，必會因為不想補償而激化矛盾，甚至出現將損失完全轉嫁給話語權小的階層，但一般情況下，話語權小的階層反而是佔據了整個社會人數中比例最大的階層。

因此一旦話語權小的階層無法承受這種損失，極有可能會造成整個社會體系的崩潰，從而讓整個國家出現極大的災難。

但掌控權力的階層間又不能進行無限制的爭鬥。

否則因爭鬥的升級會引發戰爭，或使得社會割裂，造成極大的內耗。

以明朝而言，東林黨與宦官，僅用善惡、有益有害無法說清。

實際上就是兩個權力階層臺面上的代表而已。

明朝後期的問題，很多是因為這兩股力量的失衡而造成的問題，東林黨滅掉宦官是災難，同樣如果宦官滅掉了東林黨也是災難，以往的歷史中又不是沒有宦官完全壓制朝臣的時代，漢唐皆有，造成的社會問題同樣巨大。

很多人可能說魏忠賢比東林黨好多了，但都承認魏公公私德不好，只是大事沒錯。

其實當時已經有問題了，就是宦官壓制了朝臣，但是，魏公公比後來的好的是，就算他沒有私德，沒有學識，但是魏公公的政治操守有低線。

無論他再壓制朝臣，但對於有才有識的大臣能夠容忍甚至是欣賞，甚至是他的反對者。

對於國家的關鍵性的大事上能夠知道輕重緩急。

那種位置上，政治操守的重要性要高於政治智慧。

政治智慧決定的是上限，政治操守決定的是下限。

很可惜，後來勝利的東林黨，智商大於操守。否則明朝可能不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耗盡國力。

東林黨的開創者應該是顧憲成。他原本是吏部郎中，主管官員選方面的事物，因為所做官員選拔方案不符合皇帝心意被貶官。萬曆朝一個大事是爭國本，即萬曆皇帝想立為太子的人選不符合規定。大臣反對，此時的官員調整，皇帝肯定希望提拔支援自己的人，可是顧憲成並不奉迎皇帝，可見性格正直。

顧憲成回到家鄉之後，與其弟顧允成一起修復了宋朝大儒楊時曾在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錢一本等人在此講學。他們講學中有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對現實政治的關心，並透過學術活動對現實政治產生影響。由於吸可了一批人圍繞在他們周圍。許多在職的官員也對他們的學術理念和政治主張表示支援。這一群人，就被的為東林黨。

明末閹黨，指的是天啟年間太監魏忠賢專權，為了權勢和利益投靠魏賢的人的形成的政治團體。他們並非全是太監，而是在朝廷的各個部門都有。等崇禎皇帝繼位，把魏忠賢以及投靠他的人全部收拾了。這些人被稱為閹黨。之前大明朝雖然也有王振、劉瑾等太監專權，但都沒有形成龐大的集團。

把東林黨與閹黨拿來比較，應該有讓他們為明朝的滅亡背鍋之意。但我覺得，無論是東林覺也好，閹黨也好，他們都不是大明朝滅亡的第一責任人。明朝的滅亡在於政治的腐敗，其第一責任人應該是皇帝以及朝廷的最高決策班子-—內閣。

明朝末年的黨爭，是加劇了政治的腐敗與混亂，但控制和掌握國家大局的應該在皇帝，而非一個鬆散的學術、政治團體。

朝廷裡的派系鬥爭，歷朝歷代都有，為了利益以地域，血親，師承關係為紐帶形成的利益團體，時時都有。宋朝時期，就有南北方之爭，以科舉為例，北方考官偏向北方人，南方的考官偏向南方人。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爭鬥在所難免。可在皇帝的壓制引導利用之下，一般不會對現實政治造成重大傷害。而明末黨爭造成了非常畸形的政治生態。

明末朝廷的利益集團恐怕不僅僅是東林黨和閹黨，其它還有以山東人為主的齊黨，比如張至發，謝升等。以湖北人為主的楚黨，以浙江人為主的浙黨;江蘇崑山的昆黨，以及安徽宣城的宣黨。

閹黨與其它集團一起與東林黨鬥過。簡單一點說，原因很簡單，當東林黨觸犯他們利益的時候，只要是一個集團的，便不問是非，群起而攻之。

東林黨在學術上更傾向於理學，他的主要人物在處理事務上常表現出很強的原則性。也正因此，他們常常表現出不善變通的弱點。從人格上講，東林黨的人品更高一些。

閹黨人物從學術傾向上更能體現心學特點，不拘一格，通權達變。但人太善變了，就會沒有底線，沒有道德。所以，以儒家的觀點看，東林黨的主要人物體現出君子人格，比如楊漣，左光斗等，在他們的身上都體現出了道德原則高於生命的價值取向。而閹黨人物往往有小人特質，他們可能能力很強，但沒有原則，沒有底線，為了個人利益，任何事情都可以幹。比如崔呈秀，霍維華等人，他們都是很有能力有才幹的人，只是無德。他們跟著好人會幹好事，跟著壞人幹壞事。假如皇帝是個能力很強的人，讓這兩種人各司其職，對國家就會有利。張居正在位的時候，朝廷上基本上摒棄了互鬥模式。根本原因在於張居正採取正確的國家政策。等萬曆執政的時候，因為自己心有所偏，不遵祖宗法度，又猶豫不決，於是朝延上因為態度的不同分為兩派。就有了黨爭，在這一事件中，不能不說擁護皇長子的東林黨是堅持原則的，而擁護皇三子的，不能沒有拍皇帝馬屁之嫌。

到天啟繼位，東林黨楊漣、左光斗在紅丸案及移宮案中的表現，都是在維護朱常洛及天啟帝朱由校的利益。可是天才本匠朱由校在政治上的水平是白痴級別的。當大明王朝的權力被魏忠賢把持之後，利用三案來清算東林黨的時候，天啟皇帝可能都不知道，魏忠賢清算的那些人許多是忠心耿耿維護他利益的人。以此可見，他們的忠心是多麼沒意義。

崇禎上臺後，迅速解決了魏忠賢，之後開始清理閹黨。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天啟朝的時候，魏忠賢是實際掌握政權的人，閹黨雖然幹了不少壞事，但一心為惡害人的畢竟少數，大多數阿附魏忠賢的人可能為了官位而做出的無奈選擇。按一般的處理，把為首的處理了就行了。但崇禎很精明，他親自查閱內閣奏章，把反說過魏忠賢好話的人，都處理了。當辦案人員列出一個處理名單上報時，崇禎嫌處理的人少了。親自以奏章證明一些人是庵黨，最後，這些人全部被處理。最輕永不敘用。而這些人中有許多是官癮很大，能力很強的，所以他們就不停的折騰，生命不息，折騰不止。比較有名的有既阮大誠等，到南明的時候，明王朝只剩下半口氣了，他們還在窩鬥。

當然，東林黨以氣節相標榜，也並不是每個人都高尚，錢謙益最後也降清了。可是，他終歸有點愧悔之心，比起阮大誠的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是有點差別的。

總之，貓狗相爭打翻了油瓶，誰的責任大一些?我看還是主人責任大。沒有萬曆的偏心，天啟的的痴以及崇禎的苛刻，朝廷的內鬥依然會有，但不會把自己鬥死。

閹黨從何而來？其實是泰昌、天啟初年，東林黨在朝中得勢，大量安插親信，同時巧立名目，羅織罪名，嚴厲打擊非東林黨官員，而且東林黨蠻橫霸道一根筋的做法令天啟皇帝非常惱怒反感，典型的就是三大案，天啟皇帝感覺自己被架空了，為了制衡東林黨，天啟皇帝釋放魏忠賢，因為魏忠賢離皇帝近，是天啟皇帝的耳目，所以那些被打擊壓制的官僚後來紛紛投靠魏忠賢，形成所謂的閹黨。甚至東林黨內被打壓排擠的官員也加入閹黨，如周應秋、阮大鋮、崔呈秀等，兩黨迅速展開打擊與反打擊，報復與反報復的激烈黨爭，殺得刀刀見骨，你死我活，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血雨腥風。崇禎滅掉閹黨，東林黨一家獨大，崇禎反而變成聾子瞎子，大明也迅速滅亡。甚至到了南明，東林黨依然利用閹黨罪名打擊反對派，如此枉顧國法，誤國害民，大明豈能不亡。

很多人都聽說過這樣一句話：明朝的滅亡，其實是亡於黨爭。

這話到底是否準確，我們暫且不說。但歷史上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確實給明朝造成了不可逆轉的損傷。如果要問誰對國家更有利，這個問題恐怕真的沒辦法回答。因為這兩者，都需要對明朝的滅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有關東林黨和閹黨的恩怨，我們還得從明朝萬曆年間說起。

話說在明朝萬曆年間，隨著一代名臣張居正去世，萬曆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開始對張居正進行清算，同時在幕後縱容大臣們結黨鬥爭。

張居正活著的時候，因為他本人就是政治鬥爭的老手，所以當時的明朝，黨爭的問題並不算大。但是張居正死後，因為文官集團缺少了一個絕對意義上的領袖，皇帝又希望大臣們去鬥。所以接下來二十年的時間裡，明朝的高層文官集團，徹底成了一盤散沙，形成了一大堆所謂的‘黨派’。

在這些黨派當中，尤以‘鄉黨’最為廣泛。所謂鄉黨，就是指一些出身同一個地方的官員，以老鄉的身份，相互抱團取暖，繼而開始結黨。

在這二十多年裡，明朝高層出現了齊黨、楚黨、浙黨等一大堆黨派。這些鄉黨，往往會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攻訐，混戰不休。最開始的時候，大家還能保持明面上的體面。所謂的爭鬥，也大多僅限於政見上的不同。

但是，到了萬曆二十一年，在那一年的京查當中，這些鄉黨為了各自的利益，徹底撕破了臉皮。自此之後，原本政見上的不同，徹底變成了為了反對而反對。再加上萬歷皇帝開始不再上朝，徹底沒了約束。所以從這時開始，明朝高層文官集團，就進入了混戰狀態。

正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個道理，放在朝堂鬥爭上也是一樣的。就在明朝文官集團，瘋狂進行內鬥的時候。有個叫顧憲成的官員，在朝堂鬥爭當中落敗，被迫返回家鄉。然而這個顧憲成回到家鄉之後，卻不甘心就此歸隱。回到家鄉之後，顧憲成找了一座書院，開始辦學講課。

要說官員退休之後，回家鄉搞搞教育，倒也算是發揮餘熱了。不過，這個顧憲成有點不太一樣，顧憲成開辦書院後，經常舉行集會，公開討論國家大事。因為顧憲成之前做官的時候，人緣實在是不錯。所以，這座書院開始舉辦集會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前來參加集會。

最開始的時候，前來參加集會的人，還僅限於那些普通學子，或者一些和顧憲成一樣的失意官員。但很快，隨著這座書院的名氣越來越大，很多對當時朝政不滿的官員，也開始加入到集會當中。

如此一來，這座書院，就漸漸從一個單純的學術團體，變成了一個政治團體。除了有顧憲成這樣在野的教書先生，還有許多在職的朝堂官員，甚至不乏一些高階官員。

於是，一群來自不同地域，年齡不同，經歷不同，但卻抱有相同政治主張的人，逐漸圍繞著這座書院，匯聚到了一起。因為這座書院，叫做東林書院，所以這群人後來便被稱為東林黨。

東林黨最初開始出現的時候，其實是以一種良性的方式出現的。東林黨出現之後，很快就成了明朝的輿論中心。很多自詡品格高尚的官員，都以能夠加入東林黨為榮。如此一來，東林黨若是能夠壓服其他鄉黨，還朝政一個清明，似乎也成了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問題是，這樣的東林黨，有一個致命的缺陷。

因為是一個鬆散的學會性質的黨派，所以東林黨沒有明確的思想綱領。這就導致後來，東林黨在發展的過程當中，逐漸走了樣。

隨著東林黨開始出現，很多志在匡扶社稷的官員，開始加入東林黨，東林黨的力量也越來越強。再之後，東林黨圍繞著立太子這件事，開始透過政治鬥爭，打擊所有鄉黨。因為東林黨吸引了大批官員，導致齊黨、楚黨、浙黨之類的鄉黨，根本就不是對手。

另外，東林黨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特徵，那就是品格有些過於‘高尚’了！我們有理由相信，東林黨最初成立的時候，確實是出於好的目的。但是隨著後來加入的人越來越多，東林黨的路線開始變得越來越極端，逐漸變得‘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另外，東林黨的很多讀書人，喜歡‘嚴於律人，寬於律己’。對於其他黨派的政敵，不但要把人家徹底拉下馬，下馬之後還要痛打落水狗。這種鬥爭方式，徹底破壞了明末政壇的平衡性。

所以，等到萬曆皇帝和泰昌皇帝，先後去世，天啟皇帝登基的時候，東林黨迎來了全盛期。但同時，被東林黨打擊的其他鄉黨，自身生存已經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所以，為了生存，這些所謂的鄉黨，不得不開始聯合起來。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候，一個關鍵人物的出現，將這些鄉黨，徹底凝聚了起來。

這個人，就是魏忠賢。

魏忠賢原本只是皇宮裡一個普通的小太監，後來靠著天啟皇帝的奶媽客氏，逐漸飛黃騰達，得到了天啟皇帝的信任。因為天啟皇帝是出了名的不愛管朝政，所以在這之後，朝政大權就落入到了魏忠賢的手裡。

魏忠賢掌權之後，東林黨開始堅決反對魏忠賢，而其他幾大鄉黨，為了自身生存，則開始紛紛依附到魏忠賢的身邊。就這樣，在極短的時間內，魏忠賢身邊聚集了幾大鄉黨，形成了新的閹黨。

再之後，魏忠賢開始藉助手中權力，捏造罪名，陷害東林黨的核心成員。在魏忠賢的陷害之下，東林黨的核心成員，幾乎全部被殺害，東林黨也徹底一蹶不振。而閹黨掌權之後，因為魏忠賢本人就不是什麼好人，閹黨的核心成員，幾乎又清一色都是奸臣。所以，在閹黨掌權期間，明朝的統治開始全方面的崩潰。而這些隱患，則是留到了崇禎時代。

直到天啟皇帝去世，隨著崇禎皇帝登基，除掉了魏忠賢，東林黨才再度崛起。

但是，到了崇禎時代，再度崛起的東林黨，卻徹底變了味道。

首先，崇禎本人極其討厭黨爭，這種討厭，不光包括閹黨，同時也包含了東林黨。所以，到了崇禎時代之後，就算東林黨得到了喘息之機，仍是成了一盤散沙。

其次，因為魏忠賢掌權的時候，東林黨的所有核心成員，幾乎都被屠殺一空。如今剩下的東林黨成員，幾乎全都是那種只顧自身利益，不顧朝堂利益的偽君子。所以，到了崇禎時代以後，明朝出現了一個很奇葩的現象：大家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但要說讓這些人去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他們卻又什麼都不會。

如果說，天啟年間的東林黨，還算是一個有著崇高追求的黨派。那麼到了崇禎時代，東林黨就徹底成了一個毒瘤了！此時很多東林黨的成員，他們根本不關心後金軍隊會不會攻破山海關，也不關心愈演愈烈的流民問題。他們關心的，只有自身的財產和名聲。

所以，要說閹黨和東林黨，哪個對明朝更有利，這個問題實在是沒法回答。因為這兩者的存在，從根本上破壞了明朝的統治核心。不過相對來說，剛剛建立之初的東林黨，其實還算是不錯，有著自己的政治抱負。但是到了崇禎時代，那時候的東林黨，其實只不過是一群偽君子罷了。

至於閹黨，內部或許也有一些品格高尚、工作能力比較強的官員。但大體上來說，閹黨的大多數成員，還是那種只顧自己，不顧國家的奸臣，自然也談不上好。

當一個國家，已經沒有了稍微好點的選擇，只能看哪個選擇不那麼壞的時候。到了這個時候，這個政權估計也就徹底沒救了。

明朝衰落甚至滅亡，黨爭是非常重要的原因，而黨爭中的兩個主力選手，東林黨和閹黨，對於明的衰亡誰更該負責呢？在明末的歷史迷霧中，兩黨到底都做了些什麼呢？

崇禎從繼位打擊魏忠賢，到中期大量派遣監軍太監，到明亡時候那句著名的文臣人人可殺，這個事實上因為東林黨才能得位的皇帝，態度的轉變到底意味著什麼呢？

明其實亡於萬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萬曆開始的激烈的黨爭。筆者認為，東林黨和閹黨對於明朝的腐敗衰落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兩黨的組成，鬥爭都錯綜複雜，東林黨受到其他大量其他文官黨派的攻擊，閹黨事實上是太監領導的文臣組成的黨派。

東林黨說了很多，卻是明朝經濟政策僵硬最大的始作俑者，而明的滅亡，財政破產是重大的原因，閹黨做了很多，其中錯的也很多，然而礦監和稅使確實稍微的改變了一下明朝的財政情況，東林黨對袁崇煥的推薦，崇禎三年以後對於有黨派背景的閣老的厭惡，明末亂相中兩黨代表人物的表現，都是我們觀察界定兩黨責任的切入點。

一．東林黨：標榜務實的政黨

1．東林黨的經濟政策

從無錫人顧憲成創立東林黨開始，這個黨派就對東南的財政政策異常的敏感，一般的史學家認為，明朝對於東南大地主，大的商業利益獲取者的錯誤政策，是他財政破產重要的原因，東林黨作為南方背景明顯的政黨，從萬曆開始起，在經濟政策上的立場是曖昧的。

東林黨自詡為務實的政黨，大量的知識分子應該是能看到明朝問題的癥結的，然而當皇帝們詢問東林閣老如何徵稅，如何改變財政窘迫的時候，他們的回答總是讓利於民。

東林黨對於礦稅的抵制，對於商業稅的冷漠，認為稅的根本還是在於農業，使北方人民困苦不堪，造成了明末大量的農民起義。東林黨真是看不出其中的奧妙嗎？他的地方保護，是不是和東林大量的書院修建背後的金主脫不了關係呢？

2．明末三案所透露出的東林黨動機到底是什麼？

明末的三案，是決定明朝歷史走向的案件，東林黨在三案中是活躍的，在大義這個巨大的牌坊面前，東林黨事實上深刻的介入了皇帝的家事，當然，帝王無家事，家事就是國事，但是東林黨的介入，真是政治上正義感的爆發嗎？

在明朝需要合理政策延壽 的時候，東林黨的活躍到底是為了國家利益還是政治籌碼呢？東林黨在書院開設講學後，事實上就組成了一個廷臣的利益共同體，他雖然沒有近代黨派那樣的明確政治綱領，不為同道，即為仇寇的口號還是說明了一些問題的。

東林黨結成利益團體後，浙黨，楚黨等文臣政治集團大量的出現，那他們是不是在東林黨的結合下被迫防衛的產物呢？從後世雍正的朋黨論可以看出，廷臣結黨對於古代王朝巨大的負面影響，東林黨開啟了明末政治鬥爭的潘多拉魔盒，魏忠賢的擅權，是不是皇權對於東林的壓制呢？

3．袁崇煥的推薦人--東林黨

如何評價己巳之變在明末政治生活中的份量，都是不過分的，己巳之變後事實上東林黨就被從內閣中踢出去了，錢龍錫推薦的袁崇煥，袁崇煥三年平遼背後到底是過人的自信還是東林黨搶奪權力的籌碼。

這是非常可疑的，袁崇煥的叛徒形象，擅殺毛文龍背後造成的事實上的後金的戰略情況變好，聯絡明末崇禎其實根本使用不了多少江南的財力和軍力，背後彷彿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明末的朝局。

崇禎對於無黨派大臣在崇禎三年後的喜愛，邊緣化東林黨人是不是覺察到了什麼呢？總之，萬曆以後，東林黨成立以後，明朝的君臣之間，彷彿有了一層巨大的隔閡，而閹黨，其實就是皇帝加強執行力必須要推出的政黨。

二．閹黨：殘民卻利國的黨

1．關於私德的攻擊

清朝建立以後，明史的編撰東林黨的殘餘還是有重大的影響力的，對於閹黨的魏忠賢，他的出身，道德品質成了重點攻擊的目標。現在有種流行的說法，魏忠賢攻於心計，總是在天啟做木匠活最關鍵性的時刻去詢問政務，他是從天啟的不耐煩中獲取政治影響力的。

對此，筆者是存疑的，因為東林黨的扶持才能正常做皇帝的天啟，是不是從這些文臣對皇帝過多的干預中，看到了什麼不好的兆頭呢？據說天啟死的時候，是讓崇禎好好對魏忠賢的，魏忠賢這個人私德有虧，害死恩人王成，魏朝，然而，他確實是有執行力的人。

魏忠賢和客氏的關係，他的跋扈成為了被攻擊最多的地方，對於沒有多少文化素質的人來講，修養道德永遠是會被人抓住痛腳的。

2．魏忠賢--掌權三年

天啟四年還被廷臣的彈劾嚇得跪地慟哭的魏忠賢，現在成了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對此筆者是存疑的，在軍事上，對於袁崇煥沒有因為東林黨的推薦而一味打壓，對於毛文龍，孫承宗，魏公公的做法都是剋制的。

在經濟上，魏忠賢的立場，減輕農稅，加強對南方官商的壓榨，其實是短期內改變明朝經濟窘境最好的方案，事實上，魏公公在可憐的認知的限制下，還做出了用太監的榮譽給遼東供馬，改變國庫索賄制度等力所能及的事情。

對於他來講，其實真正能做到言出令行，不被文官掣肘的地方，魏公公都嘗試了改變，閹黨本身是被東林打壓的政黨投靠魏公公的統稱，他們除了對東林黨的反感外，內部也是矛盾重重的。

3．魏忠賢的生祠是倒勾嗎？

魏公公在全國建造的生祠，成為了他專權跋扈的象徵，對於一個文化水平偏低，又得到皇帝寵信的人來講，什麼是他力量的源泉呢？

和東林黨代表的文臣有刻骨仇恨的，和大地主階級，甚至宗室勳貴們矛盾重重的魏忠賢，要那個沒什麼實惠的生祠有什麼用呢？還是說魏忠賢對於南方商業的打擊，觸動了某些人真正的痛腳呢？

三．東林黨與閹黨，天平砝碼的兩級

1．政績是政治的關鍵

對明朝來說，迅速的改善財政窘境，是一切政務活動的根本，魏忠賢從這個切入點來看，是皇帝利益的代言人，東林黨繞來繞去，講了很多道理和典故，卻仍然拿不出錢來。

天啟時期掌權的東林黨們，就是美國的明史學家提出的，能看出明朝問題的哲學家們，但是他們完全拿不出解決問題的方案，政治中怎麼可能有兼顧所有階級利益的政策呢？

斯大林在1942年的政策是西方世界瞠目結舌的野蠻，但是蘇聯抵抗住了德國的攻擊。政治中是需要看結果的，因為做人和做事的複雜，大量鬥爭的牽扯，讓政治鬥爭總是被迷霧掩蓋，東林對閹黨私德的抨擊，他們實際的不作為，考慮到明末東林大佬錢謙益，水冷，不可下，我們是不是看到了一點歷史的真相呢？

2．平衡是政治的奧妙

無論如何，崇禎徹底的打垮魏忠賢是不明智的，崇禎三年後，閹黨和東林黨其實都從政治生活中被邊緣化了，崇禎找的溫體仁等沒有黨派背景的政治木偶，什麼事情也做不了，東林黨好像也沒有了東山再起的意氣，他們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玩起了情懷。

如果閹黨還在，至少可以像鯰魚一樣讓明末的政壇多一些活力，多一些執行力的，崇禎把天平兩端的砝碼全部拿走，他的政治架構成了沒有任何效率的擺設。

結語：

明末，亡於小冰河，財政，黨爭，一大堆的原因，然而，東林黨的興起和明朝亡於萬曆的高度契合的時間線，是不是告訴了我們什麼。東林黨最大的可惡之處，就是開啟了政治鬥爭只看陣營，不看立場的先河，東林黨出現後大量的黨的出現，其實就是被逼的必須走在一起的政治結合體。

閹黨對政局的影響是酷烈的，然而從長度和深度來說，則完全不能和東林黨相比，明的衰亡，從黨派的角度看，東林佔八成，閹黨最多佔二成。

東林號稱務實的政黨，卻揪著還利於民妨礙明朝的財政改革，他們掌握了輿論權，大肆攻擊閹黨的私德，明朝事實上氾濫的臣權，從東林的作風可見一般，明的大臣反抗皇權不是直接對抗，他從鬥爭的智慧來講，玩出了新的高度，這些人在滿清的高壓和屠刀下立刻老實了，東林黨的真面目，在不斷的歷史研究中，慢慢明晰了起來。

所謂東林黨，指的就是明朝末年的一個政治集團，這個集團是以江南士大夫為主的官僚階級，由明朝吏部郎中顧憲成創立，主要人物有顧允成、高攀龍、安希範、劉元珍、錢一本、薛敷教、葉茂才等等，表面上看是為國為民，但實際上確實自私自利。人們常說的東林黨人是什麼意思?其實就是參與到這個集團中的人，它們藉著評論官吏、諷議朝政的名義，做著包庇地主、為富商巨賈牟利的舉動。由於提出了廉正奉公、振興吏治、開放言路、革除朝野積弊等等一些口號，讓民間以為他們是好人，然而翻開東林黨的真面目論史才發現，他們其實是大地主、大商人集團的代言人，實際上就是代表江浙一帶商人的利益，一旦有徵款賑災的舉動他們就會極力阻撓，因為這傷害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他們根本不關心黎明百姓生死，他們和閹黨的黨爭，加劇了明朝的滅亡。

哪裡有什麼閹黨，其實就是帝黨，閹人們的利益依託於皇帝，他們才是真正站在皇帝立場考慮問題的人。所在魏忠賢在的時候，想辦法搞錢，比如收礦稅，甚至受賄，搞到錢支援遼東，那時候和建奴打的有聲有色，讓建奴非常頭疼。等魏忠賢一死，東林諸公徹底放飛自我，皇帝想收商稅？那絕對不行，那是與民爭利。只能壓榨泥腿子，稱為遼餉，天災人禍之下，農民沒有了活路，紛紛揭竿而起，而東林豬公又大搞黨同伐異，真正能任事的能臣猛將一個一個被坑死，等崇禎醒悟過來，已經無力迴天了。而東林諸位“君子”則毫無羞恥的良禽擇木而棲去了

如果歷史告訴過我們什麼真理，就只有一條：絕大部分古代政治集團都是自私的。

政治集團的第一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小團體，而不是國家民族，更別說勞苦大眾了。

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常見的是四股勢力的爭鬥：皇族、外戚、權臣、宦官。

其中皇族就是擁兵自重的王爺們，但進入秦代以後使用了郡縣制度，而不是分封制度，限制了王爺們的兵權和行政權，所以王爺的叛亂大為減少，不是主流了。

即便如此，歷朝歷代幾乎都有王爺叛亂，只是大部分無法成功而已。

外戚主要是封建中央集權制度決定的。由於中國古代講究皇帝一個人為尊，但皇帝也會英年早逝，死後立年輕甚至兒童皇帝繼位，就只能讓其母親或者奶奶代為執政。而這些女人自己無法坐穩權力寶座，只能依靠孃家的外戚實力。漢代的呂后、唐代的武則天都是典型的例子。漢代的外戚和宦官鬥爭最為激烈，搞得國家直接滅亡。不過，從明代開始就大為限制外戚的勢力，尤其不在有權有勢的家庭選擇美女，從而大體杜絕了外戚的力量。

權臣也是禍亂國家的病根，主要是掌握軍政大權的重臣。自古以來，無數權臣篡位，甚至藉此改朝換代，比如隋文帝、宋太祖等等。宋代開始限制大臣的權力，將權力完全分散開，到明代完全形成了文官治國，武官統兵的基本策略，權臣實力大為減弱。

宦官，遺憾的是，歷朝歷代都無法消滅宦官勢力。宦官其實是皇帝的工具，是皇帝藉以掌握國家權力的一個團體。宦官沒有後代，篡位的可能性很小，才被皇上信任。但宦官的權力完全來自於皇帝，除了唐代等極少數時代宦官掌握軍政大權以外，明代宦官其實並沒有實權。只要皇帝一聲命令，魏忠賢也可以立即腦袋搬家。

就明代的東林黨和閹黨來說，其實只是複雜的政治集團。

東林黨屬於在野的官僚集團，背後是中小地主階層、大商人和知識分子階層，是帝國的中間力量。

閹黨主要是，封建最高統治集團、太監集團以及東林黨的敵對小政黨聯合體。

在東林黨和閹黨長期的權力爭奪中，毫無疑問閹黨一度佔據上風，主要是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對閹黨集團的重用，僅此而已。

東林黨作為在野政治力量，試圖推翻閹黨統治掌握大權也無可厚非，這是政治鬥爭的基本原則。

所以東林黨和閹黨無所謂好壞一說，只是不同的政治集團。

閹黨執政有功有過，總體是過大於功，加速了明朝滅亡。

但換句話說，東林黨執政也未必強於閹黨多少。

就像《三國演義》中，閹黨領袖張讓之流，質問外戚領袖何進，說的話是有一定道理的：至嘉德殿門，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何進大驚。張讓厲聲責：“董太后有什麼罪，你竟然將她毒殺？國母喪葬，你託疾不出！你本是殺豬賣酒的小人物，是我們推薦給天子才有今天的富貴。你不思報效我們的恩情，多次試圖謀害我們。你說我們是壞人，請問誰是好人？”

導致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中，黨爭就佔一大份，所以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閹黨，對明朝這個國家只有危害，沒有利。

但是非得從矮子裡拔高個的話 ，閹黨相對於東林黨，對明朝這個國家稍微有利那麼一點，以下是我的理由。

在明朝末期的天啟年間，天啟皇帝朱由校任用魏忠賢打理朝政，自己專心做木工。

雖然魏忠賢在手握大權後就黨同伐異，殘害忠良，紙醉金迷，但是魏忠賢獨攬朝政期間，後金打不進來內地，袁崇煥還在天啟六年時對後金的戰爭中取得了寧遠大捷，而且陝北也還沒有發生農民起義。

但是在天啟駕崩，崇禎繼位除掉了魏忠賢，任用東林黨後，一切都變了樣。

崇禎在1627年登基了，一上位就在東林黨官員的唆使下取消了工商稅，追加三餉，加重農民負擔，導致了明末農民起義的開始，十一月，崇禎逐魏忠賢去鳳陽，魏忠賢在路上自縊。

1628年正月，崇禎查抄魏忠賢黨羽，聽了東林官員的唆使，裁撤了驛站，以至於驛卒李自成失業，參與了農民起義，投靠了高迎祥。

關外後金肆虐，關內農民起義頻繁，崇禎是手忙腳亂，瞎操作頻出，雖然勤政，但是除了搞倒魏忠賢這事外，他好像沒什麼事是做對的。

他疑心特別重，先後更換內閣首輔五十人，懷疑抗金大將袁崇煥通敵，並將其凌遲，猜忌盧象升，不發兵支援 ，使之戰死在河北，猜忌孫傳庭，不發兵餉卻反倒催促孫傳庭率軍出擊，使之被李自成團滅，明朝最後一支勁旅也沒了。

崇禎當政期間，後金繞道蒙古，從長城入關劫掠五次，還攻到了山東濟南，每次後金軍入關劫掠，“兵強馬壯”的明軍們，只敢遠遠觀望，根本不敢上去打一把，除非後金軍主動來攻才還擊，大多時候只能幹看著搶得盆滿缽滿的清軍，大搖大擺的離開，而得意洋洋的後金軍臨走還砍了沿途樹木，做成刺眼的木牌，上書大字“各官免送”，真是深深的諷刺意味。

對於此事，崇禎除了四處調兵遣將疲於奔命的應對，與無能狂怒和處罰一些官員外，毫無辦法去杜絕後金的頻繁入關。

那些整天之乎者也，自詡忠君體國的東林黨官員們是如何報答崇禎的重用的呢？

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順政權，同時發兵東征明京師，順軍勢如破竹，起初遭到些許抵抗，到了後面遇到的明軍重鎮就都投降獻城，居庸關，大同，宣府，真定，保定等處將軍總兵皆望風而降，這些人的投降使得順軍長驅直入，直抵北京城。

當李自成兵來臨城下時，崇禎皇帝號召大臣捐錢充作軍餉，大臣裝聾作啞，視如未見，在崇禎的再三哀求下，勉勉強強湊了二十萬，但是李自成軍隊攻入北京後，嚴刑拷打群臣，卻打出了七千萬，當李自成攻打北京時，崇禎皇帝心急如焚，召集大臣來商議應對之策，竟然沒有一個人來見他，可見群臣對他多麼失望與無奈啊，也可想而知，沒了太監製約後的官員們是有多麼的無視皇帝啊。

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過昌平，抵沙河，十七日進高碑店、西直門，中午攻打平則門、彰義門、西直門，三月十七日半夜，農民軍由此進入復興門。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開啟正陽門，迎劉宗敏所部，中午，李自成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此時大臣皆己逃散，崇禎逃往景山自縊。

崇禎曾經說過，文臣皆可殺，此皆文臣誤我，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等話。

足見他對那些東林黨官員從當初的充分信任演變到了深惡痛絕，還把鍋全甩給東林黨，哈哈哈，崇禎上吊時，只有太監王承恩跟著他，而那些東林文官武將們跑的跑，降的降。

閹黨雖然會弄權貪財，但是忠心耿耿。

而東林黨不但會貪財弄權，還不忠心。

由此可見，閹黨略勝東林黨一疇，對大明這個國家稍微有那麼一點利。

閹黨是流氓會，在百姓前耍威風，但不會直接欺壓百姓，因為沒油水可撈，還不如搶富商大官來的痛快。

東林黨是文官集團，基礎是富商和同僚，講的是我三妻四妾皇帝必須用情專一，老話說的好：官官相護，，不怕流氓就怕流氓有文化，富商是基礎、其他官員是同僚，你說他們怎麼才能致富？

明亡國實際原因是政府財政破產。政府財政破產最大原因東林黨及其背後所代表計程車族利益。功名免稅和投獻使得政府農業稅收的基本盤越收越少。礦稅和商稅又被說成是與民爭利。開海禁是違反祖宗法度。實際是斷絕了明政府所以有可能擴大收入的可能，最終結果就是明政府的腦死亡。所以東林黨是明亡罪魁禍首。閹黨至少在積極替明中樞尋找輸血的途徑

東林黨對江山社稷的危害大。

閹黨其實是皇帝勢力，皇帝的利益和江山社稷關聯，多少還是考慮一些國家和民族層面的利益的。東林黨這樣的集團，代表地主、士人、工商階層利益，相當於當代社會的資本階層。

資本是沒有國界的，資本階層只關心自己的利益，不管國家民族的安危存亡。士人相當於當代的公知，他們要為資本階層說話、為資本階層謀利，為此不惜危害國家、民族和最廣大人民的利益。

看看資本有多自私、貪婪和嗜血，就知道那個階層有多可怕和可惡。

東林黨在乎的只是本集團的利益江山社稷皇上他們都不放在心上，他們的“公正”、“情懷”都只是與老百姓、與國家、與皇帝爭利的工具，他們是最不效忠皇帝、最無家國情懷最蔑視老百姓、最無恥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