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是戰國時代第一霸，它地處中原腹地，是戰國之世最先開始變法的一個國家！因此魏國兵強馬壯，國富民強，文明興盛，有條件培養人才，人才也喜歡往魏國跑。衛鞅就是在魏國公叔丞相府中實習了六年，做了六年的中庶子後才去的秦國。魏國為什麼能培養人才而不使用人才呢，我認為原因有以下幾點：

其一、魏國是戰國之世第一個變法而強的國家，它的制度先進，軍事強大，是所有人才都要掌握的基本功。魏國變法後，對官制、稅制、地制、人事關係都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是所有國家變法的藍本，衛鞅就是在魏國學習李悝變法的內容，與魏國的法令官制，這些是他去秦國變法的基本功。

其二、魏國的魏武卒是戰國之世的第一支重灌步兵，它戰鬥力驚人；魏國的騎兵也是戰國之世的第一支鐵騎，戰鬥力同樣可以吊打其它諸侯國。衛鞅在魏國跟著公叔丞相不僅學習政務，也參與軍事，他明白魏武卒的優缺點，而秦國變法後建立的新軍其實就是魏武卒的加強版。

其三、魏國很有錢，對士子禮遇有佳，在魏國當一個小官，俸祿也足以錦衣玉食，因此很多士子願意到魏國來尋找富貴，如果尋找不到富貴，再另謀它國。我們的老孟子就喜歡去魏國蹭吃蹭喝，魏惠王父子倆人都對老孟子禮遇有佳，以彰顯他們敬賢的名聲。

魏國不能發現並重用人才，還是跟魏惠王有很大關係。魏惠王有名師情結與貴族情結，他不喜歡出生寒門計程車子，有不喜歡禮賢下士，對於沒有名聲計程車子，他不會重用。龐涓因為是鬼谷子高足，所以得到魏惠王重用，衛鞅因為沒有名師且做過丞相府中庶子，所以他不殺也不用；張儀因為在魏國王宮頂撞了老孟子，所以魏惠王不用。

最後一點就是魏國成名太早，到魏惠王后期，各個實權部門都被功臣階級後代佔滿了，他們的階級已經固化了，外人想要進入魏國的實權部門太難了。所以很多士子寧願去秦國討出路，也不願在魏國混日子。再到後來，魏國衰落了，有識之士更不願意在魏國效力了。

戰國初期，三家分晉，魏文侯迅速崛起做大，開啟了魏國的霸主之路。早期的魏國，吸引了天下名士，所以成就了許多的人才。

但是到了後期，魏國腐敗很嚴重，人才得不到重用，而秦國恰恰相反，大力引進人才。秦魏聯絡緊密，人才對於秦國瞭解也相對較多，所以士子願意去秦國。比如商鞅、公孫衍、張儀等等。

秦國的崛起，和魏國的衰落有很大的關係，早期的時候魏國強大一定程度上對秦國起了保護作用。後期秦國想要做大的時候，魏國也充當了緩衝板的作用。

所以秦國崛起，魏國可以說是神助攻。

這個問題很有趣。

李斯在著名的《諫逐客書》中提到三個秦國崛起的關鍵人物，分別是：商鞅，張儀，范雎。有趣的是，這三人，都是從魏國跑到秦國的，反過來又把魏國整得半死。他們有一個共同點，在魏國時就是一條蟲，到了秦國都成了一條龍。

商鞅是法家，張儀與范雎算縱橫家，三個人還有個共同點，都是權謀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即縱橫）強秦者大抵三晉之人也。”這裡說的三晉，包括魏、趙、韓三國，都是從晉國分化出來的，搞權謀都是第一流的，其中魏國去的人最多，成為秦國的人才培養基地。我覺得，秦國應該交給魏國一筆人才培養費與轉讓費。

魏國輸出的人才，以法家、縱橫家為主。為什麼魏國能冒出這麼多頂尖的人才，這些人才為什麼在魏國又混不下去呢？我覺得有必要來分析一下。

1、魏國的前身晉國，有深厚的權謀文化，是誕生法家與縱橫家的搖籃

晉國是春秋時期法制比較完備的國家，法學思想發達，先後制訂有《被廬之法》《趙宣子之法》《範武子之法》《範宣子刑書》等。公元前513年，趙鞅鑄刑鼎，成為中國法制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晉國鑄刑鼎與鄭國子產鑄刑鼎一樣，是中國最早公開的成文法。由於晉國超級大國的地位，其影響之深遠，要甚於鄭國。

晉國以及後來分化出來的魏/趙/韓三國，其湧現出來的法家代表人物，在眾諸侯國中是首屈一指，李悝、商鞅、吳起、申不害、韓非等，其法家思想之淵源，全出自三晉。

晉國的另一個傳統，就是權謀文化，後來衍生出縱橫學。

大家讀歷史，一定會有這麼個印象，覺得秦國是個很狡詐，很會很權謀的國家。比如明明說要割六百里之地給楚國，到頭來忽悠說是六里；比如說請楚懷王去談判，一去就把人扣為人質，最後客死秦國。所以後來東方諸侯都把秦國的承諾當作放屁，誰也不當一回事。

其實，這是商鞅、張儀去了後，秦國才得這樣。在整個春秋時代，秦國是最耿直仗義的國家之一，而晉國則是最善於搞權謀的。比如說吧，晉國鬧饑荒，秦國給它援助大米；等到秦國鬧饑荒，晉國卻袖手旁觀。我讀春秋左傳時，就發現晉國真是很狡詐，很會耍陰招，它有這個文化傳統。

晉國的權謀文化，與其獨特的政治制度有關。晉國的權力長期掌握在幾大卿家手中，後來形成“六卿”制，六大家族輪番執政，內鬥不休，相互傾軋。六卿變四卿，四卿變三卿，最後三家瓜分晉國。晉國國內殘酷的政治鬥爭，造就其權謀文化極其發達，後來逐漸衍生出“縱橫”術。

三晉的文化與東方的齊魯宋楚文化都不同，沒有半點浪漫主義色彩，完全奉行實用主義。你看東方諸侯出了孔子孟子墨子這樣具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大師，出了老子莊子這樣沉思宇宙人生的智者，出了屈原這樣浪漫主義的詩人。而三晉沒有，都是出新型實用型人才，不是法家就是縱橫家。

2、魏文侯的人才政策，刺激魏國法家、縱橫家文化的發展與完善

進入戰國後，繼承晉國衣缽的魏國率先稱霸。

歷史學家錢穆在《先秦諸子系年》中有這麼一段評價魏文侯魏斯的話：“魏文侯以大夫僭國，禮賢下士，以收人望，邀譽於諸侯，遊士依以發跡，實開戰國養士之風。”戰國時代的“養士”風氣，並不是後來戰國四公子才有，而是從魏文侯開始的。

魏文侯的人才政策是開放的，他四處收攏名士以為己用。譬如說，他拜孔子弟子、大儒子夏為師，與著名學者田子方、段幹木亦師亦友，每次經過段幹木的住處時，總是畢恭畢敬。這種禮賢下士的態度無疑使他很快聲名遠揚，天下英雄才士紛紛從各地趕來，投奔魏斯。除了以上幾位名士之外，魏斯麾下有許多著名人物，如吳起、李悝、西門豹、樂羊等人，一時間人才濟濟。

在這種背景下，魏國本土的法家、縱橫家文化得到迅速發展。

著名法家代表李悝彙集各國刑典，編成《法經》一書，後來這也成為魏國的法律依據。《法經》有六篇，分別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這部法律文獻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李悝變法對戰國諸國變法提供一個可資參考的藍本，後來吳起在楚的變法，商鞅在秦的變法均受李悝的重大影響。而吳起與商鞅，都是從魏國去了別的國家。

在法家興盛的同時，縱橫術也走向繁榮。

法家與縱橫家，雖側重點不同，都是強國之術。法家重在制度，縱橫家重在外交，一個主內，一個主外，如果能結合在一起，就相當完美了。

在諸子百家中，縱橫家獨樹一幟，是戰國時代最顯赫的思想流派之一，其特點全在於“實用”二字，他們不是啃書本，更不是讀死書，而是利用自己的聰明才智，在諸侯之間遊走，以種種外交手段在國際舞臺上興風作浪，縱橫捭闔。

魏國出的縱橫家最多，但是為什麼像張儀、范雎這些縱橫家在魏國混不下去，到秦國卻如魚得水呢？

3、從人才流入到人才流失

我細細分析魏國史，大致作了以下劃分：

魏文侯時代，人才單邊流入。魏武侯時代，以流入為主，開始出現流失，比如吳起去了楚國。魏惠王時代，人才流入與流失相當，表現為來了又走了；比如商鞅從衛國來了，去了秦國；孫臏來了，又回了齊國；孟子來了，張儀走了，等等。在魏惠王之後，人才就加劇流失了。

為什麼會出現人才流失的情況呢？有幾個原因：

其一，魏華人才太多，競爭激烈。

魏國是生產法家、縱橫家的大本營，要在這裡混得下去，競爭很激烈啊。你懂的那些道理，別人也懂啊，怎麼顯得你比別人強呢？要有表現的機會，真的很少。比如縱橫家大師公孫衍，在魏國時沒什麼名氣，後來跑到秦國，沒幾年就當上最高的大良造。再比如張儀，在鬼谷子門下畢業，有一張三寸不爛之舌，居然在魏國找不到工作，只好去楚國打工。所以，在魏國要出人頭地，太難了。

其二，魏國體制僵化了，講排資論輩，不看你真才實學。

再比如范雎。同樣是縱橫家，范雎比張儀好點，在魏國找了份工作，在中大夫須賈門下當了門客，但這份工作差點要他的命。出使齊國時，由於表現出色，齊襄王很欣賞他，送給他一個大禮包。不想回國後，因為這個大禮包，范雎遭到審查，被懷疑有賣國行徑，差點被活活揍死。大家看看，表現得太好，反而遭到嫉妒/懷疑/猜忌，魏國已經不是魏文侯時的魏國了。在這種氛圍下，大規模的人才流失就是必然了。

秦國則相反，在秦孝公之後，秦之人才政策最開明，不看資歷，不看背景，只看你的真才實學。只要有真才實學，可以一下子從布衣提拔到相國。秦國的目的很簡單，也很明確，就是“富國強兵”，需要的不是充滿理想色彩的儒墨，也不是玄奧的道家/陰陽家，而是最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法家與縱橫家。因此，秦國崛起之關鍵人才多來自魏國，並非意外。

看到有人回答裡提到很多魏華人，不過我想說，對秦國出力者並非都是魏華人。如白起是秦人，商鞅和吳起是衛華人，後來的李斯是楚人，只有張儀、范雎、尉繚是魏華人。另外大家談到了環境問題，這確實比較重要，戰國時期，魏國、齊國、楚國、秦國都有尊賢重能的傳統，為儒家四大陣地，其中，齊國、秦國和楚國裡墨家也是顯學。

一、前期法家對於儒學的變異

魏文侯時，魏國乃是儒家八家之一的子夏學派的大本營，段幹木、李悝、顏闔、田子方、范蠡等人皆聽子夏講學於西河，除了范蠡，其他幾個人在嚴格意義上都是子夏的學生，同時子夏也是魏文侯的老師（吳起則學於曾子）。後世傳子夏得孔子教授易學，而易學本重變化，所以魏國時期文化思想和制度改革比較明顯，可能就有這個原因。筆者以前在知乎時，有人稱前期法家為變異儒家，也算貼合，而前人也早已論證過早期法家和儒家的傳承關係，因此，這裡面的源流演變，比如說吳起和商鞅立木為信，以及吳起言論中的儒家傾向，商鞅所謂的帝道、王道里的“殷商之德”，這都有明顯的儒家痕跡，尉繚子則自稱“世之通儒”。而商鞅在秦國的土地政策，不少地方跟《周禮》也很相似。

但總的來說，法家到了商鞅這裡，在不得已使用“霸道”謀求秦國的地位時，這個“霸道”已經不是孔子所稱讚的秦穆公的“霸道”了，可能因為時代較近，此霸道與孟子所謂的五霸倒是更相似些。商鞅後來說自己把秦國治理得跟魯、衛一樣，其實效仿的也是儒家，因為這倆地方是兄弟之國，同時也是儒家早期的大本營。哪怕是韓非子，在涉及到孔子的言論中，稱讚孔子的地方也遠多於批評，只不過到了上個世紀的“儒法鬥爭”時期，就只講批評而不論稱讚了。

另外，筆者看到有人把三晉的“鑄刑鼎”和晉文公的“被廬之法”等同看待。其實不然，所謂的晉文公立法，是有典禮儀式的，現在出土的早期青銅器裡“禮”都有典禮的意思，跟“刑”字接近。孔子所說的“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乃是早期立法的必備條件，即以禮樂為條件，在極其嚴肅的場合下，由唐叔、晉文公這些專門人士來立法。而到了“鑄刑鼎”的時候，不但這法律條文是來自周邊夷人（而非三晉大夫自創的，這跟鄧析制刑書而駟歂殺之性質上完全不同），而且範宣子也根本不夠資格去制定法律條文，即便如此，他還是用蠻族的法律推翻了唐叔和晉文公的法律，結果是什麼呢？幾家大夫爭權而三易中軍帥！這已經極為混亂了，哪裡有一絲法的痕跡？所以孔子說晉將亡乎，後來果然三家分晉，晉卒而生韓趙魏。

二、秦國的招賢政策

秦國很早時就有了儒學，和楚華人一樣，都是去到魯國求學。後來荀子去到秦國，給秦昭王獻上了孔子之語、六國事和七十二子等文獻百多篇，這批文獻沒被李斯燒掉，而是儲存在了秦國的秘府裡，後來蕭何給劉邦儲存的秦典籍裡就有這批內容。孔子以前，庶人執政難於登天，秦國任用奴隸之人百里奚就是鳳毛麟角，所以孔子說秦穆公稱霸沒什麼，而是完全能夠取天下的。後來秦國起用刑徒和家臣奴婢的孩子來攻打陳勝吳廣，也可以看出家臣奴婢的地位即便到了秦朝也是非常之低的。

早先的時候，“仁”主要是“親親”的意思，到了孔子，他本人是庶人出身，最後憑藉傲人的政績做到了公檢法三部門最高領導。所以，仁這個概念多了“舉賢才”而不再只是孔子之前的“親親”，所以他講“先進”“後進”的野人和君子，在提拔任命裡，他會使用那些學習過的野人，而非沒學習過的君子。在孔子以前，君子和野人（或小人）多指貴族和庶民的對立，貴族可以學習，庶民則很難有機會接受教育，他第一個創立了私學，這就讓野人也有機會來進行學習從政，這個貢獻是很大的，因為首先打破了世家公卿的政治壟斷。

商鞅到了秦國，憑藉霸道站穩腳跟後，就釋出了法律，將一切遊學之士扼殺在農業生產裡面。其實商鞅逃到秦國之初，既是魏國的囚犯，也是一個遊士，但他就是怕別人走這條路搶了他的位置。張儀之所以能去秦國，主要原因就是商鞅被殺，秦國廢除了商鞅的這些法令，再次開啟招賢模式。用賢才，是諸子百家當時的一致觀點，當然，《老子》和商鞅除外。即便是後來的李斯，也跟秦國的逐客令作了一番鬥爭，再續其招賢納士之模式。

至於有答主說孟子和張儀這些人的關係，那是基於電視劇而言的，現實中他們根本就沒見過面，也沒有什麼得罪了孟子這樣的扯淡話。而孟子在齊國給齊王出的策略本就很ＯＫ，《戰國策》也有記載，是齊宣王自己不聽而導致了杯具結果，這讓他愧對孟子而不敢見面。就孟子所談而言，還是很實際的，十稅取一能維持國家用度，太過仁慈而稅收再少些，國家財政就面臨危機，說明他專門研究過當時的稅收和財政支出比。而根據李悝的記載，即便是十稅取一，憑著當時落後的生產力，一個五口之家也不過是勉強度日而已，這就能解釋孟子為何要給齊宣王講他理想中的仁政了，因為只有這樣做，你齊華人才能在勉強度日的基礎上達到老人有肉吃，家人有好衣服穿，殘疾孤寡都有所養的結果，而不是路有餓殍哀鴻遍野。有趣的是，秦國坐擁關中平原和天府之國，糧食產量卻跟東方諸國差不多，其實原因就在於它跟《周禮》記載的土地政策相似。

魏國率先進行變法，開風氣之先，成為戰國時代第一霸主，因此吸引和培養了很多人才，尤其是主持變法的法家人才，縱橫家，軍事家，吳起，龐涓，商鞅等人都與魏國有很深的淵源。

說到真正奠定秦國統一天下基礎的人才，商鞅是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商鞅是衛華人，學習了法家學說，在魏國得不到重視，於是選擇到當時最為貧弱的秦國。

也就是說，魏國本是商鞅的第一選擇，當時的魏國是戰國第一強國，第一霸主，魏惠王當政，魏國魏武卒實力強勁，向西佔據了秦國河西之地，在中原稱霸，壓制其他諸侯國。當時的魏國也彙集了天下很多人才，但處於四戰之地的魏國君臣由於志驕意滿，上升通道受阻，使得很多有識志士無用武之地。

商鞅看到這一幕，便決定放棄魏國，反投當時一窮二白的秦國。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援下，進行最為徹底的變法改革。經過君臣上下一心，多年努力，逐步使秦國國力提升。正因為秦國一窮二白，秦孝公勵精圖治，放手讓商鞅進行變法，雖然阻力很大，但仍然得以實行，並且由於力度大，改革很徹底。一舉使秦國改變西陲小國的落後狀態，成為國力蒸蒸日上的虎狼強國。

反觀魏國，處四戰之地，為維持其霸主地位，四處征伐，貴族氣息濃厚，變革停滯不前，戰略出現重大失誤，導致成為眾矢之的，而坐視秦國崛起，坐視齊國壯大。

於是霸主地位易主也就不可避免。秦國打敗曾經無比強大的魏國，究其根本，是不斷進取變革的新興大國戰勝了固步自封的老牌強國，進取變革打敗固步自封。

在在春秋戰國時期，尤其是戰國後期，幾個出了名的大人才，都和魏國有關係。商鞅，張儀和公孫衍等等人都是魏華人，在魏國得不到重用，都為秦國立下大功，為秦統一建立堅實的基礎。

那魏國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才？為什麼人才都跑到秦國呢？

我們看看戰國時期的地圖就知道了！

魏國的地理位置在哪呢？山西的南邊，河南的北邊，它的都城是大梁，現在在河南開封一帶。這個位置正好處於，列國中央，被列國包圍。戰國七雄，它被五個國家包著。說白了，它被列國環繞，也使得這個地方四通八達，流動人口多。所以使魏國的資訊特別敏銳，列國有什麼事，最先到達魏國。所以資訊通暢發達，有利於培養視野開闊的人才。而且它離秦國太近，往北一溜達就是秦國，所以它的人就近去秦國找工作也方便

在戰國初期，魏國君主魏文侯為了強大國家，採用李俚的人才培養計劃，加強農業商業發展，隨著商業的流通和國家的強大。不僅培養了自己國家的人才，也使得國外的人才都來了魏國。也就使的魏國壓著秦國打。

但是到了魏文侯死後，幾個後代不重視人才，任用近臣。再有就是，這個時候，秦孝公釋出招賢令，只要是人才，有能力我就用，並在後代一直一直沿用。在這樣的國策下，離秦國很近的魏華人就最先去了秦國。而且兩個國家離的太近，在聽說別人都得到重用後，覺得自己在魏國得不到重用，還不如去秦國呢。就這樣，形成一個人才的對流。在這樣的惡性迴圈下，魏國只要有了人才得不到重用，就都跑到秦國。

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不由想起晏嬰所說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這句話，用來形容最恰當不過了。在秦的崛起史中，商鞅、張儀、范雎三個至關重要的人物皆來自於魏，這三人在魏時，商鞅不過是魏國丞相公叔痤府的一名中庶子;張儀早年仕於魏不過一介寒士;范雎不過一名普通的門客。然而此三人一到了秦國立馬建功立業拜將入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成為秦國的棟樑之才。到底是魏華人“不識貨"呢，還是魏國妒賢嫉能呢?

縱觀魏國的發展史，魏國是十分重視人才的。從魏文候起魏國首開禮賢下士之風，養士並非戰國四公子的“專利”，真正興起養士之風的則是魏文候，四公子不過是跟著葫蘆畫瓢而已。早期的魏國大攬四方之士，加上李悝變法在魏國推行，凡有識之士都來到魏國試圖一展才華。如孫臏、龐涓、吳起、商鞅等著名人物首選便是魏國。一時間，諸子皆以能在魏國任職為榮。

前期的魏國可謂人才濟濟，可人才濟濟的魏國並沒有因此形成合力而繼續強盛，反而出現人才排濟人才的局面。如吳起遭公叔痤驅趕、龐涓害孫臏，尤其是龐涓迫害孫臏一事，在當時的影響巨大。

到了魏惠王時期，魏國內人才排斥人才的風氣並沒有引起魏惠王的重視，反而越演越烈以至一發不可收拾。魏惠王初期上將軍龐涓與魏相公孫痤政見之爭形同水火，由於龐涓有鬼谷子高徒光環，深得魏王信任，對公叔痤的意見建議根本置之不理，在政見上公叔痤建議惠王繼續維護魏國霸權;而龐涓則主張滅國統一方略。惠王始終認同龐涓的滅國統一方略，開始四處吞併，如桂陵之戰、馬陵之戰就是龐涓的滅國方略促成的敗局。

由於惠王聽信於龐涓冷落年邁的公叔痤，對其推薦的人才更是視而不見。公叔痤臨終前向魏惠王推薦了時任中庶子的商鞅，說商鞅之才遠不低於龐涓，但沒有得到重視，並笑公叔痤病得不輕，結果商鞅離開了魏國投奔了秦國，並在秦展開了著名的商鞅變法。

如果說魏華人踩人的現象是在早期形成的，那麼人踩人的風氣則是魏惠王助長起來的。龐涓去世之後，著名的例子莫過於惠施擠走莊子的例子，彼時莊子名鵲起惠施怕莊子代替其成為魏相故擠走了莊子，其實莊子並沒有心思當官，只是惠施擔心而已。

魏國內人踩人的風氣積重難返，相比秦國則剛剛起步，恰逢秦孝公即位勵精圖治開始向諸候各國招攬人才，加上秦孝公胸襟廣闊，商鞅選擇了秦國，並在秦孝公建立“客卿制度”上完善用才制度，為秦國後來湧進大批的人才奠定了很好基礎。這個制度便是“客卿制”。

秦國“猛將起於伍卒，賢相始於客卿”。客卿制是秦國選才用才的重要保障，凡是人才進入秦國任職首先任客卿，客卿其實就是個提供平臺展現人才能的職位，雖無實職，但是展現人才能空間可以放到無限大，一旦在客卿的位置展現出才能立即得到重用。如張儀首任客卿透過外交圖徑收回河西、范雎首任客卿罷黜“四貴”。

魏國的用人不當成風與秦國完善的用人機制形成了鮮明對比，“淮南為橘，淮北為枳”說的其實是土壤與氣候對同一物生長影響帶來的不同結果。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明主而事，大概是這個理。

確實有這樣的現象，但也不能以偏概全。真正從魏國去秦國的，主要是商鞅、張儀、范雎三人，但是李斯是楚人，司馬錯、白起、王翦都是秦人，呂不韋是衛人，魏冉出身不明，可能是魏人或楚人。

如果我們就魏華人出奔秦國來討論，應該注意到魏國本身作為中原地帶，交通資訊發達，又是法家的誕生地，本土人才應該會比較多；魏國在戰國前期也是第一大國，又能吸引其他國家的人才，如商鞅本身是衛華人。但這三人均沒有留在魏國，其中商鞅是沒有被魏惠王提拔；范雎是被魏齊毒打；張儀則是壓根沒在魏國出仕；另外還有個吳起，被公叔陷害而出走楚國。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應該很大程度是公族政治導致的。相對秦國來說，六國的改革並不徹底，而把持政權的長期仍是公族。比如吳起儘管在楚國一顯身手，但是楚悼王死後吳起馬上被貴族攻殺。著名的“戰國四公子”也都是公族。正是因為血緣被重視，所以才能才會相對貶低。而秦國自春秋以來公族政治就較為薄弱，所以也更加註重人才的引進，像秦穆公時期公孫支是晉人、百里奚是虞人、由余是戎人，等等。

到了戰國之際，秦國更是海納百川，吸取了不少外華人才，除了以上這些人外，還有魏國公孫衍、楚國甘茂、齊國蒙驁、燕國蔡澤等。後來秦王政下達《逐客令》，但是李斯馬上寫出《諫逐客書》，深刻闡釋了“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的道理，其實正是和秦國春秋以來的客卿制度一脈相承的。

魏國有大量秦國想要的人才，秦國有大量魏國落破人才的舞臺。二者相互須求，這也許是魏華人才大量為秦國所用的原因吧

回答這個問題我想從歷史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社會人員層次結構變化的方向，宏觀的視野來解釋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說下這個技術進步

一個是鐵器和牛耕的農業生產技術

一個是竹簡的知識傳播技術

這會對社會結構產生什麼影響呢？

鐵器和牛耕的出現讓平民從原來只能在貴族的井田上種地，到能有餘力去開墾自己的私田。平民不在受到貴族的控制，井田制就漸漸的消失了，這樣就會削弱貴族的勢力。

竹簡的普及應用讓知識的傳播成本大大下降，一般的或者破落的貴族子弟甚至運氣好的平民，都有了學習的機會。

有了這兩個條件，一個供應人力資源，一個供應教育資源，這樣就會形成一個群體：有文化但是沒有封地或者沒有地位的平民群體。

而在當時的歷史背景，在技術進步之前，各個諸侯國的君主都是在受著地方貴族勢力的制約。因為人力資源和財富都在貴族手裡，君主制定政策是需要貴族同意的。所以君主急需要養一群可控的，有能力有文化的自己人，來擺脫這個局面，而當時這些都壟斷在貴族手裡 。

好了技術的進步創造了這麼一個群體出來，可把君主樂壞了。

這個群體他們就變成了遊士，到處尋找吧自己賣一個好價錢的地方。

而這些人的條件剛好滿足君主的要求。什麼要求呢？

一.他們要在本國沒有根基，沒有資本對抗君主；

二.他們的地位和財富都來自君主的賞賜，有動力配合君主的工作。

可謂一拍即合。

所以不單單是秦國的基礎人才來自別國，其他國家也是。

魏國是七國中最早改革的，文、武兩位君王也是非常英明，魏國吸納天下英才而用之。到了第三代君王就不大行了，中等發展陷阱，魏國沒跨過去，人才開始外流，秦國又開始改革，吸引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