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一共七次。鄭和下西洋分別到達的國家有：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裡、滿剌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裡、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裡、甘巴里、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裡灣尼和不刺哇國。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隊出使南洋諸國。回國時，蘇門答臘國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隨船隊到北京朝貢。不久，明宣宗去世，明英宗繼位。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遣回古裡等十二國使臣。 一說，輔政大臣還曾於該年以明英宗的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採買營造 ，這與《明實錄》原文有出入。但無論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天順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監福安幾次嚮明英宗派陳奏自下西洋停罷後珍珠、黃金等奢侈品不足，並曾請求派官員下西洋採購黃金，為明英宗所拒。擴充套件資料：鄭和下西洋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本著“和則相生”、“樂群貴和”的方針與亞洲各國友好往來。“1911 年，錫蘭島上的加勒發現當年鄭和在錫蘭山佛寺佈施所刻的石碑。根據當年參加西洋之行的費信記載，這塊石碑是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是預先在國內刻制的，並運至錫蘭佛堂山樹立。碑文用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書寫。令人驚奇的是，這塊石碑上三種文字所書寫的內容雖在貢物的名單上大致相同，但所頌揚的神的物件卻不一樣。”從鄭和使團在錫蘭國樹立的這塊宗教石碑情況看，儘管宗教信仰不同，明朝仍有和錫蘭國各種宗教勢力建立良好關係的願望。鄭和不希望宗教的對立而影響在西洋的航行，因而採用這種方式來求同存異，從中亦反映了儒家文化“貴和”的思想。據史料記載面對傲慢不恭並且從事海盜活動的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鄭和等人最初採取了迴避衝突的態度，忍辱負重，貴和、重和，試圖化干戈為玉帛。但最終因自身出現危險所以才被迫予以應戰。永樂九年( 1411)，鄭和將亞烈苦奈兒歸獻明朝，“群臣請誅之，上憫其愚無知，命姑釋之，給與衣食，命禮部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以承國祀。”從鄭和以至明成祖處理此事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行為傾向看，明朝君臣並沒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對方，而以“和”來協調兩國關係發展。儒家主張自我修煉的內斂人格，提倡“和”為貴、“溫良恭讓”、“君子無所爭”的文化思想與西方所提倡的向外擴散、開拓和追求的意識迥然不同。鄭和七次出使西洋，本著“宣德化而柔遠夷”，“民胞物與, 泛愛萬物”的思想來往於西洋和印度洋之間。儒家的“仁愛”思想使鄭和在海外諸國“施恩佈德”，“華夷同視”。重情義，輕利益，“樂群貴和”的儒家文化影響著鄭和的整個航行生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潤下，儘管鄭和以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訪問西洋諸國。也不會在海外廣建殖民地，更不會實行血腥的殖民掠奪和罪惡的黑奴貿易活動。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友好交流，對穩定該地區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為明清兩朝為核心的周邊國家“漢文化圈”的形成作出積極作用。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鑄造了鄭和，而鄭和卻用儒家文化譜寫了另外一種世界文明。
鄭和下西洋一共七次。鄭和下西洋分別到達的國家有：占城、爪哇、真臘、舊港、暹羅、古裡、滿剌加、勃泥、蘇門答刺、阿魯、柯枝。大葛蘭、小葛蘭、西洋瑣裡、蘇祿、加異勒、阿丹、南巫裡、甘巴里、蘭山、彭亨、急蘭丹、忽魯謨斯。溜山、孫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兒、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兒、沙裡灣尼和不刺哇國。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隊出使南洋諸國。回國時，蘇門答臘國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隨船隊到北京朝貢。不久，明宣宗去世，明英宗繼位。正統元年（1436年），明廷遣回古裡等十二國使臣。 一說，輔政大臣還曾於該年以明英宗的名義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採買營造 ，這與《明實錄》原文有出入。但無論如何，下西洋已然落幕。天順二年（1458年）至三年（1459年），太監福安幾次嚮明英宗派陳奏自下西洋停罷後珍珠、黃金等奢侈品不足，並曾請求派官員下西洋採購黃金，為明英宗所拒。擴充套件資料：鄭和下西洋以和平使者的身份，本著“和則相生”、“樂群貴和”的方針與亞洲各國友好往來。“1911 年，錫蘭島上的加勒發現當年鄭和在錫蘭山佛寺佈施所刻的石碑。根據當年參加西洋之行的費信記載，這塊石碑是在鄭和第三次下西洋是預先在國內刻制的，並運至錫蘭佛堂山樹立。碑文用漢文、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書寫。令人驚奇的是，這塊石碑上三種文字所書寫的內容雖在貢物的名單上大致相同，但所頌揚的神的物件卻不一樣。”從鄭和使團在錫蘭國樹立的這塊宗教石碑情況看，儘管宗教信仰不同，明朝仍有和錫蘭國各種宗教勢力建立良好關係的願望。鄭和不希望宗教的對立而影響在西洋的航行，因而採用這種方式來求同存異，從中亦反映了儒家文化“貴和”的思想。據史料記載面對傲慢不恭並且從事海盜活動的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鄭和等人最初採取了迴避衝突的態度，忍辱負重，貴和、重和，試圖化干戈為玉帛。但最終因自身出現危險所以才被迫予以應戰。永樂九年( 1411)，鄭和將亞烈苦奈兒歸獻明朝，“群臣請誅之，上憫其愚無知，命姑釋之，給與衣食，命禮部擇其屬之賢者立為王，以承國祀。”從鄭和以至明成祖處理此事所表現出來的思想行為傾向看，明朝君臣並沒有依恃自身武力而控制對方，而以“和”來協調兩國關係發展。儒家主張自我修煉的內斂人格，提倡“和”為貴、“溫良恭讓”、“君子無所爭”的文化思想與西方所提倡的向外擴散、開拓和追求的意識迥然不同。鄭和七次出使西洋，本著“宣德化而柔遠夷”，“民胞物與, 泛愛萬物”的思想來往於西洋和印度洋之間。儒家的“仁愛”思想使鄭和在海外諸國“施恩佈德”，“華夷同視”。重情義，輕利益，“樂群貴和”的儒家文化影響著鄭和的整個航行生涯。正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潤下，儘管鄭和以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訪問西洋諸國。也不會在海外廣建殖民地，更不會實行血腥的殖民掠奪和罪惡的黑奴貿易活動。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國與亞非國家的友好交流，對穩定該地區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為明清兩朝為核心的周邊國家“漢文化圈”的形成作出積極作用。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儒家文化鑄造了鄭和，而鄭和卻用儒家文化譜寫了另外一種世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