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了一句又一句，曰過來曰過去，曰出一個“安貧樂道”，這就成為中國古代士人無比推崇的生活態度，甚至上升到人生境界，支撐著這些士人走過崎嶇的歷史長路。 閒雲悠悠，物換星移，轉眼之間，走進了新時代，於是，“安貧樂道”還是不要“安貧樂道”，貌似就成為一個問題。 孔子所說的“安貧樂道”中的“貧”肯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 道理很簡單，因為孔子是貴族。孔子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宋國始祖微子啟是孔子遠祖微仲的哥哥，微子啟卒，微仲代兄而為宋國之主。孔子的十代祖弗父何是宋緡公的長子，宋緡公傳位其弟熙，是為宋煬公，宋緡公次子鮒祀殺宋煬公，弗父何讓位鮒祀而為宋國大夫。孔子的七代祖是正考夫，為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重臣。孔子的六代祖是孔父嘉，死於政變，其子木金父避難魯國。孔子的父親是叔梁紇，分別在魯襄公十年、十七年的偪陽之戰和齊魯之戰中立下戰功，“以勇力聞於諸侯”。所以，以血統而論，孔子那是相當的顯赫。雖然是沒落的貴族，但是，人家畢竟是貴族圈子裡的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何況孔子不但進入仕途，而且進入魯國中央核心，任大司寇。就算是顏回，也是魯國貴族，人家再怎麼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至少還有五十畝郭外之田，十畝郭內之圃。所以，孔子“安貧樂道”中的“貧”是相對意義上的不怎麼富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這和現在貪官汙吏經常掛在嘴邊的“廉”是相對意義上的不怎麼鉅貪，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廉潔”是一個道理。鄭重宣告：作這樣一個比較是為了更簡單直白地說明道理，絕對沒有對孔子他老人家不尊敬的意思。 孔子的時代是貴族政治，世卿世祿，貴族幾乎壟斷仕途，擁有貴族的血統就擁有進入仕途的資格，所以，孔子能夠在二十多歲就成為魯國的基層公務員，後來還進入魯國中央核心。這不是一個奇蹟，因為以血統而論孔子是一個準接班人。 後來離開仕途是因為孔子與政敵矛盾激化。其實，在當時貴族政治的背景下，孔子只要抱著混混的觀念，在仕途上混就不成問題。換句話說，孔子是在可以不離開仕途的情況下選擇離開仕途。 還是因為貴族政治，就算是不在仕途的貴族也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所以，離開仕途的孔子不可能就一無所有。 由此可見，作為貴族，孔子是在物質和人權都有保障的情況下，能夠不“貧”而選擇“貧”，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這樣的“安貧”才能夠“樂道”，所以，孔子的“安貧樂道”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樂道”。 反過來，在物質和人權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人只能夠“貧”，也就不可能有人能夠不“貧”而選擇“貧”。而且，這樣的“貧”多半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只能夠“貧”而選擇“貧”，就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連“安貧”都談不上，又哪裡來的“樂道”？ 所以，孔子的“安貧樂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物質和人權都要有保障，而且還能夠不“貧”。這樣的條件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孔子曰了一句又一句，曰過來曰過去，曰出一個“安貧樂道”，這就成為中國古代士人無比推崇的生活態度，甚至上升到人生境界，支撐著這些士人走過崎嶇的歷史長路。 閒雲悠悠，物換星移，轉眼之間，走進了新時代，於是，“安貧樂道”還是不要“安貧樂道”，貌似就成為一個問題。 孔子所說的“安貧樂道”中的“貧”肯定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 道理很簡單，因為孔子是貴族。孔子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宋國始祖微子啟是孔子遠祖微仲的哥哥，微子啟卒，微仲代兄而為宋國之主。孔子的十代祖弗父何是宋緡公的長子，宋緡公傳位其弟熙，是為宋煬公，宋緡公次子鮒祀殺宋煬公，弗父何讓位鮒祀而為宋國大夫。孔子的七代祖是正考夫，為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三朝重臣。孔子的六代祖是孔父嘉，死於政變，其子木金父避難魯國。孔子的父親是叔梁紇，分別在魯襄公十年、十七年的偪陽之戰和齊魯之戰中立下戰功，“以勇力聞於諸侯”。所以，以血統而論，孔子那是相當的顯赫。雖然是沒落的貴族，但是，人家畢竟是貴族圈子裡的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更何況孔子不但進入仕途，而且進入魯國中央核心，任大司寇。就算是顏回，也是魯國貴族，人家再怎麼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至少還有五十畝郭外之田，十畝郭內之圃。所以，孔子“安貧樂道”中的“貧”是相對意義上的不怎麼富裕，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這和現在貪官汙吏經常掛在嘴邊的“廉”是相對意義上的不怎麼鉅貪，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廉潔”是一個道理。鄭重宣告：作這樣一個比較是為了更簡單直白地說明道理，絕對沒有對孔子他老人家不尊敬的意思。 孔子的時代是貴族政治，世卿世祿，貴族幾乎壟斷仕途，擁有貴族的血統就擁有進入仕途的資格，所以，孔子能夠在二十多歲就成為魯國的基層公務員，後來還進入魯國中央核心。這不是一個奇蹟，因為以血統而論孔子是一個準接班人。 後來離開仕途是因為孔子與政敵矛盾激化。其實，在當時貴族政治的背景下，孔子只要抱著混混的觀念，在仕途上混就不成問題。換句話說，孔子是在可以不離開仕途的情況下選擇離開仕途。 還是因為貴族政治，就算是不在仕途的貴族也享有政治、經濟特權，所以，離開仕途的孔子不可能就一無所有。 由此可見，作為貴族，孔子是在物質和人權都有保障的情況下，能夠不“貧”而選擇“貧”，這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這樣的“安貧”才能夠“樂道”，所以，孔子的“安貧樂道”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樂道”。 反過來，在物質和人權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人只能夠“貧”，也就不可能有人能夠不“貧”而選擇“貧”。而且，這樣的“貧”多半就是真正意義上的“貧窮”。只能夠“貧”而選擇“貧”，就談不上是真正意義上的“安貧”，連“安貧”都談不上，又哪裡來的“樂道”？ 所以，孔子的“安貧樂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物質和人權都要有保障，而且還能夠不“貧”。這樣的條件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