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五四”以前已經在他文章中提起過“法布耳”的《昆蟲記》。把《昆蟲記》奉為"講昆蟲生活"的楷模。
想必當時他所根據的材料是日文。我沒有時間去查書，不敢說我的記憶正確無誤。(P.6)
其實，魯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記中記下：“下午往東亞公司買《辭林》一本，《昆蟲記》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這裡並未提到“法布耳”，其時遠在“五四”之後，而且日記當時並未公開發表。魯迅公開發表的文字中：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現在要Brehm的講動物生活，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華蓋集·通訊二》)
此文寫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載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進》週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後，這裡根本未提書名，也沒有“法布耳”這個中文音譯名。又，魯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寫的《春末閒談》，初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墳》，其中是稱為“法國昆蟲學大家發勃耳”，並未譯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書名。魯迅的確是重視《昆蟲記》的，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還從歐洲陸續郵購到《昆蟲記》英譯本，計劃與周建人合譯出來。(見周建人：《魯迅與自然科學》)但是，真正在中國第一個提“法布耳《昆蟲記》”的，還是周作人寫的那篇文章，初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報副鐫》，收入《自己的園地》，羅大岡記得的自是這一篇，也遠在“五四”之後。羅先生的記憶的確不甚準確。但這個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關於《昆蟲記》本書的，法布林如果有知，更不會在乎，他傳遞的人類遠親的訊息畢竟到達我們這裡了。
自1923年周作人將《昆蟲記》介紹到中國，近80年來，不斷有轉譯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寫本或選譯本面世，版本紛綸迷人眼，卻沒有一部直接譯自法文的中文全譯本，對於一部影響了世界幾代人的傳世經典來說，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譯與出版之困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
魯迅在“五四”以前已經在他文章中提起過“法布耳”的《昆蟲記》。把《昆蟲記》奉為"講昆蟲生活"的楷模。
想必當時他所根據的材料是日文。我沒有時間去查書，不敢說我的記憶正確無誤。(P.6)
其實，魯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記中記下：“下午往東亞公司買《辭林》一本，《昆蟲記》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這裡並未提到“法布耳”，其時遠在“五四”之後，而且日記當時並未公開發表。魯迅公開發表的文字中：
單為在校的青年計，……至少還該有一種通俗的科學雜誌，……現在要Brehm的講動物生活，Fabre的講昆蟲故事似的有趣，……(《華蓋集·通訊二》)
此文寫於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載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進》週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後，這裡根本未提書名，也沒有“法布耳”這個中文音譯名。又，魯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寫的《春末閒談》，初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墳》，其中是稱為“法國昆蟲學大家發勃耳”，並未譯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書名。魯迅的確是重視《昆蟲記》的，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年，還從歐洲陸續郵購到《昆蟲記》英譯本，計劃與周建人合譯出來。(見周建人：《魯迅與自然科學》)但是，真正在中國第一個提“法布耳《昆蟲記》”的，還是周作人寫的那篇文章，初載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報副鐫》，收入《自己的園地》，羅大岡記得的自是這一篇，也遠在“五四”之後。羅先生的記憶的確不甚準確。但這個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關於《昆蟲記》本書的，法布林如果有知，更不會在乎，他傳遞的人類遠親的訊息畢竟到達我們這裡了。
自1923年周作人將《昆蟲記》介紹到中國，近80年來，不斷有轉譯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寫本或選譯本面世，版本紛綸迷人眼，卻沒有一部直接譯自法文的中文全譯本，對於一部影響了世界幾代人的傳世經典來說，這不能不是一種遺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譯與出版之困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這非有一個大書店擔任即不能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