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違法行為的，原因如下：　　教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依法從重處罰。（參見刑法第29條）　　附：“我說立法”11月18日刊載的“對教唆犯處罰規定須完善”一稿，筆者再三研讀，仍然難以支援作者的觀點，認為刑法第29條不應修改。　　刑法第29條規定在刑法第二章第三節共同犯罪中，是對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如何進行處罰的一般原則。其中，規定“教唆不滿18週歲的人犯罪的，應當從重處罰”，前提條件亦是教唆人行為已經成立教唆犯，即排除了教唆者成立間接正犯的情況。換句話說，如果教唆者的行為成立的是間接正犯，就不應再依據此條規定對其進行處罰了。比如，教唆15週歲的人進行盜竊，在盜竊數額達到犯罪標準的情況下，根據刑法第17條規定，15週歲人顯然不成立盜竊罪，而教唆者卻無疑成立盜竊罪的間接正犯。此時，不成立共同犯罪，刑法只能視教唆者本人實施了盜竊行為，對教唆者徑行依照盜竊罪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罰，該怎麼判就怎麼判，與第29條無關了。　　另外，原文作者認為若如上舉例，就應該適用第29條對教唆者從重處罰，否則便與第29條“教唆犯從重”的規定在“法定刑”上出現悖論的說法，不知從何而來？法定刑與從重與否並無關係。至於宣告刑上，如上述案例，是被教唆者15歲，教唆者的刑罰重；還是倘若被教唆者17歲，教唆犯的刑罰重，那是完全不同的法律基礎，審判現實中沒有同一比較的可能和意義，亦不應同時在教唆犯的處罰中規定。　　因此，在理解和適用刑法第29條規定時，應當根據教唆犯的成立條件及刑法第17條的規定綜合進行，第29條並沒有完善修改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