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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後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後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云“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麼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歎“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於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一步消沉,詩云:“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一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後。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並且從此後一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讚備至。其實,他之崇佛,並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一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後,才潛心釋氏以寄託。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雲:“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後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於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一邊持齋、坐道場,一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築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築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參考資料: http://www.tydao.com/sxren/wenhua/baijuy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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