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著名修辭學家、演說家和政治活動家，智者學派的重要代表高爾吉亞曾提出並論證了以下命題：“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第三，即便可以認識它，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鄙人不予認同，現批駁如下：對第一個命題的批駁。假設真的“無物存在”，那麼，“存在”作為一個概念將無法確立，人類將根本不知道也不會有“存在”這個詞的東西。既然“存在”已經作為一個詞被表述被運用了，那麼，這個詞之下必然有某些具體實在的“存在”使人類得以引出“存在”這個詞。假設真的“無物存在”，那麼這個命題也將無法被任何人表達和論述。表達和論述是一種引出，既然“無物”可引，又何來命題呢？“無物存在”的命題相當於此地無銀三百兩，高爾吉亞越是論證他的“確真性”，它就越暴露存在的“存在性”，彷彿南轅北轍。對第二個命題的批駁。對於任何事物的認識，我們首先得到的是它（某物）的存在性，也就是說，某物的“存在”即是我們所認識的“它”，儘管我們幾乎不可能完全認識“它（某物）”。高爾吉亞一方面假定“如果有某物存在”，在這個假定裡，他已經承認了某物透過認識之後的一個存在性；另一方面，他在這個假定之下又自相矛盾地得出“人也無法認識它”。這難道不是自打嘴巴嗎？對第三個命題的批駁。本來我們只需對第一個命題作出批駁就可對緊接的兩個命題不予理會的，因為後兩個命題都是最終建立或承繼在第一個命題上的。後邊兩個命題無非是高爾吉亞出於對第一命題論證的不自信，故此一再退讓的後備命題而已，或者是高爾吉亞一再而再地為了從詭辯術中汲取樂趣之所為。下面轉入批駁。首先，某物之於我而被我認識了，被我捕獲了，那麼也就相當於該物把它告訴我了；一個東西既然第一次能被傳達，能被告訴了，那麼緊接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被傳達，被告訴當然也就成為可能了，因為緊接的“被告訴”的性質都是與第一次“被告訴”同一的。其次，某物既然能為我所認識，當然也意味著能為他人所認識，因為我與他人是同質同構的，即使我不能將我認識的東西告訴他人，那麼，我也可以透過語言喚醒他人已有的認識或引導他人去認識該物；而這與我的認識透過“告訴”使他人得知的效用是無差別的，因此相當於我的認識告訴了他人。最後，從某物上升到我的認識可能是梯級的，這似乎有些困難，但是，從一個人達到另一個人是水平的，這顯然比梯級的輕易多了；既然一個認識可以跨越梯級的困難，那麼它又如何跨越不了水平的簡易呢？透過批駁，我給出如下新命題：“第一，萬物存在；第二，人能部分地認識某物；第三，為人所認識的某物也能告訴別人。”可憐高爾吉亞智者久已仙逝，不然，今吾以“駁”交耳！高爾吉亞的論題使我想起戰國時期莊子與惠子的一段堪稱中國古代難得的真正純粹哲學意義上的對話：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條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透過剖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該對話已經隱含了高爾吉亞的後兩個命題，其中惠子就是扮演著高爾吉亞的角色。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此提問便是“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的具體代指；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即是“即便可以認識它（某物），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命題的轉換。莊子“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即已對以上兩則命題兼有批駁，讓我們細校之。先看莊子如何對“即便可以認識它（某物），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這個簡單命題的進行批駁的，莊子說，您哪，剛才說我不曉得魚兒的樂趣什麼什麼的，既然您連我腦袋裡的認識——“魚之樂”都知道了，難道還說認識是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嗎？緊接著莊子又對“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進行批駁，莊子說，您哪，剛才說我不曉得魚兒的樂趣什麼什麼的，既然您一口咬定我對“魚之樂”是不能知道的，那麼我這個“魚之樂”的認識又怎麼會產生的，這隻能說明我認識了它之後才讓我表達了出來，難道不是嗎？由此，莊子完成了對兩個命題的兼駁。當然，由於莊子說的實在太簡略了，許多補充的批駁語句都未能淋漓盡致地闡發，而且兼駁幾乎以“同體”的格式雜糅在一起，所以我們一般很難審察。這裡還需說明兩點，首先，剛才我對莊子如何批駁分成先後兩步，其實是為了讀者更容易理解的緣故，莊子的兼駁是一氣呵成又隱諱的，無分先後主次；其次，我對莊子所說話的通俗闡發是補充了莊子略去的話外之意作出的，是根據語義學合理推導的結果，並非信手拈來憑空捏造。另外，鄙人對高爾吉亞論題的批駁首先是源自鄙人自身的，至於對莊子與惠子的對話是鄙人在對高爾吉亞論題批駁的程序中無意融通的產物或發現，並非鄙人可恥，盜用莊子思想，是以明記。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居然發現，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智者竟然“異床”“同夢”，著實有些不可思議，然而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思想至高者同歸吧。
古希臘著名修辭學家、演說家和政治活動家，智者學派的重要代表高爾吉亞曾提出並論證了以下命題：“第一，無物存在；第二，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第三，即便可以認識它，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鄙人不予認同，現批駁如下：對第一個命題的批駁。假設真的“無物存在”，那麼，“存在”作為一個概念將無法確立，人類將根本不知道也不會有“存在”這個詞的東西。既然“存在”已經作為一個詞被表述被運用了，那麼，這個詞之下必然有某些具體實在的“存在”使人類得以引出“存在”這個詞。假設真的“無物存在”，那麼這個命題也將無法被任何人表達和論述。表達和論述是一種引出，既然“無物”可引，又何來命題呢？“無物存在”的命題相當於此地無銀三百兩，高爾吉亞越是論證他的“確真性”，它就越暴露存在的“存在性”，彷彿南轅北轍。對第二個命題的批駁。對於任何事物的認識，我們首先得到的是它（某物）的存在性，也就是說，某物的“存在”即是我們所認識的“它”，儘管我們幾乎不可能完全認識“它（某物）”。高爾吉亞一方面假定“如果有某物存在”，在這個假定裡，他已經承認了某物透過認識之後的一個存在性；另一方面，他在這個假定之下又自相矛盾地得出“人也無法認識它”。這難道不是自打嘴巴嗎？對第三個命題的批駁。本來我們只需對第一個命題作出批駁就可對緊接的兩個命題不予理會的，因為後兩個命題都是最終建立或承繼在第一個命題上的。後邊兩個命題無非是高爾吉亞出於對第一命題論證的不自信，故此一再退讓的後備命題而已，或者是高爾吉亞一再而再地為了從詭辯術中汲取樂趣之所為。下面轉入批駁。首先，某物之於我而被我認識了，被我捕獲了，那麼也就相當於該物把它告訴我了；一個東西既然第一次能被傳達，能被告訴了，那麼緊接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被傳達，被告訴當然也就成為可能了，因為緊接的“被告訴”的性質都是與第一次“被告訴”同一的。其次，某物既然能為我所認識，當然也意味著能為他人所認識，因為我與他人是同質同構的，即使我不能將我認識的東西告訴他人，那麼，我也可以透過語言喚醒他人已有的認識或引導他人去認識該物；而這與我的認識透過“告訴”使他人得知的效用是無差別的，因此相當於我的認識告訴了他人。最後，從某物上升到我的認識可能是梯級的，這似乎有些困難，但是，從一個人達到另一個人是水平的，這顯然比梯級的輕易多了；既然一個認識可以跨越梯級的困難，那麼它又如何跨越不了水平的簡易呢？透過批駁，我給出如下新命題：“第一，萬物存在；第二，人能部分地認識某物；第三，為人所認識的某物也能告訴別人。”可憐高爾吉亞智者久已仙逝，不然，今吾以“駁”交耳！高爾吉亞的論題使我想起戰國時期莊子與惠子的一段堪稱中國古代難得的真正純粹哲學意義上的對話：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莊子曰：條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透過剖析，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該對話已經隱含了高爾吉亞的後兩個命題，其中惠子就是扮演著高爾吉亞的角色。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此提問便是“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的具體代指；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即是“即便可以認識它（某物），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命題的轉換。莊子“子曰汝安知魚樂雲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即已對以上兩則命題兼有批駁，讓我們細校之。先看莊子如何對“即便可以認識它（某物），也無法把它告訴別人”這個簡單命題的進行批駁的，莊子說，您哪，剛才說我不曉得魚兒的樂趣什麼什麼的，既然您連我腦袋裡的認識——“魚之樂”都知道了，難道還說認識是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嗎？緊接著莊子又對“如果有某物存在，人也無法認識它”進行批駁，莊子說，您哪，剛才說我不曉得魚兒的樂趣什麼什麼的，既然您一口咬定我對“魚之樂”是不能知道的，那麼我這個“魚之樂”的認識又怎麼會產生的，這隻能說明我認識了它之後才讓我表達了出來，難道不是嗎？由此，莊子完成了對兩個命題的兼駁。當然，由於莊子說的實在太簡略了，許多補充的批駁語句都未能淋漓盡致地闡發，而且兼駁幾乎以“同體”的格式雜糅在一起，所以我們一般很難審察。這裡還需說明兩點，首先，剛才我對莊子如何批駁分成先後兩步，其實是為了讀者更容易理解的緣故，莊子的兼駁是一氣呵成又隱諱的，無分先後主次；其次，我對莊子所說話的通俗闡發是補充了莊子略去的話外之意作出的，是根據語義學合理推導的結果，並非信手拈來憑空捏造。另外，鄙人對高爾吉亞論題的批駁首先是源自鄙人自身的，至於對莊子與惠子的對話是鄙人在對高爾吉亞論題批駁的程序中無意融通的產物或發現，並非鄙人可恥，盜用莊子思想，是以明記。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居然發現，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智者竟然“異床”“同夢”，著實有些不可思議，然而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思想至高者同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