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是追求文章語言的整體性，講究長短句搭配，錯落有致，語言平淡，但絕不枯燥。

解鈴還須繫鈴人。我在汪曾祺的《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在耶魯和哈佛的演講》這篇文章中看過類似的話，這篇文章比《自報家門》中說的詳細一些，有助於理解，所以，摘錄一下：

國內有一位評論家評論我的作品，說汪曾祺的語言很怪，拆開來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話，放在一起，就有點味道。我想任何人的語言都是這樣，每句話都是警句，那是會叫人受不了的。語言不是一句一句寫出來，“加”在一起的。語言不能像蓋房子一樣，一塊磚一塊磚，壘起來。那樣就會成為“堆砌”。語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話，而在話與話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的字，說單看一個一個的字，並不怎麼好看，但是字的各部分，字與字之間“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華人寫字講究“行氣”。語言是處處相通，有內在的聯絡的。語言像樹，枝幹樹葉，汁液流轉，一枝動，百枝搖；它是“活”的。汪曾祺在本文後寫道：“一九入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追記於愛荷華”，此文刊載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六日的《文藝報》。

其實，看過此文，大致就能理解他說的意思了。

汪曾祺強調文章語言的整體性。一個句子單拿出來好，是說明不了什麼的，需要前後照應，錯落有致，搭配起來相得益彰。

現在的語文老師常教孩子們背誦好詞好句，以為用上好詞好句，作文就能得高分。其實，拿有什麼好詞，單拿出任何一個詞語，都是一樣的，只在於具體的運用，運用得好，方為妙。同理，句子也是一樣的，需要考慮到整個語境。

汪曾祺在《文學語言雜談》一文中言：“它不只是一個一個字擺在那兒，它有個內在的聯絡，內在的運動。除了講究間架結構之外，還講究‘建行’、講行氣、要‘謀篇’，整篇是一個什麼氣勢，這一點很重要。”

汪曾祺還說：“語言的奧秘，說穿了不過是長句子與短句子的搭配。一瀉千里，戛然而止，畫舫笙歌，駿馬收韁，可長則長，能短則短，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這段話，就已經說的很明晰了。

汪老不知道，八十年代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張志公先生已在《現代漢語》中把這個問題講透了，有興趣可去查閱。多說無用。